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与秦史古籍研究的进步

秦自西部崛起，以强势国力击灭六国，实现了统一。秦帝国的政治建设对后世有长久影响，因此秦史的意义受到重视。秦人典籍文化建设曾经落后于东部诸国。历史记述也起步稍晚，秦史古籍数量并不多，《史记》等经典文献保留的记忆非常珍贵。随着考古工作的进步，累年获得的多方面信息充实、丰富了我们对秦史和秦文化的认识，秦古籍研究因此获得了较好的条件。

继承陈直：秦史古籍的“新证”

陈直先生是在秦汉史学界实践“二重证据法”的有影响的学者。张岂之先生说：“（陈直）严谨，材料扎实，文献材料和考古实物两相结合，立论准确，文风朴实无华。”（《治学与为人——纪念陈直先生逝世十周年暨诞辰九十周年》，《陈直先生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这是文献学研究、古籍研究的一条正确路径。正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的，“他开拓的道路，已为学术界大多数所肯定了。这正是把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从而取得丰富的成果。”（《陈直先生其人其事》，《陈直先生纪念文集》，第23—24页）陈直《史记新证》《汉书新证》倡导的“以（史籍）本文为经，以出土古物资料证明为纬”学术理念，得到了学界比较普遍的肯定。现在已知的秦国官修史书是《秦记》。秦始皇焚书所谓“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即各国历史记载都被取缔，只有秦国史籍得以存留。《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说：“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司马迁又写道，“太史公读《秦记》”，“余于是因《秦记》”。可知他著作《史记》多采取了《秦记》的内容。后人于是说：《史记》“据《秦记》为本，此所以传秦人特详乎！”（孙德谦《太史公书义法·详近》1925年四益宦刊）

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看到《秦记》的原貌，从一些迹象可以推知，这部秦人撰著的史书中，可能确有言“奇怪”而语颇“不经”的记载。李学勤先生曾经分析天水放马滩秦简原简报中称作《墓主记》的几支简，“觉得所记故事颇与《搜神记》等书的一些内容相似，而时代早了五百来年，有较重要的研究价值”。简文记述一位名叫“丹”的人死后三年复活，讲述了死后在另一世界的见闻。其文开头称“卅八年八月己巳，邸丞赤敢谒御史”，文中又有“今七年”字样，文体一如纪实文书。（李学勤：《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文物》1990年第4期）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对于我们认识秦人纪史的特点，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史记》的秦史记录多据《秦记》，自不待多言。其实，《汉书》也是秦史研究必须注意的文献。《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虽以汉史为撰著主题，但是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和他的战友在秦时都已成年。他们的思想言行，保留了秦史记忆。而汉并天下，其政治建设多继承秦制。《汉书》自然不能避开秦史。而《汉书》卷二〇《古今人表》，也包括对秦史人物的品评。应当说，陈直《史记新证》《汉书新证》开启了“以出土古物资料证明”秦史古籍这样的工作路径。在陈直之后，许多学者继续进行着这样的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就。如果有青年学者愿意继陈直之后做《史记新证》《汉书新证》续补的工作，条件已经成熟。

考古与秦史古籍研究的信息增益

以秦早期历史为例，考古学者在甘肃东部进行的工作，充实并增益了秦史文献原有的信息。我们因此知道，秦人先祖在这里进行的畜牧业、农耕业和林业的经营，达到了怎样的生产力水准，表现了怎样的文明史意义。通过考古发现可以看到，早期秦人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进行了怎样的选择。早期楚史也可以看到这样的选择。秦人最终择定经渭河流域向东发展的进取方向。从关中西部的雍，到关中中部的咸阳，秦遗址和秦陵墓的考古发现，使我们从秦史古籍文献所获得的知识大为增益。栎阳城址的发掘包括“栎市”陶文的出土，使得我们对秦史古籍所见“城栎阳”“雨金栎阳”“徙治栎阳”（《史记》卷五《秦本纪》）、“作畦畤栎阳”（《史记》卷二八《封禅书》），以及“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的意义有了深入理解的条件。

秦宫苑陵园的考古收获，全面丰富了我们的秦史知识，有的发现超越了古籍文献记载的内容。例如，《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认为，咸阳规划有“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的内容。有关渭河秦桥的考古工作，在一定意义上突破了《史记》记述的信息容量。《史记》卷九一《黥布列传》记载“丽山之徒数十万人”。《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指出，“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根据考古工作者测定的秦陵封土的土方量，我们就《史记》记述“葬始皇郦山”与“郦山事大毕”的大致工期，以及《九章算术》中提供的劳动生产率“程”的资料，可以得知秦始皇陵复土工程大致用工人数在70万人左右，证实了《史记》“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的说法。

考古与秦史古籍研究的文字校证

对于《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始皇为微行咸阳”“夜出逢盗兰池”的记载，张守节《正义》：“《秦记》云：‘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刻石为鲸，长二百丈。’逢盗之处也。”如果这段文字确实出自《秦记》，则意义非常重要，可以证明秦始皇早在汉武帝经营建章宫之前，就已经在宫苑营造海的模型。不过，我们看到《续汉书·郡国志一》关于“兰池”的内容，有刘昭注补：“《史记》曰：‘秦始皇微行夜出，逢盗兰池。’《三秦记》曰：‘始皇引渭水为长池，东西二百里，南北三十里，刻石为鲸鱼二百丈。’”这样说来，唐代学者张守节所谓“《秦记》云”，南朝梁学者刘昭却早已明确认为出自《三秦记》。而《说郛》卷六一上《辛氏三秦记》“兰池”条确实有这样的内容：“秦始皇作兰池，引渭水，东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筑土为蓬莱山。刻石为鲸鱼，长二百丈。”清代学者张照判断，张守节所谓《秦记》其实就是《三秦记》，只是脱写了一个“三”字。不过，秦封泥有“晦池之印”。“晦”就是“海”。秦封泥又有“每池”，应当也是“海池”。可见，秦有管理“晦池”即“海池”的官职。秦宫殿区存在仿象海洋的人工湖泊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秦始皇在统一战争中，每征服一国，都要采集该国宫殿的建筑图样，在咸阳以北的高地予以复制。这就是《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所谓“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这一记载得到考古调查的证实。而燕国宫殿的翻版，其位置正在咸阳宫的东北方向，与燕国和秦国的方位关系是一致的。秦的兰池宫也在咸阳宫的东北方向，正在“出土燕国形制瓦当”的秦人复制燕国宫殿建筑以南。如果说这一人工湖象征渤海，从地理位置上考虑，也是符合秦人的空间意识的。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推想，张守节《正义》所谓“《秦记》云：‘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刻石为鲸，长二百丈’”，也许确实出自《秦记》。或者可以推定，《续汉书》刘昭注补引《三秦记》的相关内容，也可以作为可信度较高的秦史古籍理解。

新获文物与秦史古籍研究的新知

商鞅与秦孝公合作主持变法，成为秦史重要人物，也是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著名政治家。司马迁《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专门记述了他的事迹，其他篇章也有相关记录。可以说，商鞅是《史记》比较集中关注的人物。然而，我们在一座楚墓出土的简牍文书中，看到了《史记》没有说到的商鞅的表现。江陵秦家嘴楚墓M1、M13、M99都曾出土竹简。发掘者认为，“其下限年代当在战国晚期早段，即公元前278年以前。”（荆沙铁路考古队：《江陵秦家咀秦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8年第2期）M1出土的第1简可见“周客”。M99第15简则写道：“秦客公孙鞅聘于楚之岁，八月庚子之日，野以其有病之。”据晏昌贵先生的判断：“‘公孙鞅’即‘商鞅’……此条纪年当在前356年至前340年之间。”（晏昌贵：《秦家嘴“卜筮祭祷”简释文辑校》，《湖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竹简也有记录“秦客公孙紻（鞅）”曾经前往楚地和楚王有所接触的简文：“秦客公孙紻（鞅）闻（问）王于

郢之岁。”（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前例称“秦客公孙鞅聘于楚”，此言“秦客公孙紻（鞅）闻（问）王”，应当都是作为国家外交代表从事高层次的活动。《战国策》中“客”的身份，可见“秦客”“楚客”“燕客”“梁客”“魏客”“韩客”“卫客”“晋鄙客”等。《国语·晋语五》《战国策·西周策》《吕氏春秋·应言》都出现“秦客”。而司马迁在《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中，也都使用了“秦客”称谓。前者载赵良语：“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秦缪公之贤而愿望见，行而无资，自粥于秦客，被褐食牛”，谈到了秦国出使楚国的外交官。而我们讨论的出土楚简所见“秦客公孙鞅”“秦客公孙紻（鞅）”，则指向声名显赫的商鞅。这些信息对于我们理解《商君列传》的内容、认识商鞅在秦史中的活跃程度，具有重要意义。秦人能够“水通粮”，以致赵人以为“不可与战”（《战国策·赵策一》），《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述“汎舟之役”，航线据说“从渭水运入河、汾”（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史记》卷二九《河渠书》记载：“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说“河漕”经历“砥柱”，是西汉情形。而近年秦“厎柱丞印”封泥的发现，可以明确告知我们，秦时已经存在名号为“厎柱”的行政设置。“厎柱丞”的行政职任很可能与“砥柱之漕”直接相关。这件文物的价值深化了对秦交通史的认识。我们对于《史记》这样的秦史古籍的研究与理解，也因此获得了新知。考古学的学术发展，可以为古籍研究乃至文献学研究的总体进步提供条件。学术史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展望今后的学术前景，我们也寄以乐观的期待。

（作者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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