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保留着古老农村公社的俄国有无可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道路？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遭遇的重大时代课题。恩格斯对于求解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做出重要历史贡献。他批判了俄国民粹派“落后优势论”的理论错误，既体现出捍卫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坚定性，也体现出理论斗争策略运用上的灵活性。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既有一定的差异性，更有根本的一致性，两者相互辉映、互为补充，体现了历史的唯物主义与历史的辩证法的有机统一。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深刻洞见，不仅促使一批俄国革命家实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向，而且在俄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焕发出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的思想光辉。
——孙来斌
近四十年来，由于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关涉问题的复杂性、方法论原则的现实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思想一直是长盛不衰的研究热点。总的看来，研究取得的进展很大，但是存在的歧见也不少。其中，恩格斯与俄国民粹派之间为何发生激烈的论争，到底是恩格斯不懂俄国，还是民粹派不懂恩格斯？恩格斯与马克思在此问题上的思想关系如何，是否存在所谓“对立”、“同质”？恩格斯的有关思想对俄国革命发生了怎样的影响，换言之，十月革命之于恩格斯有关思想是“直接验证”，还是“毫无关联”？值此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检视上述问题，重温恩格斯的有关著述并从中获取宝贵的思想滋养，是我们理论工作者向这位马克思主义创立者之一、人类思想史上伟大的思想家致敬的最好方式。
一、以坚定的理论立场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其中，俄国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各种社会发展思想争论激烈。此时，一些活跃在社会历史舞台的俄国政治活动家，与马克思、恩格斯发生思想相遇、产生思想碰撞。为了保证马克思集中精力研究和写作《资本论》，恩格斯主动站在当时思想斗争阵地的最前沿。
1. 驳斥特卡乔夫等人的“落后优势论”，深刻阐明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提条件
1872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彻底清算了俄国民粹派活动家巴枯宁分裂活动的严重错误，并通过了开除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的决议。这引起了一些俄国革命流亡者的不满。1874年3月，俄国流亡者、民粹派理论家拉甫罗夫发表文章，公开为巴枯宁辩护。1874年10月，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回应文章《流亡者文献(三)》，批评了拉甫罗夫的折衷主义。同时，恩格斯在文章中提及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特卡乔夫，评价了其革命主张的幼稚性、空想性。这招致了特卡乔夫的强烈不满。他在苏黎世《哨兵报》发表致恩格斯的公开信，宣称：“我们国家的情况非常特殊，它与西欧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西欧国家采取的斗争手段对于我们至少是不适用的……而您不懂得这一点，也没能理解俄国的观点，然而却胆敢对我们做出评判并向我们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根据马克思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建议，恩格斯于1875年作出公开答复，先是发表《流亡者文献(四)》，其后不久又发表《流亡者文献(五)》即《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在这些文章中，针对特卡乔夫等民粹派理论家的错误观点，恩格斯阐发了他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基本观点。
其一，批判片面强调俄国农村公社独特性的错误观点，阐明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民粹派在19世纪60年代初的传单中公开提出：“难道欧洲的经济条件和土地条件与我们的相同吗？难道他们有农民村社吗？他们可能存在农民村社吗？难道他们的每一个农民和每一个公民能成为土地所有者吗？不。而我们则能。”拉甫罗夫在1873年的《前进，我们的纲领！》中进一步强调，“对于俄国人来说，就我们时代的共同任务所指出的意义而言，俄国大多数居民的前途赖以发展的特殊基础就是农民以及村社土地所有制。”对此，恩格斯指出，公社所有制这种形式并非为俄国所特有，不应夸大它的特殊性。“其实，土地公社所有制这种制度，我们在从印度到爱尔兰的一切印度日耳曼语系各民族的低级发展阶段上，甚至在那些在发展中曾受到印度影响的马来人中间，例如在爪哇，都可以见到。”在恩格斯看来，各个公社相互间完全隔绝的状态，只会造成落后的专制制度，而不会产生出现代的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取代物，现代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激化的结果。
其二，批判过分夸大俄国劳动组合优越性的错误观点，阐明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劳动协作前提。特卡乔夫承认，俄国民众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具有协作的传统优势，他们绝大多数“都充满着公有制原则的精神；他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恩格斯深刻指出，民粹派的这一观点源于赫尔岑等人，“因为从赫尔岑年代起，在许多俄国人心目中它就具有某种神秘的作用。劳动组合是俄国一种很普遍的协作形式，是自由合作的一种最简单的形式。”恩格斯分析了这种劳动组合的自发性、初始性，并且直言不讳：“这种形式在俄国占有优势当然证明俄国人民有着强烈的联合愿望，但这还远不能证明他们靠这种愿望就能够从劳动组合直接跳入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这种劳动组合应当至少提高到西欧合作社的水平，才有可能达到进入社会主义的前提，而“现代的合作社至少已经证明，它能够自担风险、有利可图地经营大工业”。
其三，批判宣扬俄国农民先进性的错误观点，阐明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条件。民粹派认为，历史将像老祖母格外疼爱小孙子一样给俄国以特别垂青，“我们是迟到的民族，而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得救了。我们应该感谢命运，我们不曾有过欧洲式的生活……我们不要欧洲的无产阶级、贵族、国家原则和皇帝。”特卡乔夫甚至认为，“我们这里没有城市无产者，这的确是事实；然而我们这里也没有资产阶级。”因而，俄国人民比西欧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恩格斯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
总之，在《流亡者文献》一组文章中，恩格斯深刻揭示了特卡乔夫等人“落后优势论”的空想性，阐明了实现社会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当然，恩格斯清楚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复杂性，他并没有完全否认俄国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而是有所保留地指出：如果俄国农村公社能够保留到条件成熟的时候，并能获得已经取得胜利的西欧无产阶级的帮助，那就“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
2. 批评丹尼尔逊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幻想，明确揭示俄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继续关注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特别是在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在与丹尼尔逊等人的书信交流过程中，根据俄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实际，明确指出了俄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首先，根据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趋势，预测了俄国农村公社行将崩溃的命运。《资本论》俄文版译者、民粹派理论家丹尼尔逊致信恩格斯，多次表达了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留念和幻想。他说，面对俄国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俄国农村公社岌岌可危，“但是如果我们想把生产引向满足人民的需求而不是支持另一种潮流——资本主义的话，那么，依靠如此根深蒂固的公社传统和习惯难道说已经太迟了吗？”恩格斯根据掌握的最新资料，写信给丹尼尔逊，劝其不要对公社抱有太多的幻想。他分析道：面对俄国农村公社行将崩溃、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经济事实，人们不能根据个人好恶选择。“但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些事实照样要继续存在下去。而我们越是能够摆脱个人的好恶，就越能更好地判断这些事实本身及其后果。”
其次，根据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自身的历史局限。像其他民粹派一样，丹尼尔逊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具有独特性和优越性。在恩格斯看来，古老的农村公社在其他地方除了最终解体以外，没有其他出路。同样，俄国农村公社存在由来已久，“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高级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究其原因在于，“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下提出的发展要求，“这种更高的形式——凡在历史上它可能存在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及其所造成的社会二元对抗的必然结果”，因此，要处在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解决只是处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
再次，根据世界历史条件下民族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强调了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的首要条件。恩格斯虽然指出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局限性，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完全否认俄国跨越发展的可能性，但他特别强调了前提条件。在1894年即去世的前一年，恩格斯指出：“不仅可能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是，他特别强调，实现这一点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此前，他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将“外部的推动”称为“第一个条件”。可见，恩格斯在这里坚持和丰富了19年前他在《流亡者文献》中表达过的观点。
总体来看，俄国民粹派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看法，在一些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俄国命运的特别关注、对俄国传统的特殊感情、对社会革命的真诚要求。但是，他们并不真正懂得科学社会主义，抱持的主张实际上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俄国变种。像马克思一样，恩格斯对俄国民粹派活动家，既有交流，也有交锋；既有批评，也有帮助。他特别注意保护他们的革命热情，尊重俄国文化传统，关心俄国人民的命运。在1885年致查苏利奇的信中，恩格斯谦虚地表示自己“对俄国现状知道得太少，不能冒昧地对那里在某一时期所应采取的策略的细节作出判断。”但是，恩格斯没有附和民粹派的空想主张，更没有迁就他们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严重错误，结合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深刻阐发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规定和条件要求，坚定地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二、以鲜明的个性化观点彰显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深刻洞见
近年来，“马克思-恩格斯”论题引起的学术关注，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也有具体表现。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此问题上的观点是同质的、完全一致的。另有学者则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形同对立。其中，英国学者霍布斯保姆认为，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的观点“有点出人意外地倾向民粹派的观点”，这与其后恩格斯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指出：“马克思看到的是从公有制农业社会中产生的多线性发展路径；而恩格斯，特别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看到的只是一种单线的发展路径。”在我们看来，“同质论”看到一致性而忽略了差异性，“对立论”看到了差异性而忽略了一致性，两者各有偏颇。
1.恩格斯与马克思在此问题上的思想差异性
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有伟大的友谊、亲密的合作、思想的契合，但他们毕竟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因此，他们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不可避免存在着一定的思想差异。
其一，对俄国是否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回答，存在肯定与否定的不同倾向。马克思大体倾向于肯定的回答。他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明确反对人们机械地搬用《资本论》去框套俄国社会发展道路。他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稿中说：“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恩格斯则有所不同，他多次给出否定的回答。其中，他在1893年2月致丹尼尔逊的信中说：如果西方在大约十年或二十年前就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俄国也许还得及避免向资本主义演变的趋势。“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机会正在逐年减少。”
其二，对俄国农村公社历史作用的看法，存在“支点”与“梦幻”的不同判断。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使用了“支点”的提法，说：“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恩格斯则认为，俄国农村公社自身难以生发出社会主义。他在1893年致丹尼尔逊的信中说：“恐怕我们将不得不把公社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梦幻，将来不得不考虑到会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俄国。”
其三，就对俄国民粹派的态度倾向而言，存在热情鼓励与严厉批评的不同态度。当然，这主要是就马克思对查苏利奇、恩格斯对特卡乔夫的态度比较而言。面对查苏利奇写信求教，马克思极其慎重，数易其稿，态度也极为热情，表达了因定期发作的神经痛而不能较早答复的歉意，还说：“承蒙您向我提出问题，但很遗憾，我却不能给您一个适合于发表的简短说明。”恩格斯则在《流亡者文献》中对特卡乔夫等人言辞激烈。《流亡者文献(三)》发表后，俄国著名政治活动家洛帕廷致信恩格斯说：“我曾以极大兴趣读完了您的文章，我应当承认您的论证是正确的。但是文章的表达形式相当尖锐。”恩格斯回信解释说：“这根本不是我的意图。相反，我是在尽可能地使之缓和。”
仔细分析上述差别后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的不同回答、不同表态，并不是在同一场合针对同一个人而言的。这些差别的产生，与以下方面有关。
其一，承担的理论分工不同。对于马克思和自己的长期理论分工情况，恩格斯在1887年做过简要介绍——“由于马克思和我之间有分工，我的任务就是要在定期报刊上，因而特别是在同敌对见解的斗争中，发表我们的见解，以便让马克思有时间去写作他那部伟大的基本著作。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必须采用论战的形式，在反对其他种种观点的过程中，来叙述我们的观点。”可以说，在探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时，两人的理论活动仍然带有前述理论分工的特点。其中，马克思的理论回应主要围绕对《资本论》的理解，大多采用论述的形式；而恩格斯的理论回应主要针对现实问题的看法，大多采用论战的形式。
其二，面对的理论对象不同。马克思所回应的查苏利奇，是俄国著名的女革命家。她当时是满怀敬意地向马克思请教，且思想正处于从民粹派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过程之中，是马克思、恩格斯教育帮助的对象。恩格斯所驳斥的特卡乔夫，当时是散布“落后优势论”、空喊革命口号、公开攻击第一国际的“愤青”。理所当然地，马克思采取的是热情、礼貌的帮助态度，恩格斯则是激烈、尖锐的批判态度。不过，这种态度也是相对的、因人而异的。对曲解《资本论》的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马克思也有辛辣的讽刺；对与马克思和自己长期保持通信的民粹派理论家丹尼尔逊，恩格斯虽有批评，但态度显得较为温和、婉转。
其三，回应的具体问题不同。在1877年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主要针对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将《资本论》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论述绝对化的错误。在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面对的请求是“对那种认为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阶段这种理论阐述自己的看法。”可见，马克思所面对的，主要是将西欧资本主义道路普遍化并以此框套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错误，即俄国必然进入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因此，他自然要强调俄国有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恩格斯面对的具体问题则不同，主要是将俄国农村公社的特殊性夸大并以此来片面强调俄国社会发展优势的理论错误，即俄国必然跳过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因此，他自然要强调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性。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他自然会给出否定的答案。
2.恩格斯与马克思在此问题上的根本一致性
从总体上看，恩格斯与马克思在此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基本观点是一致的，而且这种一致性要远远大于差异性。这主要体现在：
其一，彼此的理论关照。可以说，马克思对恩格斯1874-1875年关于俄国社会问题的理论分析给予了有力支持。其中，恩格斯对特卡乔夫的公开信作出回应、发表《流亡者文献(四)》，正是接受了马克思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建议。《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发表后，马克思将之看作是恩格斯19世纪70年代为《人民国家报》撰写的论文中“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同样，恩格斯在论述有关问题时非常尊重马克思的意见，注意引用和强调马克思的观点。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在给丹尼尔逊的多封书信以及《<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多次大段引用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注意维护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即便指出俄国农村公社已经难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命运，恩格斯也是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例如，他提醒丹尼尔逊重温马克思1877年的结论——“如果俄国继续沿着1861年走上的道路走下去，俄国的农民公社就必然要灭亡。”接着说：“看来，这样的时刻日益接近……恐怕我们将不得不把公社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梦幻，将来不得不考虑到会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俄国。”毫无疑问，这是令人惋惜的，但是，“对经济事实是无可奈何的”。这不仅反映了恩格斯忠于伟大友谊的一贯性，而且也体现了两位思想家在基本观点上的一致性。
其二，共同的理论表态。1882年1月，应俄国革命家拉甫罗夫的请求，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撰写序言。这篇序言是供公开发表之用的，因此，可以被视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正式表态。俄国社会有无可能走出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呢？马克思、恩格斯深思熟虑之后，以极其简洁的文字回答：“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段代表两人共同意见的简洁表述，同时强调了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性、可能性，把他们各自在不同场合强调的侧面辩证地连结为一个整体，既是对他们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设想的高度概括，也是对设想本身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的确证。
总体看来，在俄国农村公社是否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的问题上，完全否认可能性或者完全不顾条件性，认为它必然经过或者必然跳过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反对的错误观点。他们明确肯定，以俄国为代表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从而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道路。只不过由于回应的具体问题不同、面对的理论对象不同，他们各自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其中，马克思侧重强调的是理论上的可能性，恩格斯侧重强调的是实现的条件性。两人的理论分析相互辉映、相互补充，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与历史主体的选择性的有机统一。列宁曾经深刻指出：“要正确评价马克思的观点，无疑必须熟悉他最亲密的同志和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思想关系，用列宁的这段话是再恰当不过了。可以说，不研读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也就不可能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
三、以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发挥深刻的历史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对俄国革命、中国革命是否具有影响？换言之，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思想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学术界对此长期存在歧见。“验证说”认为，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生动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思想，两国先后走出了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无关说”则强调具体条件，认为俄国革命、中国革命是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发生的，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思想不存在任何关系。对于这两种看法，笔者此前从马克思有关思想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的角度做过一些分析。在此，拟重点从恩格斯有关思想对俄国革命的影响角度做一点再分析。
1.对俄国革命家产生深刻影响，促使一批人实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向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中，他们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思考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自担负起国际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重任，他在考虑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时，仍将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作为关注的重点。他竭力弥补因为马克思的离世而可能造成的理论缺位，继续关注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并且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帮助俄国革命者正确认识社会发展道路。根据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之间的书信往来有290封，占全部通信460封的一大半。在这些通信中，大多涉及俄国革命形势、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
可以说，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等人由民粹派转向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恩格斯的热情鼓励、耐心引导。恩格斯在1885年致查苏利奇的信中说：“得知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人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点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我感到自豪。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将会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在这一时期，普列汉诺夫多次致信恩格斯，向这位心目中的“亲爱的导师”求教。恩格斯热情地给予回答，并谦虚地说：“亲爱的普列汉诺夫：首先请您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就叫恩格斯。”1894年，普列汉诺夫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俄国民粹派往往对马克思主义做空想主义的理解，断章取义地说“马克思自己也说过，俄国是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在杂志上洋洋得意地宣称“我们正在沿着马克思的足迹前进。”此时的普列汉诺夫已经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开路先锋，他深刻认识到，在现代俄国中，只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才是真正的革命宣传，民粹派的空想主义没有实际意义。他由衷地表达了对恩格斯的敬意——“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宣传时，您的每一句话对我国革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我说这些话，是为了向您表明，您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和它的‘跋’对我们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当然，有人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也有人深陷民粹派的空想泥淖而不能自拔，其中丹尼尔逊就是典型。丹尼尔逊等人习惯于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来论证民粹派的观点，并由此引起很多理解上的争议。对此，恩格斯对这位俄国老朋友委婉而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要求：“我不能让自己卷入一场在一个遥远的国家、用一种我还不能像我所熟悉的西方语言那样使用自如的语言进行的辩论……十分抱歉，就是这些原因迫使我请求您不要坚持希望引用我的观点，或者，起码引用时不要作为我的观点。”对于如何理解自己和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论述，恩格斯反复强调其中的方法论意义。他在与俄国学者阿·沃登的谈话中曾特别指出，“希望俄国人——不仅仅是俄国人——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raison d’être[存在的理由]。”
2.对俄国革命道路产生深刻影响，焕发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的思想光辉
俄国后来的形势发展充分证明了恩格斯有关判断的正确性。从19世纪90年代起，资本主义在俄国获得了进一步的迅速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达到了当时世界上的中等发展水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烈冲击下，俄国农村公社大遭破坏。但与此同时，由于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毕竟很短，俄国存在着严重的农奴制残余。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俄国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列宁等人就是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探索的。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列宁在生前并不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思想。从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列宁至少知道下述有关文献：一是马克思致《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从文件中发现了这封信，并抄写了几个副本。1884年，他将其中之一寄给了查苏利奇并委托其发表。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就多处提到了这封信的内容。列宁指出：“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论证过：俄国‘应当有’资本主义，‘因为’西欧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只有主观哲学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才会这样不了解马克思，竟然认为马克思准有某种一般哲学的理论；因此他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个十分明确的解答：他是找错人了。”为了使自己的意见“不致成为曲解的借口，马克思又在这封《信》里直截了当地回答了他的理论怎样应用于俄国的问题。”对于这封信在发表后引起俄国思想界的激烈辩论及其深远影响，列宁在《<十二年来>文集序言》中曾评价说：“著作界的活跃景象和马克思主义者同当时几乎完全主宰着进步著作界的民粹派老首领(如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所进行的激烈论战，是俄国大规模工人运动高涨的先声。”二是马克思、恩格斯1882年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撰写的序言。该序言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1882年2月5日的《民意》杂志上，其后不久又同普列汉诺夫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2版一起，以单行本的形式在日内瓦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丛书”出版。三是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有关文章。其中，《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和《<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由查苏利奇译成俄文，并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为名在1894年于日内瓦出版。列宁1895年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中明确提及这两篇文章，并称之为“两篇篇幅虽小，但价值极大的论述俄国经济发展的文章”
严格说来，列宁对苏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他所开创的苏俄社会主义道路事实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俄国农村公社的社会发展道路设想不同。十月革命发生前，俄国的农村公社已经大遭破坏，俄国当时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也没有发生，就历史起点、国际环境等方面的情况来看，俄国当时并不具备实现跨越设想所要求的前提条件。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列宁忠于马克思主义精神而不是它的字句，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思考问题，将他们关于俄国农村公社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思考，转变成为对落后的资本主义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发达阶段的思考，领导俄国人民夺取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出一条不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路。他明确提出落后国家的革命和发展道路具有复杂性，告诫共产国际在“在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时，不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出发。”他明确指出，不分具体情况地“说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观点是不对的；“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些论述所蕴含的方法论原则，与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思想的科学方法是高度契合的。可以说，俄国十月革命与恩格斯有关论述之间的关系，不是具体内容上的联系，而是方法论原则上的联系。这些方法论原则主要有：注重整体联系的世界历史思想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矛盾分析法、社会形态发展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历史辩证法等。集中到一点，这就是列宁晚年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所特别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4期
文章作者：孙来斌
转自：学术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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