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
作 者
葛彬超，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郭怡菲，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智能媒体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运行机制，是指中国国家形象在生产、对外传播及接受过程中，其构成要素和动态过程在智能媒体信息传受逻辑影响下相互作用的机理。构成要素包括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内容、传播样态等。动态过程由中国实践的沉浸式体验过程、中国理论的精准化滴灌过程、中国精神的交互式传播过程构成。智能媒体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运行机制整体性功能的发挥，要求其构成要素和动态过程的互联互动和立体整合。应从“展形象”的对外传播目标出发，适度调整、融合各要素、各过程的影响程式，构建“自塑”与“他塑”形象相兼顾的传播内容生产机制、传播与接受过程相对接的传播策略优化机制、技术与价值相协调的传播载体升级机制，为增强智媒时代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力提供有效支撑。
【关键字】智能媒体；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运行机制
中国国家形象是用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是对中国实践、中国理论、中国精神的高度浓缩和符号化表达，是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斗争的重要方式，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其对外传播影响着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感知、评价与情感，也影响着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外部环境。进入后疫情时代，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快速调整，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东升西降”态势渐显。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国际舆论场对中国的“形象攻势”火力渐猛。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部分西方媒体更是“以疫情之名继续炒作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和人权议题”，“刻画中国人民‘受害者’的形象”[1]，恶意割裂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与中国抗击疫情重大胜利的关系。针对这一情况，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2]。自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将“展形象”[3]列为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历史使命以来，围绕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传播、优化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越来越多。然而立足智媒时代，研究如何应用智能媒体沉浸式、精准式、交互式传播创新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运行机制，向世界展现中国“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形象[4]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因此，深入探讨智能媒体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运行机制，对于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提升其吸引力、辐射力、影响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智能媒体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
对外传播的运行机制
智能媒体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运行机制指中国国家形象生成与对外传播过程中，各构成要素和动态过程在智能媒体信息传受逻辑影响下相互作用、相互整合，最终形成特定运行方式，发挥整体性功能的机理。
智能媒体是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传感器、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集群提供的算据、算力和算法为支撑，重构传播行为，优化传播方式，促进信息与受众沉浸式、精准式、交互式连通的新兴媒体形式。从全球范围看，目前媒体智能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全球各大主流媒体平台都在积极内嵌智能基因，推进传统媒体向智能化转型，可以说，智能媒体正在深层次上形塑着世界各国人民的信息传播、价值传递、行为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智能媒体成为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关键载体。
首先，智能媒体是中国国家形象连接国外受众和介入国际社会的端口，具有连接功能。“万物皆媒”作为智能媒体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正在成为我们未来生活世界的重要图景。在5G、人工智能及传感器技术支持下，一切物体都有可能具备信息接受、传输、存储功能，实现人、物、信息之间的高度融合。对于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来说，这一“物物通信、感知世界”的传播生态将释放出难以估量的传播能量，冲破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传统时空阈限和思维禁锢，提升中国国家形象与国外受众连接的广度和深度，实现中国国家形象全时空、立体化的对外传播。
其次，智能媒体是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多样态表达与呈现的载体，具有诠释功能。如果说智能媒体的连接功能拉近了中国国家形象与国外受众的物理时空距离，那么诠释功能则通过对中国国家形象精准且具象化的展演拉近了其与国外受众的心理距离。具体而言，智能媒体在精准捕捉、描摹、求解、预测不同国外受众的差异化政治信仰、文化特质、民族性格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基础上，深度了解并进入国外受众的日常生活，关照不同受众在特定时空场域下的精神需求，寻求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与国外受众接受的契合点，以此锚定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价值落点、文化落点及场景落点，从而使中国国家形象生动化具象化为与国外受众日常经验、现代性体验、国际化审美和世界化愿景相契合的形象符号，并借助智能媒体先进的媒介技术和前沿的艺术创作范式呈现出来，以有形塑无形、有限言无限的象征方式推动中国国家形象对外广泛传播。
再次，智能媒体是引领推动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创新发展的内生变量和关键要素，具有建构功能。在智能媒体强大的算据、算力和算法支持下，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能够及时有效地打通国内外各部门、各平台之间的信息联系，在协同联动中实现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监测—评估—反馈—调整”“再监测—再评估—再反馈—再调整”的动态循环，不断研判和校准国外受众的价值偏好、情感偏好和信息需求偏好，并据此精准凝练传播内容、方法和策略，不断优化传播机制，为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科学化、精准化发展提供有效参考。
二、智能媒体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
对外传播机制的构成要素
智能媒体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运行机制的构成要素包括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内容、传播样态等，各个要素各司其职、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智能媒体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机制良性运行的基石。
（一）智能媒体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主体
智能媒体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主体可分为两类，首先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包括党员干部、理论研究者、宣传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以及新闻工作者等在内的核心传播主体，他们构成了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中坚力量。由于中国国家形象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并且其在智媒场域的对外传播具有一定的技术门槛，这就对上述传播主体提出了较高的政治立场、理论修养和媒介素养的要求：其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守党和人民立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5]，这是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核心主体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站稳政治立场的基本要求。其二是较高的政治、政策和理论的素养和水平。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核心主体要履职尽责服务好对外传播大局，就必须不断提高理论和政策水平，做到“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6]，如此才能有的放矢地创造出内蕴国家意志和主张、彰显中国思想和精神力量的优质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素材。其三是提升业务能力，努力成为智媒型、专家型人才。面对智能媒体这一全新的传播载体，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核心主体“要加快知识更新、加强实践锻炼，使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跟上时代节拍”[7]。具体而言就是以智能媒体的作业模式为基本出发点，培养数据思维、算法思维和智能思维的思维模式和思维能力，提升以智能媒体为辅助手段进行中国国家形象创造性生产和传播的能力。
其次是智能媒体赋权下的以千姿百态的感性或理性形式塑造和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的时代新人。这些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熏陶滋养下，养成了自己的坚定的浓郁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担当，加之他们善于并乐于在国内外智媒场域中运用图文流、视频流等手段和内容表达自我，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新生主体。在智媒时代，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核心主体要积极鼓励并科学引导时代新人积极参与到中国国家形象的对外阐释和传播中来，向全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人民爱党爱国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风貌和蓬勃向上的生活状态。他们对中国国家形象富有激情、充满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原生态表达，为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注入了不竭的澎湃的动力，从另一个侧面增强了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感召力、说服力和吸引力。
（二）智能媒体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客体
传播客体是指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作用对象，即国外受众。在智媒场域中，国外受众获得的信息流是综合算法推荐技术内嵌的价值偏向及受众价值偏好、信息需求呈现并排序的结果，其中，最符合以上条件的信息被置于信息流顶端，最易于被受众发现、接受并认可。部分西方国家抓住智能媒体发展的契机，以资本的强大力量影响和操控智能媒体，引导智能媒体核心技术的科研选向、要素配置、服务对象、价值定位，从而获取了在智媒场域中言说中国国家形象的话语权和制高点，他们在智媒场域中适应部分受众的偏好频繁地推送各种唱衰、抹黑中国国家形象的信息，并使之长期置于信息流顶端，以此压制中国正面形象的传播。智媒场域中西方国家操控下的中国负面形象的频繁推送，对于智媒场域受众即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客体的信息选择、思想认知和价值观念塑造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有的时候甚至使其陷入中国负面形象的“信息茧房”中而不自知。这些都严重窒碍了传播客体对中国正面国家形象的接收，严重影响了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效果。因此，重注从客体维度提高中国正面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吸引力、覆盖率、到达率是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效能的必然要求。
（三）智能媒体背景下中国对外传播的内容
中国国家形象是一个多层次、立体化和丰富性的符号表意系统，其丰富的内容要素可概括为中国实践、中国理论、中国精神三类，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传递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核心价值理念即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作为中国国家形象传递的“元语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决定着中国国家形象的内核和框架，决定着其对外传播的立场和方向。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在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得到具象化的展示，这将给认识和解决21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的贫富分化问题、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等提供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当今时代呼唤马克思主义的在场，“马克思思想的担当意识及其以各种方式形成的历史状态使我们不可能在没有马克思的情况下走向未来”[8]。但在国际思想舆论场域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否认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剖析和辩证超越，人为地设置各种话语陷阱来围剿、打压马克思主义，炮制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意识形态宣传话语，给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和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严峻挑战。因此，充分利用智能媒体增强以马克思主义为“元语言”的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力和引领力就显得格外紧迫和重要。
（四）智能媒体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样态
智能媒体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样态是指中国国家形象的呈现和表达方式。中国国家形象的内容与样态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内容解决的是中国国家形象的价值取向问题，而呈现样态则关涉具体操作层面的中国国家形象连接中外、沟通世界的对外传播的效果问题。如果没有具有感召力、亲和力、吸引力的呈现和表达形式，那么内蕴深刻丰富饱满的中国国家形象内容就难以得到充分的呈现，而智能媒体正是推动有效连接国外受众，推动中国国家形象立体化、智能化、具象化呈现的有力技术支撑。利用智能媒体，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可以突破传统图文表达的局限，融通短视频、Vlog、直播、H5、AR/VR等方式，实现体验式、浸润式、互动式的传播样态创新，如新华社的“新华15秒短视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央视频”“康辉vlog”等。这些全新的传播样态通过具体、直观和可感知、可识别的媒介景观全方位生动展现中国的价值观念、政治理念和人文风貌，以其特有的传导性、感染性和连通性克服语言障碍、消除文化隔阂，提升中国话语说服力、中国文化感召力、国际传播影响力。
三、智能媒体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
对外传播机制的动态过程
智能媒体构成了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最新技术支持，沉浸式、精准式、交互式信息传播方式推动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向中国实践的沉浸体验、中国理论的精准滴灌、中国精神的交互传播的运行模式转换，这对于提升国外受众对中国国家形象及其内蕴价值观念的认可度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实践的沉浸式体验过程
中国实践的沉浸式体验过程是智能媒体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运行的重要基础阶段。中国实践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创造性实践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中国实践创造性地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在世界发展史上，中国实践则为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穷落后状态、逐步实现现代化的世界性难题提供了积极参照。而新时代中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成果，更是“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充分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自觉担当”[9]。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及其伟大成就，对中国的历史命运、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对人类的历史命运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充分根据和现实支撑。
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虽成绩斐然、举世瞩目且影响深远，“但不同文化身份、政治背景的受众在感知中国时的‘误读’确是长期存在的”[10]，特别是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有学者调研国外受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时发现，“约七成的研究对象认为中国环境与卫生质量较低，认为中国公民整体素质较高的研究对象则较2019年减少了8.46%”[11]。中国实际取得的成就与国际社会认知的“落差”要求我们在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中摆事实、展真相，以事实的真实呈现打动人、感染人、说服人，起到增信释疑、凝聚人心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充分利用智能媒体的沉浸式传播技术，立体真实地对外展现中国的现状，从根本上扭转国外受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误读误认。具体来说，智能媒体能够通过5G、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全景直播、传感器等智能技术叠加的优势，盘活、联通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中国故事，让国外受众通过简单的界面交互或穿戴VR手套、VR眼镜、传感器等智能设备“亲临”中国现实场景，“以身为媒”与具有代表性的能产生强烈沉浸感的中国微观实践场景相连接，如时下备受国外瞩目的疫情防控与疫苗接种现场、脱贫攻坚现场、各级政府服务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现场等，通过这种沉浸式体验，让国外受众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生态环境、社会民生，了解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
技术现象学认为，身体感官体验“向我们提供进入世界和物体的方式，向我们提供‘实际认识’，这种认识必须当作是始源的，大概也是第一位的”[12]。在智媒场域中对中国现实的沉浸体验，聚焦身体在受众接收信息和形成观念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将传统媒介中分裂的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嗅觉等感官体验有机整合起来，使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由面向国外受众大脑的单向度灌输转变为面向其身体官能系统的立体式浸润，营造“虚实同一”的在场感。由此，国外受众在具体感性场景的沉浸中对中国形成跨越时空和文化的“通感”认知机制，唤醒人类特有的“共情效应”，获得相似的心理感受与共鸣，达致对中国现实及其背后彰显的制度优势、理论优势、组织优势、文化优势的认可。这种现实与虚拟联通互嵌的沉浸传播形态始于国外受众的“全觉沉浸”，继而延伸到国外受众的感觉和情感唤醒，最后激发国外受众对中国实践的认可和接纳，为中国理论的精准化滴灌和中国精神的交互式传播打下基础。
（二）中国理论的精准化滴灌过程
对中国实践的沉浸式体验为中国理论展示其现实性和科学性打下了坚实的心理和认知基础。中国理论精准化滴灌的目的是实现中国实践的理论阐释和理论升华，以理论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彻底性为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提供学理支撑。中国理论对外传播的核心命题在于“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帮助国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13]。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中国理论对外传播必然会遇到打破价值藩篱与文化区隔，消弭传播鸿沟，使国外受众接受、支持、认可中国理论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14]增强其对外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
中国理论精准化滴灌的前提在于精准定向，即定准发力方向。面对国际舆论摩擦更加频繁、国际舆论斗争更加激烈的态势，面对西方敌对势力有组织、有策划地在国际舆论场域中抹黑、损害中国国家形象，威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传播行为，我们要敢于斗争、敢于亮剑，旗帜鲜明地予以有力回击和驳斥，尽快扭转“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和参与全球治理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中国理论精准化滴灌的核心在于精准定制，即基于全球化、区域化、分众化语境进行传播内容的精准定制。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利用智能媒体主动接近不同国外受众的生活现场，以对国外受众个性化媒介行为的精准捕捉、数据描摹、智能求解和准确预测为基点，描绘出不同国外受众在特定时空场景中的价值、文化和利益的差异性需求，积极寻找中国理论与受众差异性需求的“契合点”，力求直击不同国外受众的“痛点”和“痒点”。如在全球化传播中，要针对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经济发展、金融政策、减贫扶贫、防疫抗疫、气候变化等问题进行内容定制；在区域化传播中，要针对不同合作区域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及其乐于关注的问题进行内容定制；在分众化传播中，则要针对不同人群的人文特点、价值偏好和利益需求进行内容定制。通过以上精准施策，中国理论润物细无声地渗透进对全球化、区域化、分众化问题的回应、分析和解决中，从而有效解决中国理论与国外受众和国际舆论场疏远、错位，难以及时、清晰、准确地到达国外受众的问题。
中国理论精准化滴灌的关键在于精准定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宣传思想工作“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15]。中国理论的精准化滴灌亦应如此。“时”就是传播时机，把握好传播时机要求中国理论借助智能媒体提高对国际舆论前沿热点的捕捉和反应速度，第一时间进行相关内容的精准推送，占领国际舆论制高点。对于事关我国国家形象、意识形态安全的舆论事件更要先声夺人，争抢第一落点，“让正确的声音先入为主”[16]，形成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度”就是传播的密度、尺度、力度和分寸。把握传播的密度、尺度，力度和分寸，要求中国理论借助智能媒体区分不同情况精准发力，既要避免简单化、一刀切、走极端，又要避免因为把握失当而适得其反。“效”就是传播的时效，把握传播时效要求中国理论传播在借助智能媒体掌握国际舆论发生、传播、发酵及消散规律的基础上，“审度时宜、虑定而动”[17]，精心、精准、精确、精当、精巧地选择恰当的时间节点开展。
（三）中国精神的交互式传播过程
中国实践和中国理论孕育升华出中国精神，而中国精神引领着中国实践和中国理论。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关键就是要“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18]。中国精神主要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它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底蕴。中国精神的文化底蕴决定了其对外传播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传播即文化、文明的交流互鉴，因此，中国精神对外传播应改变忽视与国外受众交流互动的单向度传播模式，而是以开放、自信、谦逊的姿态实现同国外受众的交互式交流，促进国外受众对中国精神的认知和理解，实现一定程度上的精神共通。
具体而言，中国精神的对外传播应充分发挥智能媒体大众参与、信息共创共享的交互式传播的特点，精心设置融通中外思想理念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议题、新表述，吸引国外受众参与交流对话，一方面鼓励他们通过点赞、转发、评论等媒介行为对中国精神的跨文化传播进行即时反馈，另一方面鼓励他们依循自身文化背景积极创作图文流、视频流等内容对中国精神进行再构建和再诠释，实现中国精神的复次加工和传播，使国外受众成为中国精神对外传播的可能节点，提高中国精神对外传播的时间上的持续性、空间上的广延度及节点上的覆盖面。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精神的交互式传播过程中，须及时利用智能媒体统计量化相关内容“在特定时间周期内的传播路径和传播结构模型”，了解其“传播的起点、传播的层级、路径的长度、分享的广度等”重要信息[19]。这一方面可以在必要时对中国精神的交互式传播予以介入和引导，对其合理性内容在肯定的同时赋予其专业化、权威性的再注解，对其非理性的内容则视情况予以必要的回应和驳斥，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控制中国精神交互式传播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可以凝练和总结容易触发中国精神交互式传播的议题和内容，为后续中国精神交互式传播的优化提升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撑。
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跨文化交往形式的中国精神交互式传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碰撞、冲突和摩擦，但由于这一过程始终与人类面临的共同现实问题存在密切的关联，因而必然存在一定的价值相通与利益重叠，并且还会在跨文化交流与多元文化碰撞中创造出新的为不同国家的人们共同接受的话语、思想和文化形式。这不仅为中国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契机和空间，而且对于促进人类文明的繁荣共进具有重要意义。
四、智能媒体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
对外传播机制的整合
构建智能媒体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运行机制的目的在于将其构成要素和动态过程进行有机协调和组合，形成横涉构成要素、纵牵动态过程、统摄全方位的有机整体。因此，应从“展形象”的对外传播目标出发，综合考量构成要素和动态过程，融合各要素各阶段的影响程式，构建起以智能媒体增强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力的运行机制，为智媒时代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实践提供机制基础和保证。
（一）“自塑”与“他塑”形象相兼顾的传播内容生产机制
中国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始终面临着中国国家形象中“自塑”与“他塑”的关系问题。
一方面要从根本上增强中国“自塑”形象的对外传播力，使其在国际舆论场上牢牢占领主导地位。科学理论是夯实中国国家形象内容的基石，是中国国家形象持续有力输出、赢得话语权和主动权的力量来源。因此，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为丰厚滋养，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科学凝练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内容，塑造出具有理论权威和话语权威的中国国家形象，旗帜鲜明地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思想、中国声音、中国主张。另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中国国家形象内容生产的正确方向，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中国国家形象生产的实践导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方向引领力、目标推进力和精神吸引力。最后要以多元符号丰富中国国家形象内容生产的样态，中国国家形象本质上是表征中国整体状况的符号系统，在智能媒体背景下，我们要大力推动中国国家形象符号的多样化表达和创新性呈现，以此不断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另一方面，要牢牢掌握与“他塑”中国国家形象对话和斗争的主动权，为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当前，部分西方国家利用智能媒体发展带来的契机，不断提高自身形象的生产力、传播力和影响力，以此获取并试图继续延续其在国际舆论场言说他国形象的话语权。他们凭借其在智媒场域的话语权充满敌意地垄断、收编、异化甚至颠覆中国国家形象，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并有效应对这一现实问题，在与“他塑”形象的对话和斗争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就对话而言，面对“他塑”中国国家形象，切忌采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应该以一种理性平和的心态与之展开对话交流，吸收其能为我所用的成分和养料，以此丰富中国国家形象内容体系；就斗争而言，特别是对于那些恶意设置各种话语陷阱，唱衰、抹黑中国国家形象，意图借此分化甚至驯化中国的“他塑”形象，要旗帜鲜明地有针对性地给予迎头痛击，绝对不能任其泛滥，导致其严重侵蚀中国正面国家形象继而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当然，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在对“他塑”形象的批判与斗争中构建起有力展现“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20]形象的新话语体系。
（二）传播与接受过程相对接的传播策略优化机制
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目标是实现国外受众对中国正面国家形象的接受与认同，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因此，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本身就是传播主客体共同参与的交往活动，其理想状态是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内容得到国外受众的接受、理解和认可，减少传播迷雾和价值消减。这就要求我们应充分尊重传播客体的地位，从传播和接受过程相互对接的角度入手，了解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言语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利益偏好等，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策略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和优化，以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实际效果。
首先要根据国外受众信息接受渠道调整传播阵地。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在哪儿。”[21]随着移动媒体和智能媒体的快速发展，我们要坚持移动优先、智能优先策略，在建设好自己的移动化、智能化对外传播平台的同时，还应“借船出海”，积极加强同海外媒体平台如推特、脸书等的合作，以在海外社交平台设立社交媒体账号的方式传播中国国家形象，从而不断拓宽中国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空间。其次要根据国外受众的信息接受背景更新传播内容。聚焦受众的文化心理环境和价值立场，选择与受众经验结构相交叉的传播素材，据此优化中国国家形象的符号意旨和话语表达，让国外受众读懂中国国家形象，提升国外受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沉浸程度和情感卷入程度。最后要根据国外受众的信息接受偏好创新叙事方式。变革传统、严肃、古板的叙事方式，代之以感性化、日常化、分众化的叙事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2]。
（三）技术与价值相协调的传播载体升级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全球范围看，媒体智能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我们要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不断实现突破，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受、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23]这就要求我们在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过程中，以主流价值为主导，构建“技术+价值”的双轨驱动机制，实现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载体的再升级。
就技术层面而言，应不断培植和强化智能基因，充分利用智能媒体构建起智能化的中国国家形象生产与对外传播机制，从信息采集、内容生产、内容分发、效果反馈四个维度推动中国国家形象生产与对外传播流程的重构，抢占智媒场域中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技术制高点：在信息采集方面，要依托大数据、传感器等数据撷取技术，实现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素材的智能采编，不断拓宽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素材采集的视野和范围；在内容生产方面，应依托智能机器实现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内容生产的智能化和自动化，以机器编写和机器辅助两种模式展开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内容的生产，实现对相关素材的快速处理、整合和多样态输出，提高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效率，帮助传播主体从模式化的内容生产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生产出有灵魂、有温度的优质传播内容；在内容分发方面，依托算法推荐机制对国外受众特征进行精准化分类，不断完善国外受众画像，实现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内容的精准分发，优化传播效果；在效果反馈方面，以智能传感器推进受众反馈进入生理、心理层面，达到对传播效果的真实、精准了解，实现中国国家形象传受互动方式的智能化和传感化，为及时调整、优化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内容和策略提供可靠依据。
当然，在以技术推动中国国家形象生产和传播流程智能化的同时，我们也应审慎考量智能媒体应用过程中存在的资本趋附、泛机器化等问题，避免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低俗化、娱乐化、失焦化。因此，应坚守“价值正当性”原则，用主流价值观引导算法向善，大幅度提高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在国内外智媒场域的占有率，以其强大的能量塑造和传播中国国家形象。为此应遵从智能机器学习的基本逻辑，对我国既有智能媒体进行训练和优化，即事先制定以主流价值观引领技术向善的目标，不断投喂优质主流价值观的内容和相关数据，让算法不断优化对丰富信息进行筛选和提升信息处理模型智慧程度的方案，直到迭代出更多样化的、更优秀的算法，实现技术向善的目标。算法训练和迭代的次数越多，智媒场域主流价值观内容传播的效果就越好，就越能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及效果强化提供有力支撑。另外要研发主流媒体算法，加快主流媒体智能化转型。主流媒体算法即以《人民日报》、新华社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以主流价值观为指导思想进行技术设计、研发的智能算法。我们要加大对主流媒体算法的研发力度，推动主流媒体的智能化转型，培植其在国内外智媒场域的强大声势，筑牢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技术基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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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第1版。
[3]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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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页。
[8]陈学明:《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27页。
[9]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0年第20期。
[10]王梦宇:《后疫情时代媒体建构国家形象的创新路径——基于53位英文国家受众的研究》，《现代出版》2021年第3期。
[11]王梦宇:《后疫情时代媒体建构国家形象的创新路径——基于53位英文国家受众的研究》，《现代出版》2021年第3期。
[12]转引自舒红跃:《从“意识的意向性”到“身体的意向性”》，《哲学研究》2007年第7期。
[13]《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第1版。
[1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第1版。
[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55页。
[16]《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09页。
[17]《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页。
[18]《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第1版。
[19]刘庆振、于进、牛新权:《计算传播学——智能媒体时代的传播学研究新范式》，人民日报出版社2019年版，第74页。
[20]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50页。
[21]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55页。
[22]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39页。
[23]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55页。
原文刊载于《山东社会科学（传媒研究）》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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