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融合的演进与驱动力

作者简介

宋德勇，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张麒，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

原文刊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年第8期

研究背景

新时代以来，我国面临着“两大转变”，一是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二是从环境问题日益显现向绿水青山转变；要推进“两大实践”，一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统筹“两大转变”和“两大实践”，需要结合新的发展形势和时代背景，更科学地审视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两者的关系。

在政策实践层面，环境保护正逐步上升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并重的地位，从中央到地方都积极探索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融合的方向和路径。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总布局从“四位一体”发展为“五位一体”，使得生态环境保护上升到国家战略意志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话中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并于2019年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提出，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普遍形态。此外，山东、黄河流域、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中，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也正逐步走向融合。

究竟什么是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融合？如何科学地评估一个区域的融合程度？目前尚缺乏研究。鉴于此，本文以城市，这一人类最为重要的集聚与经济单元为基本分析对象，从融合基础、融合深度和融合绩效三个维度，来构造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融合（以下简称“融合”）的评价体系，并全面分析2006~2018年即新时代前后中国286个不同类型城市的融合水平以及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资源型城市这一特殊群组的融合水平的空间差异和提升路径，以及城市群一体化下区域融合水平的提升路径。

本文有两个突出的特色。一是，以“融合”为研究重点。将“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融合”诠释为，环境要素与经济要素合并为一个新要素，并最终成为一个高水平统一体的过程，包含前期的融合基础、中期的融合深度、后期的融合绩效三个维度。二是，以不同类型城市和19大城市群为空间研究尺度，不同于原有国别、省级、特定区域的研究。

主要发现

第一，全国城市的整体融合水平持续改善，其中技术进步是核心动力，发展方式转变是重要路径，环境治理强度是关键支撑。

第二，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和其他城市融合的演进及驱动力差异显著。就一线城市而言，其融合水平高于新一线城市和其他城市，且基本上保持着“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位次；就新一线城市而言，西部和中部新一线城市的提升尤为迅猛，东部稳中有降，而东北则快速跌落；就其他城市而言，其融合发展水平要低于一线、新一线城市，且在空间格局上优势地位逐步由西部城市东部城市转移。

第三，从资源型城市看，以生态环境治理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并举来提升融合水平，是破除“资源诅咒”现象的重要路径。

第四，从城市群来看，以“增长极”为引领的城市群一体化是实现区域融合整体水平提升的重要路径，但也面临发展不协调等问题。

政策启示

第一，要动态地推动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全过程、全方位的融合。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两者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融合中相互促进，在促进中相互融合，要从融合基础、融合深度、融合绩效三个方面发力。在地方发展规划、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编制中，更多地纳入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融合的理念。

第二，依据不同城市类型精准施策，分门别类地制定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融合的施政策略和提升路径。针对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和其他城市分别在融合基础、深度、绩效上的优劣势，一城一策，制定具体的长短板清单和提升路径。

第三，以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融合，重点破除资源型城市的“资源诅咒”风险，特别是“衰退型”资源城市的发展难题。可以在解决生态破坏、污染排放等历史旧账的同时，因地制宜发展低污染的旅游和现代特色服务业，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生态环境适宜性，例如黄石国家矿山公园、攀枝花康养产业示范区等。

第四，以城市群一体化为依托，激发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融合水平的引领提升作用。依托京津冀协同、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一批重大国家区域战略，构建城市群空间网格管理模式，以信息一体化激发区域中心城市在数据要素、技术要素、人才要素、资本要素等方面跨区域配置优势，带动城市群整体融合水平提升。

第五，加快建立跨城市、跨城市群的融合发展协作机制，促进大中小城市的融合水平协同提升。积极学习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等先行地区的建设经验，根据城市群的融合发展阶段，加快构建跨越行政边界的示范区和组织机构，通过先行先试、积极示范的途径，探索特色鲜明、切实有效的城市群跨区域融合发展模式。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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