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期推送的是Lu和Matsuyama等学者2021年在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期刊上发表的文章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healthy aging among the older Japanese: the Ohsaki cohort 2006 study。本研究表明，社会参与在促进健康老龄化方面有很大的益处，并且在不同类型的社区活动中观察到了一致的益处。
引言
世界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高龄人口的比例也在显著增加。如今，老年时保持健康不再意味着没有身体或精神残疾，而是意味着更大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幸福感（WB），即“成功老龄化”或“健康老龄化”。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提出了许多成功或健康老龄化的模型和概念，但目前尚未建立一个标准的定义。最受认可的方法是Rowe和Kahn的模型，其中成功老龄化被定义为“疾病和疾病相关残疾及相关风险因素的低概率”、“高认知和身体功能能力”以及“积极参与生活”。Baltes提出了选择性优化和补偿模型，重点关注成功老龄化的详细过程，Phelan等人指出了成功老龄化定义中的客观和主观异质性。此外，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开始使用“健康老龄化”一词，将其定义为“发展和维持使老年人幸福的功能能力的过程”。这一定义不仅强调功能性，还认识到促进老年人幸福感的重要性，包括幸福感、满意度和满足感等领域。因此，在研究者对健康老龄化的定义中，研究者不仅考虑了生理指标（即无残疾），还考虑了与心理和社会幸福感有关的因素（即无抑郁症、高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和高生活满意度）。
先前的研究表明，生活方式更健康的人，包括不吸烟、适度饮酒、体育锻炼和健康饮食，健康老龄化的可能性更高，而社会经济因素，如较高的教育水平和较高的收入，也是健康老龄化的关键因素。然而，只有2项研究探讨了社会参与与健康老龄化之间的关系；其中一项研究报告称，社会参与可能与更高的健康老龄化相关，而另一项研究则发现了零关联。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会参与可能对不同的健康结果产生积极影响，例如降低残疾或死亡风险、改善心理健康和更大的幸福感。此外，老年人不同类型的社区活动的益处似乎是一致的。
本研究旨在利用日本老年人社区队列研究的数据，调查社会参与与多维度健康老龄化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索可能的身体和认知中介。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着重于参与3种不同类型的社区活动：邻里活动、爱好和志愿者活动。
研究方法
数据和样本
基线调查（Baseline survey）于2006年12月1日至12月15日进行。问卷由各个行政区的负责人分发给各个家庭，然后通过邮件收集。在来源人群中，提供有效回答的23091人组成了研究队列。研究者进一步排除了6333名未提供书面同意审查其长期护理保险（LTCI）信息的人，1979名在随访前已被LTCI证明为残疾的人，5名在随访前死亡或搬出该地区的人，以及4827名患有抑郁症或在基线时对抑郁症的反应缺失的人。因此，从2006年12月16日至2017年11月30日，对9947名参与者进行了跟踪调查。
健康老龄化评估调查（2017年调查）
在随访期间，305名参与者因搬出研究区域而失踪，2645名参与者死亡。在剩下的6997名幸存者中，研究者于2017年11月底进行了一项与健康相关的问卷调查（2017年调查）。问卷包括关于抑郁、HRQOL和生活满意度的自我报告问题，这些变量用于评估健康老龄化的组成部分。问卷通过邮寄方式收集。然后，本研究进一步排除了651名参与者，他们没有返回问卷或提供合格的回答，464名参与者对评估健康老龄化的组成部分的回答缺失，1301名参与者在基线检查时对参与社区活动的回答缺失。最后，统计分析包括7226名参与者，其中2645人在随访期间死亡，4581人在2017年的调查中提供了有效答案。
变量设置
社会参与
在基线检查时，研究者获得了参与3种社区活动的信息。研究者向受访者提出了3个问题：“你目前是否参加任何社区活动（如居民协会、老年俱乐部、儿童和妇女协会）？如果是，请告诉我们你多久参加一次”，“你目前是否参加任何爱好（如门球、卡拉OK、终身学习）？如果是，请告诉我们你多久参加一次”，以及“您目前是否参加过任何志愿活动（例如，社区服务活动、美化活动、预防犯罪、教育儿童、提供儿童保育支持）？如果是，请告诉我们您多久参加一次。”他们被要求从以下回答中进行选择：“不参与”、“每月少于一次”、“每月1-3次”或“每周多于一次”然后，我们建立了“社区活动类型数量”作为参数，以指示参与者参与了多少类型的社区活动。参与频率为“每月不到一次”或以上的某类活动的参与者被视为参与该类社区活动。然后研究者将反应分为“无”、“1型”、“2型”或“3型”。
健康老龄化
1.功能性残疾的确定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将偶发性功能性残疾定义为日本LTCI认证（支持级别1或更高），该认证使用全国统一的功能性残疾标准。LTCI是一项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制度，旨在帮助体弱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活动。40岁及以上的人都要缴纳保险费，65岁及以上的人都有资格享受正式的护理服务。
2.抑郁症的测量
在基线和2017年的调查中，通过抑郁症和自杀筛查对抑郁症进行了测量。抑郁症和自杀筛查是一种针对老年人抑郁症和自杀意念的简单筛查工具，由藤泽等人在日本开发。该工具包括5项：（1）“你的生活很充实吗？”，（2）“你还喜欢做你过去做的事情吗？”，（3）“你认为做你过去做的事情太麻烦了吗？”，（4）“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别人需要的有用的人吗？”，（5）“你没有任何具体原因就感到疲惫吗？”对于第1、2和4项，“是”的回答得分为1，“否”的回答得分为0；对于第3项和第5项，“是”的回答得分为0，“否”的回答得分为1。1的截止值(≤1 vs>1）在检测抑郁症方面具有满意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即70.5%和72.9%），因此研究者将抑郁症和自杀筛查分数低于2的定义为“无抑郁症”。
3.HRQOL的测量
在2017年的调查中，HRQOL由欧洲生活质量-5维度（EQ-5D-3L）的三级版本进行评估。问卷包括5个维度：（1）移动性，（2）自理，（3）日常活动，（4）疼痛/不适，（5）焦虑/抑郁。这5个维度中的每一个都通过一个问题进行评估，该问题有3个回答级别（无问题、某些问题和极端问题）。日本版本的EQ-5D-3L由Tsuchiya等人开发。将结果编码并转换为效用值分数，范围为−0.111至1.000。EQ-5D-3L分数为1.000表示完全健康状态，研究者将该分数定义为“高HRQOL”。
4.生活满意度的测量
2017年的调查中，生活满意度由Diener等人开发的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进行评估，研究者使用了日文版本，其信度和效度由Sumino验证。该量表包括5个项目，每个项目的分数从1到7表示同意，可能的分数范围从5（低满意度）到35（高满意度）。研究者将25分或以上的主观幸福感定义为“高生活满意度”。
健康老龄化的定义
健康老龄化是本研究的主要因变量，它包括4个组成部分：（1）无功能残疾，（2）无抑郁，（3）高生活满意度和（4）高HRQOL。在健康老龄化各组成部分均无缺失数据的参与者中，只有符合所有4项标准的人被视为健康老龄化的老年人。然而，如果它们不满足一个或以上的标准，研究者将其定义为正常老龄组的老年人。
统计分析
对比例变量采用卡方检验，对连续变量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然后，研究者使用多元逻辑回归模型计算优势比（OR）和95%置信区间（CI）。未参加社区活动的参与者被定义为参照组。为相应模型的每个多分类协变量创建虚拟变量。对于缺失协变量值的情况，研究者为缺失值创建了一个单独的类别，并将其包含在模型中。以下两个模型用于分析社会参与与健康老龄化之间的关系。模型1根据性别和年龄进行了调整；模型2根据模型1加上教育水平、工作状态、体重指数、吸烟状态、饮酒状态、每日睡眠时间和中风、高血压、心肌梗死、关节炎、骨质疏松症、骨折和癌症病史进行调整。
研究者还进行了几组敏感性分析。首先，研究者仅对基线检查时运动和认知功能较好的个体（运动功能评分<3，认知功能评分=0）重复多元逻辑回归分析。其次，研究者分别使用相同的多元逻辑回归模型检验了社会参与与次要结果（生存率和健康老龄化的4个组成部分（即无残疾、无抑郁、高HRQOL和高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在检查与健康老龄化每个组成部分的关联时，研究者只选择了相应组成部分没有缺失值的幸存者。第三，研究者测试了性别、年龄（<75岁或≥75岁）、工作状态（当前工作或当前不工作）、运动和认知功能（更好或更差）和社会参与，研究者还根据这4个变量进行了分层分析。第四，研究者使用Valeri和VanderWeele开发的模型进行中介分析，以评估步行时间和认知活动的中介效应。在调解分析中使用了社会参与的二分法（即参与任何活动与不参与活动）。第五，由于1000多人因社会参与缺失值而被排除在外，研究者基于年龄、性别和其他混杂因素对这些缺失值进行了多重插补。创建了五个没有社会参与缺失值的插补数据集（n=8527）。然后，使用5个插补数据集，应用相应的逻辑回归模型计算合并OR（95%CI）。最后，为了试图阐明这个问题，研究者重新进行了主要分析，分别将结果缺失的人视为健康老龄组（最佳情况假设）和正常老龄组（最坏情况假设）。
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分析
统计分析包括7226名参与者，2006年基线检查时的平均年龄为73.1±5.1岁，48.9%为男性。在大约11年的随访中，574名（7.9%）参与者符合健康老龄化的所有标准，5063名（70.1%）存活。表1根据社区活动类型的数量显示了参与者的基线特征。社区活动类型较多的参与者更有可能更年轻、男性、受教育程度较高、目前工作、生活方式更好，并且不缺乏社会支持。
表2显示了社会参与与健康老龄化之间的关系。表的上半部分表明，与未参与任何类型社区活动的参与者相比，参与1类活动的参与者的多变量调整后OR（95%CI）为1.90（1.40，2.59），2类为2.49（1.84，3.38），3类为3.06（2.30，4.07）（p表示趋势<.0001）。在排除基线检查时认知和运动功能较差的2859名参与者后，研究者也重复了分析。结果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表2的下半部分显示了不同类型的社区活动与健康老龄化之间的关系。无论社区活动的类型如何，参与社区活动较多的人健康老龄化的OR显著较高。此外，在每种类型的社区活动中观察到显著的线性趋势（每种类型的趋势p<0.0001）。此外，在排除认知和运动功能较差的参与者后，每种类型的结果仍然相似。
表3显示了社会参与与生存、无残疾、无抑郁、高HRQOL和高生活满意度的次要结果之间的关系。与不参加任何活动的参与者相比，参与1种活动的参与者的多变量校正生存风险比（95%CI）为1.51（1.29，1.76），2种类型的参与者为1.56（1.32，1.85），3种类型的参与者为1.81（1.54，2.12）（p表示趋势 <.0001）。当使用健康老龄化的4个组成部分作为次要结果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图2显示了步行时间和认知活动的中介效应结果。观察到认知活动（11.0%）具有相对较大的中介效应，但步行时间（0.5%）没有。关于按性别、年龄、工作状态或运动和认知功能进行分层分析的结果，未发现任何这些变量之间存在交互作用（见补充表2）。
讨论与结论
总之，参与大量社区活动的参与者健康老龄化的概率显著较高。研究结果还表明，对于每种类型的社区活动，参与频率越高，健康老龄化的可能性越大。之前的研究已经检验了社会参与与结果之间的关系，这些结果与我们对健康老龄化的定义密切相关。例如，以前的研究报告表明，社会参与与较低的死亡和残疾风险有关。此外，由于来自非正式社会网络的社会支持，社会参与被发现可以预防抑郁症。另一方面，很少有研究调查社会参与与HRQOL或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两项韩国研究表明，社区活动数量的增加与HRQOL的增加之间存在正相关，继续参与社区活动对生活满意度有积极影响。当研究者将生存率和健康老龄化的4个组成部分作为次要结果时，这与研究者的发现是一致的。然而，考虑到暴露和结果定义的差异，在将研究者的研究与之前的研究进行比较时应谨慎。研究者还调查了不同类型的社区活动频率与健康老龄化之间的关系。社区和志愿者活动的频率与健康老龄化呈明显的线性趋势。
然而，在本研究有一些局限性，值得一提。首先，研究者排除了患有抑郁症的参与者，但研究者无法获得关于HRQOL和基线生活满意度的信息。第二，尚未对社会参与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评估。对于每种类型的社区活动，研究者只在每个问题中提供了几个示例，但没有进一步询问他们参与这些示例活动的情况。第三，由于定义健康老龄化的组成部分数据缺失，一些参与者被排除在统计分析之外。为了明确这个问题，研究者重新进行了主要分析，分别将结果缺失的人视为健康老年人和正常老年人。第四，研究者在分析中考虑了许多协变量，但剩余的混淆仍然可能影响本研究的结果，例如社会经济地位。最后，尽管多重敏感性分析显示了一致的结果，但研究者不能完全排除反向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即健康的人通常比不健康的人更有可能参与社会活动。尽管有这些局限性，本研究仍然有一些优势。首先，研究者对数量相对较多的研究参与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跟踪，但跟踪失败率较低。其次，在我们对健康老龄化的定义中，研究者不仅考虑了生理指标，而且还考虑了心理指标，这在以前的研究中被忽略了。
文献来源：
Lu, Y., Matsuyama,S., Tanji,F., Otsuka,T.,& Tsuji,I.(2021).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healthy aging among the older japanese: the ohsaki cohort 2006 study.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A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Medical Sciences, 77（1）, 106–113
转自：社论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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