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内容提要
完成以现代国家建构为核心的国家转型，实现国家现代化，是百年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发展目标。现代国家凸显主权性、国民性和人民性等现代性特征。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领导人民构建了现代“新国家”的框架：一个在国际体系中保持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一个融合多个民族，承载和推动国家整体性发展的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一个体现“人民性”的社会主义富强民主国家。这三大历史任务互相交织，共同塑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逻辑：即以“革命建国”为路径的独立统一逻辑，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民族复兴逻辑，以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为保障的人民性逻辑。今天，中国现代国家的自主性、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国制度及其绩效的人民性获得显著提升。目前，中国共产党制定了2035和2049年的国家发展目标，未来还需增强国家的整合能力和治理能力，提高不同民族的国民身份认同，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政策的认同。
02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现代化 现代国家建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国家治理
03作者
燕继荣，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北京市，100871）
王江成，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市，100871）
04原文刊于
《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3期
推动并实现国家现代化、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渴望实现的国家发展目标。中国共产党作为探索救亡图存、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之道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围绕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任务，走过了“以党建国”的发展历程。不同于早期现代国家所产生的议会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传统中国深陷内忧外患困局的危难之时，是国家转型过程中具有救亡图存意识的仁人志士中最有组织性和战斗力的“使命型团队”。历史和现实昭示，中国共产党是探索和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展示了强政党驱动国家现代化的中国逻辑，实现了“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本文尝试从政党驱动国家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特定逻辑，并对这一过程的未来方向进行展望。
一、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任务
现代化研究的知名学者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从历史解释学的角度对现代化这一概念作出定义：“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当代发展理论家从一般性的角度，把现代化一词理解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从学者们对于现代化过程的研究中，总结出现代化过程的九个特征，即革命的、复杂的、系统的、全球的、长期的、有阶段的、同质化的、不可逆转的、进步的过程。任何古老的国家都必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整体性的再造，这种整体性再造的过程被冠以一个学术概念，就是“国家的现代转型”。
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起步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叶英国开启的工业革命。艾森斯塔德认为，现代化从17世纪至19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及其他欧洲国家，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今天，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包含两个基本过程：一是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的深刻变化，二是后发国家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进程。这两个过程皆绕不开“国家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不同的是，前者更多以现代国家“自然”形成及其向民主国家的过渡为主要内容；后者则首先需要“建国”，并以强国家推动传统社会的整体性变革。“对于绝大多数后发国家来说，虽然不排除企业、教育、军队等领域零星、自发的现代化变革，但全面启动现代化建设，往往都是以一个具有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的现代国家的建构为起点。”进一步讲，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及其国家转型任务更加艰巨。中国的现代化处于后发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进程当中，与大多数后发国家一样，建构一个现代国家、摆脱国家积贫积弱的窘境也是中国现代化追求的首要目标。
按照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论述，领土、主权、合法性、公民权、科层制、暴力垄断权、权力的非人格化被看作是一个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要素。芬纳（Samuel E.Finer）认为，典型的现代国家具有五个特征，它们可以被概括为领土之上的人口、政权、主权、民族情感、公共性，而公共性强调权利和义务在共同体全部成员中的分配，预示了现代国家的民主性。诺斯（Douglass C.North）则把现代国家视为“权利开放秩序”，包括政治的发展、大而分权的政府、较少的经济负增长、大量的社会组织、平等多元的信念、社会权利的开放、法治等，他更加重视民主，并特别强调非人格化关系对于现代国家的重要意义。这些学者提到的要素和特征反映了西方现代国家所追求的大致目标，体现了现代国家建构的丰富意涵。
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国家是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西方现代国家的这一本质并没有改变，但是在形态上，“现代国家形态”已经混合了官僚制组织（政权组织在领土范围内的集中统治）、民族国家（国家认同）、民主国家（限制国家权力保护公共利益）的任务特征。相较于现代国家的官僚制版本，更高的版本认为，“现代国家乃是集领土、国族—国民（nation）和国家统治系统（state）等为一体的人类共同体，其实质是以国界精确划分的领土为地理基础，享有对内对外的国家主权，以国族、国民为内在根基，以新型国家统治系统为外壳，包括统治系统和被统治者在内的人类共同体。”不仅如此，现代国家还包含有民主—国家（democracy state）的特性，人民性是国家现代性建构的主要内容。从经验认识出发，今天人们所说的现代国家，一般就是指那些享有共同领土主权和统一政府治权的人民所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它们有的由单一民族所组成，有的由多民族所组成。基于对“现代国家”形态的一般性理解，我们可以将现代国家建构的任务分解为三个方面：
1.国家（country）主权的确立。国家主权是指国家对内对外的最高权力。主权的确认是表示国家的领土和治权统一不仅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而且也得到国内民众的认可，它意味着国家权力边界的确定获得国家间的相互承认和尊重，国家内部最高治权的确定获得国民的认可。
主权概念最早由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布丹（Jean Bodin）提出。针对中世纪晚期西欧社会四分五裂、封建割据的混乱状态，甚至一国之内存在大小不同的多个“君王”的情况，布丹主张把一国的最高权威集中于一个君主手中，并在强大君主的领导下，协调一国的行政统治体系。之后，荷兰国际法学家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把主权问题由国内权威的集中统一扩展到“国际关系”行为体的相互承认，在《战争与和平法》（1625）一书中提出了国家间的主权独立问题。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通过战争各方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国家间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正式确立，该和约的签订通常标志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
主权原则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主权的划分确立了各个绝对主义国家的管辖范围，国家间有了明确的边界，产生了“一种新型的能反思性地得以监控的国家体系”；二是国家内部出现了集中统一的趋势，国内居民开始有了一种从已有秩序脱离出来的共同体意识。这两方面的意义揭示了主权观念蕴含着官僚制、国家能力、国族建构等国家整合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主权观念是绝对主义国家的重要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王朝国家（欧洲的绝对主义国家）作为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对基督教普世世界国家的最终胜利，就是获得了国家主权”。也正是主权观念锻造了现代国家的雏形，为现代国家的形成准备了条件。进一步说，与王权兴起相伴随的绝对主义国家的产生，是欧洲现代国家形成的开始。欧洲历史表明，王权在与教权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使绝对君主“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实施统一的行政控制”，实现了“现代国家将更大范围内例行的、正式的、合理化的（rationalized）制度加于其公民和地域上”的事实，从而巩固了民族国家的地位。在之后王权和民权的长期较量中，王权受到限制，民权得到彰显，绝对君主主权转变为人民主权，实现了国家权力性质的变革，初步完成了现代国家转型。
2.国家（nation）认同的形成与整合。与国家主权相伴随的是国家认同的产生，即国家内部成员对于同属于国家共同体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使自己作为某国国民与其他国家的国民区别开来，这也就是通常区分诸如“日本人”“英国人”“美国人”“中国人”等称谓的根源。统一的国家认同是国家形成或建构的重要标志和任务。民族（国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主要形态，“在民族国家建构中，国家权力体系与国族主体承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与国族（state nation）的内在贯通性结构，两者的一般关系是，前者是后者的国家权力呈现，后者是前者的民族支撑形态。”国家认同整合的结果是形成所谓的民族国家，也就是具有国家归属感的“国族”意识。因此，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实则也是国族的建构过程。正如有学者指出，国族是与国家互为表里、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相互塑造的国民共同体。国族的建构超越自然和自发因素，更具明显的政治属性。现代国家试图建构统一的国民共同体，这就要求不同地域、宗族、种族、教派的人们，必须形成统一的自觉与其他国家国族相区分的整体性国民身份认同。
现代国家以统一的国族来表达国家认同，实现语言文字的标准化、构建权益平等的国民身份，反映了国族性是现代国家的重要特性。作为现代国家基础性的社会政治机制，国家认同（国族身份）机制集中体现了国家整合的软性任务，包括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等。
3.国家（state）的人民性（公共性）改造。传统社会的政治统治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个人或家族的统治，传统权力是一种高度人格化的权力，而现代社会则是建立在一种非人格属性的公共权力的统治之上，由此而形成的国家联合体需以公共权力为代表，这种公共权力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实质上必需代表和体现人民的利益。
国家形态演进的历史显示，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国家作为一个具有统辖边界的组织，其“公共性”和“私人性”关系的改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国家的公共属性不断扩展，相应地国家的“私人属性”或“私家属性”以及“集团属性”被遏制，其组成和行为受到“法律”和“民意”约束。进一步说，现代国家具有如下特征：（1）国家不再是强力集团的“私家天下”；（2）国家的统治者变成了人民委托的“代理人”，而不再是家族统治的继承人，相应地理性官僚角色和组织化的政党取代过去的“皇帝”和“家族”成为国家统治的执政者；（3）国家的政策变成了以人民意志为依归的公共政策，不再是皇帝诏令或利益集团的“霸王条款”。
因此，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也是“众利”和“众意”通过实质性整合，转化为“公利”和“公益”的过程。换言之，国家要实现最大限度的公共性，即人民性。实现这个过程就要求提供国家内部不同层级聚公利、集民意的制度化渠道，并在理念、原则、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给予确认和安排。
综上所述，国家主权的确立、国家认同的形成、国家行为的公共化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三个基本任务。这三大任务决定了现代国家的基本定义：即现代国家是主权得到国际认同的国家，现代国家是国民以“国族”为身份认同的国家，现代国家是坚持人民主权理念并在制度和政策上予以保障的人民民主国家。相对于建立在“自然秩序”或武力征服基础上的各种形式的传统国家而言，现代国家建构以国家独立与统一，国家认同的整体性获得、保持与增强，人民主权原则的确立，法治与民主问责制的建立，以及制度和政策的人民性保障为基本内容和目标。
国家的现代转型和现代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欧洲早期现代化的国家来看，通过三十年战争，国家统治疆域的主权得到确立，之后经过国民身份化过程确立民族国家（nation）认同，在后来不断的政治运动、政治革命中，国家得到了民主化、法治化改造：作为国家代表的“王权”受到限制，作为国家“机器”的政府及其机构和官员角色行为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相应约束。
上述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过程和任务，主要是对欧洲现代国家建构实践的总结，事实上，不同国家在实现国家主权独立统一的条件与路径、建立国家认同的逻辑与模式、实现国家行为人民性（公共性）转化的制度与政策等现代国家建构任务方面存在不同情况及选择。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主权的独立和统一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其中，实现国家内部的整合尤为重要，因为国家内部区域发展差距、民族宗教文化差异、社会利益分化、政治观念分歧等都会造成国家整合的困难，其严重表现就是国家内部不同势力割据、战乱不断甚至国家分裂。所以，克服国家内部分散、分化、分离、分歧的困境，形成国家统一的意志和集体行动，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转型的基础性任务。
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政党驱动
政党是现代政治组织，它的产生和运行本身就是对传统政治的否定，因此，政党是国家现代转型的重要动力。作为“连接民众与政府的桥梁”，政党直观的作用在于组建政府、执掌国家政权、实施国家政策；而且，作为现代国家政治标志的政党，是形成社会“利益聚集”、完成国家“政治整合”和实现大众“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渠道。
政党是现代国家民主政治运行的重要工具。“从西方政党政治的发展历程看，政党政治与现代国家建构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说，政党政治植根于近代‘民族国家’之内，但它又不满足于‘民族国家’的属性，政党成功地利用‘民族国家’的母体，把‘民族国家’驯化成‘民主国家’”。西方社会在国家既有体制框架下、通过议会政治而逐渐形成的议会型政党，开展旨在限制王权的立法斗争，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公共性）改造。在后发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政党驱动国家现代化的特征更加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国家普遍存在的民族主义政党所领导的反殖民运动就是典型的例子。像中国这样的传统大国，面临内忧外患的困局，最终不得不走上通过政治与社会革命来“重建国家”的道路。
就中国而言，由政党及其领导的社会政治力量来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理解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关键，在于厘清政党国家的兴起、兴盛与走势。从历史的角度看，政党国家的兴起，是由于帝制中国内部很难生长出民族国家，需要先知先觉的建国者促成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型。”中国共产党接过中国现代化长跑的接力棒，肩负起完成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艰巨任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作用贯穿在“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全过程之中。中国共产党与国家独立或民族解放，与国家内部的统一或权力的有效运行，与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地方整合或认同整合，与国家的人民性实践或公共权力的人民性改造等联系在一起，成为实现国家主权独立与统一、实现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表述集中反映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特定内涵、任务和逻辑。在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互动过程中，中国国家现代化的主题得到了全面的展现。首先，中国共产党希望建立一个实现独立统一的现代国家，并通过革命的方式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其次，中国共产党以超越民族、地域的全国统一性的政治组织和执政党的身份，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国家利益为任务，推动统一文明国家的整体转型。最后，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以及“三个代表”的大众立场，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为目的，通过最广泛的社会变革，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以推进国家全面发展，把保持国家“人民性”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方向和动力。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这三大历史任务互相交织，演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基本逻辑。
三、中国共产党与国家主权再造
中国的现代化有着自身的条件和基础。如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中国现代化进程已经走过180余年。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的80年里，中国近代无数仁人志士、政治派别，为改良、革新、“建国”而努力求索，先后酝酿和实施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重大政治革新事件。国民党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全国统一，但终因传统守旧势力强大、社会利益分化严重，相应地缺乏足够强大的主导和整合能力，以及未能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等原因，未能完成国家的统合任务，因而未能真正实现国家主权的独立与统一，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贫穷落后、人民生活艰难困苦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中国现代化迎来了新的契机，出现了对于国家建构的新探索及新方案。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新文化运动启迪了民智，五四运动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这些要素为新型政党的建立创造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国家现代化改造方案。这种方案确立了社会底层民众的主体地位，建立了“大众动员型的政党国家”，是一种超越近代其他政治派别，打破了军阀、财阀、地主、资本家阶级主导的现代化探索；这种方案抓住了中国最大的实际，即从农民和工人等广大劳苦大众的立场出发来寻求解决问题；这种方案放弃为“病入膏肓”的旧中国寻找“良药”的努力，直奔“建造一个新中国”的目标。
不同于早期西欧现代国家的形成及其通过政党实现由民族国家向现代民主国家过渡的模式，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在外力刺激下被动开启，并在传统社会发生剧变的基础上一步步“重建”。中国共产党肩负建构一个“新国家”的历史使命，开启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新过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凸显了“以党建国”的特征，并首先指向国家主权独立与统一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国家，为国家主权独立作出了伟大贡献。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的十年里，中国面临帝制复辟、军阀割据、列强欺凌等困局，国家现代化及其国家建构的进程举步维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为中国的现代转型注入了强大动力，国共合作以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加速了国家“组织化”统一的进程。然而，国民党右派势力的背叛，使得这一崭新的政治进程重新回到地方割据的状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重新陷入“旧世界”的无序争斗之中。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抗战的大旗，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激发了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民众渴望国内和平并希望建立联合政府，以恢复经济、推动国家建设。但是国民党罔顾民意，重新挑起内战，国家统一的现代化进程再次被搁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胜利，于1949年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国家。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实现了真正的独立自主。
不同于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力量的改良、革新等“救国”主张，中国共产党采取革命路径追求建立一个崭新的现代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实现了国家内部的真正统一和社会的彻底变革。在坚持革命建国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超越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和不充分性，依靠人民，充分发动群众，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征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解决了农民参与中国革命的问题，进而一步步实现政治革命的目标，即领导包括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夺取全国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新中国建立后，在边疆多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如何实现国家权力下沉，即实现在民族地区建“政”设“治”仍面临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政治方面，民族地区传统的“政教合一”“家支奴隶”“山官”、土司、头人等政治体系及结构仍发挥着重要影响；经济方面，民族地区生产方式参差不齐，生产资料被少数民族剥削阶级占有，生产力十分低下；社会方面，民族地区基本保留了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等各个阶段的发展形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确立了“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并根据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逐步改革民族地区传统的政治结构，逐步废除存在剥削的奴隶主、领主、地主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为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扫除了障碍。同时，新中国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经过民主改革后的少数民族“新社会”进行了合理安置，把少数民族社会重新整合起来，有效地实现了民族地区社会与国家的统合。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考虑收回香港、澳门主权。1997年7月1日中国在香港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标志着香港结束英国殖民统治，中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1999年12月20日在澳门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又恢复了对澳门行使主权。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收复主权、通过“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国家主权再造的又一贡献。
四、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复兴
中国共产党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蕴涵着对建构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的追求。
中国共产党从中国近代的历史现实和需求出发，确立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为世界文明发展曾经作出重要贡献，但是由悠久历史和文明铸就的民族自信心在近代以来遭受打击。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民族国家的“条约体系”冲击着东方古老王朝国家的“朝贡体系”和“天下国家”观念，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人民生活日渐困苦。但中华民族并未被命运所折服，近代无数仁人志士、政治派别不断发起抗争，期盼着“救国”“建国”的民族复兴。就是在中华民族的抗争与自我觉醒中，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挽救民族危机，推动民族“再生”，成为民族的“主心骨”。
中国国家形态演进的自然逻辑在王朝国家末期被打破，西欧列强的坚船利炮敲醒了国人中的先觉分子。在列强的蚕食鲸吞下，近代知识分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产生了最早的种族危机感，在统治者内部也出现了“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改良思想。然而，腐朽的枝干终难结出新果，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终。1894年甲午海战及其失败，击碎了统治者及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把改良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感受到民族运动的巨大潜力，惊叹于日本在民族主义影响下快速崛起的能力，提出了较为完整的“中华民族”观念。在国家改良无望后，孙中山在中国最早竖起民主革命的旗帜，最早提出“振兴中华”的民族复兴口号，并领导建立“中华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变革社会的不彻底和发动群众的不充分，使革命的果实很快被守旧势力所窃取。在尝试了各种救国方案并都失败以后，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思想启蒙、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将新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等）的目光引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最终酝酿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找到了坚强的领导力量和可期的改造方案（即砸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中华民族的现代新国家）。李大钊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实现“中华民族之复活”或“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决定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这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道路选择。
在民族观念的冲击下，近代社会政治派别形成了对“中华”的不同认知，并直接影响到对“中华现代国家”的建构。革命派在推翻清朝统治的民主革命目标下，曾提出狭隘的“以汉民族为一国家”的政治主张。随着清末民初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的互动妥协，“五族共和”观念的提出以及“中华民国”的建立，使中华文化的整体延续获得了“民国”的确认。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以后，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中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团结，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工具，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均等化水平提升。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华文化本身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条件，注入了新的要素。承认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不同民族的国民在文化上的高度认同，并以此为基础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反复强调，要珍视民族团结，要增强各族群众对祖国的认同，并把对国家的认同与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统一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未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将更加注重文化层面的有力涵养和支持。
五、中国共产党与国家人民性实践
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关键维度是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有学者指出，“人类历史从古代迈入现代的根本标志就是：人从一种被决定的力量逐渐解放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于是，人成为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导，用“人民”的话语来阐述人的这种自觉变化，提出了人民的立场和“国体”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本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实践的主体，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从事的一切实践活动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人民立场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建立伊始就把人民性放在突出位置，把人民确立为建立国家的基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目标和主题。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不懈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全过程人民民主探索，推动了中国国家的人民性改造。
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旨在使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之际，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对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展望，毛泽东提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并阐述了以工业化带动工业、农业各领域现代化的发展思路。经济上，1953年春，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农民（生产者）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实现了部分生产资料的人民性改造。1953年开始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超任务完成，使新中国得以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56年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标志着人民渴望共享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的正式开启。政治上，随着1951年西藏的和平解放，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祖国大陆获得了完全胜利。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人民政权，党和人民实现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建“政”设“治”。之后，在外交上，制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的划分、与周边国家的国界勘定、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理论与实践，为中国坚持走独立和平发展道路赢得了宝贵的外部空间和国际支持。
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努力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经历了新中国头30年的艰难探索，党更加认识到后发国家推进现代化必须走自己的路。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要求聚焦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在这个阶段，党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最终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了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的目标。
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并朝着实现中国人民“强起来”的民族复兴目标进发。2012年以来，党开创了治国理政的新局面，中国现代化进入了新阶段。此时，中国现代化的内涵已经发展为实现“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习近平总书记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战略安排，明确了中国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和路线图。2019年举行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全面转化为现实的治理效能。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制定了2035年远景目标，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宏伟蓝图。中国共产党这一系列纲领、路线、建议、规划，汇集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在党的领导下一步步成为现实。
六、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展望
中国国家现代化要实现三大任务：现代国家主权的确立和确认，基于民族复兴的国家认同的塑造和确立，国家制度和政策的人民性改造。过去的一百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独立统一、中华民族复兴、人民民主建设这三大主题不断推进。回顾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承担解救国家存续危亡、构建理想社会模式双重使命的革命型政党，不仅要探索国家救亡之道，还要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并为这套体系的有效运转提供组织保障。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可以从两个层面、两个阶段来予以说明和理解：在国家危亡阶段，中国共产党扮演了革命主力军和国家缔造者的角色，演绎了“以党建国”的国家转型逻辑；在国家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扮演着全方位国家建设者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者的角色，承担着社会主义制度创设、政策供给、组织保障（责任主体）、价值引领和利益整合的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和发展平稳推进，国家治理能力明显增强，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成就相得益彰。同时，中国的发展模式为后发国家推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今天的中国，在对外交往中更加独立自主，国际地位更加重要，并展现出自信、负责、合作、共赢的交往姿态；在对内治理中实现了中央与地方、整体与局部、内地与边疆在民主、开放基础上的集中统一，国家的整体性更加稳固。今天的中国，56个民族凝聚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国家现代化的美好愿景成为国家认同的坚强基础。今天的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将这一思想熔铸于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当中，更加凸显制度的人民性和制度绩效。
当然，不容否认的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在新的历史时段也面临新的挑战。今天，“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格局深刻调整，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对中国而言，国家主权和安全在某些领域和空间仍受到挑战，国家统一大业尚需努力，国际传播及中国形象急需重塑，城乡差别、区域差距、民族宗教差异、居民收入差距、行业和单位福利待遇分殊等结构性议题仍客观存在，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保障、住房保障、文化体育、环境等领域存在的供给不足和机会不均的问题需得到进一步解决。
古老的国家实现现代转型，需要国家的重新建构，而国家的现代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通过28年的革命奋斗，夺取了国家的政治领导权；之后经过执政后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40多年的改革开放，探索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今后，围绕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和2049年国家现代化的第二个百年目标，要进一步推动国家内部的一体化发展，形成强大的国家整合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要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行动走向深入，形成不同区域、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嵌入的国民化机制，增强国民身份认同；要重点解决贫富矛盾，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要保障和改善民生，高质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政策的认同，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注释略）
注：本文为2021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国家治理视阈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2021-GMD-008）的研究成果，同时受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新形势下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新机制新手段研究”（18VFH019）的资助。
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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