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墨学研究的现代展开，受古今中西冲突融合张力的制约推进。墨学研究现代展开的前瞻构思，重中之重是墨学的现代阐释，使其成为现代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有赖于墨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传承墨学核心观念的同时，汲取现代文明的营养，使古墨学理念与现代文明相适应，促使墨学研究的现代化与科学化。
关键词：墨学 墨学现代转化 文化融合
作者解启扬，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10008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年第2期P143—P146
责任编辑：薛刚
一、墨学研究的近代复兴与方法的创新
考察墨学研究时隔近两千年在近代中国复兴，原因虽然复杂，但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乾嘉学者校勘经书“旁及”墨学固然为诱因，但更为直接的原因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变动而导致的思想文化转型，冲破既有意识形态对学术的禁锢，作为子学的墨学学术重要性开始凸显，此其一。伴随着西学东播、基督宗教的进一步东传、西方科学技术的输入，士大夫和知识人出现文明认知的心理落差，他们发现墨学的兼爱观念与基督宗教的博爱精神有相通之处，墨学中的科技思想元素可以与西方的科技思想相媲美，从而提出“西学中源”说。虽然“西学中源”说社会文化背景十分复杂，但无疑促进了墨学的研究，此其二。近代西方传教士对《墨子》的翻译与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墨学研究，此其三。与上述思想文化领域冲突不同，伴随着西方政治与军事的强势入侵，清王朝进一步积贫积弱，唤起士大夫与知识人的忧患意识，墨学中的振世救弊精神被重新发现，这种精神直接成为孙诒让、梁启超等墨学研究动因之一。刘师培指出，19世纪的诸子学“乃诸子之考据学，而非诸子之义理学”。孙诒让《墨子间诂》虽然在墨学研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划时代意义，但毕竟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墨子》校勘、训诂等研究领域，代表古墨学研究的终结、开启墨学研究的新范式还是由后来学者渐次完成的。20世纪墨学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比历史上更为丰富，更为深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墨子》文本校勘释义，其二是墨子学说的哲学史、思想史研究。
梁启超墨学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对墨子学说的近代诠释，他运用近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认为墨家思想包含宗教思想、实利主义、兼爱主义等内容，突破清代墨学研究者“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的研究范式。胡适是第一个把墨子思想纳入整个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系统来研究的现代学者，也是第一个运用系统方法和发展的观点来研究墨学的学者，他运用实验主义哲学方法，指出墨子思想的“应用主义”特征，进而勾勒出墨子的思想体系，认为墨子思想是以“天志”为核心的宗教。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西方逻辑学的输入为研究墨子逻辑思想创造条件，梁启超、胡适均对墨家逻辑思想做了前无古人的发掘，极大地丰富了墨学研究的内容。郭沫若在《孔墨的批判》等著作中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墨子，指出墨子思想是以“天志”“明鬼”为根本，墨子是一位宗教家，墨学的兼爱、尚贤、非攻、节用等思想都是以天鬼为规矩而倡导出来的。墨子思想是一个宗教体系。侯外庐高度概括墨家思想学说，以现代哲学思想体系抽象出墨子思想内容，指出墨子思想蕴含着阶级论和天道观、知识论、逻辑学等，并把墨学“十论”纳入思想范畴系统来考察研究。方授楚的《墨学源流》在现代墨学研究中有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是现代墨学研究中第一本全面系统研究墨学的专著，也是第一本从中国学术史视角研究墨学的发生、发展、式微与复活的墨学研究专著，其内容涉及墨子事迹考订、文本钩沉、学派研究、思想学说研究、墨学历史研究等。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在墨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回顾现代墨学拓展，从学术史上看，最值得一提的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运用近代科学方法来研究墨家思想，开启了墨学研究的新范式。
墨学研究的现代展开，不仅是研究内容的拓展，更有赖方法的创新，从而实现墨学的现代转化，由古墨学转变为今墨学。徐复观认为，“方法是研究者向研究对象所提出的要求，及研究对象向研究者所呈现的答复，综合在一起的一种处理过程。所以真正的方法，是与被研究的对象不可分的。”研究者在研究中运用什么样的工具与手段去处理研究对象，从而得出研究结论，这是一个过程。近代中国处于古今中西交汇的大变局中，受近代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近代学术研究的方法也处于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化之中。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进步与成就的取得，现代学术的确立，无不与方法的突破有关。近代以来，由于西学的撞击，传统学术方法向近代转化，一个鲜明的特征是出现学术分科，把科学方法引入传统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的学术研究中，学术研究迈向一个新阶段。表现在墨学上，即墨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如果把墨学研究历程比作一条向前延展的线的话，那么从孙诒让到梁启超、胡适，再到侯外庐，墨学研究方法上表现出一个纵向发展的特征，这种发展不仅是时间上的先后之别，更是研究方法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从而把墨学纳入现代人文与社会学科研究中。
孙诒让被誉为晚清最后一位朴学大师，表现在墨学研究中，即是汉学方法研究墨学的最高峰，其著作《墨子间诂》至今仍然被奉为经典，在校勘、考据上几乎无人能全面超越。如果说孙诒让的墨学研究是古典墨学研究的终结，那么梁启超则是墨学研究现代展开的开启者。梁启超运用他自己称之为“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整理、研究墨家思想学说，其著作《子墨子学说》《墨子之论理学》以及后来的《墨子学案》，即是这种新方法研究的结晶。限于梁启超对西方近代学术的了解，其研究难免有简单比附之失。但从学术史角度看，他是第一个运用西方社会学科研究方法来研究墨学的中国学人。其后，胡适以近代西方哲学为参照系，以实验主义思想作为思想方法，先后在《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把墨学和儒学等思想放在平等的学术地位。蔡元培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序言》中提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四点“特长”：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表明胡适已经自觉地把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统一起来。胡适的墨学研究，承续孙诒让、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传统，在方法上推陈出新，开启近代墨学研究的新范式，进而影响近代中国的学术转型。
与上述几位不同，侯外庐没有专门的墨学研究著作，他的墨学研究体现在思想史研究中，尤其是在《中国思想史》著作中。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哲学思想属于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在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墨学研究中，侯外庐认为墨子是“国民阶级”的代表。侯外庐从社会史切入思想史研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把社会史和思想史有机地结合成一个系统进行研究，我认为是一个合理的途径”。侯外庐墨学研究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方法论的推进，而在于墨学研究方法论的多元化。
从近代学术史来看，此处对墨学研究方法的概括与总结只能说部分地反映了墨学研究状况，而吴虞、冯友兰、郭沫若、杜国庠等墨学研究各有特点，但他们基本上属于墨学研究方法逻辑发展的一环，在此不一一铺陈。
二、墨学研究的未来趋向
当代学术文化的繁荣，离不开墨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讨论墨学研究的未来趋向，至少应该有两点预设：其一是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而非某一种文化的独尊。墨学从来没有定于一尊，即便是在最繁荣的先秦时代。墨学与其他思想流派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关系，而是多元并存和谐共生的关系。其二是批判性墨学。所谓批判性墨学，是对先秦墨学的继承、发展与创造性转化。墨学发端于先秦，奠定其核心精神，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但是，世异时移，先秦墨学的时空场域均不存在，墨学的当代研究，是对先秦墨学的批判性审视。一方面强调坚持墨学的核心精神，另一方面墨学又必须接受现代性的审视和批判，重新诠释墨学，发展墨学。
有了这样的前提，再来讨论墨学研究的未来趋向时，就会有一种理性的研究态度。当代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现代化与全球化所带来的系列问题。反映在学术文化领域，对墨学研究是挑战，也是机遇。现代化的文化要求走出传统，面向未来；全球化的文化要求打破封闭孤立，融入世界，多元并存，和谐共生。站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视域，反观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墨学，既要昌明墨学，又必须融化新知，而且只有融化新知才能昌明墨学，开创墨学研究的新阶段。
墨学研究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是一体两面的问题。所谓一体，是古代墨学，即奠基于先秦的，由墨子及墨家学派创立的思想体系，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墨学之根，离开墨学之根，就不会有枝繁叶茂。因此，任何对于墨子学说的诠释与发展，都离不开先秦墨学。所谓两面，是墨学研究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先秦墨学作为思想传统，是个开放系统，是流动的，这是墨学研究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墨学的开放性在先秦即有很好体现，从“墨学十论”到《墨经》，即是墨学的发展创新。早期墨学是以兼爱为核心建构起来的伦理思想体系，在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宗教观、经济观等方面相当成熟。后期墨家则在本体论、知识论、逻辑学乃至科技上发展墨学。任继愈指出，《墨经》“对墨子的哲学思想做了积极意义的发展，……自然观方面，它抛弃了墨子的天、鬼观念和宗教意识，把哲学跟科学紧密地联系起来。认识论方面，它继承了墨子认识论的传统，发扬了墨子重视经验和实践的特点，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墨子狭隘经验论的倾向和错误。逻辑方面，《墨经》对墨子的‘故’‘类’等逻辑思想有很大的提高。在反对诡辩论的论争中，集各家逻辑思想之大成，提出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相当完整的逻辑学系统。在社会政治和伦理思想方面，它发扬了墨子的‘兼爱’学说，提出了‘义，利也’的著名命题，突出了‘利’的中心思想，把它作为标准和基础，用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和道德范畴。”虽然自秦汉以降，墨学衰颓，墨学理论的发展几近停滞，但近代以来，墨学的创新性发展显现活力，墨学与儒学、墨学与西学的比较融通已经取得较大的成绩。
墨家伦理精神“兼爱”，从内容上看，墨学的兼爱伦理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伦理观，着眼于解决人与他人、社会，乃至国家间的关系，反映的是一种“主体间性”。“兼相爱，交相利”表现为一种交往伦理，寻求建立美好的社会。这种思考来源于墨家的经验主义哲学观，体现的是经验合理性，即把现实社会实践作为合理性的标准。这样的实用理性，从理论方法上讲或许有其狭隘的一面，但在解决具体社会问题时，却表现出一定的优势，具有普遍性。构建以“兼爱”为核心精神、汲取西方思想发达的理性精神和形而上学系统，不仅有利于化解全球化所面临的分歧冲突，实现世界的和谐共生，而且有利于墨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
有理由认为，以兼爱为内核的墨学本身，具有开放性与现代性精神的基因，能够与其他文化对话，并结出现代文明之果。经过创造性诠释，以兼爱为核心精神的墨学具有通约性，可以成为现代世界的文明内核之一。现代墨学研究不仅要实现墨学的创造性转化，即由古代墨学转化为现代墨学，从而实现墨学的现代化，而且要实现墨学的创新性发展，由中国墨学变成世界墨学，即墨学的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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