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的“理论贡献”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尽管“理论贡献”可以理解为“对现有理论的增加、改进或重新解释”，但这仍然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理解，还缺少更为本质的识别。比如，如何判断“增加、改进或重新解释”就属于“理论贡献”？这就需要更明确的判断标准。为此，我们围绕David A. Whetten的一篇文章What Constitutes a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9年第4期），并结合已发表的C刊论文，归纳“理论贡献”的常见情形，进一步说明什么是“理论贡献”。
一、批评已有理论的多个因素，并给出补救或替代方案
这一情形包含如下几层意思：一是，“理论贡献”不是单一地孤立存在，而往往涉及已有理论的多个因素。这是因为，虽然实际写论文时可以只针对单一因素写“理论贡献”，但上述“理论贡献”之所以能成立，则有赖于作者本人对已有理论多个因素的统筹考虑。二是，“理论贡献”是对已有理论的补救或给出具体的替代方案。只指出前人的不足但不进一步给出补救，并不属于“理论贡献”。三是，“给出补救或替代方案”也就意味着，“理论贡献”是对已有理论研究的批评场。《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投资效应：发展效应还是债务陷阱》（《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9期）一文的“理论贡献”，就属于此类情形。
其中，该文“对已有理论研究的批评”体现在，“在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文献中，已有研究多从两方面入手：①……；②……。相比之下，对……做因果识别的文献较为缺乏。仅有少数文献研究了……等方面的因果效应……”。“给出补救或替代方案”体现在，“与这些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体现在采用更加严谨的因果识别框架”。即用更加严谨的因果识别框架，去补救已有文献“因果效应识别”方面的不足。“多个因素”体现在，“相比现有研究普遍采用的双重差分法，本文基于三重差分法，可以剔除中国企业在特定沿线国家投资的时间趋势变化。并且，使用地理距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具变量，缓解了沿线国家非随机选择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即为了确立“因果效应识别”上的理论贡献，该文同时围绕研究方法和工具变量这两个因素，给出自己的替代方案。
二、质疑现有理论的逻辑或证据，并出示新解释的相关证据
这一情形，是对上一种情形的深化。“理论贡献”的上一种情形是说“对已有理论展开批评并给出补救”，本条所说的这一情形，则更进一步。即“理论贡献”不仅要对已有理论研究保持质疑，而且要聚集到对已有研究的逻辑基础或支持证据的质疑上。一方面，“理论贡献”需要出示令人信服的证据，让读者相信已有研究确实存在特定不足，另一方面，“理论贡献”还需要针对上述不足给出自己的新解释，描述研究对象内部的真正逻辑，并提供“这样描述或解释是合理的”的证据，让读者相信研究对象背后的逻辑就是这样的。
这方面的范文实例，有《中国企业“凭什么”完全并购境外高新技术企业——基于94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4期）。该文结论部分第2小节“研究贡献”的第（4）条，第一句写的是“本文的结论为文化距离与跨国并购股权选择之间关系的不一致结论提供了新的解释”，这是对自己论文“理论贡献”的整体概括。为什么说这是“理论贡献”呢？后文分别出示了“已有研究存在不足的证据”和“本文新解释的证据”。
其中，“已有研究存在不足的证据”体现在，在“文化距离与跨国并购股权选择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存在“负相关、正相关、U型关系，以及毫无关系”等多种不同的观点，可见“至今尚无定论甚至相互矛盾”。而已有理论研究之所以存在分歧、缺少共识，是因为它们在“国家文化特质、文化距离的方向（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样本属性（行业差异或规模差异）、度量方式的差异，以及数据本身的质量问题”等方面，不加选择，缺少标准。“本文新解释的证据”体现在，一方面，“新解释”是指“文化距离与跨国并购股权选择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一种恒定的线性或非线性关系，也并非完全取决于文化距离本身，关键要看文化距离处于何种情境之下以及文化距离与不同情境因素之间的匹配关系”；另一方面，“证据”对应着后文所写的“而本文的结果表明，例如，表3中的组态2，文化距离存在与否均可使企业选择完全并购。而组态1、3a和3b则表明文化距离与其他因素之间的不同组合均可导致完全并购”。
三、测试或拓展现有理论的适用边界，突出“定性变化”而非“定量拓展”
这一情形的前半句说的是，“理论贡献”可以是将现有理论应用于新的环境或条件，以测试和扩展理论的适用范围。“理论适用边界”之所以可以作为“理论贡献”，是因为研究意义来自于特定的情境。“情境”往往对应着“谁、在哪儿、什么时候”等条件组成的命题。人们往往通过了解研究对象是谁、什么时候发生、在哪儿发生，来了解进入研究的特定对象。“谁、在哪儿、什么时候”等条件，限定了一个命题的时间和上下文因素，构成了已有理论的适用范围。从这个角度上说，“测试或拓展现有理论的适用边界”也就意味着对命题的测试和拓展，因此属于理论层面的贡献。
相比这一情形的前半句，我们更要关注后半句，即突出“定性变化”而非“定量拓展”。“理论贡献”虽然可以是对理论适用边界的测试和拓展，但不能直接倒过来认为“只要测试或拓展现有理论的适用边界，就属于理论贡献”。用David A. Whetten本人的话说，就是“将旧模型应用于新环境并证明其按预期工作，这本身并不具有指导意义。这一结论只有在新环境的某些方面表明该理论在这些条件下不应起作用时，才具有理论价值。换句话说，最好研究理论界限的定性变化（在定性不同的条件下的应用），而不是仅仅进行定量扩展”。
以《中国城镇家庭储蓄率之谜——基于年龄—时期—组群分解的再考察》（《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7期）一文为例。该文在结论部分写道：“本文主要的贡献之一是探讨了APC分解的共线性识别问题，并采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考察了国内外APC分解的文献中最常用的四种共线性识别方法的实际效果，这为后续基于APC分解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参考。”其中，这里的“四种共线性识别方法”，就是“现有理论”；“采用中国……数据考察了……四种共线性识别方法的实际效果”，其实就是用“中国”这一新环境去验证上述理论（方法）的适用边界。结果发现“本文采用了同样的数据，仅仅改变了APC分解的共线性识别方法，就得到了差别很大的结果”，这说明“研究中国问题时，不能简单套用外文文献的计量方法”。也即，该文验证了国外计量方法在中国条件下的某些理论局限，明确了其“不起作用”的适用边界。因此，属于“理论贡献”。
四、小结
以上便是论文“理论贡献”的三种情形，它们与论文创新性的三种理解一一呼应。其中，“批评已有理论的多个因素，并给出补救或替代方案”对应着“论文写作是一种继承性创新”，批评已有研究，就是将自己的论文建立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不做从天而降、完全空白的研究。“质疑现有理论的逻辑或证据，并出示新解释的相关证据”对应着“论文创新，关键是观点创新”，“新解释”就是“新观点”，“有证据的新解释”就是站得住脚的“新观点”。“验证或拓展现有理论的适用边界，突出‘定性变化’而非‘定量拓展’”对应着论文写作的“陌生感”，即如果只是“验证已有模型适用于新环境”，则未超出常识，而“测试已有理论在新环境下不起作用”，才超出预期，才是“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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