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分解方法，本文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历史动态，研究发现：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在1978-1990年快速下降，1990-2003年上升，2003-2019年又再次下降，2013年来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低水平；东西差距自2003年来持续下降，但到2019年东西差距对总体区域差距的贡献仍达46%；南方早在1993年就已实现对北方发展水平的超越，2008年来南北差距再次快速扩大，但目前南北差距在总体差距中的贡献依然不超过10%。因此，我国区域发展差距主要体现为东中西部差距的结构特征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成分分解的结果显示，从产业角度看，北方工业的相对落后是08年来南北差距飞速扩大的主要原因；从收入角度看，南北差距扩大主要体现在南方在劳动者收入和企业盈利上的相对领先；从支出角度看，南方在居民消费支出、货物和服务净流出上长期具有优势，2003-2013年北方过度依赖高投资、高积累的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在2013年后无法持续，进一步推动了南北差距扩大。
关键词：区域发展不平衡；东西差距；南北差距；加权变异系数二维分解
一、引言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依靠地理区位优势、政策先发优势等率先发展，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区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轨道，带动中国经济走向腾飞。与此同时，地区发展差距问题也开始凸显，特别是90年代我国的东中西部差距大幅拉大。为此，从2000年起，我国先后实行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等区域发展战略，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随着一系列重大区域发展政策的落实和推进，我国的区域发展协调程度明显增强（盛来运等，2018）。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任务逐步深入，区域协同发展力度不断加大，部分落后省份如贵州等经济增速从长期滞后到全国领先，又带动区域差距进一步缩小。
同时，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格局出现新的情况和问题，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南北方发展差距快速扩大，受到社会各界高度的关注和广泛讨论（盛来运等，2018；许宪春等，2021）。部分观点认为，中国区域发展格局呈现出从 “东西差距”转向 “南北差距”的新趋势（杨明洪等，2021）。
要搞清楚我国南北差距，以及东中西部差距等一系列问题，必须先弄清关于区域发展差距的关键基本事实，其中，测度和判定南北差距是探究南北区域发展差异的首要问题（许宪春等，2021）。实际上，仅仅测度和判定南北差距是不够的，我国总体区域差距、东西差距等都需要进行测度和判定，这样才能把南北差距放到我国总体区域差距的更大框架下，通过与其他差距的比较来得到更准确的结论。因此，应全面、透彻地对我国区域发展不平等的历史动态进行分析，一些关键问题，如我国区域总体差距在近些年是扩大还是缩小，我国区域差距的各个维度，特别是东西差距、南北差距的变化轨迹和对总体差距的贡献以及其变动原因，等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因此，本文利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方法，测算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发展差距，并按东中西部和南北部进行分组分解，考察东中西差距和南北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然后，再从GDP的产业法、收入法和支出法角度进行差距来源分解，从不同角度分析区域差距变动的成因和表现，从而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行全面的解析。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回顾关于我国区域发展不平等的相关研究，特别是近年来有关南北差距的重要论述；第三节介绍本文所使用的不平等测度和分解方法和所使用的数据；第四节报告具体的实证分析结果；第五部分是总结。
二、文献回顾
（一）我国区域发展不平等的历史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克服了只讲公平、忽视效率的“平均主义”，与此同时，收入不平等的现象也开始凸显，其中，区域差距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来源。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有一些文献从区域发展视角解释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赵人伟、李实（1997）计算1978年-1995年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证实了我国存在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并发现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也有所扩大。李实等（1998）应用1988年和1995年的居民收入抽样调查数据，将总体收入差距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组间和组内差距，发现相较于1988年，1995年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在总差距中的相对比重有所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区域收入差距扩大的事实，已经被越来越多文献证实并引证（阮杨等，2002）。较多文献聚焦于区域收入不平等的成因，市场化进程、转移支付、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因素均被视为影响区域收入差距的潜在因素进行讨论（王小鲁、樊纲，2005；李实、王亚柯，2005）。同时，一些学者试图分析区域收入差距扩大对于居民实际生活的影响，通过引入价格指数、计算购买力评价等方式，测得扣除价格水平影响以后的实际区域收入差距，发现地区实际收入差距小于名义收入差距（江小涓、李辉，2005；易纲、张燕姣，2007）。
随着我国区域发展政策效果凸显，2010年以后部分研究发现区域收入分配差距有缩小趋势。例如，覃成林等（2011）使用2001-2009年数据研究发现，2004 年是区域差距的转折点，2004-2009年区域差距特别是东中西部差距出现缓慢下降，工业发展水平不同是东中西经济差距的主要成因。吴彬彬、李实（2018）应用CHIP2002 和 CHIP2013研究城乡、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化，发现城乡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地区之间分割减少，但教育禀赋对于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仍为扩大趋势。盛来运等（2018）指出，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等重大区域性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东中西部区域不均衡有所缓解。
（二）区域不平等的最新情况——南北差距拉大
关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问题，长久以来学界的研究重点一直集中于东、中、西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上。与此同时，近年来南北区域发展差异日益凸显的问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盛来运等（2018）关注到南北差距扩大的问题，并将南北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北方重工业发达、经济发展快于南方；改革开放以后——南方经济出现赶超北方趋势；2000年以后——重大区域战略实施，北方经济增长相对较快、南北方齐头并进；新常态（2013年）以来——北方承压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更明显，南北差距扩大。盛来运等的文章发表后，探讨“南快北慢”问题的文献日益增多，许多文献使用包括GDP总量、人均GDP、GDP增速等不同数据衡量南北方的发展差异（杨多贵等，2018；杨明洪等，2021）。亦有文献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来从多个维度衡量南北差异。许宪春等（2021）采集2011—2018年31个省份数据，从经济、社会、生态、民生四个维度选择基础指标，构造平衡发展指数指标体系来揭示南北方区域内部和区域间不平衡，研究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南北平衡发展水平显著提升，但南北总体差距逐步凸显”。
还有一些文献探讨关于南北差距扩大的具体成因。其中，魏颖等（2019）对 2009—2018 年全国 31 个省份主要创新要素与经济增长进行简单关联分析，认为主要创新要素差距持续扩大是导致南北经济差距持续扩大的重要动因。戴德颐（2020）应用全国各省区2003-2017年数据进行横截面回归和面板回归，发现南北方差异来源于资源投入数量及效率的异质性，北方经济依赖于资本投入，南方经济依赖于劳动力投入；此外行政地位及与主要海港距离也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部分文献从产业分工和产业结构的视角解释，李善同等（2019）利用2012年投入产出表构造投资依存度发现，北方经济高度依赖于投资拉动的重化工业价值链，当全国投资趋于下降时，经济增长就受到明显影响。还有部分文献从经济体制视角展开探讨，盛来运等（2018）使用31个省2012-2017年的面板数据，分析认为，除要素投入放缓外，体制机制障碍、外部冲击导致的市场活力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研发投入制约、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等，也是造成北方落后于南方的重要原因。
总体来看，南北差距拉大的问题在2018年来受到广泛关注，已有不少文献讨论。不过，由于本轮南北差距研究时间尚短，相较于东中西部区域不平等的文献，在研究方法和结论上有待严谨和深化。一些文献通过回归等方法考察南北差距的成因，但受限于数据、方法等原因，论证缺乏严谨性：一方面，内生性问题普遍存在，比如一些文献论证创新差距的扩大是南北差距扩大的成因之一，但创新与经济增长高度的内生性使得因果逻辑很难说清；另一方面，相关讨论并没有很好契合南北差距扩大的周期，比如部分观点将南北差距扩大归因于文化、区位、气候等条件，但这些因素基本不随时间变化，因此难以解释本轮南北差距的周期性扩大。
同时，在南北差距的特征事实分析方面，已有研究仍然存在不足。包括：首先，部分研究试图对南北差距的演变划分阶段（盛来运等，2018），但其阶段划分缺乏严谨的实证验证支撑；其次，在度量区域差异时，许多文献仅简单对比了南北方的GDP总量、人均GDP、GDP增速等，没有采用严谨、规范的测算不平等的方法[1]，因此对于区域差距发展状况的判断可能是不准确的，已有文献也没有深入探讨南北方的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以及组间差异贡献占比等问题[2]；再次，已有文献普遍用GDP和人均GDP分析南北差距，但GDP是经济的综合总量指标，缺乏经济发展的具体结构性信息（比如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结构等），缺乏来源的分析导致无法揭示南北差异在不同维度的结构性特征；最后，现有南北差距的研究文献大多只关注南北差距，忽视了与其他维度差距的比较对照，这也制约了相关研究的价值。
本文试图对南北差距的关键特征事实做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针对已有文献的不足，我们从以下方面做出改进：（1）把南北差距与总体区域发展差距、东中西部发展差距放在一个框架下讨论，通过各种差距的比较，得到对我国南北差距的历史阶段和现状更为准确的判断；（2）使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测度不平等并进行群组和成分（来源）的二维分解，避免传统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等测度指标只能做来源或群组分解的局限，在方法上更加严谨完善；（3）从产业、收入、支出（需求）多个视角，分析南北差距扩大的原因和表现，拓展区域差距的来源分解的研究视角。
[1] 部分研究在计算南北差距时未使用人口加权，使得计算可能存在较大误差，从而容易得出有误导性的结论。
[2] 相比之下，东中西部区域不平等文献普遍应用了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工具进行规范和系统的研究（张红梅等，2019）。
三、不平等测度和分解的方法及数据
（一）不平等测度和分解的方法
不平等指标的测度和分解是不平等研究工具箱中经常被使用的方法，它可以告诉我们总体不平等程度的大小，以及导致总体不平等的各种因素对于总体不平等的贡献。其中，对不平等测度指标的分解主要是群组分解和收入来源分解两种（万广华，2009）。已有大量文献基于不平等指标分解方法研究中国的不平等问题，例如用泰尔指数分解研究城乡和区域间不平等等问题，用基尼系数研究各种收入来源对不平等的贡献。
不过，经典、常用的两大不平等测度指标，即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在分解时都存在一定缺陷：基尼系数可以完美的实现按收入来源的分解，但在做群组分解时，存在交叉项（组间重叠）而无法完全分解干净的问题（Cowell, 1995, 2000；万广华，2009）[1]；泰尔指数可以很好实现按群组分解，但其函数形式又决定了它无法实现按收入来源分解。这导致已有研究的按群组分解和按收入来源分解总是各自独立进行，不在一个模型框架内[2]。这一缺陷使得按群组分解的测度结果和按收入来源的测度结果没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两者无法相容，也无法做进一步的比较对照。以使用泰尔指数进行城乡分组分解为例，完成城乡分解后，我们想知道城乡组间差距项中不同收入来源对总体差距的贡献，这从方法上是做不到的。
变异系数是少有的能在一个框架内实现按群组分解和按成分分解的不平等测度指标。变异系数测度差距的作用早已被学界关注到，但之前的研究没有将群组和来源分解有机地统一在一起（Shorrocks, 1980, 1982）。Akita & Miyata（2010）提出了人口加权变异系数的二维分解方法，指出变异系数可以同时实现指标的按群组分解和按来源分解[3]。因此，我们选择使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分解法进行本文的研究。
（二）数据来源和调整
1. GDP数据来源和调整
GDP可通过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进行核算，三个方法分别描述价值创造的途径、收入形成的路线和最终使用的渠道。本文使用1978-2019年31个省市年度GDP、人均GDP和人口数据来测算区域发展差距，并分别从产业、收入和支出三个角度分析导致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因素。其中，产业角度是将生产法GDP分为各行业的增加值来计算，本文将第二产业分为工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分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其他行业，加第一产业总共分为九个产业；收入角度是将收入法GDP分解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部分，以反映增加值在居民、企业、政府等部门的分配结构；支出角度是将支出法GDP分解为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与净出口几部分，从货物和服务最终需求的角度看区域差距的成因，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被进一步拆分为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
遵循以上方法，第三产业的细分行业增加值也进行相应调整。
收入法、支出法的调整方法与生产法一致，这里不再赘述。需注意，当支出法（收入法）GDP值与生产法GDP的核算结果不等时，是以生产法GDP为准，按比例进行调整。
2. 东中西部和南北部分组
东中西部按照国家统计局分类标准，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部分。南北部按惯例分为南、北两部分，横贯东西的秦岭-淮河一线一般被视为中国的南北分界线，分界线穿过四川、甘肃、陕西、河南、安徽、江苏等多个省份（张剑等，2012），根据线南线北的地理面积、人口和经济重心分布，可以将我国划分为北方15个和南方地区的16个省份或直辖市。其中北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15个省市，其余16个省市为南部（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
[1] 尽管基尼系数的群组分解方法仍有新的研究进展（程永宏，2006，2008；刘学良、田青，2009），但新的方法又未解决按来源分解问题。
[2] 罗楚亮等（2021）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情况的最新研究，在分析收入来源的不平等时使用基尼系数分解法，需要进行群组的分析时，又切换到泰尔指数分解法。
[3] 国内一些学者如覃成林等（2011）曾利用这一方法对中国的区域差距进行东中西部和产业层面的二维分解。
四、中国区域不平等的历史动态、表现和成因
（一）中国总体区域不平等的变迁
图1展示了我国总体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历史演变。从图中可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体区域发展不平等的演变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1978-1990年的下降阶段、1990-2003的上升阶段，和2003-2019年区域发展差距下降的阶段。这三个阶段的转折和划分十分明显，1978年的加权变异系数结果为0.5650，到1990年降至0.2082，2003年时又升为0.3250，2019年时降至0.1664。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省际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呈现在波动中下降的趋势，2013年以来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是1978年来的最低水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已大幅缩小。
需注意，2003-2019年这一阶段虽然总体是下降趋势，但2013-2019年的区域差距已停止下降。加权变异系数的最低点出现在2013年（0.1528），2019年的加权变异系数比2013年略有提高。但是，2013-2019年的提高幅度较小（差值为0.0136），时间也尚短，且不知这几年的情况只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未来是继续上升还是下降，因此以上三个阶段划分中并未把2013-2019年独立成段。
（二）东西差距和南北差距的演变
下面，把全国31个省市分为东中西部和南北部，对加权变异系数做群组分解，来看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对总体区域不平等的贡献。图2展示了东中西部组间差距和组内差距的测算结果。从panel A看，东中西部组内差距与区域发展总体差距的总体走势基本保持一致，在1978-1990年东中西部组内差距大幅下降，1990-2003年保持上升，2003年后又下降，2013年后又略有上升。但东中西部组间差距和总体差距的趋势有较明显不同。从panel B看，1978-1990年，东中西部组间差距水平只是略有提高，然而，1990年后组间差距水平快速扩大，到2003年组间差距水平已升至0.1657，相比1990年扩大了84%。[1] 但2003年后，组间差距的走势与组内差距和总体差距就较一致了，到2013年组间差距水平已快速下降至0.0809。2013-2019年东中西部组间差距虽然中间略有反弹，但总体仍在下降，到2019年差距水平已降至0.0773，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低水平。因此，“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发展思想和道路，在东中西部间有集中体现：改革开放以来的东中西部发展差距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78-2003年是东部地区先富起来，使得地区间发展差距变大的过程，2003-2019年是中西部落后地区加速发展，从而地区间差距又逐步缩小的过程。
从图3的panel A看，与东中西部组内差距一致，南北部组内差距也与总体差距的总体走势基本保持同方向变动：1978-1990年南北部组内差距大幅下降，1990-2003年保持上升，2003年后又下降，2013年后有些波动。但是，南北分组的组间差距和东西部组间差距的趋势完全不同。从图3的panel B看，南北部组间差距在1978-1993年一直处于下降态势。1993-2008年，南北组间差距有所增长，但增速十分缓慢，差距值从接近0增长至2008年的0.0007。但08年后南北差距快速扩大，到2013年差距值升至0.0042，2013年后，南北差距加速上升，从图中看曲线十分陡峭，到2019年南北组间差距已扩大至0.0162，且仍未看到南北组间差距停止扩大的迹象。
需注意的是，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哪个更富有，只要有差异就会有组间差距项的存在。实际上，在1978至1992年，北方省份的平均人均GDP一直是要超过南方的，因此，这一时期南北组间差距的缩小其实也是南方发展速度总体超过北方带来的。如图4所示，南方发展快于北方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南北方人均GDP的比例自1978年总体处于上升态势，只不过上升速度时快时慢，总体看，南方与北方人均GDP比例已从1978年的85%升至2019年的130%。其中，1978-1995年，这一时期南方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北方，南北方人均GDP比例快速上升，并在1993年超过1（南方人均GDP超过北方），1995-2008年南北方人均GDP比例比较平稳，没有太大变化，但2008年后南北方人均GDP比例又再次扩大。
图5展示了东中西部组间差距和南北部组间差距占总体人口加权变异系数的比重。从panel A看，东中西部组间差距占总体差距的比重在1978年只有16%，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扩大，1996年占比达到最高峰的56%，此后虽然时有波动，但直到2016年前，仍然维持在50%以上。因此，虽然东中西部组间差距水平在2003年后就开始下降，但由于总体差距也在下降，所以东中西部组间差距占比仍然维持较高水平，2019年东中西部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超过46%。从panel B看，南北组间差距占总体差距的比重在1978-1993年下降，1993-2008年上升但增幅很小，08年后占比快速增加，到2019年南北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已增至9.7%。
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2008年来南北差距快速增大，但直到2019年，南北组间差距在总体差距中的贡献依然不超过10%，南北差距对总体区域差距的贡献明显小于东中西部差距，我国区域发展差距主要体现为东中西部差距的结构特征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至此，由于使用了更严谨、规范的分析方法，可以看到以上研究发现相比已有研究的改进：
一、关于我国南北差距的阶段划分。已有研究尝试对我国南北差距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如盛来运等（2018）将我国南北差距演变划分为改革开放后至2000年、2000年至新常态（2013年）、新常态以来这几个时期。但依据本文计算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南北差距的阶段划分则是改革开放后至1993、1993-2008和2008年以后这么几个阶段[2]。在本轮南北差距的扩大上，多个研究（盛来运等，2018；杨多贵等，2018；周晓波等，2019；杨明洪等，2021）认为2013年是南北差距开始扩大的时间节点，[3] 但从本文测算结果看，南北差距扩大从2008年以来就开始了。
二、关于南方赶超北方的时点判断。盛来运等（2018）、杨多贵等（2018）、杨明洪等（2021）认为2013年前后是南方人均GDP水平超过北方的时间节点，在此之前北方人均GDP水平高于南方，之后南方实现反超。但这一结果可能是因为忽视了人口加权所致，从本文使用人口加权的人均GDP计算结果看，南方在1993就实现了人均GDP对北方的反超，1993年后南方平均人均GDP水平一直高于北方。未使用人口进行加权会导致对南北方人均GDP和发展水平比较的严重误判。[4]
（三）产业视角的东西和南北差距
下面，本文从国内生产总值生产法下分产业增加值的角度，对我国区域差距进行分产业的来源分解，以分析差距变化的产业层面成因。限于篇幅，只报告东中西部和南北部组间差距的产业来源分解结果。同时，限于数据，这里的产业来源分解为1992-2019年。
从图6看，东中西部间第一产业的差距贡献不大，并且自1994年来，一产差距的绝对水平一直在缩小，2008年后，一产差距值变为负，即是说第一产业已开始起到降低东中西部间差距的作用。与覃成林等（2011）一致，工业发展差距是东中西部间发展差距的主要来源。2004年时，工业的组间差距对东中西部总体组间差距的贡献达52%。相应的，2003年后东中西部组间差距的大幅下降，也主要是由于工业发展差距的下降带来的。到2019年，工业的组间差距对东中西部总体组间差距的贡献降至36%。建筑业以及三产的各个产业对总体组间差距的贡献均为正，但由于产业更加细分，单个产业贡献比例均不太高。GDP中绝大多数细分行业的组间差距值在2003-2019年都出现缩小现象，但金融业是一个例外。这一时期金融业的东中西部组间差距值基本未变，这使得金融业对组间差距的贡献有所提升，金融业对于东中西部组间差距的贡献从2003年的5.5%升至2019年的12.3%。此外，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和三产其他的组间差距值尽管变小，但由于收窄幅度小于总体差距，使得这三个行业对组间差距的贡献也变高了。
从图7看，由于南北部组间差距在1993年时几乎为0，因此各个行业的分解结果也都十分的小。1993-2008年南北组间差距扩大十分缓慢，其产业的特征也不甚明显。2008年后，南北差距快速扩大，其中北方工业的相对落后是南北差距飞速扩大的核心。2000年，南北差距中工业差距对总体组间差距的贡献只有3.5%，到2019年，工业的组间差距对总体组间差距的贡献达到41%。2008年后北方工业相对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从产业（产品）结构上来说，北方地区凭借相对丰富的煤炭、铁矿等自然资源，形成相对发达的重化工业，但2008年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总体出现下滑，高度依赖投资拉动的重化工业价值链的北方地区，自然出现工业经济大幅下滑且难以恢复的状况；二、北方的产业结构对环境压力大，随着我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愈加重视，北方高排放的工业面临的生态环境约束明显增强，进一步约束了北方的工业发展。
此外，从图中看，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三产其他、金融业等的组间差距也明显扩大，到2019年这四个行业的对总体组间差距的贡献分别为13.8%、12.6%、14.2%和6.8%。因此，从产业层面看，2008-2019这一时期南北差距的拉大是全方位的，在本文分解的产业来源中，除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其他所有细分行业的南北组间差距值均扩大了。当然，经济是一个产业之间密切关联、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一个产业的低迷，会通过各种途径向其他产业溢出，从而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征。
（四）收入视角的东西和南北差距
地区发展差距的变动还可以从国民经济的收入结构看，包括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这几项。受限于数据，收入法GDP分解的时间范围是1992-2017年。从图8看，东中西部的组间差距在收入法GDP的四个成分中的贡献分配，依次为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其中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差距的区别不大。2003以来东中西部差距的下降在收入法GDP的四个成分都有所反映，相对来讲，劳动者报酬和营业盈余差距的下降更为主要。即是说，2003年来东中西部组间差距的变小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劳动者收入和企业盈利间的差距变小了。2017年，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的组间差距对总体组间差距的贡献分别为44.7%、14.1%、12.4%和28.8%。当然，理论上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都可以归类为企业的收入，因此可将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的组间差距合并，但即使这样，其对总体差距的贡献仍然小于劳动者报酬。
从图9可看到，在2008年南北差距扩大前，南方在劳动者报酬上就长期领先北方，劳动者报酬对南北组间差距的贡献长期维持在40%以上；而反映资本成本的固定资产折旧则长期保持较低水平，对南北差距的贡献比例不足5%（2007年为3.7%）；反映企业利润的营业盈余在2003年前长期为负值，但2001年后逐步上升，并在2003年由负转正，到南北差距扩大前的2007年，营业盈余对南北组间差距的贡献已达到29.3%；反映政府税收的生产税净额的差距值则一直较为稳定，对南北组间差距的贡献在2007年达到27.7%。因此，前面的计算结果显示，1993-2008年，南北组间差距略有增长，从收入法的分解来看，这一时期南北差距的扩大主要体现在2001年后企业营业盈余的缓慢扩大上，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南北差距扩大的速度十分缓慢。
2008年后，南北组间差距快速扩大，按贡献大小依次是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因此2008年来南北差距的扩大首先体现在劳动者收入和企业盈利上的差异扩大。到2017年，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和生产税净额的组间差距对南北组间差距的贡献分别为48.0%、3.7%、33.5%和14.8%，劳动者报酬的差异是南北部差距中的首要因素，其次是企业利润，但反映资本成本的固定资产折旧贡献仍然相对较低。
（五）支出视角的东西和南北差距
最后，我们再把地区发展差距按照GDP的支出法结构进行分解成居民消费支出、政府消费支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流出这几项。从图10看，东中西部组间差距在2003年来的缩小在各个支出类型中都有体现，其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最大，显示东中西部差距的缩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西部相对旺盛的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此外，货物和服务净流出的差距也在2008年后开始减少。
从图11看，与收入结构中南方在劳动者报酬上长期领先一致，南北组间差距自90年代开始就体现为居民消费支出的南北差距。从货物和服务净流出看，在2002年前，南北方的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差距项长期为负，即北方在此项上具有优势，但在加入WTO后，2002年开始南方在货物和服务净流出上的优势也开始凸显，2002年当年这一差距项由负转正，到南北总体差距进一步扩大前的2007年，南北差距中货物和服务净流出的贡献已达到77.5%。因此，南方省份在居民消费和外贸上占据领先优势。
与之相反的，2004年开始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组间差距项变为负，即是说，2003年后北方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对南方有相对优势。固定资本形成的组间差距项的绝对值不断扩大，到2013年占南北总体组间差距的比例一度达到-49%。然而，固定资本积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产品满足消费需求，缺乏需求（包括境内的居民消费需求和境外对本地产品和服务需求）支撑的固定资产投资是不可持续的，最终会面临产能过剩和资本回报率下降的不利局面（白重恩、张琼，2014）。因此，2013年后北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形势逆转，短短几年内贡献从2013年的-49%到2017年的21.3%。
政府消费支出方面，南方北方的组间差距项在1992-2013年期间一直很小，并且在1993-2001年、2004-2013年这两段时期都为负值，因此，尽管1993年来北方经济总体一直落后于南方，但北方的人均政府消费支出却长期超过南方。但2013年后北方的人均政府消费支出组间差距项也开始明显增长并变为正。因此，北方经济的相对衰落已经影响到政府财力，并使得北方的政府消费支出也开始出现落后于南方的情况。到2019年，南北组间差距的支出法分解中，按贡献大小依次为居民消费支出、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固定资本形成和政府消费支出。
因此，南北差距在2008年来快速扩大，但从支出法分解看不同时期的驱动力有所不同，2008-2013年主要是因为南方在居民消费支出（内需）和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外需）上的优势扩大带来，2013年后，南方在固定资本积累和政府消费支出上也开始领先，从而带来南北差距全方位扩大。
[1] 特别是1990-1994年扩大十分剧烈，短短四年差距值从0.09扩大到0.15的水平。
[2] 若根据加权变异系数，阶段划分是以1993年为界，因当年是南方超越北方的时间，加权变异系数接近为零；若以南北部人均GDP之比的趋势衡量，则是在约1995年。
[3] 许宪春等（2021）则提出早在2011年，南北平衡发展差距就已开始凸显。但是，其研究所覆盖的年份即是2011-2018，因此缺乏2011年之前的情况，存在2011年之前差距就已开始凸显的可能。
[4] 此外，2018年以来，统计部门又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等对历史GDP进行修正，这也造成一定影响，不过结果不会有根本变化，主要还是人口加权的影响大。若使用2018年后修订的最新版GDP数据，同时不进行人口加权，则南方超过北方的年份会前提到2010-2011年，只比盛来运等（2018）、杨明洪等（2021）的计算略早2-3年。因此，未使用人口加权对南北差距的判断影响巨大，至于GDP修订的影响是次要的。
五、总结
本文使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测算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并基于群组和收入成分的二维分解方法，测算了东中西部差距和南北差距，并从GDP的产业来源、收入结构和支出结构角度，分析了组间差距变动的表现和成因。主要结论有：
（1）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在1978-1990年快速下降，1990-2003年上升，2003-2019年又再次下降，2013年来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低水平；（2）东西差距自2003年来持续下降，南北差距自2008年来快速扩大，到2019年仍无稳定的迹象；（3）2019年东西差距在总体差距中的贡献达46%，而南北差距在总体差距中的贡献依然不超过10%，因此，虽然南北差距快速扩大，但我国区域发展差距主要体现为东中西部差距的结构特征并未发生根本改变；（4）产业法分解表明，北方工业的相对落后是08年来南北差距飞速扩大的主要原因；（5）收入法分解表明，南北差距扩大主要体现在南方在劳动者收入和企业盈利上的相对领先；（6）支出法分解表明，2004-2013年北方过度依赖高投资、高积累的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在2013年后无法持续，进一步推动了南北差距扩大。
根据测算结果，直到2019年仍未看到南北差距停止扩大的迹象，且北方固有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特征使得转型更加困难，因此北方的结构转型阵痛或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北方发展的优势尚在、潜力尚存，暂时的落后是经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的“阵痛”。应客观看待南北发展差距，北方确实在许多方面应向南方学习，但简单地将北方作为一个整体“打包”下结论，由于北方落后而认为各种与北方相关联的特征都是落后的表现是不符合实际的。进入新发展阶段，北方要深度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把握战略机遇，主动进行结构调整，主动求新求变，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分配更多向劳动者报酬和居民部门倾斜，走“藏富于民”的共同富裕之路；要进一步释放消费需求潜力，构建统一大市场，打通国内大循环，以国内消费升级需求为牵引带动产业升级；要继续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货物和服务出口，弥补北方的外需短板，带动北方产业转型升级；要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提升政府服务能力，营造竞争中性发展环境，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提升企业活力，释放国有企业的改革潜力，让北方经济重新焕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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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为作者提供的原稿，正式发表时有修改）
作者简介
刘学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续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宋炳妮，毕马威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转自：经管学术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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