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摘 要
地方政府网络是地方政府之间或地方政府与帮助其履行职能的其他行动者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 是地方政府行动者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一种自组织方案， 在公共服务供给、公共事务治理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网络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 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论文介绍和梳理了地方政府网络的概念与基本内容、相关理论基础、研究传统以及研究前沿等。作为公共行政研究的一个新兴的研究子领域， 地方政府网络研究在中国的情境下具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挖掘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基于已有相关研究的梳理，论文对中国情境下地方政府网络的研究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要通过严谨的实证研究设计来加强中国地方政府网络的相关研究；二是需要结合前沿的网络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 提出既能够与国际理论进行对话， 又能够有效解释中国地方合作实践的理论框架；三是未来地方政府网络研究需要将不同类型的网络视作复杂网络关系系统的不同侧面， 来分析这些网络之间的互相影响和演化。
文丨刘卫星 易洪涛
刘卫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国情研究院博士后；易洪涛（通讯）：俄亥俄州立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原文载 |《公共行政评论》，2023年第3期
引用格式 | 刘卫星,易洪涛.地方政府网络：理论基础与研究前沿[J].公共行政评论,2023,16(03):181-194+200.
一、地方政府网络：
概念与基本内容
地方政府网络（Local Government Networks） 被定义为地方政府与其他行动者， 包括政府部门、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等共同构成的关系网络（Feiock& Scholz, 2009;Shrestha & Feiock, 2017）。地方政府网络在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公共事务治理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向所属辖区居民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如水电供应、交通基础设施、教育以及环境保护等。然而由于资源等的限制，许多公共服务难以依靠地方政府单一供给，需要地方政府与其他多元主体合作提供。同时，由于区域经济社会联系的不断加强以及地方公共事务的日益扩张，许多公共事务的范围超出了单一地方行政区划的边界， 覆盖多个行政区。这些跨区域的公共事务治理或公共服务供给需要在所涉及的多个地方辖区之间进行协调。在这些地方所属辖区内以及跨区域的公共服务供给和公共事务治理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地方政府之间，或地方政府与其他层级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及公民等众多行动者之间共同合作（Shrestha & Feiock,2017 ）。例如，地方政府在包括区域空气污染、水污染等环境保护治理， 提供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一系列政策领域与其他行动者合作（Lee et al. , 2012;Shrestha, 2013;Huang et al. , 2022）。这些在提供公共服务、治理公共事务过程中所形成的多元主体间的关系集合体即构成了地方政府网络。
对地方政府网络进行分析界定，需要回归到网络本身。网络是由一组节点（Nodes）及其节点间的连线（Links）所构成的集合体（Provan & Kenis,2008），其中节点代表着网络行动者或参与者，连线则反映了这些网络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行动者以及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是构建网络最重要的两大基础。从网络的一般定义出发，地方政府网络是指地方政府之间或地方政府与帮助其履行职能的其他行动者之间形成的相互联系的关系结构。其中，地方政府网络中的节点或行动者是多样的，包括政府部门、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等。而行动者均为政府机构，则所组成的地方政府网络即为政府间合作网络。地方政府网络行动者间的关系大多数是基于合作产生的，如公共服务合作供给、经济发展合作协议、区域环境治理等（Agranoff & McGuire, 2003;Andrew, 2009;Lee et al. , 2012;Chen et al. , 2019;Huang et al. , 2022）。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领域，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s）是另一重要研究主题。我们一般将地方政府网络和政策网络区分开来。政策网络是指因资源相互依赖而联系在一起的多个行动者形成的关系联合体（Benson, 1982），这些行动者一般包括政府机构、立法机构以及其他特定政策领域利益相关者等（Isett et al. , 2011）。政策网络强调行动者共同参与影响政策制定的过程和政策结果（Yi et al. , 2021）。而地方政府网络在参与者类型、所涉及的特定网络关系以及资源依赖性方面不同于政策网络，地方政府是地方政府网络中的主要行动者。地方政府网络更加关注网络行动者集体行动的过程，以及合作所产出的公共服务与治理目标的实现程度。地方政府网络的范围或边界取决于网络功能， 即地方政府为其辖区内居民提供的特定公共服务（Shrestha & Feiock, 2017）。基于不同功能，其范围也相应发生变化，我们可以据此构造不同功能类型的地方政府网络，如公共服务供给网络（Provan & Milward, 1995）、区域经济发展网络（Lee et al. , 2012;Hawkins et al. , 2016）、环境治理网络（Yi et al. , 2021;Huang et al. , 2022），以及应急管理网络（Kapucu & Hu, 2016） 等。
地方政府网络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网络连接,网络连接是指在网络中创建或保持与有价值的行动者的联系(Shrestha & Feiock, 2017)｡网络连接为地方政府行动者提供了获取资源的途径｡根据这些网络连接形成的方式,我们可以将地方政府网络划分为正式网络(Formal Networks)与非正式网络(InformalNetworks)｡其中, 地方政府网络行动者基于合作协议等具有约束性的方式构建起的关系,这些关系网络即为正式网络(Thurmaier & Wood, 2002);而地方政府网络行动者通过参与协商论坛或会议,如交流协商会议和专业会议等来建立起的非正式交流关系,即为非正式网络(Schneider et al. , 2003;Huang et al. ,2022)｡
地方政府网络为何产生呢?了解地方政府网络的形成以及特定网络结构的产生,对于理解地方政府网络至关重要｡多元行动主体在公共服务供给或公共事务治理中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是地方政府网络的核心( Shrestha & Feiock,2017)｡导致地方政府及其他行动者在公共服务供给和公共事务治理中形成相互依赖关系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政治的碎片化(Political Fragmentation)｡政治碎片化会造成许多规模较小的地方政府的产生,从而导致政府规模与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或公共事务治理的复杂性不匹配(Ostrom et al. , 1961)｡因此需要与其他行动者合作以解决面临的问题｡导致地方政府及其他行动者在公共服务供给和公共事务治理中相互依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源在区域间的分布不均｡地方政府在信息､知识､技术以及社会资本等方面拥有的资源是不均衡的,有些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资源来单独提供公共服务与治理公共事务,需要与其他行动者合作, 以整合足够的资源(Shrestha &Feiock, 2017)｡地方行动者在公共服务供给与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的相互依赖性可能会导致集体行动困境,即系统中的个体行动者根据其短期利益做出决策,导致集体效益降低(Feiock, 2013;Shrestha & Feiock, 2017)｡为克服这种集体行动困境, 地方政府行动者倾向于合作制定解决方案(Feiock & Scholz, 2009)｡合作的解决方案包括从非正式关系到合同协议, 再到建立联合伙伴关系(Feiock, 2013)｡这些存在于地方政府之间或地方政府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大量二元关系, 就产生了地方政府网络｡
二､
地方政府网络相关理论基础
地方政府网络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较为复杂多样｡在地方政府网络的发展历程中,学者们将多学科的理论应用到地方政府网络的研究中来,共同推动着地方政府网络研究的发展(Shrestha, 2013;Berardo & Lubell, 2016;Yi,2018;Huang et al. , 2022;Lubell & Robbins, 2022)｡在此章节中, 笔者概述了与地方政府网络密切相关且在网络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的主要理论,包括多中心治理理论､社会资本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制度集体行动框架以及生态博弈框架｡
(一) 多中心治理理论:多元主体与网络结构模式
多中心治理理论(Polycentric Governance Theory) 是地方政府网络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 在公共服务供给､公共事务治理等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失灵可能发生, 因此不能依靠政府或市场单中心治理方式,需要政府､市场以及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治理,即多中心治理的模式(Ostrom, 1990)｡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治理也正是地方政府网络形成的核心｡由于公共服务供给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复杂性､跨区域性等,地方政府需要与其他多元主体, 包括其他层级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及公民等进行合作, 以借助和整合多元主体的力量与资源, 促进公共服务与公共事务治理目标的实现｡此外,多中心的概念提供了分析地方政府网络结构模式的视角｡许多研究应用多中心相关概念来描述地方政府网络结构的模式,如集中型网络结构､分散型网络结构､单中心网络结构以及多中心网络结构等(Lubell & Robbins, 2022;张衔春等, 2022)｡
(二) 社会资本理论:网络桥接与粘结结构
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 被认为是网络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理论(Berardo & Scholz, 2010;Kapucu & Hu, 2016)｡社会资本被定义为能够产生积极效益的社会结构功能,如降低交易成本､增进信任､加强合作等(Burt,2000;Lin, 2002;Putnam, 2001)｡将社会资本与网络结构相结合是网络研究中的重要传统｡在地方政府网络研究中,被学者讨论最多的是桥接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 和粘结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其中, 桥接社会资本能够改善地方政府网络中各行动者间的信息交流,帮助协调分工, 促进目标一致性(Burt, 2000;Berardo, 2014)｡桥接社会资本对应网络的桥接结构(Bridging Structure), 即通过网络中心行动者构建起与网络其他行动者的连接结构(Yi et al. , 2021)｡中心行动者通过有效地在网络中接收和传递信息, 以及在行动者之间充当调解员角色, 协调资源或任务,降低谈判成本, 从而实现集体利益(Burt, 2000;Berardo, 2014;Yi et al. , 2021)｡粘结社会资本能够帮助解决地方政府网络行动者合作过程中的“搭便车”或叛逃等问题, 增进行动者间的信任与合作(Yi et al. , 2021)｡粘结社会资本对应网络中的粘结结构(Bonding Structure), 即网络行动者彼此间建立起密集､重叠的关系( Berardo,2014;Yi et al. , 2021), 如互惠､闭合等网络结构｡学者们普遍认为, 当一群行动者通过密集､重叠的关系连接在一起时, 可以加强监督, 及时发现行动者“搭便车” 或叛逃等问题, 并对有这些行为的行动者实施制裁,因此能够增加行动者长期合作的可能性(Putnam, 2001;Burt, 2000;Berardo & Scholz 2010)｡
(三) 资源依赖与获取资源的网络策略
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y Theory) 认为, 外部资源会影响到组织的行为,组织需要从外部获取资源从而达到生存与发展的目的( Pfeffer &Salancik, 2003)｡组织从外部获取资源是一个与其他组织交流互动的过程｡而地方政府网络的形成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资源获取与整合的视角｡单一组织受制于资源的不足,难以实现目标｡因此需要与其他组织合作, 整合更多的资源,以实现单一组织难以实现的目标(Provan & Milward, 1995)｡例如, 地方政府需要资金､专业知识､技术等各种资源来帮助其提供公共服务和治理公共事务(Shrestha & Feiock, 2017)｡但有些缺乏资源的地方政府难以单独提供公共服务与治理公共事务,需要获取额外的资源｡地方政府为获取这些资源,一个常见的网络策略就是寻求与提供这些资源的多个行动者建立直接联系｡在网络术语中,与多个行动者的直接联系, 称为网络活动, 会产生一个扩展网络(Shrestha& Feiock, 2017)｡扩展网络提供了从多个来源获取各种资源的选择,从而减少了依赖某个单一合作伙伴的风险｡组织间资源依赖的观点通常被用来解释资源可得性与相互依赖如何影响网络的形成与网络绩效( Huang & Provan, 2007;Shrestha, 2013)｡例如,有许多学者发现, 拥有更多行动者的网络更有可能取得高绩效, 因为更多的网络行动者意味着能够整合更多的资源( Agranoff &McGuire, 2003;Shrestha, 2013)｡
(四) 制度集体行动框架与地方政府网络形成
制度集体行动框架(Institutional Collective Action Framework,简称ICA 框架)是理解地方政府网络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理论｡许多现有地方政府网络的相关研究都是基于ICA框架展开的(Shrestha, 2013;Feiock et al. , 2017;锁利铭､李雪, 2021)｡ICA 框架由Feiock首次提出, 将集体行动的理论逻辑从个体层面扩展到城市等集体层面(Feiock, 2009;Feiock & Scholz, 2009)｡ICA 框架能够为理解地方政策问题的性质和背景､行动者,以及行动者间相互合作形成地方政府网络的动机提供一个分析视角｡ICA框架认为, 制度集体行动困境缘于服务职责的碎片化, 以及知识和资源在多个地方行动者之间的不对称分布(Feiock,2009)｡当地方政府的管辖范围太小而无法单独有效地解决问题, 或者一个政府行动者的行为给邻近政府造成外部性时, 就可能出现水平层面上的制度集体行动困境;当不同层级的政府追求相似或重合的政策目标时, 就可能产生垂直方向上的制度集体行动困境;而功能性的制度集体行动困境缘于单个政府内部机构的权力分散(Feiock et al. , 2017)｡解决制度集体行动困境的传统方式是通过上级政府的集中协调｡上级政府可以通过改变地方政府辖区地理边界或职能管辖权来解决规模不经济问题,以及将外部性问题内部化(Shrestha & Feiock,2017)｡上级政府的集中协调也可以采取授权网络的形式, 即上级政府指导与设计地方行动者之间的合作关系或者指定一个牵头机构来管理和协调政府间服务的供给与公共事务治理(Provan & Kenis, 2008)｡ICA 框架认为,这种依靠上级政府权威的集中协调成本较高, 且会使得地方政府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失去该事项的自主权, 因此有可能会影响到集体行动的效果｡而通过与其他行动者合作形成的地方政府网络提供了解决制度集体行动困境的一种自组织替代方案｡
(五) 生态博弈框架:理解地方政府网络行动者的互动
生态博弈框架(Ecology of Games Framework) 也是理解与分析地方政府网络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生态博弈框架包括六个核心概念:政策博弈( PolicyGames)､问题( Issues )､行动者( Actors )､制度( Institutions )､系统(Systems) 以及时间(Time)｡该框架认为, 治理是涉及在特定区域政策领域内的多个政策博弈,这些政策博弈在众多行动者参与集体决策的过程中产生,且多个博弈往往相互交织, 其结果产出会随时间推移而动态变化(Lubell, 2013;Berardo & Lubell, 2016)｡生态博弈框架这种基于复杂适应性系统的分析视角,在很大程度上为理解地方政府网络中的集体行动以及合作产出提供了分析框架｡生态博弈框架被广泛运用于地方环境合作治理网络的研究分析之中( Lubell etal. , 2014;Berardo & Lubell, 2016;Lubell & Robbins, 2022;徐晓林等,2019)｡例如徐晓林等(2019)基于生态博弈框架, 深入分析了鄂州市区镇三级政府部门､企业以及第三部门行动者构建的水生态治理网络,探索不同社会资本对行动者合作行为的影响;Lubell､Berardo 及其合作者运用生态博弈框架来分析跨区域环境合作治理网络结构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动态变化( Lubell et al. ,2014;Berardo & Lubell, 2016;Lubell & Robbins, 2022)｡
三､
主要研究问题与视角
现有对地方政府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公共服务供给(Andrew, 2009 ), 区域经济发展( Agranoff & McGuire, 2003;Lee et al. ,2012;Hawkins et al. , 2016), 应急管理(Kapucu & Hu, 2016), 生态环境治理(Huang et al. , 2022;Yi et al. , 2021), 等等｡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地方政府网络的形成､动态发展,以及网络结构的特征如何影响地方政府间合作的模式与网络绩效｡
(一) 地方政府网络研究传统:整体网络与自我网络
从研究传统来看, 有关地方政府网络的研究可以分为整体网络( WholeNetwork) 和自我网络(Ego Network) 两个层面｡整体地方政府网络指的是涉及某一特定公共事务的所有行动者以及行动者间关系所构成的集合体(Shrestha &Feiock, 2017)｡整体网络研究的问题主要围绕网络的形成和产出,具体来说便是什么因素影响了整体网络的形成,以及网络结构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网络层面的产出｡其中,地方政府属性被认为是影响地方政府网络形成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属性主要包括政府的形式､辖区规模､地理位置､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等(Andrew, 2009;Chen et al. , 2019)｡这些属性体现了地方政府与其他行动者建立关系的能力｡因而具备某些特定属性的地方政府行动者更可能在地方政府网络中占据重要位置｡例如,区域经济发展合作网络的研究表明, 一个城市能够通过以往发展方案成功落实的经验而吸引到更多合作伙伴( Carr et al. ,2017);锁利铭等(2021) 通过分析都市圈的环境合作治理网络特征,发现行动者自身组织定位､资源充裕性等会影响其在网络中的位置;张衔春等(2022)通过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地方政府合作网络的动态变化,发现经济发展水平高､行政级别高的城市更容易占据网络的中心位置｡
评估整体网络的绩效, 以及探究影响网络绩效的因素也是地方政府网络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Provan & Kenis, 2008)｡现有的整体网络研究在这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许多学者探讨了网络结构以及其他因素对整体网络绩效的影响,这一系列研究表明网络结构, 如分散型结构､集中型结构､桥接网络结构､粘结网络结构等会直接影响整体网络绩效;网络规模､网络年龄､管理模式､外部环境､行动者的资源充裕性等因素也会对整体网络绩效产生重要影响(Provan& Milward, 1995;Feiock et al. , 2017;Yi, 2018;Yi et al. , 2021 )｡例如,Provan 和Milward (1995) 通过比较四个社区心理健康系统网络的绩效, 发现网络内部整合､外部控制､系统稳定性和资源的充裕性是影响网络有效性的重要因素;Feiock等(2017) 研究发现,网络规模与网络治理的绩效息息相关;Yi等(2021) 通过比较分析我国16个城市的低碳治理网络, 发现网络的桥接结构､粘结结构以及行动者的任务负担会影响网络的治理绩效｡姚引良等(2010)发现, 政府行动者的合作态度､能力､资源投入､行动者间的信任以及上级政府的支持等都会促进地方政府网络的治理绩效｡以自我为中心的地方政府网络,是指由以某一地方政府行动者(Ego) 为中心,围绕该中心行动者的其他网络行动者(Alter), 以及这些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组成的集合体｡自我网络是整体网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地方政府整体网络研究类似,以自我为中心的地方政府网络研究主要关注网络结构与绩效;但其更聚焦于整体网络中的局部结构与个体绩效, 即强调整体网络中围绕某些中心行动者的关系结构形成过程, 以及网络行动者层面的绩效(Gerber et al. , 2013;Huang et al. , 2021)｡
(二) 地方政府网络研究视角
对地方政府网络进行实证研究的视角主要有两种:一是将地方政府网络作为因变量, 其重点是解释网络的形成､特定网络结构的出现以及网络结构的动态变化(Lee et al. , 2012;Gerber et al. , 2013;Huang et al. , 2022);另外一种研究视角是将网络关系视作影响结果的自变量, 分析网络关系结构如何影响网络绩效等(Andrew, 2009;Yi et al. , 2021)｡
1.地方政府网络作为因变量
把地方政府网络视作因变量进行解释分析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网络结构的形成过程以及网络的动态变化｡这些研究关注网络关系的多重嵌入性和网络行动者属性对地方政府网络结构形成的影响,以及描述网络动态变化的特征｡网络关系具有多重性的特征,即特定网络结构关系的建立会受网络行动者先前存在的关系的影响(LeRoux et al. , 2010;Whetsell et al. , 2021)｡关于地方政府网络形成的一系列研究表明,非正式网络关系､此前存在的合作关系等会影响网络的形成( Thurmaier & Wood, 2002;LeRoux et al. , 2010;Hawkins et al. ,2016;Huang et al. , 2022)｡例如, Hawkins 等(2016) 发现,非正式的互动关系会显著促进城市政府间正式合作关系的建立;Liu等(2021) 通过研究我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合作关系网络的形成,发现地方政府过往的合作关系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Huang等(2022) 通过对地方水治理合作网络的实证分析,发现正式设计的网络结构关系会显著影响非正式网络关系的形成｡网络结构的形成也会受行动者的属性影响,包括行动者个体属性以及二元属性(Kossinets & Watts,2009;Lee et al. , 2012;李响､陈斌, 2020;温雪梅, 2020)｡其中行动者个体属性, 如行动者资源禀赋等,会影响到个体行动者在网络中的位置, 从而影响整体网络结构的变化(Hawkins et al. , 2016)｡行动者二元属性, 即一对网络行动者之间属性的同质性或异质性｡同质性(Homophily)是社会网络最为经典的经验规律之一｡同质性理论认为,具有相同特征属性的行动者更有可能建立起网络联系(Kossinets & Watts, 2009)｡同质性的偏好对于地方政府内部及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十分重要(Feiock, 2009)｡相比于具有较大异质性的行动者, 同质性的行动者在建立联系时交易成本会更低(Lee et al. , 2012), 因而更容易建立起网络连接｡当地方政府的特征属性相似, 如辖区内的人口规模与结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形式等, 它们的偏好和动机可能是相似的, 有利于培养行动者之间的信任,降低交易成本, 从而会增加合作的可能性(Feiock, 2009;Gerber et al. , 2013)｡例如, Chen 等(2019)探究了我国泛珠三角地区政府间协议网络的形成,实证结果发现, 地理位置邻近性､地区经济及政治地位等因素会显著影响网络的形成;温雪梅与锁利铭(2020) 通过对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网络进行分析,发现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行政层级会影响网络关系的建立;李响和陈斌(2020) 通过对长三角地区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合作网络进行动态分析,发现城市间地理邻近性､人口密度以及居民收入水平的相似性会促进城市合作关系的形成;锁利铭等(2018) 从地方政府的主观倾向视角出发,研究发现合作的意愿以及风险会影响地方政府间网络的构成｡此外,还有诸多学者对地方政府网络结构的形成与动态变化进行了深入分析,主要包括对静态网络的结构剖析, 以及分析动态网络结构随时间发展的演变过程(马捷等, 2014;孙涛､温雪梅, 2018;马捷､锁利铭, 2019;锁利铭､阚艳秋, 2019;张海波､陶志刚, 2021;锁利铭等, 2021;张衔春等,2022)｡
2.地方政府网络作为自变量
将地方政府网络作为自变量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式, 一般是探究网络及其结构如何塑造网络结果或绩效(Shrestha, 2013;Yi et al. , 2021)｡有关网络结果或绩效, 可以从网络层面出发, 对整个地方政府网络的绩效进行分析,也可以聚焦于网络中的各个节点, 分析网络中各行动者层面的绩效( Provan &Milward, 1995)｡例如, 一系列研究实证分析了环境治理合作网络的结构,如网络桥接结构､粘结结构等, 对网络层面的绩效具有显著影响(Yi, 2018;Cui& Yi, 2020;Yi et al. , 2021)｡Shrestha (2013) 对尼泊尔社区组织之间的执行网络的研究表明, 能够建立更广泛的网络､更多的间接联系以及更多的网络闭合的社区, 相比于那些无法建立这些网络结构的社区更有可能获得供水项目的代理资金｡贺林波等(2019)发现, 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合作网络密度会影响到扶贫合作质量｡也有研究分析了网络中行动者的具体结构和位置对个体行动者自身结果和绩效的影响｡例如, Huang 等(2021) 利用空间自回归的方法,实证分析了在地方政府水治理合作网络中各个节点行动者的绩效｡这些研究都增进了我们对于地方政府网络结构与网络整体层面以及网络中行动者的节点层面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解｡
将地方政府网络和政策学习､政策扩散等研究领域结合起来, 把嵌入在网络中的地方政府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关联视作影响政策学习与创新扩散的因素,是近年来兴起的另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地方政府网络研究趋势｡例如, Yi 等学者通过构建一个地方政府领导者跨地区调动任职的地方政府领导转移网络(Leadership Transfer Network), 来探究因地方政府官员跨地区交流任职而构建的地方政府间的网络联系对地方政府间的政策学习以及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Yiet al. , 2018;Yi & Chen, 2019;Yi & Chen, 2022;Liu & Yi, 2023)｡这些研究拓展了现有的地方政府网络研究文献, 并针对网络分析与政策扩散研究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发展和方法整合｡
四、
对中国地方政府网络研究的启示
作为公共行政研究的一个新兴的研究子领域， 地方政府网络研究在中国的情境下具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挖掘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首先， 中国地方政府网络研究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夯实理论和实践基础。近些年来， 地方政府网络研究在国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并取得了良好的发展， 许多研究基于政策文本等二手数据来对地方政府网络进行实证分析。当然也有少部分研究是基于一手数据对地方政府网络展开研究， 但是相对于其他公共行政问题来说， 基于实地考察、访谈和问卷的网络研究少之又少。因此， 更多严谨的实证研究将为中国地方政府网络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其次， 未来中国的地方网络研究需要进一步整合前沿的网络理论与中国的地方实际情况， 提出既能够与国际理论进行对话， 又能够解释地方合作实践的理论框架。如何将西方理论本土化以及本土理论国际化， 是中国公共行政学者面临的长期挑战。地方政府网络研究为解决这一挑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地方政府网络相关理论的发展大多基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背景， 亟须在更广泛的国际背景下检验与发展现有的网络理论。而应对这一挑战的方法是通过运用好的研究设计， 开展严谨的数据收集和运用前沿网络统计模型进行分析， 将通过严谨数据获取的地方政府网络形成、演化和产生社会影响的机制进行理论化和实证检验。
最后， 现有的地方政府网络研究提出了多种不同类型的网络， 如地方政府合作网络、地方官员调动网络、地方行政访问网络、府际协议网络等等。这诸多类型的网络彼此存在一定内在关联且相互影响， 尽管有少部分研究关注到了不同类型网络间的关联， 但现有的文献大多数是将这些网络视作互相对立的研究对象来进行个别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未来的地方政府网络研究需要将这些不同类型的网络看作复杂网络关系系统的不同侧面， 来分析这些网络之间的互相影响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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