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这是关于新时代古籍工作的纲领性和指导性文件，值得认真学习和领会。新时代的古籍工作需要有新认识、新思路和新方法。为配合学习领会《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本文就出土古籍的整理、出版和应用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传世古籍和出土古籍
所谓古籍，是指历代的典籍，俗称“古书”。从来源说，古籍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世古籍，另一类是出土古籍。有些古籍本来也是出土的，但因出土的时间比较早，流传的时间比较长，也可以归并到传世古籍中，如《竹书纪年》即是。一提到“古籍”，很多人观念中只有传世古籍，这是不全面的。出土古籍是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更早更真实的古籍，绝不可忽视。
出土古籍可分为广义的古籍和狭义的古籍。广义的古籍包括一切出土文字记载，狭义的古籍指达到一定字数规模、有思想性和知识性的著作。本文所指的出土古籍主要是狭义的出土古籍，也包括部分广义的出土古籍。
20世纪70年代以来，山川呈瑞，地不爱宝，地下出土的古籍如井喷式面世，让人应接不暇，尤其是近些年越出越多的战国楚简和秦汉简，为我们带来了许多以往不见的古籍和传世古籍更早的文本。出土古籍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史料”和“语料”，颠覆或纠正了我们以往很多传统的观念和认识，使诸多学科不得不相应改变自己，对以往的很多结论做出修正和改写。毫不夸张地说，目前在从商代到汉代这一时段的研究中，无论是关乎历史、语言，还是涉及思想、文化，出土古籍都成了与传世古籍并重的基本资料，有些情况下甚至比传世古籍还重要。传世古籍和出土古籍犹如车之两轮或鸟之两翼，在研究中缺一不可，不能偏废。
与传世古籍相比，出土古籍有如下一些优点。第一，传世古籍浩如烟海，但难以再有大的增加，而出土古籍尚有许多埋在地下。第二，传世古籍经过历代汏选，或经历代传抄翻刻，已经佚失很多，也累积了很多错讹，而出土古籍有很多是埋藏时代的记录，或流传时间短，因此保真度高。第三，传世早期古籍记载的大都是帝王将相、豪族贵胄的事迹，反映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内容偏少，而出土古籍中这类“小传统”的内容很多，可弥补这一缺憾。第四，传世古籍有许多是后人回忆和追记的，不免带有“逆溯的误差”，而出土古籍有很多是当时的记录，或文本流传时间短，尚未或较少掺入后人的思想观念。第五，传世早期古籍基本都有汉唐人的注释，有的词汇或语句还被翻译转换成汉唐时代的语言，但汉唐人一样会误解误读古籍。虽然出土古籍中那些不见后世传本的古籍没有汉唐古注可以依傍，但正因如此，反倒可以不受汉唐人误解误读的误导，从而得出更接近事实的理解。
出土古籍的整理
首先，关于出土古籍的整理，目前有一项重要工作应该引起重视，那就是出土古籍整理各种规范和标准的建立。与相对简单的传世古籍整理规范和标准相比，出土古籍的整理规范和标准非常复杂。出土古籍的整理规范和标准包括出土古籍在遗址中的摄影、拍照、提取、包装、运送，室内的清洗、去锈、去垢、去霉斑等，还包括室内拍照、X光或红外线拍照，以及字形的提取和摹写、文本释文的释写隶定和各种符号的使用，等等。这是一项前与考古发掘相衔接、后与文物保护相承继的系统工程，每一项工作都至关重要。由于出土古籍所依附的物质品类不一，主要有骨、铜、玉、石、陶、木、帛的不同，每一类物质都需要使用不同的处理方法，所以规范和标准的制定就更为烦难。历史上因缺乏出土古籍的整理规范和标准，从在遗址中对出土古籍的提取就开始犯错并造成很多遗憾和损失的事，屡有发生。所以，必须在新技术的支撑下，通过制定和建立出土古籍的整理规范和标准，使得整理有规范可依、有标准可循，从而减少这类遗憾和损失。出土古籍整理规范和标准的建立，与科技的进步密切相关。随着摄影、照相、文物保护等各种技术的提升，这一规范和标准也应变成动态的、可以适时更新的规范和标准。2021年启动的“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就设置了与出土古籍整理规范和标准的建立相关的研究课题。
其次，在历代传世古籍中，有的因流传时间久，会造成很多错讹、误解、误释，需要加以规范和统一，于是就出现了由国家或皇帝指定的所谓“御定”“御选”“御订”一类定本。虽然这些定本也不见得是最好的，有些定本还因被指定而流行，从而出现定于一尊、湮灭其他版本和解释甚至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但从减少错讹、确定正解、避免以讹传讹和消除因众说纷杂以致读者无所适从的角度讲，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出土古籍同传世古籍一样，也需要在一段时间的整理研究后，及时推出可以适时更新的定本。这些定本会为出土古籍的编辑、出版、传播和应用提供极大的便利。尤其当出土古籍收入大型的古籍丛书时，就更应该保证其定本的权威性。
再次，古籍的数字化和公益化是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必然趋势，我们只能顺流乘势，不能逆流阻遏。这方面的工作有三点需要注意：一是在目前大数据、云平台的技术形势下，要尽量避免短小细碎的数据库建设和各自为战的重复数字化工程，要有顶层设计和长远考虑；二是因资金的限制，大型数字化工程必须有国家层面和社会公益捐赠等资金的持续支持，才能保证初期规模、后续养护更新和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三是古籍数字化需要增加科技含量，不能再停留在简单的检索层面，必须进一步智能化。以出土古籍为例，数字化既要有关于文本和文本所依附的物质的各种核心信息和附加信息，还要有研究史上积累的所有成果的要素智能检索，最好还能做到在人工智能和机器自我学习基础上的超出显性信息的隐性信息检索。
出土古籍的出版
党和政府的重视及社会的关注，加上地下出土古籍的层出不穷，两方面的合力迎来了出土古籍整理研究的热潮。伴随这一热潮，近年出土古籍的出版也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有的出版社关于出土古籍的选题和出版物所占比例逐年提高，有的出版社还专门成立了相关的编辑室并引进了专业编辑人才。不过，从全国总的情况看，目前能够出版出土古籍的出版社还太少，熟悉相关专业的编辑严重缺乏。这造成个别有能力出版出土古籍的出版社相关选题积压，编审和出版周期延长，极大地阻碍了出土古籍的整理研究和传播利用，已经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启动和部分高校“古文字”强基班的设立，以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课本、进课堂、进校园”活动的展开，在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有可观的出版资助和社会需求为出土古籍的出版带来机遇。在此建议有能力的出版社要提前布局，尽早“预流”，争取在出土古籍的出版上占得先机。
出土古籍的出版必须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尽量多地保留古人留下的所有信息”。有些信息在现今的技术水平下可能暂时没用，但很可能在技术水平发展到一定高度后派上用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按高标准采集并保留信息，打好“提前量”。随着照相、印刷等技术的不断提升，出土古籍的研究对材料的要求越来越严苛，对出土古籍的出版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期许。如最新的甲骨著录书，要求拓本、摹本、彩照全具备，最好要有“六面照”甚至“十面照”；青铜器不光要有著录信息，最好还要有如金相检验、器内残留物、器底残留物、器表包裹残留物等附加信息，铭文最好有X光照片；竹木简要有背面照片和红外照片；玺印要有泥蜕和印面的高清放大彩照等。
出土古籍的出版比一般出版物要烦难，对编辑的要求也更高。有时会因成本与保存的信息多少之间，准确、清晰与美观之间的矛盾而左右为难。前者如简帛类文字编最好以彩色形式呈现，但全彩印刷成本过高，出版社会有顾虑；后者如文本中的古文字字形有些因结构复杂特殊需要放大，这样就会造成行款混乱，看上去不美观。从研究者和使用者的角度看，当然是宁可成本高，也要选择全彩印刷；即使牺牲美观，也要保证字形的准确和清晰。对待出土古籍出版时的材料处理办法，也有两种冲突的理念，一种是“出旧如旧”的想法，另一种是“一切为了便于研究和使用”的原则。在这方面，笔者是认可后一原则的。如为了按简的原大小设计开本，造成使用的不便，或为了保留原帛的模样，出版的书图版晦暗、文字显示不清等，就都属于不便于研究和使用而需改变做法的例子。
当今社会获得信息的渠道日益多元，出版社也不能总是停留在出版纸质书上，还要不断探索出版新形式，以适应新技术形势下读者和使用者不断更新的需求。出土古籍的出版，也可以继续采用纸质书与光盘搭配、纸质书与电子本相配合等形式，或是出版高仿实物古籍，如甲骨、竹木简牍等，甚至可以在技术成熟之后，及时引入三维扫描、3D打印技术开发网上收费三维图像和出版3D实物古籍。
出土古籍的应用
要进一步深入挖掘蕴藏在出土古籍中的历史经验、思想意义和文化价值，取其精华、熔铸提炼，结合当前形势予以解说和阐释，为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具体鲜活的例证。出土古籍体裁众多、内涵丰富，有很多既能体现传统积淀又富有现实意义的论述，如古人对宇宙的认识、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论述、对道德培育与人格养成的解说，在今天都具有启示意义。再如出土古籍中有关保护环境、反腐倡廉、治国理政等内容，与当前形势联系紧密，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还如出土古籍中的大量医籍，涉及古人的医学理论和哲学观念，包括非常多的治病药方，更是具有实用价值。深入发掘蕴藏在出土古籍中的历史经验、思想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工作是可持续发展的课题，需要一直坚持做下去。
出土古籍虽然重要，但是因学科壁垒造成的相关学科不能妥善利用出土古籍成果的现象仍然存在，社会大众对出土古籍的了解还很浅显，出土古籍的跨文化交流和国际推广工作做得也很不够。今后，出土古籍的整理出版需要强调三个面向：一是面向相关学科，二是面向社会大众，三是面向国际。所谓面向相关学科，就是要在相关学科能更好地利用出土古籍上做文章，多出版出土古籍的简本、选本和白文本；所谓面向社会大众，就是要把出土古籍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编辑各种面向中小学学生和中等文化水平读者的初级教材或趣味读物；所谓面向国际，就是要把出土古籍中的精华编译成外语，与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相配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介绍传播到世界。
记录出土古籍的载体——古代汉字，是世界上自源文字中唯一有序流传至今的图形示意符号系统，不仅蕴意深厚，而且富有美感。我们必须深入发掘其艺术价值，不断提炼其艺术元素，通过各种平面和立体设计，借助各种文创产品，让这一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和艺术追求的传统文化结晶绽放出更加美丽绚烂的色彩。
（作者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学派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