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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学术出版离我们有多远?

2022/7/15 10:30:00  阅读:280 发布者:

一百余年前, 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学成归国的新青年,高吟荷马诗句:“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他们借诗言志,抒发他们建设国家、舍我其谁的豪情,其志其情,至今令人难忘。新文化运动健将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就是其中的代表。他1917年学成回国,从上海登岸,在申城待了十余天,特别花了一整天时间调查了上海的出版界,发现简直没有几本书可以看的,无论是研究高等学问的书,还是旅途消遣的书。中文书出版状况如此,英文书出版更是如此。

一百多年前,站在学术文化思潮前沿的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何以如此关注当时的中国出版呢?

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一批竞相绽放的出版物,其最重要的意义是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与进步做了重要的思想铺垫,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的动员,由此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出版与新文化运动相伴而生,出版之于思想解放与文化学术建设的意义不言而喻。

新文化运动健将们倡导白话文,引进新式标点,推动分段标点本的白话小说出版,这些都对中国出版的现代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们也是当时中国出版的学术智囊与思想智库。他们不遗余力地为学术出版发展贡献自己的识见,从设备、待遇、政策、组织四层面,提出改进意见;又借力于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编译委员会,支持翻译出版世界学术名著,倡言出版人必须有“笔力”,懂“时事”,具“远识”,探索中国出版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中国是文明古国,是出版的故乡。肇始于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为人类文明之火播薪助燃,也造就中国千年不绝刻书业的繁荣,这是中国文化维系不坠的内生力量。和中国文明一样,中国的出版文化也曾经独步世界,引领风骚。欧洲人文主义的再生与理性主义的复苏,与伴随产业革命的技术进步相叠加,渐渐改写了世界出版业的格局,曾经领跑世界的中国出版优势不再,这既是晚近中华帝国科技文化落后的折射,也是传统出版业缺乏现代性的表征。因此,一百年前,在传统中国转向现代中国的进程中,无论是业界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还是学界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之,他们都意识到中国出版需要“再造文明”。但整个20世纪的前半叶,战乱频仍,社会缺少出版文化枝繁叶茂的土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进入新的时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回归常态,出版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荣景,科技、教育、文化的振兴,统一的文化市场,巨大的文化消费潜力,合力助推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但距离成为出版强国,依然还有一段旅程要走。

新千年以来,建设文化强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写进了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以世界出版之“强”观照中国出版之“大”,助力以出版建设文化强国是其时矣。本着循果以推因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组织了“海外学术出版史译丛”,希冀作为比照的“样本”,为中国出版做大做强,走向世界,提供有益参照。

海外学术出版史的书写形态,不外乎呈现“海外学术出版学科的历史”,“关注海外出版人物的历史”和“研究海外学术出版机构的历史”。由于出版学还不是一级学科,对于海外出版学科的体系性、学科的历史和阶段性特点,研究还很不充分,选择“海外出版学科的历史”,不免勉为其难;海外学术出版人物的历史,专注于出版人个体,虽可深入出版人内心的世界,有具体的历史情景,但放眼域外学术出版的大历史,又不免见木不见林;海外学术出版机构史,是人格化的学术出版人史,可以考察个性化的学术出版思想文化的源流与演变,为明海外学术出版之变,提供了自成体系的样本,颇具可借鉴性,可以批判地吸收。有鉴于此,我们选择一批历史悠久的海外学术出版机构,以了解海外出版人的出版理想、经营哲学、规制文化、品牌策略、国际化路径等等,为学术出版的比较研究提供史料,为学术出版实践探索提供镜鉴。例如,学术图书出版同行匿名评审制度,一直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尽管中国学术图书出版同行匿名评审也曾有迹可循,现代学术史上人尽皆知的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纳入清华丛书出版提交的审查报告,堪称显例,但这一传统没有很好的赓续承继,现今,学术出版借助学位论文机器查重者有之,有关学术出版物的贡献、创新、竞争性诸要素的第三方匿名意见多付之阙如,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出版规范建设亟须完善之处。“海外学术出版史译丛”在这方面或可提供具体而微的参照。

走向世界的中国学术出版,正越来越多地受到海外学术出版界的关注。中国出版在世界出版的视野中正越来越具有显示度。把中国学术、中国故事、中国价值、中国话语体系更多地通过出版走向海外,这是自今以后中国出版人的责任,而如何避免方法上、路径上少走弯路,就不能不关注海外学术出版的现在,了解海外学术出版的过去,从而汲取一切有益于强基中国学术文化出版事业的养料,为我所用。“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放眼世界出版,无论是像施普林格、博睿这样的国际学术出版集团,还是像耶鲁、剑桥这样的大学出版体,其学术出版史不仅属于他们自身,也是世界学术出版史的一部分,如果能对中国学术出版同行有所启迪,组织翻译出版本译丛的初衷也就达到了。

中国正由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待到中国真正成为学术出版强国之日,中国学术、中国话语游刃有余地在不同区域、不同国家向不同群体受众,以不同出版方式传播时,中国出版人也可以像一百余年前新文化运动的先辈一样,大声说一句:我们来了,且看分晓吧!

杨金荣

202112月于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

丛书名:海外学术出版史译丛

丛书主编:杨金荣、王立平

丛书简介:

中国是出版的故乡,从造纸术、印刷术发明以来,中国的刻书业维系着中国文明的传承不绝。但进入近代以来,随着欧洲科技的领先,中国出版业的优势不再。为助力中国出版做大做强,走向世界,我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海外学术出版史译丛”。本丛书选择了施普林格、博睿等国际学术出版集团以及耶鲁、剑桥等大学出版社,这些出版社的学术出版史不仅属于他们自身,也是世界学术出版史的一部分,相信本丛书的出版能够对中国学术出版同行有所启迪,帮助大家了解海外出版人的出版理想、经营哲学、规制文化、品牌策略、国际化路径等等,为学术出版的比较研究提供史料,为学术出版实践探索提供镜鉴。

《文字的世界:耶鲁出版史》

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 著,王立平

本书作者于耶鲁大学出版社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回溯了这一依托世界一流大学的出版社百年发展史,主要记录了百年来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创立、发展、挑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书中特别记述了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有重要影响的图书,重要的作者,以及出版社的编辑、经理、董事会成员等重要人物和与之相关的出版事件。本书共分为四个部分,书后还附有一个历年畅销书和获奖图书的目录,是一本严肃的出版史著作,对国内出版研究和出版学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剑桥出版史》

M.H.布莱克 著,洪云、王丰婷译

本书主要围绕英国剑桥大学的学术出版史展开。剑桥大学出版社是世界最古老的出版社之一,成立于1584年,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依托世界顶尖大学的学术资源,剑桥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领域颇受赞誉,所出版的学术专著大多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对学术发展与进步助力颇多。本卷主要截止到2000年,从可以了解借鉴剑桥学术出版的制度、文化、机制以及对中国学术出版制度建设的启发,可供研究文化史、出版史的学人、研究者参考。

(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江老师提供资料)

转自:初见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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