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世界格局进入深度调整、加速演变的历史发展新阶段。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大量复杂深刻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苏东剧变以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虽遭到沉重打击、进入空前低潮,但不仅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且不改其志,始终坚持批判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发展新形态,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新成果。习近平指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那么,应当怎样正确对待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起点上要搞清楚我们与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位关系:我们不是它的追随者,而是它的同时代人。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依靠西方学术界的现成成果来构建我们的认知图景,必须发挥主体能动性,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科学指南,深入分析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赖以形成、演变的社会历史条件,在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对其发展状况与格局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进而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场上,对其理论成果进行分析鉴别,有所取,亦有所不取,充分吸收其中有利于提高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水平、理论创新能力的思想精粹,为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做出有益贡献。
——张亮 孙乐强
一、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路径及反思
新世纪以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逐渐从20世纪90年代的低谷中走出来,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大调整大转型,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从不同角度表达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态度,力图在实践中“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由此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学术流派和理论思潮。面对纷繁复杂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我们必须保持坚定的理论定力,厘清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认识态度及内部分歧,辨别各种热闹喧嚣的“景观”背后隐含的理论实质,有效推进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立场界划和总体定位。
首先,文献学研究呈现新趋向,解构主义色彩日益明显,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呈现新形态。苏东剧变之后,MEGA2的主导权转移到西方学者手中。他们秉持学术化、去意识形态化、历史化等原则,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进行了重新编排或改造,最为典型的就是《资本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他们主张去除恩格斯的编辑痕迹,将《资本论》第2、3卷还原为各自独立的手稿片段,甚至将《德意志意识形态》解构为不成熟的“半成品”或相对独立的“草稿”。在此影响下,欧美国家主导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解构主义倾向,颠覆了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经典形象的传统认知,甚至进一步激活了那种炮制“马恩对立论”的研究倾向。回顾思想史,可以发现,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之对立,到西方“马克思学”炮制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范式之对立,姑且不论观点正确与否,种种论述还主要停留在哲学和政治学领域;20世纪后期,随着时代和社会条件的演变,这些观点和西方“马克思学”也日渐没落,丧失了既有的影响力。然而,新世纪以来,在MEGA2及各种解构主义版本的影响下,“马恩对立论”开始死灰复燃,成为当代西方学者日益热炒的话题。他们打着文献考证的旗号,大肆鼓吹《资本论》原稿与恩格斯编辑稿之间的对立,将原来局限于哲学领域中的对立引入到政治经济学领域,炮制出了两种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和根本原则的对立。在今天的背景下,如何回应这种错误倾向,就显得尤为重要。不可否认,恩格斯对《资本论》的编排已经成为工人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那种力图通过马克思原稿与恩格斯编辑稿的对比分析来解构《资本论》的做法,本身就抹杀了这种编辑背后的政治导向,妄图将恩格斯的工作从工人运动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谱系中分离出来,将其还原为一种单纯的文字工作,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和政治解构主义,是一种脱离思想史的“原罪”推定。
其次,研究路径形形色色,认知态度莫衷一是,理论逻辑标新立异,研究成效良莠不齐。新世纪以来,当代国外左翼学者在新的语境中表达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认识,涉及面很广,表达方式也各异,不过在总体上可以归纳总结为四种基本路径。
第一是重读马克思路径。苏东剧变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低潮,“历史终结论”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也甚嚣尘上。面对各种诘难,一些左翼学者主张重新阅读马克思的文献,力图划清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以此来为马克思主义正名,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突围与重建。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然而,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形势的变迁,这种路径在总体上无力回应时代主题,日益沦为一种经院化、边缘化的小众路线,影响有限。譬如,在辩证法的研究方面,相关学者并没有越出历史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主体辩证法与客体辩证法的问题域,鲜有重大突破;甚至还有些学者直接抛弃了历史辩证法,重新退回到体系辩证法和逻辑辩证法的窠臼之中。
第二是本土化和具体化建构路径。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国际局势和世界格局的复杂演变,以及新社会问题的凸显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一些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全球性与地方性、世界化与本土化、普遍与特殊等关系问题,逐渐开启了一种从宏大叙事向具体问题、从全球主义到地方经验、从普遍性到本土化的研究转向。在这一过程中,一些西方左翼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抽象原理,必须结合本土特色、地方经验和具体问题,才能获得充足的发展动力,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本土化、具体化路径,如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国调节学派、拉美化的马克思主义等等;再譬如,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空间、都市、性别、种族等问题的结合。毋庸置疑,这些路径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问题域和方式方法,也形成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和学术价值的理论成果,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对待。但这些路径的缺陷也不容否认:没有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地方经验、本土特色的关系,过分强调后者,存在用地方经验修正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倾向,没有真正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
第三是各种“后”学嫁接路径。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各种打着“后”学旗号的社会思潮,如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活力,成为西方理论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与此同时,由卢卡奇等人所开创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也走向分化,代之以多元化的、碎片化的分裂格局,而其中较为突出的一条路径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后”学嫁接起来。于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各种“后”学的框架下得到了重新诠释或解构。这种打着“后”学旗号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实际上只是以马克思主义之名,来服务于各种“后”学之实。这种路径可以赢得较高的理论声誉,也可能受到很多粉丝的青睐和追捧,但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不论它多么惊奇、多么壮观,都不可能真正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未来。
第四是彻底的批判和解构路径。在当代国外左翼思潮中,还存在这样一种极端趋向:他们坚持左翼立场,批判当代资本主义,但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却走向了极端,不仅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反而彻底批判和解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一些学者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两个根本缺陷:在哲学上,它并没有跳出近代形而上学的窠臼;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方面,整个理论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镜像反映,根本没有跳出欧洲中心主义的陷阱。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不再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因此主张抛弃马克思主义,另辟蹊径重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然而,作为替代方案,他们拿出的东西基本上又退回到浪漫主义、乌托邦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老路上来。历史已充分证明,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思潮虽不乏激进性和学术创新性,但它不可能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和政治纲领,最终只会沦为历史的一块遮羞布,陷入理论和实践的死胡同。
最后,理论隔阂日益加剧,逻辑分化日益深化,路线分歧日益严重。作为一种整体范式,马克思主义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新世纪以来,大多数西方学者只是依据自己的兴趣和关注点,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或某种观点做出阐发和回应,碎片化有余、整体性不足;同时,不同趋向之间的理论隔阂日益加剧,无法从总体上系统把握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解和研究。回顾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可以发现,如何理解客观逻辑与主观逻辑的辩证关系,构成了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根红线:在哲学基本理论方面,主要表现为如何理解生产力生产关系之矛盾运动与阶级斗争的关系;而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则表现为如何理解资本辩证法与阶级逻辑的关系问题。
纵观当代国外左翼思潮,在这一问题的理解上,理论分歧日益加大:有些学者日益陷入客观结构或话语理论的漩涡之中,既看不到主体生成的可能性,也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最终陷入悲观的绝望之中;有些学者依然坚守马克思的客观逻辑,强调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矛盾,力图在新的语境中重塑阶级逻辑;有的学者则直接放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本质逻辑,回到日常生活或经验主义的实证层面,人为地建构阶级逻辑;有的既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客观公式,又放弃了阶级逻辑,宣告无产阶级消亡论和阶级过时论,转向了以少数边缘群体、大众等为代表的主体抗争之路;还有一些左翼学者又重新退回到思辨的人本主义或近代主体哲学的怀抱之中。有什么样的理论作指导,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斗争路线。结果,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奠基在客观矛盾之上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遭到了解构,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也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
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四个新生长点及其发展趋势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生态、空间、都市、性别、身份政治和生命政治等等日益凸显为当代世界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重大问题。当代西方左翼学者结合新的历史实践和时代问题,深入、全面、系统地挖掘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论著中的相关思想,并将其与西方各种本土资源嫁接起来,形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权马克思主义、都市马克思主义等流派,或者说,形成了以生态、空间、都市、性别、身份政治和生命政治等主题为核心的研究路径,成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生长点。进入新世纪,这些理论研究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谱系中依然占据重要位置,但整体发展态势和演变趋势却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生态运动日渐消退,理论创新日益乏力,发展势头日趋平缓,整体影响力日渐衰退。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是20世纪西方左翼理论和社会运动的一个亮点。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对生态环境治理力度的加大和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深度调整,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将高污染的中低端产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生态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全球转移,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方逐渐失去了实践基础,学院化发展路径日益成为当代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趋向。总体来看,新世纪以来,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势头基本保持稳定,但缺乏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代表人物。就理论形态而言,主要表现为三种建构路径:从全球产业分工和资本积累出发,将生态问题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逻辑批判结合起来,建构全球化时代的生态批判理论;积极借鉴自然科学和其他科学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将马克思主义与各种本土资源嫁接起来,建构多学科、跨学科的生态学研究体系;沿着生态社会主义的路径前进,将生态问题与政治哲学、社会运动、政党政治结合起来,力图重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政治学批判。新世纪以来,生态马克思主义流派在总体上呈现出“延续为主、鲜有突破”的发展困境,创新动力日益匮乏,影响力日益衰退。
其次,空间转向日益显著,理论逻辑越发分散,实践方案越发空想,虚无主义色彩越发浓厚。空间转向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生长点。进入21世纪,空间批判理论迎来了新的发展期,呈现出新旧主题激烈碰撞又相互促进的趋势。具体而言,第一,从理论逻辑来看,空间的本体化路径得到进一步强化。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时间和空间都不具有自主性,它们在本质上都根源于物质存在及其运动;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却颠覆了这一逻辑,将空间生产夸大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基石,将空间放大为资本逻辑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本体论依据,以此来重构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第二,从研究方法来看,跨学科路径日益明显。新世纪以来,空间问题已经发展为不同学科探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西方左翼在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空间化的同时,也在积极吸收和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有力推进空间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与地理学、社会学、网络信息传播、建筑学、城市规划、政治学等跨学科融合趋向日益明显,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等方法的嫁接趋向也日益突出。
第三,从批判主题来看,空间的政治化诉求日益显著。当代西方左翼学者批判分析了资本主义空间再生产的不平衡性,揭示了以资本为中心的空间生产的本质及后果,围绕空间正义、城市权利、空间革命与斗争策略等主题,系统阐发了空间不平衡引发的地缘政治学,积极提倡激进的空间革命。最后,从实践方案来看,虚无主义色彩日益明显。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运动转化为多元化的空间反抗和空间解放运动,这本身就是立场退却的结果;它们企图在不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空间革命或实现空间正义,其理论意义远远大于实践意义,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充满地理学想象的浪漫主义或乌托邦主义,既看不清未来方向,也找不到现实出路。
再次,多元文化主义陷入困境,身份政治学遭受重创,发展前景日益萎缩。身份政治学积极回应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社会中的各种身份认同诉求,是当代西方左翼维持抵抗、表达立场的一种理论方案。它发端于20世纪70—80年代,在后现代理论的支撑下,于新世纪前后达到顶峰。当代西方左翼身份政治学主要表现为两种范式:一是多元文化主义身份政治,主要表现为以特殊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来对抗主导秩序,它是女性、黑人、移民等社会边缘群体为保护和提高群体利益而开展的一系列综合性社会策略;二是正义式的身份政治,即以承认理论为导向的身份认同范式。从理论层面来看,多元文化主义和身份政治学有力揭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殖民逻辑,有效批判了欧洲中心论;从实践层面来看,在特定时期内,多元文化主义和身份政治学也取得了一定实效,为边缘少数群体赢得了一定的社会权益。不过,也必须看到,多元文化主义和身份政治学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内在局限,它们过多地关注文化和身份问题,并未触及这些问题的本质及其经济根源,或者说只是力图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一种文化救赎和权利抗争,不仅彻底解构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片面夸大了“差异”的历史地位,也存在被资本主义收编、同化和利用的可能。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文化保守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也日益蔓延,多元文化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遭遇双重危机,身份政治学也随之陷入困境,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最后,生命政治学日益走俏,研究范式泾渭分明,实践出路日益渺茫。生命政治学是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新兴的一个理论生长点,最先由福柯提出,后经哈特、内格里、阿甘本、埃斯波西托等左翼思想家不断发展,形成了三种典型范式:一是哈特、内格里的资本权力批判路径,所谓生命权力是指资本对人的生命的全面控制,而生命政治学则是生命的生产与革命主体的生成学;二是阿甘本基于决断主权的批判路径,即从政治生命向赤裸生命退化的生命政治学;三是埃斯波西托基于免疫体与共同体的双重逻辑建构的“免疫”的生命政治学范式,即通过医学、生物学、法学等相互渗透的治理技术对生命的社会调节理论。作为当代西方左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命政治学或多或少地走向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否定,导致这一理论的批判力度略显不足,存在形而上学化和乌托邦化倾向,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跳出新自由主义的框架;或者说,生命政治学只是在资本主义所能允许的范围内,用资本主义所能接受的方式来反抗资本主义。就此而言,生命政治学不可能代替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马克思主义未来发展的主导趋势,更不可能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政治学,成为未来实践斗争的主导形式。相反,只有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开辟的道路前进,生命政治学才能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只有重回政党政治的斗争路线,生命政治的抗争才能找到切实可行的实践出路。
三、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现实问题研究的四个主要方向及其反思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各方面的潜在危机纷纷爆发出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围绕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变化、经济危机、阶级结构、民主危机等重大现实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为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及其发展趋势提供了有益借鉴。
首先,物质生产理论遭到解构,工业资本主义逻辑不断退场,新型花式不断涌现。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欧美国家先后实现了新自由主义转向,逐步实现了从福特制到后福特制的转型。因此,如何认识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特质及其历史效应,就成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由此形成了几种较为典型的认知范式。(1)以“弹性生产”和“智能化生产”为代表的技术范式。这种范式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克服了以往生产的垂直性、僵硬性,实现了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弹性化。这种路径更多地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技术变化,相对忽视了生产关系因素。(2)非物质劳动和认知劳动范式。这种范式认为,马克思当年所理解的生产劳动主要体现为体力劳动和物质劳动,而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战略已经从最初的有形商品的生产转移到以知识、信息和情感等为代表的非物质产品的生产,当代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创造也已经从原来的体力劳动和物质劳动,转移到以脑力劳动和智力劳动为代表的非物质劳动和认知劳动,由此提出了认知资本主义或数字资本主义等范式。(3)符号、信息方式或网络生产方式。这种范式认为,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和媒介的深化发展,今天居于主导地位的不再是物质生产,而是符号、信息和代码的生产,由此提出了信息资本主义或网络资本主义范式。(4)新帝国主义范式。这种范式认为,新自由主义转向意味着金融资本超越了产业资本,成为全球话语霸权的真正主宰者,整个世界沦为金融资本的帝国,形成了以剥夺性积累为核心特征的新帝国主义范式。
总体而言,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从不同方面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发展,为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特质提供了重要借鉴。不过,也必须看到,这些范式还存在重要缺陷。一方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曲解或抛弃了马克思的物质生产理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显然没有充分理解马克思物质生产和生产方式范畴的科学内涵,单纯从技术或经验层面将物质生产理解为“物”的生产,以此来修正、批判或否定马克思的物质生产理论,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而当他们简单地用符号、文化、信息、知识生产来否定物质生产理论时,显然是倒因为果,错上加错。另一方面,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并没有从根本上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机制,只是抓住当代资本主义一个或某些方面的特征,以此来定位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特质,显然存在以偏概全之嫌。
其次,危机研究全面升温,分析范式持续分化,病根诊断殊途同归。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国家干预经济学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并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分配制度、税收制度、金融体制等不同方面深入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危害。可以说,国家干预经济学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相对比较尖锐,但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批判却软弱无力,他们甚至天真地以为,只要抛弃新自由主义,重新回到凯恩斯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就能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问题。资本主义的历史实践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不论资本主义采取什么样的改良措施,都不可能彻底消除危机。
与此相比,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则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确加速了当前危机的爆发,但这场危机绝不能仅仅归咎于新自由主义,而是根源于资本的增殖逻辑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因此,他们主张回到《资本论》的分析框架,深入到对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批判分析上来。总体来看,多数左翼学者坚持认为,《资本论》对于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当代价值,不过,在分析范式和研究路径上又呈现出明显差异:有的学者重点挖掘了次贷危机背后隐藏的有支付能力消费不足理论,有的学者则着重阐述了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转移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的资本积累和产业资本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还有学者围绕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矛盾,系统论述了虚拟资本、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对实体经济的毁灭性影响;有的学者从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出发,重点阐述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引发的新矛盾及其恶果;还有学者从资本主义总生产过程入手,系统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包括基本矛盾、运动矛盾和危险矛盾在内的总体矛盾,等等。这些左翼学者基本上都坚持了经济矛盾的分析路径,并在新的语境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新变化新发展新特征,为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及其结构性危机提供了重要借鉴。然而,也必须看到,不论这些矛盾怎么变化,它们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即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始终无法避免,那种妄图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彻底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想法,不过是一种美好幻想。在这一点上,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和判断。
再次,社会结构理论相互对峙,阶级逻辑日益退却,斗争策略越发空谈。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和全球化的深度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就构成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在这一问题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巨大分歧,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路径。第一,就两极分化结构而言,一些左翼学者认为,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马克思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逐步减少,从事服务业、高科技等行业的“中间阶层”大幅度上升,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多元化扁平结构,由此认为,马克思当年所提出的两极分化结构已不再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与此相对,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不论资本主义如何变化,都无法掩盖当代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现实,即1%与99%群体之间的对抗,这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两极分化框架和当年预测的正确性。第二,就阶级逻辑而言,一些左翼学者认为,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已逐步走向“消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已不再是资产阶级与传统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转变为资产阶级与少数边缘群体之间的矛盾;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认知劳动和非物质劳动已经取代了物质劳动,成为当代社会劳动的主导形式,由此提出了认知阶级和大众概念,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资本与认知阶级和大众之间的对抗。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跨国资本与全球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如此等等。第三,在斗争策略上,各路左翼学者也纷纷开出了自己的药方:既有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缝缝补补”、不进行革命的改良主义方案,也有许多高呼“激进民主”,提议“大众自治”“多元民主”等所谓的无政府主义方案;既有部分主张少数边缘群体的斗争方案,也有主张重新占有一般智力或日常生活革命的浪漫主义方案,等等。
实际上,这些判断基本上是基于经验社会学、历史统计学或后结构主义的逻辑演绎做出的。马克思的阶级逻辑真的不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了吗?实际上并非如此。在此,我们仅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脑力劳动者与资本的关系为例,来诠释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当代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将脑力劳动者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资产阶级统治者及其代言人。为了实现思想上的统治,资产阶级中必然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思想生产,成为意识形态的制造者,所谓资产阶级哲学家、法学家、道德学家等等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主要生产者,他们构成了资产阶级的同谋者和代言人。第二类是自主从事非物质劳动的脑力劳动者,资本并没有完成对他们的统治和支配。第三类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非物质劳动者,恩格斯把他们称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所谓劳动力是指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因此,不论他出卖的劳动力是以体力劳动为主,还是以脑力劳动为主,只要他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他就属于工人阶级的范畴。不论他从事的是与一般智力相分离的体力劳动,还是与一般智力相融合的脑力劳动或非物质劳动,只要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创造剩余价值,那他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工人。因此,当当代西方左翼学者用“中间阶层”“认知阶层”和“大众”概念来命名那些脑力劳动者和非物质劳动者,并以此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时,显然把原本归属于不同阶级身份的人划归到同一个概念之下,是一种折中主义的妥协逻辑,并没有真正抓住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内在本质。就此而言,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逻辑依然是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科学方法。
最后,民主批判日益深化,问题把脉针砭时弊,替代方案却软弱无力。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方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出现了一系列“黑天鹅”事件,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也充分暴露了出来。在此背景下,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分别从不同方面剖析了西方民主的乱象及其根源。在他们看来,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资本主义本身是建立在私人占有之上的,这注定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在本质上是服务于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资本与民主的“联姻”一方面导致了民主的过度资本化,另一方面导致了资本对民主的过度腐蚀,彻底倒向了寡头政治和金钱游戏,美国大选就是典型例证。所谓“一人一票”只是一种程序上的形式民主,它只解决了选举程序问题,并没有解决被选举出来的代表如何代表选民治理国家这一实质问题,所谓“民有、民享、民治”完全是一种不可能的神话,这再次彰显了西方代议制民主的虚假本质。而英国“脱欧”公投事件更是反映了西方民众对民主本身的冷漠和麻木,反映了“代议制民主”与“人民主权”之间的冲突和悖论。此外,西方社会内部严重分化,社会离心力日益加剧,这切实反映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日益下降;民粹主义、排外主义、种族主义等的蔓延和右翼势力的崛起,反映了西方代议制民主正在遭遇自身的合法性危机。更为重要的是,欧美国家做出的一系列霸凌主义恶行和制造的各种“人道主义灾难”,彻底撕碎了西方民主价值观的谎言,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欧美国家的丑恶嘴脸。可以说,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对当今欧美民主乱象的诊断还是比较深刻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开出来的药方却是软弱无力的,或者主张回到古典民主或古典共和,或者诉诸道德伦理和善治,或者主张在西方民主制度内部进行自我改良,抑或奉行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既不具有可行性,也不具有现实性。
四、结语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学术界始终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指导原则,形成了一套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对待外来思想的立场方法,即辩证地批判吸收和学以致用:我们学习国外先进思想文化的“初心”,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认识中国,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全面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站在新时代的制高点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更要强化中国立场和使命担当,基于中国实践,不断开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局面。
必须强化中国立场,正确看待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积极意义及其局限性。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能够在理论和现实研究方面给予我们重要启发:在文献编译方面,MEGA2以及各种新版本能够为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文献编译事业提供重要借鉴;在经典著作思想研究方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结合新的时代特征,深入挖掘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提及但并未全面阐述的相关思想,能够为国内学界进一步拓展对经典作家和经典著作的思想研究提供新启示新借鉴;在理论研究方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将本土资源与马克思主义嫁接起来,建构了富有当代西方特色和民族特征的社会批判理论,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世界化,构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当前国内学界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有益启示;在现实层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有效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发展趋势,能够为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缺陷及其弊端提供直接借鉴。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股进步力量,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批判和抵抗态度,是当前反抗资本主义整体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高度警惕他们在文献编译方面的解构主义倾向,反思他们理论研究的方法论构架及其弊端,抵制他们思想背后隐含的各种欧美中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前提,批判他们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
必须强化历史方位感,正确认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新的历史方位中的相对位置,强化使命意识,自觉担负起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重任。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不论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还是从思想文化的成熟程度来说,我们都不再是西方现代化的简单追随者、跟跑者,而是转变为时代的并跑者,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成为时代的领跑者。这意味着,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已不再是世界潮流和时代精神的“先行者”和“引领者”,今天我们已和它们处在同一历史方位中、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是“同时代的人”。因此,我们决不能再带着“跟跑者”和“学徒”的心态来看待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更不能无批判地将其移植到中国,奉为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模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基于我国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实践,认真总结经验,努力实现从中国经验到中国理论的升华,充分挖掘这一理论对于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普遍问题的世界历史意义,用鲜活丰富的中国实践、中国智慧,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06期
文章作者：张亮 孙乐强
转自：学术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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