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思想理论战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确立了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方法。理论界在肃清历史虚无主义谬误、推进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澄清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上的谬误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上的谬误，理论界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
朱佳木的《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全面阐释和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论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本质，批判了其谬论，把握了斗争要点。郭彦林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评析》侧重从学理上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剖析，指出理论界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研究、辨析中存在零散化和碎片化现象，必须以历史的视野、辩证的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形成背景、基本观点、本质表现、现实危害等进行学术性、系统性和全面性的动态考察。宋月红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破产》则从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和为什么要批判历史虚无主义，阐释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杨金华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生成机理及其克服》系统梳理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概念内涵、发展脉络，并做了文本学分析。通过理论考辨，区分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与解构主义、怀疑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与历史叙事学、后现代主义的复杂关系。从历史解释与诠释学的深层互动、历史解释的相对主义困境探讨历史虚无主义的生成逻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先后编辑了《坚定党的历史自信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也编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虚无主义批判文选》《历史虚无主义批判文选》，这些著作收录了一些著名党史国史研究机构和知名学者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论文，从不同角度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了批判，旨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坚持唯物史观，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此外，党的十八大以来，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上谬误的论文大量增加。根据张劲松、曹顺仙的统计，1978年至2020年间，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期刊文献总数为1470篇，其中CSSCI论文507篇、博士论文2篇、著作20部，十八大以来（2013-2020）共发文1312篇，约占总数的89%，年均约164篇。在这些论文中，对历史虚无主义无视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否定革命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重要作用，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论点进行了批判。驳斥了所谓“革命制造说”“革命原罪论”，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和“革命早熟论”等谬论，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主题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近代中国面临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历史任务，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已有的共识。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历史虚无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否定与虚无，其实质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用。学者们也批判了历史虚无主义从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中解构、虚无革命的历史意义，指出其实质不仅否定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而且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革命，否定改革开放的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合法性。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选择
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核心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等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角度论证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角度阐述，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契合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符合二十世纪初世界发展的大势和中国社会的实际，这是以往理论界探讨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所得出的比较一致的结论，而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寻找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因素，则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建设战略和坚定文化自信的背景下出现的。
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的内在契合性，认为这种契合性蕴含于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所经历的引入、传播、接受、发展、创新的渐进扩展过程，具体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的传统历史观、传统革命思想、大同社会理想具有契合、共通、相融之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说明了任何一种外来的学说要想在中国得到传播和发展，并为中国人所真正接受，必须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结合。一方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传统文化的新阐发和新运用; 另一方面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在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吸收和融合，共同得到丰富和发展，并与其他文化成分一起，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有学者考察了“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文化精神的关联性。认为“大同”的社会理想代表着古代中国一种理想的人文社会的乌托邦，“大同”的核心精神是儒家所宣扬的“人人为公”思想，是儒家思想核心“仁”的价值观念的最高体现。这种价值诉求在中国遭逢前所未有之变局和危机的境遇下，成为当时许多先进中国知识分子寻找一条救国救民之路的历史使命和内在精神动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社会主义思想，促使他们将传统的“大同”文化精神的追求融入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中，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真正赋予了实现“大同”世界的一条实践路径，即选择了一条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道路，一条真正能通往“大同”世界的康庄之路。
还有学者从中华传统文化视角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植根中国的必然性。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之所以植根中国，除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科学性、先进性以及中国革命历史选择等客观因素之外，还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极强的契合性等因素。中国文化是一种开放型文化，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为外来的思想在中国生根、发芽和成长提供丰富的、必要的营养和条件，如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兼容性、阴阳学说与矛盾论的契合性、知行合一与实事求是之间的神似之处。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并植根中国具有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验证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真理性、科学性、价值性，是中国坚定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理论界对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内容的时代性、科学性，塑造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的历史生动性和规律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语言、风格等外在形式的中国化，更是实质性内容的中国化。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所贯穿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原则，既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着坚持、发展的连续性，又对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拓展提供了确定的历史起点和清晰的理论、实践逻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文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它的基本内核，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是它的理论精髓。理论界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准确把握新时代世界发展大势和新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深入分析我国新时代的阶段性特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科学回答中国问题的同时，也对当今世界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有效解答。其中许多思想主张和理论判断，既是对中国问题的深刻认识，也是对当今世界问题和人类发展问题的科学解答。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饱含着对人类发展诸多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独特创见，形成了不同于西方话语的价值目标、思想体系和实践策略，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发展的新高度。
社会主义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界对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深入探讨，阐释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富强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由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近代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和中国封建统治的腐朽，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成为中国人民的重大历史任务。进步的中国人开展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救亡图存的改良运动或革命斗争，然而最终都归于失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其科学性、革命性和先进性成为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经过28年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革命的胜利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起就确立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这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逐步成熟，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和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推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使中国这个东方大国顺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这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伟大创造，再一次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富强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全面改革开放；以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战胜了来自国内外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坚持、捍卫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完成了人民生活水平达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迎来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回答了要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界对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深入和多方面的考察。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有学者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 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成为近代中国志士仁人的历史使命。在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多方政治势力先后登场， 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进行了多种尝试，结果均遭失败。近代中国的这一历史使命便历史性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有学者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成为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共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党对工人阶级进行行之有效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应时而生。
有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的过程中，充满了基于实事求是的主动理论创新。在革命的各个时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创造对革命有利的历史条件。在历史客观条件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了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创新，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阶段汇聚了强大的力量。这种对待历史的积极主动态度，使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具备更多的历史必然性。
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使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创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有学者认为，这些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有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成绩，呈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理论界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总书记关于党史、国史系列重要论述的精神指导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的研究，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澄清了在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上的一些错误或模糊的观点；充分发挥了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召开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时间节点上，以中国近现代历史事实，阐释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论证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史和伟大成就，坚定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的自信；运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特别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阐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中国化的文化因素，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有观点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的研究也说明，必须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继续清除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加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相关学科的研究，增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学理性；以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成果深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成果丰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的结论。
（作者分别为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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