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6期P111—P112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题《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兼评历史唯物主义与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方法差异》，摘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12期，张萍、陈茜摘
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国际关系研究，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生产方式路径分析社会与历史，首先从社会各个群体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阶级）出发分析社会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社会上层建筑，从社会生产过程的基本矛盾认识社会变化的潜在动力；再从既定的上层建筑各要素对社会生产的反作用分析它们对社会变化的促进或阻碍作用。生产关系成为联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纽带，被用以考察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如果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也不可能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与古典现实主义的差异
在国家层面，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路径从某个时段国家的经济基础出发，结合国家的具体历史传统和相应的政治体制分析国家对外行为。这是一种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合力”分析。在一般意义上，资本的逻辑（追求剩余价值）催生了大国的帝国主义。在具体的历史阶段，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及各国政治结构和民族传统的不同特点，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帝国主义政策在纵向时段上和横向国别上都有很大区别。
与同样从国家层面分析的古典现实主义进行比较，两者主要存在三点差异：首先，对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动机的认识不同。两者都认为国家行为动机是利益，但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决定利益的是先验的人性。正是人的“政治动物性”导致国家间冲突不可避免。合作只有在利益相同或互补时才能实现。历史唯物主义则以经济基础为出发点，不承认这种先验的人性，认为人的善恶本性是由社会环境塑造的，而社会环境的根本决定因素是社会生产实践。社会生产实践产生的生产方式形成了人的阶级划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按其需要决定着国家利益。
其次，在对外交往的内在机制上具有不同看法。国家只有在交往中才会产生冲突与合作。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国家交往的内在动力是经济的，生产是决定国家间交往的基础。经济交往产生了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从而产生了权力关系、冲突与矛盾。古典现实主义往往不涉及建立在生产基础上的交往，将交往的内在动力机制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给定”进行了回避。正是基于在经济基础上讨论交往与交往理性，马克思主义才把资本主义下的帝国主义的根本原因归咎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揭示了国家利益的阶级属性。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两者的不同本体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和国家间交往的机制都立足于生产实践基础的生产关系。在古典现实主义看来，国家利益和国家交往机制则建立在抽象的人性以及基于人性追求权力的本性上，由此不变的人性推及不变的国家属性。历史唯物主义否认历史的重复与循环，认为人类的生产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的实践过程产生的矛盾促使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国际关系存在本质的不同。古典现实主义缺乏历史的变化性，相同的人性、相同的国家追求着相同的权力，其中的冲突不会导致历史过程的本质变化，这是一种变相的“历史终结论”。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与结构现实主义的差异
通过与比较典型的肯尼思·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相比，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国际关系结构理论与现实主义的结构理论主要存在三点差异：第一，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结构完全是一个自主的政治结构，而且完全是自发产生的。因此不涉及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施动者对结构的创建。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者眼中，国际政治经济结构是由霸权国塑造的，这种塑造在于霸权国国内的生产与交往模式决定它需要一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满足其内在的生产组织方式的要求。由此，在结构与施动者关系上，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结构在于施动者的主动塑造。
第二，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结构是一个水平的结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结构则既具有水平性（大国之间）也具有垂直等级性（中心对外围），既存在大国间的权力竞争，也存在着小国对大国的政治经济甚至文化的依附，还存在着由霸权国家主导的“无政府的治理”。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既强调大国之间的平行关系，也强调结构中的垂直等级性。强调垂直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
第三，体系内的单元除了能力大小，功能基本相同，都是追求安全的实体，而且国家应对外部无政府结构的反应是在“科学化”的工具理性上展开权力互动，最终导致均势。而历史唯物主义结构理论中的国家至少有中心与外围国家的区分，并且强调国家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和历史文化传统对国家特性的建构。国家会依据这些独特性对结构压力与限制做出不同反应。在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家对安全的考虑是对外战略的决定因素，从而导致政治决定经济。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更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霸权国家出于经济需要进行对外互动，政治的竞争与制衡从长远看也是为了经济利益。
第四，结构的作用是引导只具有工具理性的国家互动形成了权力制衡游戏，体系中国家实力的变化并不影响结构的本质——无政府状态。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旨在说明某一历史时期的结构促使各国按霸权国的要求进行互动，通过结构体现出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合力护持霸权国希望维护的政治经济秩序。由此，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结构及其规定性仍是霸权国的得益于生产组织方式的实力优势以及它与其他国家的发展差异，这成为制约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差异
新古典现实主义从国家内部对外部相对权力变化的评估机制的失准、战略转型的困难、内部政治体制和利益集团的掣肘、国家征调和动员能力的困难以及意识形态和舆论的影响力等方面分析了国家面对国际相对权力变化时短期内不能遵循结构“律令”的原因。正是这种违反结构“律令”的行为导致国家对外战略遭受挫折，最后“迷途知返”回到结构的预期轨道，实现了结构下的均势。严格地说，新古典现实主义仍然强调结构的重要性，结构的信号是最终决定国家利益和对外行为的根本原因。
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下，施动者与结构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结构是施动者塑造的，同时对施动者具有束缚作用，但这种束缚并不是绝对的，存在着施动者突破结构束缚甚至重新塑造结构的可能。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下结合国际结构与国内属性的国际研究应当具备四个特点。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国际结构是一种政治经济结构，它由霸权国建立与主导，通过物质权力、制度和意识的“合力”形成一种结构性束缚力，迫使体系成员遵循国际结构的“律令”，遵守所谓的国际政治经济规则。这种压力还不同程度地压迫着体系内各国改革/改造国家属性，以使自身在体系内获得“合法性”存在。
第二，由于体系既有水平性也有等级性，各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它们对结构的可能反应。“中心—外围”是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国际体现，各国在世界经济等级体系中的地位塑造了它们对结构的态度。一国采取的最终战略取决于多种因素，不能机械而简单化地认为其在体系中的身份决定了一切。
第三，就水平层面而言，西方大国之间不论是权力竞争与制衡，还是“超帝国主义”的“协调一致”，最终都取决于它们在特定时代的世界经济模式。除此之外，还取决于霸权国是否衰落以及何种类型的大国随之兴起。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西方大国之间霸权的兴衰与争夺只能是不同的资本主义体制对世界主导的更替与追求。
第四，从垂直层面而言，外围国家对结构的反应比较复杂，既可能是反抗者，也可能是追随者，还可能是两者的综合。在国际体系中外围国家也是如此，国内生产关系、战略地位、政治与社会精英倾向以及领导者的政治智慧等因素造成了外围国家中既存在秩序的造反者，也存在追随者和机会主义者，甚至存在高明的周旋者。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