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社会调查”序
社会变迁与社会调查
社会调查可以被定义为，针对选定的社会议题，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技术，收集相应的社会过程与社会事件的数据与资料，以备随后更进一步的整理分析，为社会理论的建构与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经验材料支撑的学术活动。
社会调查之于中国社会学，从来都不是简简单单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从一开始，社会调查就是一种社会思想，是近代中国风起云涌的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根本性与基础性的理解社会的哲学视角与价值观念。社会调查由此出发，成为研究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切入点，也成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壮大的知识积累的重要内容。
今天的中国仍然处于快速的社会变迁进程之中，同时又处于百年未有之国际社会大变局之中。随着数字社会的来临，人们的职业工作与日常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怎样去准确了解社会实情，怎样去理解社会变迁的进程，以及怎样去探索社会变迁的趋势等，都是具体而迫切的任务。社会调查提供了回答这些问题的观念基础、方法过程与技术工具。毫无疑问，在这样的历史关口，社会调查仍然应当是理解社会的重要途径。
一 近代社会思想转变与社会调查
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国族救亡”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真正的改革图强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变革，是每一个人思想观念的改造，是群体道德与文化的改造，需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国民教育与社会改造的基础，就在于通过社会调查了解社会实情，厘清社会问题。同一时期，一些外来的接受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社会改良者，为达社会服务之目的，需要了解平民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状态。
传统中国社会的肌理，沉浸在由相对静止的时间与浓缩孤立的空间所构建的乡土社会之中；在密集充盈的社会交往之中，产生了稠密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差序格局的伦理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与社会运行的过程，都是在这些社会关系与伦理规范的限制和指导之下完成。在这些社会关系与伦理规范之外的，则往往被定义为失范与礼崩，需要规训与纠正。因此，传统社会的运行并不需要精确了解社会实情，社会治理的过程更多是对经典文本的精细解读与贯通教化（例如，《三字经》《论语》以及诗书礼乐等文化典籍的批注与传授）；再辅以各种遵从或是违反伦理规范的个案列举（例如，“忠臣孝子”以及与之相对的“叛臣逆子”的人物评传），用来指导与警醒人们的实际社会行为。
所以，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的过程缺乏社会实情等基础信息。近代中国社会调查旨在记录描述平民百姓的生活过程，是一种认识社会、理解社会的基本思想观念的转变，从精英文化转向平民视角，从宏大叙述转向日常生活。这样的思想转变开启了中国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的现代理性之路，也底定了社会调查在社会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
二 社会变迁中的社会调查
早期的社会调查，大都是收集数字化测量社会事实的资料，旨在发现特定社会议题在更大范围的具体状况。这些社会调查使用了一些新近的数据收集方法与工具，也运用了统计汇总分析的过程与技术。步济时（John S.Burgess）在1914年，组织北平的青年学生，开展了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的社会调查——北平人力车夫调查，旨在了解车夫的日常疾苦，提供社会帮助，改善车夫的生活状况。陶孟和在后期加入其中，承担了数据分析与调查报告的撰写等工作。
社区研究是稍晚于此开始的另一派社会调查的传统。研究者将研究收拢在一个有限区域内的社区，但是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聚焦更具体更细致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过程，挖掘更详细更全面的全社区范围的资料，旨在揭示社区内人们行为的起源与动机，解释发生在社区内的社会过程与社会事件。从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极力倡导开始，社区研究在抗战前取得了一系列非凡成就；在战时的昆明，“魁阁工作站”又承继了社区研究的传统，同样得到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果。
学科重建中的中国社会学，直接面对社会转型翻天覆地的变化，记录与解释社会变迁的进程成为最重要的任务与内容。学科重建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收集数据的社会调查，是1979年开启的“北京与四川两地青年生育意愿调查”，记录了社会转型带来的人们社会生活与社会心态的变化。作为学科重建的领导者，费孝通从一开始就大力推动大规模收集数据的社会调查。他特意吩咐身为自动化与计算机专家的弟弟费奇，参与社会调查的计算机统计分析工作。
传承社区研究的实地社会调查持续其重要角色。费先生持续关注农村基层的社会经济变迁，将研究的重心转到了“小城镇研究”，探讨在地工业化的发展前景。这一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契合当时的战略步骤，带动了不同地点的实地社会调查，将“社区变迁”拓展成“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到现在，社会调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众多学术机构设立了专门的常设社会调查机构，定期实施综合性与专题性的社会调查；社会调查人才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新换代；也学习积累了社会调查的方法技术与设施工具。而众多国内社会调查机构定期开展大型调查，“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等已经成为引领性社会调查项目，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性支持。
作为近代社会思潮的重要内容，社会调查的确立与接受，成为了推动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这不仅仅表现在社会调查转变了理解社会的哲学思想原则，并进而催生了社会学学科的起源；还在于社会调查形成的研究成果，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舆论与政策咨询的影响力；同时也在于社会调查的实施引进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技术，培训了社会学学科人才，获得了学科的话语权与学术地位。首先，社会调查呈现了详细明确的社会实情的数据与资料，也成就了众多经典的社会调查范例。其次，社会调查为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争取了学术话语，拓展了学科生态的发展环境。再次，社会调查创立了另一条知识生产的范式，将社会形态作为实然事实加以分析研究。接下来，社会调查的实施与推广，介绍引入了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现代方法与技术。最后，社会调查是学科本土化的重要支撑点，是产生扎根中国本土的社会学概念与理论框架的必经之路。
三 数字社会中的社会调查
进入21世纪，数字技术正在改变社会连接方式、社会生产与生活的组织方式，从而跟本地改变社会样态。如果说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孕育了社会学并推动了其发展；那么如今数字社会的到来，同样也将带来社会思潮的涌现与社会理论的繁荣。与两百年前的先贤们所面对的社会巨变极为类似，只是当前我们面对着更为精深的技术、更为快速的步调、更为彻底的与过去的决裂，以及更难把握的未来。
毫无疑问，社会调查能够描述记录这些社会巨变，积累准备数据资料素材，发现定义社会问题，寻求社会变迁的解释框架。更为具体的，在数字社会逐渐成形的过程中，社会调查至少可以从以下这些方面，着手来记录数字时代新的社会变迁趋势。
★ 在社会互动与社会交往中，数字技术的应用带来的方式与流程的改变
★ 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数字技术的使用，并由此带来的社会分化过程
★ 生产过程中，特定的生产过程的改变
★ 数据的生产过程与使用，以及产权与收益的社会性后果
★ 劳动过程中，新的职业群体的产生与群体特征与属性
★ 社会生活中，新的社会群体产生的过程与群体凝聚力的维系机制
★ 数字技术推进过程中，被忽略与受到损害的社会群体特征与属性，以及潜在的社会后果与应对的社会政策
★ 沿着数字技术逻辑产生的新旧群体之间的差异，以及潜在的社会后果与社会分化过程
★ 在城乡社区生活中，数字技术带来的城乡生活方式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改变
★ 数字技术逻辑带来的社会秩序与伦理规范的震荡与重新整合
★ 在虚拟社会中，数字社会群体的形成过程、特征属性与认同机制
★ 虚实社会之间群体身份的对应嫁接与交叉错位
★ 数字社会群体的内外冲突与空间争夺
★ 虚拟社会中，社会秩序的成形与演化进程
★ 对于以上社会事实的概念提炼与理论概括的尝试性工作
★ 其他时代变迁之下相关与拓展的社会现象的描述与挖掘等
所有的这些调查结果，都可以与以往的社会调查结果相比较，以此来凸显数字时代社会变迁的独特过程与特征。
随着数字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方式的变化，社会调查的方法也发生巨大的变化。数据（包括数字化的文本文字资料）是数字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也是数字社会研究中的最重要素材。数据可以从社会经济过程中自动产生，也可以做有针对性的同步收集。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通过数字化的改造，也正在被更为广泛地使用。线上调查（online survey）将传统的统计调查搬到网络上，网络民族志（cyberethnography）将观察对象拓展到线上社区，挣脱了传统民族志在当地地理范围的局限。
当然，现在应用于数字时代的社会调查方法与技术，还处于探索与不断改进的过程中。调查样本的代表性、调查内容的取舍选择、调查资料的效度与信度、调查过程的质量控制、调查的伦理规范及其他各个方面，在现阶段都存在着一些难以绕开与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实际的调查中，为了弥补这样的不足，研究者们更多地采用多种研究方法融合使用的方式。令人感到乐观的是，社会调查方法改变的进程朝着更为完善成熟的目标飞速迈进。
四 从社会调查到社会理论
社会调查在准确记录与展示社会变迁历程的同时，应当成为建构理论的起点。所有的社会调查都不应当仅仅是调查结果的呈现，更不应当是大篇幅数据表格的罗列。沈原老师经常用浅白的语言概括，社会学的研究就是要“讲个故事，说个道理”。在我看来，“讲个故事”是指，运用社会过程本身的发展逻辑脉络，通过构思和组织，将调查资料呈现出来；“说个道理”是指，以这些资料呈现为基础，抽象提炼出更具普适性的通用概念与中观理论。诚如斯言，社会调查一定是材料与理论缺一不可。没有经验资料与个人体验支撑的理论，宛然犹如深秋的浮萍，干瘪无根基；没有概念提炼与理论归纳升华的资料，最多只是仲夏的繁花，鲜活无长日。
从社会调查材料到建构理论特别重要。第一，这是社会学学科本土化的要求。社会调查收集资料，只有归纳抽象到社会理论，才能构成对中国社会的系统理解与阐释，才能成为学科本土化知识的一部分。第二，这是抓住学科发展历史性机遇的要求。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高度重合，产生丰富的数据与案例，成为学科研究的重要资源。第三，这是参与理论对话并对社会变迁一般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的要求。社会调查的资料丰富多彩，只有上升到理论才能够相互对照交流，才能够对社会变迁的一般理论做出修正与补充。第四，这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要求。只有从中国社会实践中的基础资料出发，提炼出通则性的概念与理论，才能够在对话中真正获得话语权，才能够建立起立足中国社会实践的自主知识体系。第五，这是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阐释组成部分的要求。社会调查记录的社会变迁过程，正是对经济高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的伟大成就的展现。只有上升到理论高度，才能够从学理的角度更好地阐释中国现代化。
在工业化生产时代，中国更多的是学习与追赶。用社会调查记录社会变迁的进程，也是一个学习、借鉴并本土化的过程。如今在数字技术发展与应用的诸多方面，中国走在世界前列，成为引领者，中国社会学也已积累了人才与本土研究的经验与经历。因此，中国社会学应当从“借鉴者”“学习者”，变成主动的“创造者”“引领者”。
五 延续社会调查的学术传统
回顾中国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的历史，一百多年前的先贤们的困惑是，当时的中国为什么落后？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长期迅猛增长，同时社会能够长期保持稳定？这既需要了解当前的社会转型过程，也需要理解近两百年间的社会历史变迁。只有这样，才能够承接百年来的社会调查历史，才能够完整记录社会变迁历程，才能够充分认识百年来的伟大历史成就。
一直以来，清华社会学有着光辉灿烂的社会调查传统。早在1914年，狄特莫（C.G.Dittmer）组织学生调查了清华校园周围的近200户居民的家计生活。1926年创系之后，陈达先生将社会调查作为立系之根本，及至费孝通先生一代，为中国社会学贡献众多经典社会调查范例，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社会学学人。2000年清华社会学系复建之后，李强老师与沈原老师身体力行，“新清河试验”与“中国卡车司机调查”也注定将成为21世纪的经典社会调查。
如今，数字社会带来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作为社会研究的基础性过程，社会调查收集资料的对象已经完全不同，记录的方式方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记录社会变迁的宗旨没有改变。
在当前，社会调查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冷静面对当前的中国社会变迁过程，敏锐捕捉并设定此一转型过程中的真实社会议题，积极实施深入实践的社会调查，精准提炼合乎实际的抽象观念，谨慎尝试初步的理论概括，大胆参与国际前沿理论对话，努力构建本土化的社会学学科知识体系。
“清华社会调查”系列，正是要延续百年来清华社会学的社会调查传统，记录社会变迁历程，“面对中国社会真问题，关注转型期实践逻辑，推动本土化理论研究”。
王天夫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节选自《中国医师：群体特征与工作状况》序言）
中国医师：群体特征与工作状况
闫泽华 吴英发 王天夫 等著
ISBN：978-7-5228-0741-6
2023年4月出版
转自：“社会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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