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性的多元镜鉴是在确认西方现代文明之在先性的同时，提出并论证现代文明及其“现代性”本身的多元生成之可能。通过审察在先的西方现代性生成和演进过程的复杂性、内在张力和当代困境，揭示现代性的基本机理和现代性的多种可能性进路，亦即“西方现代性”之外的另外一种或多种现代性的可能路径，比如中国现代性及其现实可能。经济全球化是实现人类社会“现代性”目标的第一步，也是其必由之路，任何“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主张和行为，都会妨碍甚至中断人类社会通向“现代性”理想目标的进程。历史和现实经验证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迄今为止寻求并切近人类“现代性”理想更适合也更具解释力的导向性理念，在理论解释力和彻底性上优于既有的诸如“普世主义”“普遍主义”“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是当代中国对人类现代性的最新理解。
关键词：现代性 多元镜鉴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万俊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北京10008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P4—P20
责任编辑：莫斌
如所周知，“现代性”（modernity）是一个饱含歧义的理论概念，迄今为止尚无确切统一的权威界定。它可以作为一种关于人类文明／文化史的历史哲学刻画（雅斯贝斯、斯宾格勒、沃勒斯坦、沃格林、舍曼等），表征一种与“古代”“古典”等概念相对照的现代“新”的社会文明演进状态或现代史特性。它也常常被用来表达一种社会进步主义的价值判断（达尔文、赫胥黎、孔德，乃至当代许多政治家们）和社会批判反省态度（马克思、哈贝马斯、麦金泰尔等），代表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事实的客观实证分析和价值批判导向。它还可以作为基于上述两个维度的分析判断而形成的一种关于人类及其社会发展的心态／心理—文化／文明意义上的价值取向，并因之形成所谓“现代性心态”（the mentality of modernity）、“现代取向”（a modern orientation）等说法。“现代性”概念本身的复杂开放性使得任何单一意义上的概念运用都具有失之偏颇的风险，也构成现代世界历史和历史哲学研究等领域十分棘手的问题。
本文将在上述三种意义上综合使用“现代性”概念，其意义的具体解释取决于具体语境及其所使用时的“互文性”（contextuality）意义。这并非一种理想的研究方式，却是洎今为止相对较为稳妥的一种“反思平衡”（罗尔斯术语）方式。因此笔者所谓“现代性的多元镜鉴”，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在确认西方现代文明之在先性或引领性事实的同时，提出并论证现代文明及其“现代性”本身的多元生成之可能。易言之，“现代性”本身可能是且应该是多元的，或者更确切地说，现代性应该是且事实上已然或多或少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或多元发展的现实可能性，而非单一不变的或一元化的。其二是间接表明本文的探究尝试既是一种现代文明的历史哲学分析或思想史镜像观照，也是一种现代文明的文化哲学或价值哲学镜像摄义，还是一种现代文明之多元镜像的初步比照分析。然而，本文论题的最终展开及其目标是，通过审察在先的西方现代性生成和演进过程的复杂性、内在张力和当代困境，揭示现代性的基本机理和现代性的多种可能性进路，亦即“西方现代性”之外的另外一种或多种现代性的可能路径，比如中国现代性及其现实可能。
由上述论题所引出的主要问题有四：其一，西方现代性的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或者更积极地说，我们可以或者应该向先行的西方现代性学习些什么？其二，为什么西方现代性并非唯一？或者，西方现代性自身的普遍有效性限度（局限）何在？其三，中国现代性及其生成的复杂历程和独特面貌、基本特征何在？或者，为什么中国现代性可以成为不同于西方（尤其是英美所谓“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现代性的“另一种现代性”（即“中国现代性”）？其四，如何看待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异同和紧张？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什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较之西方现代性的“普世主义”（ecumenicalism）和人们习惯使用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或“全球主义”（globalism）更为合理、更为现实、也更具普遍有效性？
一、西方现代性镜像及其内在限度
作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开创者和先行者，西方现代性镜像——无论是作为文明史镜像，还是作为思想史镜像，抑或作为人类现代文明镜鉴的坐标参照系——是任何有关“现代性”思考和讨论都必须首先了解的前提性课题，其领先地位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何谓“西方现代性”？一种初步的理论解答是：它由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理念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科学技术创新、地理大发现与殖民扩张、世俗化和城市化、以及基于个人权利的民主政治等核心要素所共同构成，表现为一种鲜明的自由个人主义和普遍理性主义精神，其核心价值理念是“自由、平等、博爱（或者宽容）和民主”，是自文艺复兴以降近代欧洲启蒙运动尤其是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古典哲学运动的伟大成果，加上政治民主——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后起之秀的美国对西方现代性所作出的主要贡献；其基本理论与实践方式是自由主义＋普世主义／世界主义＋殖民主义或殖民扩张／帝国主义＋人权民主价值观；其精神内核是西方中心的个人自由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从思想史镜像的面向看，西方现代性的生成发展已有约五百年历史（从文艺复兴洎今）；从社会文明史的镜像面向看，西方现代性的实践也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从英国工业革命和1688年的“光荣革命”开始）。总体来看，西方现代性的生长既历尽了血与火的淬炼，可谓饱含风霜雨雪，艰难苦恨，也独享了名与利的“光荣与梦想”，大工业革命开始不到百年，便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物质财富，当然，它同时也经历了且仍在经历着进退沉浮的各种严重挑战与风险危机。其所以如此并不奇怪，人类文明史上的任何一次文明进步和实践都难免这样复杂的经历。值得深究的问题是，西方现代性的谋划究竟是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言“已然失败”（麦金泰尔语），还是处在“仍未完成的”（哈贝马斯语）开放状态？若为前者，又为何如此？若为后者，为何西方现代性的潜能没有甚或无法充分释放出来？这是否意味着它自身具有难以自我克服的局限和矛盾？进而言之，西方现代性如何才能超越自身的限度从而达成其现代性价值目标？
若要确切地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漫长而艰巨的探究，但首先需要厘清西方现代性生成和演进的历史轨迹，进而梳理并理解其现代价值观念的建构逻辑。
如果说，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18—19世纪的“科技大发明”是西方现代文明得以崛起并迅速腾飞的两翼，那么，肇始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而最终成就于17—18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光荣革命”和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胜利，以及最为根本的是欧洲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世界性扩张，则是西方现代性生成的根本标志。科学史家们通常将1487—1488年葡萄牙人迪亚士率领的非洲好望角远航和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率领的绕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远航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初的“新世界的发现之旅”，而把1492年及其后由意大利人哥伦布奉西班牙国王之命率领的先后四次“西渡”称之为“新大陆的发现”，将1519—1522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奉西班牙国王之命率领的五大洲环球航海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在历时30多年内发生的连续而急速的数次大航海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上的“发现的时代”（Age of Discovery）。“发现的时代”不仅完成了人类对自身所寄居的地球的完整发现，同时也是世界市场和现代全新世界的发现，更是人类对自身能量与力量的发现，因之堪称一次空前的人类现代事件，而在欧洲航海家乃至整个欧洲社会眼里，正是他们才发现了“新大陆”“新世界”“新人类”，包括发现“美利坚”和“美利坚人”。
如果说，地理航海的“大发现”为西方现代性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现代化生成第一次奠定了完整的世界空间场域，那么，18—19世纪的科学技术“大发明”则为西方现代性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现代化生成与发展奠定了空前的高速度的——与传统社会文明演进时态相对照——世界时间向度。它不仅坚定了人类对自我能量和力量的现代化信念，而且标志着人类终于找到了改善和变革人类社会文明和人类自身文明的最新方式。一个最显著的证明是，近代欧洲的科技大发明与现代型大学，乃至整个现代教育体系的迅猛发展几乎是同时发生、互生互成的，而现代教育体系的生成正是现代社会得以持续高速发展的最为基本和充分的人力资源条件，即现代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和现代知识人（新型生产者与经营者）的培养之充要条件。从18世纪中期开始，先后涌现英国的瓦特发明蒸汽机、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织机，德国的本茨发明内燃机，英国的法拉第发明电动发电机，美国人爱迪生发明电灯电话，德国人西门子发明发电机，英国人麦克斯韦发现并证明电磁波，俄国人波波夫发明无线电发报机，等等。不到百年时间，大量新科技的发明和应用，为欧洲社会、继而很快也为新世界的文明进步装配了全新的“火车头”。自此以后，现代科技主导的工业革命浪潮便成为现代社会文明进步节律的标识。
科技大发明不仅催生了英国工业革命和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现代工业革命浪潮，产生了现代天文学、物理学、光学、化学、数学、地理学、博物学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体系，还有诸如现代哲学（从经验论到功利主义）、政治学（从洛克、霍布斯到边沁、密尔）、国民经济学（亚当·斯密）等现代新型人文社会科学群的兴起。它们的现代新生或现代转型为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对现代学科知识系统的重新分类和系统阐释——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首次学科分类相对照——不仅奠定了坚实的社会知识基础和科学理论基础，而且也为现代大学乃至整个现代教育体系的勃兴与快速兴起奠定了坚实而全面的社会基础。几乎与此同时，科技大发明的社会实践应用及其巨大成效不单证明了培根所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现代知识命题，也证明和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更深远和重要的是确立了科学理性主义的普遍信念和可普遍化的哲学认识论原理（科学理性与真理原则），其对现代社会革命与社会实践的影响或意义无限深远。更确切地说，科学技术大发明及其广泛而迅速的社会应用，为开放的世界市场经济提供了必要且普遍有效的技术资本和技术条件，没有现代技术资本和技术条件的充分供给，如同没有经济（金融）资本的充分供应一样，现代世界性的开放的市场经济同样绝无可能。类似的推论在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型中也同样成立，正是由于现代技术大发明及其广泛的社会实践应用，不仅催生了现代型的科学知识体系和现代教育体系，同时也催生和培养了现代知识阶层和知识人才，他们的新知识及其运用，对于现代产业工人和现代城市市民的形成同样具有先导型的引领和催生作用，而这正是17—18世纪英国科技革命对涵盖政治、经济变革的现代社会革命（转型）的巨大贡献。可惜的是，这一点常常未能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
市场经济当然是西方现代性生成与成长的基本动力或动能，这一点自17世纪开始在英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和典型。欧洲是现代文明的发源地，但在欧洲诸国中，英国虽然并非现代文明和文化的先觉者，却是最先成就现代文明并创造英吉利之“日不落大英帝国”奇迹的现代国家，个中奥妙之首要者正在于“大英帝国”最先觉识和发现了市场经济的“密匙”，打开了现代财富创造和资本积累与运用的“方便法门”，这就是：基于“经济理性”——即以尽可能少的经济成本投入获取尽可能多的市场效益——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变成把握创造财富的“魔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无疑是这一现代经济法门的“葵花宝典”，正是在该书中，斯密发现了市场经济的秘密，揭示了市场之为“看不见的手”的巨大魔力——以最经济的方式实现最佳的资源配置，亦即以最经济的成本投入赢得最大的市场经济效益。如果把前现代社会的传统经济方式看作一片自然无序的流水湿地，那么，市场经济就像是一架无形却有序的河床，使得四处散落漂流的资源之水，在经济理性或“看不见的”市场之手的引导下合理汇聚、自由流动并高速涨潮，进而在资本与技术两股动力的驱动下，形成浩浩荡荡的财富之流。这是近代人类文明进步最伟大的奇迹之一，同“地理大发现”和“科技大发明”一起构成了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标志性成果。
市场之“手”之所以不易被“看见”，根本秘密在于市场经济使得各种资源得以自由而高效地流动，因此，自由成为市场经济的关键。然而，市场经济如何始终不渝地效忠于人类对“好生活”的根本需求和追求？如果说，现代市场经济的技术动力有赖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创新，那么，其资本驱动的本性却并非是自然合理的，资本的求利本性与聚集蛮力常常使得资本市场化的动能成为“脱缰的野马”，在极端的情形下导致社会财富分布的极化后果，浸染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故，社会政治力量的合法约束便成为市场经济合理有序的必要前提或条件。历史的经验表明，现代民主政治是较为适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政治条件。这一点既为现代先行者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继而是西欧和几乎整个欧洲的近代社会革命、而后是美国民主政治和接踵而至的非西方国家之社会现代化的成功所证实，因之也堪称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成果之一。
纵览三百多年的近代西方文明进程不难发现，市场经济的大化流行为现代民主政治最终摆脱传统封建集权政治和世袭政治提供了根本动力，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相继确立和社会民主革命的不断成功，则是西方现代性得以最终建构其社会“上层建筑”的根本标志。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前者内在地要求所有经济行为主体具有其独立自主的“所有”资格，即拥有其可自决的用以参与市场交易的独有的产品或资源，拥有自由买卖（交易）的权利，并拥有遵照市场规则自由而平等地参与各种市场经济活动的权利与义务；与之类似，后者同样也内在地要求所有具备合法公民资格的国民拥有自由而平等参与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暨能力，并由此承担相应的国民之基本政治义务。因此，自由平等的权利拥有与义务承诺——亦即正义的承诺——乃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或前提。
然而，西方现代性生成和扩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尽管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共同构成了其基本价值面向，也的确是其现代性贡献的两个最为凸显的文明经验，但仍然需要注意的是，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同时也构成了西方现代性最具内在价值张力和外在侵略性的两把利刃，这一点同前面所述的“地理大发现”和“科技大发明”有着很大的不同。笔者以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其中所蕴含的事实与价值（意义）的两分，更在于近现代欧美国家或国家利益集团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人为的”目的性价值取向和主观价值偏好、甚至是有目的的意识形态化干预的结果，毕竟，无论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政治，本质上都是同质的人为体制建构，具有现代社会制度设计的主体目的性特征，而非如“地理大发现”和“科技大发明”那样主要基于客观事实和理性真理的证明。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不仅是有待主观解释或价值规导的，甚或还可能是被有目的的意识形态化干预了的。
市场经济潜在的张力在经济自由与资本垄断之间，资本自身无限的“贪婪”本性不是自由的“福音”，而是自由的“劫难”，市场之“手”表面上“看不见”，无形却有序，实际上很可能且事实上常常成为被资本——尤其是那些具有市场支配力量甚或垄断力量的巨型资本——实际操控的“木偶”和工具。正由于此，如何防止和抵制市场垄断和资本操纵一直都是令现代国家或政府头痛的难题：作为“有形之手”，政府的市场监管如若过度，则会妨碍市场经济的自然进程；若监管不及，则又会出现市场垄断和资本操纵而导致畸形的市场效应和社会后果，极端者甚至引发经济失序和社会革命。与之类似，作为现代国家之基本政治制度的民主政治也存在诸多内在紧张或矛盾，其中最主要的内在张力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天然张力。具体地说，每一个公民自由权利及其实现的政治要求与社会全体公民普遍平等的政治要求不可能同时得到充分实现。现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两书中，之所以不得不在其正义理论中对自由和平等作出“词典式排序”——即在通常情形下，公民个体的自由（权利）要求优先于公民全体的平等要求，正是他力图缓解这一张力的最新理论尝试，也是这一张力客观存在的明证。其二可以概括为程序化民主政治的制度治理与实质性民主政治的社会实践之间的紧张甚或分离。具体地说，西方民主政治日趋形式化为“一人一票”式的“投票民主”，而资本集团或利益集团的强力渗透与操纵，使得这种具有绝对公平样式的“投票民主”越来越丧失其实质性民主意义的竞选活动，看似确保了“起点公平”和“过程（程序）正义”，却离实质性的“结果正义”越来越远。只要简单地考察一下近几届的美国总统选举案例，便不难看到这一点。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这种张力或矛盾纠结更为复杂。经济行为主体的自由权利及其相互之间的平等交易无疑是市场经济得以展开的基本社会前提和政治（制度）条件，可是，拥有可独立支配和交易的资源或资本也同样是经济行为主体能够参与市场活动并进行自由平等交易的物质前提或必要条件，缺少这一物质条件，市场经济同样只能是无源之水。但问题恰恰在于，人们实际所拥有或可支配的资本和资源不仅难以均等，而且常常是差别如此巨大，以至于多寡差至在有无之间；同时，这种差别不仅体现在资本或资源占有的多寡上，还体现在极少数资本者拥有巨额资本而绝大多数人却只能是资本的缺乏者，甚或成为资本的侍者和奴隶。在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一种真正的政治民主如何可能？作为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之共同社会价值基础的自由与平等不仅使得市场经济本身日益呈现贫富差别日益扩大的发展状态，而且也危及政治民主的实际进程和实质性后果的公平正义。事实上，这也正是罗尔斯强调必须基于“作为公平的正义”理念和由此证成的正义原则，来重新安排或调整社会基本制度，以通过“最有利于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者”的制度倾斜，来寻求解决或者至少缓解社会不公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与近代科技革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诸种“现代化”面向相辅相成并伴随始终的是近代以降西方社会的世俗化演进，或者说，科学技术催生的理性精神、市场经济带来的商业化潮流和民主政治所仰仗的个人权利自由主义等现代性基本要素，共同创造了近代以降西方社会持续世俗化或淑世主义社会运动，而这一世俗化社会运动不仅构成了西方现代性的社会伦理精神品质（ethos），也被看作西方现代性最具革命性意义的社会成果——即“世俗时代”的来临。事实上，从13—16世纪文艺复兴肇始的“脱圣还俗”，到18—19世纪激进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无神论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即“精神鸦片”的理论立场，可以看出这场旷日持久的世俗化社会运动的递嬗轨迹，而被普遍公认为西方现代性之精神标志的个人自由主义或者自由个人主义不仅是西方社会世俗化的主要精神动因，也是其主要的精神硕果。至于这场持续几百年的世俗化社会运动的文化复杂性和深刻性，需要有另文专题讨论，囿于本文主题和篇幅所限，在此只能点到为止。
综上所述，我们已然可以对西方现代性的生成及其思想逻辑获得一幅大致清晰的镜像：一种孕育于地缘扩展（“地理大发现”）和科技革命（“科技大发明”）的西方现代性，通过市场经济的欧洲勃兴及其持续增强的世界扩张，以及逐渐在欧美国家获得成功的民主政治的加持和世俗化社会运动，最终创造了“现代世界体系”或者现代世界历史，西方成为近五百年来人类现代社会的先导和主导，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使得“西方现代性”成为人类现代史的代名词。通过这一浩大而又复杂多变的现代历史进程，我们必须承认，西方现代性确乎积累了成功的值得世界各国学习的现代化经验，也发现其间所隐含的值得警惕和反思的西方现代性逻辑。就前者言，凭借“地理大发现”而形成的清晰完整的世界（地球）概念、基于现代科技而建立起来的科学理性主义、植根于市场经济并经过民主政治不断强化的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之核心价值理念，以及通过持续增强的社会世俗化运动而建立的大众世俗文化，共同构成了西方现代性最基本的文明暨文化成就，也是其最基本的精神财富。其中，最值得关注和学习的是，求强进取和自由创新、诸行动主体间的公平竞争与平等合作、科学理性和公共理性原则暨普遍正义的秩序原理等现代精神品质。
就后者言，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的是，西方现代性演进逻辑所隐含的另一面，具体表现为：（1）以地域、资源、资本、财富等占有为目的的权利扩张逻辑。正当合法的权利诉求无可非议，但是，若将权利诉求扩张为权力占有和排斥性、垄断性的霸权，即使是基于所谓“自然法则”的权利诉求也会蜕变为“强权即公理”的权力主义或霸权主义的“强力意志”（尼采术语）逻辑，因而无法获得其普遍正当性辩护。（2）基于单向权利诉求——而非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正义原则——和强权争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近代生物（生命）科学的标志性成果，不幸的是，这一伟大的自然科学成果被简单挪用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证明标准，并同西方基督教的目的论一起催生了现代进步主义观念。生物进化论的基本原理有三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最适者最优生存，三者构成了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类生物（生命）由低向高的进化链的自然法则或根本法则。然而，将这种生物（生命）进化原理应用于人类社会文明，便有可能被泛化为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甚或帝国主义的行动法则，争夺高位甚至是争夺“第一”或“优先”便成为某种自然而必然的行为逻辑，然而却与人类共同体的共同生存与发展之文明诉求产生冲突。一个值得深思的客观事实是，近五百年的西方现代史在某种意义上看确实更像是一轮接着一轮的新老帝国更替轮换的竞技史、擂台史、战争史。（3）以无限求利为目的的资本垄断逻辑。资本天然具有其自我无限生殖且追求市场垄断的本性，但资本本身并无先天的价值偏好，一如科学技术本身并无国界。然而，资本的市场运用却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市场效应和社会效应，因而具有其社会价值属性。一旦进入市场且失去必要的约束，资本便露出其鲸吞本性，寻求无限的市场增值和市场垄断，甚至向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渗透，以实现其自身社会价值的最大化。换言之，一旦资本的市场运作失去必要的社会约束或政府监管，便可能渗透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领域，展现其无所不用其极、无所不用其能的市场化力量，导致政治（尤其是国际政治）领域的资本大战。这一点在现代国际金融危机和政治危机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直到当下美元霸权与“去美元化”的多种严峻现实，都证明西方现代性的资本逻辑始终沿着某种形式的垄断资本主义的路线行进。（4）将基于上述立场的资源和资本争夺或优先占有意识形态化的自我中心论的利己主义逻辑，或者，将形形色色的——精致的或粗陋的、隐秘的或公开的、巧妙装饰的或强制推行的——行为利己主义意识形态化、价值标签化。
历史哲学的考察还提醒我们一个必须厘清的问题：西方现代性不能仅仅被看作一个本质主义的概念，它首先是且始终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主义概念。因此，必须注意，既不可将西方现代性简约为美国现代性，哪怕20世纪以来美国确实几乎成为西方现代性的“全权代表”，也不能因为这种实际操作上的“全权代表”事实而忽略美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两个概念之间的内在同一性与差异性。一方面，即使是作为西方现代性之母体的欧洲现代性本身也并非绝对同一，而是有其内在差异性和多样性的现代性彩色拼图；另一方面，作为新生后起的资本主义大国，美利坚合众国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成功地运用其“新来者”（the New Comers）开拓共建的新型现代化国家经验，特别是其多样性民主政治生活的独特经验，为西方现代性的生长贡献了新经验、新观念和新方法，尤其是她延续并改进了所谓“盎格鲁—撒克逊”的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世俗文化。然而无论是历史地看还是从总体上看，西方现代性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建构的具有文明同质化和文化同质化力量诉求的现代社会模式，具有其先行或在先的历史优势和广泛的全球示范力量，这一点也是毋庸讳言的。
我们对西方现代性逻辑的反思同西方许多思想家的内部反思有近似重叠，也有所不同。对于后起的仍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揭橥并分析西方现代性本身的成功经验与内在逻辑或缺陷，目的在于自我警示：在学习欧美先进的同时注意分析其不足或缺陷，超越其“自我中心”的局限，从而有可能平等地接纳其他非西方的现代性观念和实践，承认并加入多元现代性之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分享融合发展的共同愿景。也就是说，反思和批判西方现代性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否定西方现代性本身，而是为了改进和完善人类社会的多元现代性。
二、中国现代性：另一种现实可能
西方现代化的历史领先发展已然三百多年，构成了人类社会文明史上现代期和先进性，的确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水准，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取向。这意味着所有非西方国家和地区若要进入现代化的社会门槛，都需要从学习西方开始，追赶乃至在某一特定时期仿效西方现代化样式，以开始其自身的现代化进程。然而这并不同时意味着，每一个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都必须且只能循着西方国家所走过的现代化之路步步趋同，甚或邯郸学步，即便是初期的模仿和学习也不等于简单借用，甚至是直接挪用。相反，一种更为现实的实际情形是，各不同国家和地区必须依据其所处的历史方位、具备的社会条件、可能援用的现代化方式和资源，展开他们各自不尽相同的现代化进程，也就是说，每个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起始状态以及推进过程和具体展开方式，只能是参差不齐、多种多样的。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各国的现代化实际情形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亚洲内部，东亚与西亚、南亚国家的现代化实际情形也是如此，甚至，即便是在东亚区域，中、日、韩三国的现代化经验也呈现出相当不同的面貌和特点。
这一结论至少还可以得到三个基本的事实性依据的辩护：其一，即便是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本身也并非呈现出同一模式或统一模式，尽管其现代性精神特质大致趋同。在欧洲，不仅西欧诸国的现代化起步有先有后，具体方式也各有差别，而且整个欧洲诸国的现代化结果也非整齐划一。譬如，在现代国家政治建构中，就先后出现了君主立宪、自由民主或民主共和、社会民主主义等样式；同样是基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同国家也呈现自由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甚至是国家资本主义等多样性的价值取向；文化上的世俗主义、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现代主义甚或后现代主义也各有偏重，相互见异；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本身表明，现代性从一开始便蕴含着多种可能性，呈现多样化生长状态。其二，这种多样性和多样化在现代化的国际扩展过程中不断凸显，更为鲜明，其与各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尤其是其现代化的初始条件或起点状态——和文明／文化传统是密不可分的。很显然，作为西方现代性后起之秀的最年轻的现代化国家，美国的现代（国家）化进程及其路径同欧洲先行者们便殊为不同：由于作为“新来者”和“占有者”的“新英格兰人”，对北美新英格兰地区原始土著印第安人自西向东采取了几乎是消灭式的强夺方式，美国的现代化和国家化从一开始就呈现从“零”开始、无中生有的特点，所有“新来者”——姑且不考虑他们独特而复杂的社会身份和来由——选择了（事实上也只能选择）完全基于现实生存与发展利益之上的社会契约方式，借助于他们身上所带有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暨文化品质，缔造了北美洲大陆上一个全新的美利坚合众国。因之也几乎是通过效仿和改装大英帝国的现代化模式，并凭借20世纪前后的冒险开拓、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和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美国制造业繁荣等历史机遇，创造出一个新的现代化帝国。历史地看，美国对西方现代性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其开放的知识创新体系与开放的政治民主经验，前者继承和弘扬了现代性之科学理性主义精神，后者则属于美利坚合众国独特的政治经验，这一政治经验既有可学的，也有不可学的，因为它的确是美国特有的“移民国家”的特有经验，其中许多是难以简单效仿或挪用的。托克维尔曾经及时考察并洞悉到美国民主经验的这两个方面。其三，欧美之外其他非西方的前现代国家和地区各自的现代化尝试或实践表明，各国现代化的起始动因、路径选择、展开过程和实际效果都不尽相同：有主动追随的，也有被动应对的；有循序渐进的，也有跨越式的；有另起炉灶的，也有照本宣科的。样式可谓千姿百态，结果也殊为不同，有的甚至在云泥之间。因此，迄今为止，非西方或前现代国家的现代化经历千差万别，难以归宗如一。
在这种历史的或动态的多样性现代化经验的比照之下，回首反思中国现代化历程和现代性特质，便可期待更具反思平衡的客观真实性。毫无疑问，中国现代性的起源同样也有其特殊的背景、起因，其展开过程亦十分复杂曲折。可以说，迄今为止，中国现代化经验也是独特的、难以简单复制和挪用的。从大约16世纪江南沿海出现近代意义上的手工业和商贸的“资本主义萌芽”，到20世纪伊始“天朝的崩溃”之后，中国社会很快呈现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相互交织的社会转型。然则，直到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才从被动无意识或下意识状态转向主动自觉的求变求强阶段。中日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效应在于，甲午海战的惨痛失败终于警醒自上而下的整个中国社会：传统的天朝中心或“中央帝国”不复存在，落后必然挨打，无论承认落后有多么痛苦和羞愧；而摆脱落后寻求现代强大的根本出路不仅仅是“器物”和技术层面的变革图强，而且还是“政制”层面的根本改变。因此可以说，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后果直接促动了“戊戌变法”，进而，“戊戌变法”的失败又直接催生了近代中国的文化反省和思想启蒙，亦即所谓“观念”层面的现代启蒙，这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接踵而至并迅速蔚然成势的主要原因。可以说，从“器物”到“政制”再到“观念”的三步转进，构成了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三级发动节点或三步递进式面貌。
然而无论怎样，我们都必须牢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构成了中国现代性初生的既定背景，这种既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前提预制了中国现代性初生和成长的独特特征：被动式或植入式的社会现代化转型、民族生存意识与独立意识的迅速自觉与极度强化、内在生长机制不健全且资源准备不足、现代科技实力薄弱与现代性思想启蒙极不充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与现代商业资本的薄弱，等等，共同预制了我们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与现代发展之双重使命。其间各种因素的复杂交织甚至相互冲撞，常常使得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陷入九曲回旋、沉重艰难的处境之中。
中国现代化进程之异常曲折艰难决定了中国现代性的晚熟并充满苦难的悲剧性品格：早期民主革命的夭折与军阀混战，抗日民族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严酷中断和残害，十年“文革” 浩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对立以及前者对后者持续不断的挤压和打击等重大国内国际事件和因素，造成中国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不时被迫中断、停滞、甚至阶段性的逆转和失败。可以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现代化才真正进入其比较正常而从容快速的发展阶段，至今已延续40余年。因此，近代以降的一百多年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不连贯，更不从容，内忧外患始终存在。易言之，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经验不足，因之造成中国现代性至今仍未充分彰显出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现代性方式与路径至今还未获得国际普遍承认——尽管这种状况正在改变——的主要缘由之一。
了解上述背景和历史，是我们认知中国现代性最重要的必要条件，也因之更能体悟最近40余年的改革开放的难能可贵。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现代化进展被举世公认为“世界经济的奇迹”，但这种“公认”仍然基本上局限于经济生活领域而并非完全“现代性”意义上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即真正开始迈越“前现代社会门槛”并进入全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这一新阶段的来临意味着：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经验的中国现代性理论和思想正在破壳而出。因而，探究并理解中国现代性已然迅速凸显为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自我认知的时代任务，更是当代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现代性的重大挑战性课题。就此而论，厘清并确认中国现代性的真实镜像并使之进入世界现代性图景，不仅正当其时，而且于斯尤为紧迫和关键。
另一个前提性外部条件或背景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进入最近40余年的改革开放时段，呈现相对快速发展状态。然而，随着近年来全球化运动的受阻，尤其是“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潮流，中国现代化快速发展的进程又面临着新的压力和挑战，其原因、方式、特点和过程的复杂性前所未有，需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和考量。
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现代性是中国现代化，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实践经验的结晶，正处于它的初生期，因而在一些方面仍未充分显现其潜能。但是，中国现代性的主体要素和基本特征已然清晰可见，仅从以下几个方面便不难看出：
（1）不断开放的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拓展。一方面，国家经济发展进入“全面小康”新阶段，消除绝对贫困并开始迈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终结了近世中国“落后挨打”的低潮时期；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全球130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国，也是当今全球进出口贸易最多的国家，同东盟、欧盟和美国三大经济体的贸易额均达八千亿美元以上规模，这是现代国际贸易史上前所未有的纪录。实践已经证明并仍在日益强化中国式经济全球化参与方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一带一路”、平等合作、共赢共享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之路不断扩展延伸，显示出强大的经济发展活力。
（2）国家政治的高度自主性、“全过程民主”和国际政治融和力不断增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一直在为民族独立和国家政治自主而进行着不屈不挠的努力，同时按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原则，在不断探索、不断改进中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全过程民主”，从而真正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模式。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深深懂得：国家的政治独立自主和人民民主建设，首先且根本有赖于民族国家的国力自强，有赖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和团结合作。同时，只有不断强健国家的经济硬实力和政治、文化软实力，才能最终争取和确保民族国家的政治自主和平等的国际地位。对理论、道路、制度、文化、历史的自信，是国家政治高度自主和国际政治融合力的标志，坚定反对“从实力说话”，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上的国际平等合作与全球多极化的公平正义，构成了中国外交的基本价值立场，赢得了越来越高的国际认同。
（3）快速增长并提升的日趋完备的现代工业化制造体系和以知识创新与技术改进为鲜明特征的现代生产暨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式。作为当今拥有最完备现代工业生产体系或“产品制造链”的国家，中国以加速超车的方式快速完成了自身的工业化建设，并基于对计算机信息网络、大数据、生物工程、新材料新生态等前沿科学技术的充分自觉，寻求从规模数量到内涵品质的科技转化，在各个当代前沿科技领域奋发图强，展现出日益强劲活跃的新发展格局。从科学技术论文发表总量的快速跃升，到知识产权申报数量的快速增长，再到高科技研究平台建设与高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快速发展，以及诸如智能交通、智能社区、智能医疗、智能教育、智能管理等方面的快速兴起，都表明中国社会发展正进入一个高度科技化、智能化、数字化、网络信息化的新发展阶段。
（4）新的文化发展理念和日趋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同所有现代化国家一样，国家的真正现代化首先且根本是人的知识能力和文化素质的现代化。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既是现代化的知识动力和人才资源的保障，也是作为现代社会“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主要生长点和集散地，人的现代知识、能力、文化等素质装备更是现代化的根本标志和最终证明。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教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规模和质量快速发展。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高考”制度的恢复，特别是随着最近十年来国家经济实力的持续增强和对教育的巨大投入，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现代教育体系日趋完备系统，质与量都获得了快速增长。据官方统计，国家财政的教育投入已经超过年度国家财政收入的4%，中国现时基础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超过95%，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超千万，国民人口中的大学生比例迅速提升，已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与此同时，国民的文化道德素质教育也有了长足的改善和发展，不仅文盲率快速降低，而且日常文化生活也得到快速改善和丰富。更重要的是，随着党和国家把“文化自信”放在同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同等重要的地位，近世百余年来一个长期争议不决的文化难题得到了清晰而科学的解答，这就是如何对待我们自身传统文化的问题。党和国家把“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为正确对待我们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方针，实际上真正回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悬搁百年、甚至长期在所谓古今中西四维之间东奔西突却又始终难以突破的文化大难题。
（5）“美丽中国”的生态哲学智慧与“绿色低碳”的全球生态伦理立场。同历史上绝大多数早期现代工业化国家相比，尽管中国曾经一度也未能例外于“大发展伴随大污染”的初期“阵痛”，却能在较短时间内摆脱这种“阵痛”，快速转入生态文明建设。我国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现代发展的五大战略目标之一，同时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积极参与和组织全球性生态环境事业，在诸如签署《巴黎协定》等重大国际生态环保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在最近不到20年时间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远超人们的预期，让世人惊叹。例如，在最近十多年里，中国新增森林种植绿化面积大约占全世界新增森林种植绿化面积的七成左右，而沙漠有效治理面积也呈现类似情形。从大规模工业化商业化带来的快速污染到生态环保化所创造的环保奇迹，包括生态治理速度、环保规模和“绿色”效果都堪称史无前例。今天的中国正朝着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使人民生活在山清水秀、海晏河清的美丽新中国的理想目标迈进。
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成功经验当然不止上述五个方面，但即便仅仅从这五个方面来看，中国现代化实践经验及其凝聚的中国现代性精神品格，正受到世界的高度关注，表明中国现代性生成与成长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可普遍化的意义。表面来看，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形式或要素同西方现代性并无多大的差别，然则，中国现代性的内在品格和精神特质却与西方现代性有着诸多极为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不同。本真了解和辨别这些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别，不仅需要我们从理论与思想上做出充分有力的“自我申言”（self-assertion）、“自我辩护”（self-argumentation）和“自我证成”（self-justification），更需要借助于一种客观真实而又较为充分完备的互文化比较分析，以彰显中国现代性的独特性、有效性以及（最为重要的）正当合理性。
三、中西现代性的交叠与歧出
中西现代性比照既是一种流行的中国现代性研究思路和方式，也是一种较具典型意义因之也较为合理有效的研究理路。本文选择从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四个方面展开中西现代性的比较分析。鉴于论题过于复杂宏大，本文的比较分析只能是宏观意义上的简笔素描。
与西方基于个人自由／权利中心和资本／利益优先考量的个人自由主义扩张型市场经济模式不同，中国市场经济是基于兼顾效率与公平、社会权利与社会责任均衡、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公平竞争之基础上的开放型市场经济，因而主张并实行“有为政府”之“有形之手”与自由市场之“无形之手”的双手合力作为。这种“双手合力作为”意味着：（1）开放市场、鼓励资本自由流动、强调既有充分的自由竞争又有合理有序的社会合作；（2）既鼓励有效激发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市场高效配置，又防止资本垄断和资本无限度的社会侵蚀甚或政治干预，诸如，鼓励一切有助于市场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发展的市场经济方式，特别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自由有序发展，禁止一切资本门阀和资本利益集团的社会政治化，防止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商业资本化；（3）既防止国家／政府用非市场经济方式干预市场的自由运行，又合法合理限制资本的自发式“鲸吞”逻辑扩张，以防止其侵蚀或伤害国家政治、社会文化和社会公平。总之，支持市场经济，反对市场社会，合理有效地发挥“有为政府”的“有形之手”与自由市场的“无形之手”之双手合力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主要标识。
同西方国家实行“一人一票”及党派竞选方式的“选举民主”模式和对外寻求自我优先与国际扩张的国际帝国主义政治模式不同，中国现代性的政治民主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现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基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核心理念，也就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的根本政治理念，强调国家政治的人民自主性和普遍性，即使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必须始终如一地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其最高政治宗旨，因而它是实质的和普遍彻底的人民民主政治。其二，鉴于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生死忧患的沉重历史经历，以及现代国际政治的“民族—国家”语境、现代帝国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际政治逻辑及其实际演进，现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始终强调并坚守国家政治的独立自主和各主权国家之间一律平等——不分大小，不论强弱——的原则立场。这种国家政治的高度自主性和国际平等既是中国自古以来一直葆有的独立自主与“协和万邦”的政治文化传统，也是对内自主独立、对外“互不干预、互不侵犯、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之国际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易言之，坚持并完善“全过程的”人民民主和多极平等的国际民主，反对单极化的国际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两个基本方向。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和外部主张，也是一种比西方厚此薄彼、内外有别的所谓“人权民主”或“选举民主”更为合理、更为公平正义、更可接受和持续的“人民民主”。
科学技术理性是现代社会文明得以生成并快速进步的内在动力，也是现代性的科学理性主义精神特性。必须承认，现代科技理性是西方现代性对人类现代文明的重大贡献，更是现代文明得以超越并大大优于古代文明的标志性成就。正是仰仗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现代社会才能创造空前丰富的物质文明和崭新的理性主义科学精神。在科技理性这一点上，与其说中西两种现代性的重叠面在不断扩大，差别日益缩小，毋宁说科技理性构成了人类社会现代性最可公度的基础层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现代科技（尤其是应用型科技）与资本、市场利益日益紧密的勾连，知识产权和高科技领域的国家封锁和区域隔离变得越来越严重，成为科技理性主义普遍化的障碍。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仅仅凭借某一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政治立场和政治需求，便借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将科学技术本身政治意识形态化、“私有化”，不仅根本背离科学理性主义的普遍真理原则，而且必定会给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普及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一种科学理性主义的态度应该是也只能是，坚持真理、探求真理、学习真理，而非垄断真理、甚或以真理的“唯一者”或“真理师爷”的姿态居高临下，基于非科学立场“输出真理”。许多研究者都曾坦诚地指出，美国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从一个“新来者”漂流不居的年轻国家迅速成长为现代帝国，除了其“拓荒牛”的奋斗精神和“普选民主”政治制度之外，一个极为重要的经验是其开放的知识人才引进和善于学习的国家文化策略，一旦这一策略不再有效，其发展与强大也将会受到严重挑战。不断开放、努力创新、虚心学习，正是我们从先进的现代化国家所学到的有益经验，也是我们通过持续不断的改革开放实践所创造和积累起来的中国现代化经验。
文化是文明的精神内核。文明可以趋同，但文化却无法趋同，因为文化总是且首先是民族的、“地方性的”甚至是“谱系化的”“意会型知识”（tacit knowledge）和价值信仰体系，而非可以简单凭借理论逻辑而同一化的知识体系。按照西方学者的研究，西方现代性根源于“两希传统”，即所谓古希伯来宗教传统和古希腊哲学传统，具有基督教“唯名论”的“普世主义”基因和古希腊哲学之“两分性”（dichotomy）辩证冲突的悲剧性格，本质上属于外向进取性文化类型。与之不同，作为中国现代性之文化预制和文化前提的中国传统文化，却主要是儒家主导、儒释道三教合流、包容多种异质性外来文化的多元融合型或“和合”型柔性文化。在现代性世界语境中，如何料理中西文化——进而料理所有中外文化——之间各种可能的遭遇、冲突和兼容，乃是需要认真面对的重大文化问题，甚至是一个文化政治问题。同时，就国内文化语境而论，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仍然是一个现实而迫切的中国现代性文化课题。总而言之，文化的现代性差别和冲突乃是迄今为止中西（外）现代性比较研究中最为复杂待解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也是中国现代性研究的最后难题，唯有解决这一难题，中西、中外现代性的对话沟通和相互理解才有可能。或可说，努力实现对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同时实现其与域外多元文化的开放对话和文化共享，构成且将长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发展方式。
诚如开篇申言，“现代性”是一个十分复杂且仍处在开放建构中的现代概念，任何人、任何集团或任何国家都无权垄断“现代性”概念的定义权和解释权。相反，每一个文明国家或区域都有权根据自身的现代化实践经验，来充实或者修正“现代性”概念的内涵意义、理解方式和表达方法。尽管如此，“现代性”的目标仍然是也应该是可公度的和可理解的，但实现或界定“现代性”的方式则可能且实际上也只能是差别化和多样性的。借用西方谚语来说，虽然罗马只有一个，但“条条道路通罗马”，殊途亦可同归。允许有多种不同的“现代性”及其实践路径，正是人类文明多样性和国际政治多极化、人类文化多元化的必然与“自然”（本性）。任何文明和文化的同质化、一律化主张，都会导致现代文明和文化的帝国主义，因之难以真正赢得人类社会的普遍认同，更不可持续有效。
经济全球化是实现人类社会“现代性”目标的第一步，也是其必由之路，任何“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主张和行为，都会妨碍甚至中断人类社会通向“现代性”理想目标的进程。没有经济全球化的“现代性”主张和行动，只能是区域的或者集团的“现代性”，没有普遍人类意义，尽管全球化观念与全球化实践本身也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元化的趋势。历史和现实经验证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迄今为止寻求并切近人类“现代性”理想最适合也最具解释力的导向性理念，在理论解释力和彻底性上优于既有的诸如“普世主义”“普遍主义”“世界主义”“全球主义”。这是当代中国对人类现代性的最新理解，也是我们对建构人类社会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人类共同体的庄严承诺。
转自：社科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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