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别：非营利组织
导言
管理协作以提高其有效性要求我们理解最能支持组织间和部门间工作的管理安排.这些安排既有正式形式，如书面协议或标准作业程序或合同，也有不太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美利坚大学Zachary Bauer , Khaldoun AbouAssi & Jocelyn Johnston等对此进行了探讨。本研究在非西方背景下，将协作形式作为组织的制度特征及其领导者的个人特征的函数进行检验。基于一个黎巴嫩地方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数据集，研究发现，资源不足、员工规模大且领导者有其他部门工作经历的组织有动力在跨部门协作中使用正式安排；而那些有女性领导者的组织会选择非正式安排。组织及其领导者的许多特征会影响地方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使用的协作安排形式；然而，这些影响表现出跨部门的异质性。论文发表在公共管理类顶级期刊PMR上。
（文献来源：
Bauer, Z., AbouAssi, K., & Johnston, J. (2021).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 formality: the effects of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al leaders.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online first：1–25. DOI: https://doi.org/10.1080/14719037.2020.1798709）.
问题的提出
管理协作以提高其有效性要求我们理解最能支持组织间和部门间工作的管理安排.这些安排既有正式形式，如书面协议或标准作业程序或合同，也有不太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如促进行为和信息共享(Geddes 2012; Jang and Feiock 2007; Mu, de Jong, andKoppenjan 2019).利用和定制这些形式后面的机制可以帮助澄清目标和期望，促进相互理解和信任，建立和维持关系，克服挑战，调解冲突，并确保有效的绩效(Ansell and Gash 2007; Cristofoli, Macciò, and Pedrazzi2015; Terman, Feiock, and Youm 2020)。
既有文献对协作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Bryson,Crosby,and Stone(2015)对于协作定义对跨部门合作的研究意义重大，因为它强调协作是由“两个或更多部门的组织联系或共享信息、资源、活动和能力，以共同实现一个部门的组织不能单独实现的结果”(第648页)。正式和非正式的形式对合作都很重要(Cuganesan,Hart, and Steele 2017; Emerson, Nabatchi, and Balogh 2012).这项研究的重点是为什么有些组织依赖更多(或更少)的正式形式来进行协作。
本研究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协作取决于参与组织的制度特征，以及领导者的个人特征和决策技能(Cristofoli, Macciò, and Pedrazzi 2015; Emerson, Nabatchi, andBalogh 2012; O’Leary and Vij 2012; Poocharoen and Ting 2015).然后，探讨组织的制度特征和领导者的个人特征是否影响地方政府和非营利组织跨部门合作机制的正式性。
理论框架
协作及其正式形式
在多面和复杂环境中运作的组织会遇到各种挑战，这些挑战可能超越管辖和部门界限(Frederickson and O’Leary 2014).这些组织通常通过与其他实体合作来应对，这些实体拥有解决此类问题并实现组织和集体目标所需的资源和跟踪记录。通过合作，组织可以补充组织内部的管理(Agranoff and McGuire 2001)拥有一个治理策略，在组织寻求实现其目标时，该策略有望更有效地减少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没有一个单一的范例用来确定组织协作的最佳方式；正式和非正式的对合作都很重要(Almog-Bar and Zychlinski 2012)。正式协作通常基于组织之间的书面协议或合同，其中定义了角色、期望、绩效指标以及指导协作的其他规则或命令(Gazley 2008; Kapucu and Demiroz 2015; Vangen 2017)。正式合作可能更有利于基于目标的努力或复杂问题的解决，因为它依赖于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这些协议授权参与的行为者持续参与(Isett et al. 2011;Jang, Feiock, and Saitgalina 2016; O’Regan andOster 2000)。相比之下，非正式合作依赖于参与组织之间的自愿或口头承诺(Jang, Feiock, and Saitgalina 2016; Terman, Feiock, andYoum 2020).非正式协作支持更多的自主性，因为组织不再需要正式承诺建立伙伴关系，而是依靠信息交流、必要的互动以及其他共享规范和促进行为来帮助实现组织和集体目标(Agranoff 2007; Gazley 2008; Romzek et al. 2014)。
制度特征
地方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根植于影响其行为的体制环境中；协作也不例外。这些组织通常依赖于其环境中的其他参与者和实体，为了生存，必须遵守规则以维持资源、合法性和其他成功的基本要素。
大量证据表明，组织通过协作来获取自身生存所必需的资源。因为“资源分配是组织行为和设计的主要决定因素”(Reed1996，39)，协作成为实现组织目标和满足利益相关者期望的关键设计策略(Fleishman(2009)。此外，一些组织严重依赖其他组织的资源，无法独立生存(Pfeffer and Salancik 1978)。AbouAssi,Makhlouf, and Whalen (2016)发现，特别是非营利组织，如果内部收入来源足以满足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它们就很少协作。Sowa(2009)通过确定资源稀缺激励非营利组织签订合作协议以支持增加的项目和服务，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地方政府也不能免受资源限制的影响，同样也有望依赖外部资金作为获取运营所需资源的手段(O’Leary and Gerard 2013)。
正式的协作安排，以稳定、长期的关系为特征，可能对面临不确定性和资源不足的组织特别有吸引力(Baum and Singh 1996; Buchko 1994; Foster and Meinhard 2002; Geddes2012; Milliken 1987; Vangen 2017).例如，Guo and Acar(2005)发现资源稀缺程度更高的小型组织更有可能通过协作建立正式关系。同样，Singer andYankey (1991)得出结论，组织进入协作谈判的决定——这本质上是正式的——源于获得资源的能力有限。创建这些类型的正式安排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财政资源；组织还通过正式的协作协议寻求充足的人力和基础设施资源。
领导者的个人特征
非正式协作可以采取支持、协调、信息交流、共享工作空间或设备、客户推荐或联合宣传等形式。这些必须在没有正式承诺或决策权移交给另一个行动者(Kohm, La Piana, and Gowdy 2000; Romzek et al. 2014)的情况下维持，相反，管理者和员工之间频繁而持久的社会互动创造了让合作者承担责任所需的合作动力(Gazley 2010)。
首先，领导者的专业经验会影响合作机制的正式性。Gazley and Brudney (2007)认为，具有更多协作经验的组织领导者不太可能表达对协作的担忧，因为他们在驾驭跨组织关系方面经验丰富，并且知道如何减少不确定性。即使领导经验不包括协作，也有可能培养与其他组织领导建立和保持必要的信心和信任的能力。这可能是由于在组织任职期间积累的重复的社会交流，以及合作者之间长期联系的相关潜力。因此，提出假设领导者在位的时间与正式的合作负相关。
第二，合作的正式性可能会受到一个组织的领导者在他们将与之合作的部门中工作的先前经验的影响。假设领导者对其他部门的演员或他们不认识的演员有些熟悉，但由于他们的经验，更容易理解(Cuganesan, Hart, and Steele 2017)。跨部门的知识让领导者更好地了解协作能实现什么(Geddes2012)。过去在其他部门的经验让领导者了解该部门是如何“运作”的，这降低了合作的风险。这是因为共享“共同的背景有助于巩固他们之间的社会纽带，支持文化控制，并进一步促进信任”(Cuganesan,Hart, and Steele 2017, 876)。因此，领导者在其他部门的多年经验与正式合作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最后，过去关于性别和协作的研究表明，女性更有可能参与合作，比男性更积极地看待合作。积极地看待合作有望导致更具适应性的关系，对共享规范和促进行为持开放态度，而不是正式的合同和等级管理，AbouAssi, Bauer, and Johnston (2019)假设性别不仅影响合作的决策，还影响随之而来的治理安排。女性在合作时也可能更倾向于基于沟通、信任和共同决策的非正式安排(Romzek et al. 2014 )。因此，组织领导者的自我认同的性别，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更有可能倾向于合作，且会较少依赖用于保护自身利益的正式合作。
研究背景
位于中东的黎巴嫩与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独特，但也不是一个局外人。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黎巴嫩是一个年轻的民主国家，经济在挣扎。该国严重依赖国外收入来源，包括国债、汇款和赠款。这些赠款的大部分是通过发展方案下的非营利组织提供的，这些发展方案通常由以下双边或多边援助组织(AbouAssi2013)资助。这些组织的运作很少受到中央政府的干预或控制，并且能够从国际捐助者那里获得资金——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造成了某种形式的依赖，这在非洲或东欧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很常见。
这种结构有助于阻碍本可以解决一些现有挑战的权力下放。与上个世纪法国授权的其他国家一样，黎巴嫩采取了有限的权力下放形式，中央政府保持着强大的控制力，国家政治主导着局面，甚至在地方一级也是如此。地方政府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在行政、财政和政治上受到中央政府批准和制裁要求的限制。这最终破坏了黎巴嫩富有成效的地方政府-非营利关系（Haase，Antoun，2015）。相反，中央政府在地方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非营利组织积极寻求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部分原因是他们赋予了象征性和合法性的好处（AbouAssi，Bowman 2017）。
数据和方法
数据来源
这项研究依赖于2017年黎巴嫩地方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样本的数据。组织领导人完成了关于他们合作关系的调查。在这两个部门进行的调查收集了有关当前和未来合作、合作驱动因素、结构和治理安排等主题的信息。这两项针对具体部门的调查在问题方面几乎相同，只是根据本组织的部门略有不同。1 这两项调查首先在一组地方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受访者中进行了试点测试研究，以确保调查工具的有效性。最终的地方政府调查于2017年2月启动，最终的非营利组织调查于3月启动。两次调查的数据收集都在2017年5月完成。地方政府调查发送给了1，108个地方政府，回复率为22%。为了加强其有效性，地方政府样本根据规模和地理位置进行了分层。
NPO调查样本是从两个公开数据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Daleel Madani名录）获得的650名非营利组织的联系人名单汇编而成的。为了激励NPO调查回复并提高我们的回复率，完成调查的受访者被随机抽取三笔奖励。NPO调查的回复率为34%；223个组织完成了调查。样本的代表性根据非营利组织的使命和地理位置得到了验证。从各组织的官方公报和网站收集的二手数据有助于减少遗漏的答复项目。
因变量
协作是根据对组织协作的正式性的调查反馈来衡量的。
自变量
三个变量被用来测试制度特征与协作形式的关系。这些因素包括资源不足、人员规模和机构合作伙伴，用于测试协作形式和领导者个人特征之间关系的变量包括领导者的任职年限、在其他部门的工作年限和性别
控制变量
模型中包含的第一个控制变量是一个虚拟变量，它表明受访者是来自当地政府还是非营利部门。协作决策无疑会受到组织和领导者所处部门的影响，我们会考虑这种预期的变化，以适当地指定我们的模型。纳入部门变量还提供了评估使用正式协作机制的决定是否受部门影响的机会。如果受访者来自地方政府，此变量编码为1，如果来自非营利组织，则编码为0。
研究结果
制度特征
在正式合作模型中，一个组织的资源不足在统计上与更正式的合作机制正相关。这意味着资源不足的组织使用正式机制进行合作的可能性比资源不足的组织高16个百分点。在所有三个样本中，衡量组织能力的员工规模同样与更正式的合作机制呈正相关。随着组织工作人员规模从小到大，组织通过正式机制进行协作的可能性增加了大约11个百分点。这种对员工规模的衡量是基于组织领导者的看法，但仍然抓住了与正式性的联系，因为领导者对其组织的看法无疑会影响他们是否合作以及如何正式合作的决定。最后，一个组织环境中机构伙伴数量的增加似乎与合作形式无关。
领导者的个人特征
在个体特征变量中，有两个变量与正式合作机制显著相关。首先，领导者在其他领域的多年经验显示出与正式性的统计正相关。领导者在其他部门工作的经验每增加一年，利用正式机制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大约一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在其他部门工作的经验每增加10年，正式合作的可能性就会增加10个百分点。其他具有统计学意义的领导者个人特征是性别。与男性领导相比，女性领导在合作时使用正式安排的可能性要低11个百分点。
（三）部门异质性
检验两个机构及其领导人的特征与合作形式之间的关系是否因部门而异，结果表明与中的结果有些一致性，支持跨部门(非营利组织和地方政府)的正式合作机制的决定因素差异的概念。
（四）制度特征
资源不足和合作形式之间的关系似乎在不同的部门有所不同。资源不足与地方政府的正式性无关，但与非营利组织的正式性显著正相关。较大的工作人员规模(组织能力的一个指标)在统计上与地方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正式合作安排有关，而拥有潜在的机构伙伴对这两个部门的影响不同。结果显示，对于地方政府的受访者来说，更多的机构合作伙伴的存在与更正式的合作安排有关，但没有发现非营利组织的统计关联
（五）领导者的个人特征
组织领导者的个人特征与合作形式之间的关系也存在跨部门差异。尽管组合样本显示了领导者在其他部门的经验与合作形式之间的统计正相关，但当部门样本被单独指定时，没有发现统计关联。感兴趣的最终领导者特征是女性，与地方政府的手续无关，但在统计学上与非营利组织较少使用合作手续有关。
总之，这些模型为这样一种观点提供了合理的支持，即机构及其领导者的特征与地方政府和非营利组织跨部门合作的正式性有一定的联系，但在如何确定正式性方面，不同部门之间确实存在差异。
（六）协作形式说明
显然，与非营利组织相比，地方政府通常更有可能在跨部门合作中使用非正式机制。虽然我们最初的分析没有假设地方政府或非营利组织是否可能使用正式安排进行合作，但这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重要发现。
而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地方政府则广泛合作，因为它们享有很大的自主权(Gazley and Brudney 2007),在其他国家，如中国、爱尔兰、黎巴嫩或威尔士，地方政府要弱得多，也不发达，中央政府可以强迫或阻止地方采取某些管理或政策做法(AbouAssi and Bowman 2018;Mu, de Jong, and Koppenjan 2019)，这可能会影响协作趋势。黎巴嫩地方政府在财政资源(通过政府间转移支付)和监管权力(Haaseand Antoun 2015)方面都要感谢中央政府。与其坐等中央政府的干预，地方政府可能会求助于其他非营利组织，利用它们的努力，为其章程服务(Mu, de Jong, and Koppenjan 2019)。非正式合作机制可能是地方政府在没有任何约束力承诺的情况下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的一种手段。因为这些承诺需要中央政府的批准。
结论
这项研究分析比较了发展中国家非营利组织和地方政府之间跨部门合作的正式和非正式机制，发展中国家传统上是高度集中的，但正在试图遵守国际组织和捐助者的分权激励和授权。研究者们关注机构及其领导者的一系列特征，以考察它们如何影响非营利组织和地方政府使用的合作机制的正式性。
研究发现，工作人员的能力被确定为最一致的预测跨部门合作的形式，在这两个部门。其他组织特征——资源不足和潜在合作者的存在——与更大的正式性相关，但在各个部门并不一致。组织领导者的特征对跨部门合作形式的预测性较差，但有两个特征非常突出。领导者在其他部门工作的时间以及领导者的性别似乎对合作的正式性有一定的影响，而领导者的任期似乎并不影响合作机制的正式性。
未来研究展望
最后，一些局限性，这为未来的研究打开了大门。首先，结果不是结论性的，可以被解释为上下文特定的。鼓励研究人员超越协作理论，对不同背景下这些关系的驱动因素和性质进行实证探索。其次，根据完成调查的组织领导的看法，分析侧重于非常有限的一组变量。第三，使用的形式测量是二元的；未来的研究需要研究正式程度的等级，并解决正式和非正式是否以及如何相互作用的问题。最后，应该注意正式程度和实现组织目标的倾向之间的关系。未来利用面板数据对这些主题的研究将有助于充实这些问题。跨国和比较分析也将是有用的。
参考文献：
AbouAssi, K., and A. Bies. 2018. “Relationships and Resources of NGOs: Coercive, Normative, and Mimetic Isomorphism in Shaping NGO Self-regulation.”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11), 1581–1601. 10.1080/14719037.2017.1400583
AbouAssi, K., Z. Bauer, and J. Johnston. 2019. “Collaboration, Venus, and Mars: The Gender Factor in Inter-Sectoral Relation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9(1), 18–31. 10.1093/jopart/muy041
Cuganesan, S., A. Hart, and C. Steele. 2017. “Managing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Stewardship for Public-sector Collaboration: A Management Control Approach.”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19 (6), 862–879. 10.1080/14719037.2016.1238102
转自：治理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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