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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 | 童年是一个永远无法被遗忘的幽灵——读《遗忘的尽头:与社交媒体一同成长》一书

2023/6/9 14:34:28  阅读:104 发布者:

推荐理由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记忆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它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不断地走向外化——随着媒介形式和媒介生态的变化,个体的记忆图景也从具身的“生物记忆”和“内部记忆”泛化出新的形式:“数字记忆”。数字记忆基于二进制的数字技术形塑和记录着记忆的生产、存储、表征和分享,在对抗遗忘上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但同时我们也发现,永久记忆似乎并不是个绝对积极正面的现象。

《遗忘的尽头:与社交媒体一同成长》一书就聚焦于数字记忆,从儿童和青少年的角度切入,以媒介技术发展的时间线为轴,将记忆问题和社交媒体紧密链接,深入探讨了当人们年少时留下的影像持续向自己袭来所引发的种种社会后果,描绘了社交媒体时代中个体点点滴滴行为所构筑起的独特的数字记忆景观。本书将遗忘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放置于媒介技术的研究视域之中,既有社会学、心理学的理论观照,也有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经验观察,在研究视角上具有创新性。同时,在研究风格上,与传统的新闻传播学领域的质性或量化的研究风格不同,本书采用“心理学研究风格”审视社交媒体与记忆,将学理性的分析融合入故事的叙述之中,可读性非常强。而在研究内容上,与大部分学者关注媒介带来的记忆永久存在的现象不同,作者关注社交媒体带来的遗忘问题,并指出数字时代的真正危机与其说是童年纯真之消逝,倒不如说是童年成为了一个永远无法被遗忘的幽灵。总得来说,本书以特殊的视角、细腻的内容分析、流畅的文笔为我们描绘了数字时代的记忆图景。

作者简介

来源网络)

凯特·艾科恩,纽约新学院大学文化与传媒研究系副教授,长期致力于研究数字技术与平台对个人和社群的影响,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媒介与记忆、媒介与社会转型、青年媒介生产实践等,著有《遗忘的尽头:与社交媒体一同成长》《女性主义的档案转向:秩序中的愤怒》《内容》等。

内容简介

本书共分为五个章节,作者通过分析社交媒体上的数字记忆景观,讨论了媒介技术发展与童年记忆遗忘的关系,揭示了新的媒介环境下的人类记忆与遗忘问题。

导论章,作者从“从‘童年的消逝’到永久的童年”“被遗忘的童年和无尽的童年”“遗忘与被遗忘的价值”三个部分对媒介技术与儿童童年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引入核心问题“社交媒体时代我们应该遗忘童年记忆吗?又如何遗忘?”

第一章,作者以媒介技术发展的时间线为轴,串联起社交媒体出现之前与之后的童年记录。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作者详细介绍了摄影技术、录像技术对童年记录方式和形式的影响。基于发展史的梳理,作者指出上述媒介技术将童年记忆的决策权交给儿童而非成年人,使儿童自主记忆童年成为可能。

第二章,作者详细阐释了数据主体时代的遗忘与被遗忘行为。作者首先以一些遗忘修复的观点引入“数据主体”这一客观存在,即与某一特定主体有关的一组数据或自然人(比如由父母拍摄的儿童时期的照片,这个数据主体为儿童而非父母),紧接着讨论社交媒体时代数据主体所表现的无边界性以及数字时代所带来的现实与虚拟身份认同的一致性,最后作者提出需要重建社会心理合法延缓机制,突破互联网时代所存在的遗忘与被遗忘的障碍。

第三章,作者介绍了屏幕、屏蔽记忆以及童星三者的互动关系。作者首先从客观被动与主观自觉两个角度,以案例的方式呈现了婴儿和青少年社交媒体明星两类群体如何受到童年记忆的长期影响。其次作者单列网络欺凌行为的受害者所面临的遗忘困境,最后作者指出,在用屏蔽记忆换取屏幕的过程之中,我们的自我保护性冲动及行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第四章,作者从追踪装置的历史、标签的历史两个角度阐释了社交媒体网络时代的遗忘行为。作者首先指出在新的媒介环境之下,地理环境的移动也伴随着社交网络的移动,社会关系不会停留在原有的空间之中,我们被迫携带其进入新环境,似乎永远无法与“过去”切割。紧着作者从标签对象简史、照片标签的起源以及人脸识别技术的发展三个方面阐释了标签对象无法脱离标签的现实困境,最后作者指出了在该场景下的赢家和输家,即技术公司和以前凭借飞往另一个时空并重塑自己、获得最大意义的那些人(比如那群通过离开家乡而获得心理解脱、求得社会生存的人)。

第五章,作者提出了追求数字消失的潜在方案。一是构建数字空间、数字时间与社会心理的合法延缓期;二是正视并克服企业的持续性数据剥夺行为;三是将遗忘行为货币化,并用来生产数据,包括付费删除、通过数据交换删除等。最后作者指出数字节制行为虽然能够有效解决数字足迹与数字档案问题,但在数字时代下并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结论章,作者总结了遗忘、自由与数据三者之间的关系。技术和经济的变革带来一系列高风险的权衡交换,我们在获得权利的同时也丧失了一些能力。同时,作者希望我们认知到遗忘并不是一种完全消极的现象,它是自由的同义词。

本书目录

导论:在遗忘的尽头成长/001

第一章 社交媒体出现之前与之后的童年记录/024

第二章 数据主体时代的遗忘与被遗忘/048

第三章 屏幕、屏蔽记忆与童星/066

第四章 当标签对象离开家乡/089

第五章 追求数字消失/110

结论 遗忘、自由与数据/130

致谢/134

索引/135

译后记/154

阅读感悟

1.被遗忘权:如何平衡记忆与遗忘的关系?

每个人的血肉之躯都是一个天然的记忆媒介,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诸如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具有记忆可供性的外化记忆媒介逐渐出现,塑造了全新的记忆图景——数字记忆(E-memories)实现了对生物记忆(Biomemory)的无限延伸,人类社会“遗忘是常态,记忆是例外”的平衡被打破。

在互联网环境之下,我们能够自由地进行自我呈现和信息传播,我们的生活被永久记录,但这种权利的获得本身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们丧失对个体信息的自主掌控和决策权,我们的数字足迹以数据的形式被监控和凝视。为了对抗这种新的记忆模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被遗忘权”走入大众的视野。目前学界对被遗忘权的内涵尚未得到统一认知,对被遗权的态度也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被遗忘权的法定化过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去走,而首要的就是解决遗忘与记忆这对天然的矛盾体所蕴含的权利悖论。

一是公权与私权的悖论。公权和私权是一对相对概念,二者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被遗忘权既涉及公权,又涉及私权,是公权与私权的力量博弈。在私权上,被遗忘权是个体对其信息的删除或遗忘的权利,是个体隐私权、信息权的体现。在公权上,一方面,数据主体对该信息记忆行使被遗忘权则意味着其他主体丧失了对信息的知情权和处理权,一定程度上侵犯他人对该记忆的权利;另一方面,记忆权为人类社会构建信任的基础,个体信息的积累与叠加可为社会发展节约成本,是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途径。例如,用户在社交媒体上自我披露,有助于相关主体了解用户需求、针对性开展服务,节省信息流通成本。但公权与私权也相互依存,公权的存在以私权的保障为前提,私权的确立以公权为形式。被遗忘权是个人数据和公共数据保护的重要部分,如何平衡个人和公共利益是被遗忘权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是身份建构与身份解构的悖论。塑造和维持自己的身份是个体自我呈现的必然行为,但在某种特定的场景之下,身份解构亦是个体需求。在身份建构上,遗忘被认为是构建新的记忆的一部分,新记忆的建构常常伴随着一些默许的沉默,允许遗忘的记忆为现在的身份提供生存空间,也是在一个新的环境中创造一个新身份的积极过程的一部分。[1]在身份解构上,自我披露是个体维持身份和发展人际关系的一种有效方式,但随着分享量的增加,这些信息可能会按照非预期的方向发展,给身份维持、社交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亟需进行一些隐藏和删除行为。

三是工具价值和技术异化的悖论。技术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社会的重要工具,在遗忘与记忆的信息处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技术在其中既有主动积极的一面,亦有被动消极的一面,故而技术悖论客观存在。在工具价值上,云存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个体的数字足迹进行捕捉、记录和归档,将记忆以数据的形式固化为长久保存的信息,能够帮助个体获得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表彰个体存在的意义。在技术异化上,一方面,数字时代的记忆存储、记录与交换大都依托于技术,而删除信息或记忆的权利在信息公司的手中,个体无法确认信息是否被最终删除,这将形成技术公司或者数字技术“主宰”记忆的局面;另一方面,技术在记忆的编码、储存和提取上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但其在准确度、完整性和连续性还存在一定问题,无法得到精准确认,这种技术误差可能会导致大量相关记忆或信息被错误归档或剔出,威胁记忆权的有效实现。

因此,记忆与遗忘相互交织、相互对抗,连接成为独特的记忆场景。面对被遗忘权所涉及的记忆与遗忘的权利悖论,学界从遵循数字正义要求、重视记忆和数据伦理、重新评估数据价值、合理运用技术工具等方面提出应对策略。总的来说,被遗忘权是数字法治生态的一方面,仍需要我们持续不断地探索。

2.解构与建构:传播媒介与社会记忆

记忆是人类个体获得、保留和使用信息的生物装置,是一种生物本能与生物过程。社会记忆则以传播媒介为基础,媒介是一种承载与传递社会记忆的中介。媒介一方面作为介质承载记忆,另一方面则通过一系列的采集、编辑、传播等步骤构建人类记忆的平台,塑造记忆的整体形态,拓展记忆的外延。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形式,既发挥主流记忆的引导作用,又给予非主流记忆发声的机会,在社会记忆的建构与解构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与功能。

在社会记忆建构上,社交媒体主要通过强大的技术手段和舆论引导能力参与到社会记忆的建构之中。首先,在技术手段上,社交媒体消解了传统媒体的有形边界,重塑了社会信息流通方式,打破了从前自上而下的信息流通模式。记忆接受者与记忆制造者、记忆传播者的身份界限日益模糊,个体以一种立体多维的方式到参与到社会记忆的书写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作为接受者容纳他人或媒介传达的记忆,也可以通过文字、

、音频或视频等形式发布个体记忆,在记忆的转发、评论等流通手段中,个体记忆也融合至社会记忆之中。

其次,在舆论引导能力上,社交媒体具有一定的舆论引导能力,一方面通过对媒体议程进行设置、突出重点,引导公众的关注点和讨论点,实现对社会记忆的建构;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上的意见领袖对用户的行为习惯、价值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当意见领袖在社交网络上传达某种观念时,也会得到更多受众群体的认同,发挥记忆的濡化作用。总得来说,社交媒体通过议程设置、信息流通、舆论领袖的作用形成信息中介、引导社会舆论,参与社会记忆的建构,指引着记忆书写的方向。

在社会记忆解构上,社交媒体在社会记忆茧化、破坏记忆完整性、加剧社会失忆等方面使社会记忆面临解构风险。首先,社交媒体带来信息茧房的困境,也随之使个人记忆和社会记忆被桎梏。于个体而言,我们将自己禁锢在一个相对封闭化的社群空间之内,也意味着同时将个体所建构的记忆以及群体记忆禁锢于此,不利于社会记忆的建构,也亦导致群体极化。

其次,社交媒体依托云储存技术开展智能化、自动化的存储管理,但这种存储管理也存在被毁灭的风险,比如2018821日,网易博客发出关停、迁移的公告,由于技术的原因我们的记忆仅能依托平台而存在,平台的崩溃也意味着完整的社会记忆将被割裂成碎片。

最后,一方面,社交媒体上冗杂着大量的碎片化信息,用户对其的处理也仅仅停留在“看到”的阶段,缺少更深层次的理解与应用加工,干扰到有深度的信息转化为社会记忆的过程。另一方面,用户在自我披露或提供信息的过程之中,并不在意自己提供的信息将有多少可以向社会记忆的层面转变,而在意该信息是否能够吸引流量、抓住公众眼球,消解了社会记忆建构所需的责任感、道德感。

媒介技术的发展为人类捕捉、存储、复制、提取记忆信息带来了全新的机遇,社会转变为一个记忆性的时空网络,“完整记忆”的时代变得可及。但我们同时也需关注到在技术发展背后所隐匿的危机,让遗忘在社交媒体中回归常态,或许是我们解决其危机的一个方案。

参考文献:

[1]石义彬,周夏萍.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之争:记忆与遗忘的思想困局[J].编辑之友,2022(12):88-99.

书籍出版信息

书名:《遗忘的尽头:与社交媒体一同成长》

ISBN9787569056709

作者:[]凯特·艾科恩

译者:骆世查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版次:20231月第一版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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