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学者常常遇到的一种情况是，明明自己的选题很有问题意识，文献工作也做得比较扎实，方法、结构、语言也挑不出大毛病，但将文稿投出去，却总是被拒之门外——通常被拒绝的理由是学术性不足，或者是理论深度不够。
如果这种情况频繁发生，那么恭喜这位年轻学者，他/她已经进入到了学术性写作的新阶段，选题、文献、结构等基础关可能已经渡过，如何“写作”不再是最突出的问题，增强“学术性”成为了更棘手要攻克的难题。增强学术性写作的学术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需要更长期且艰苦的理论学习和经典研读，但增强写作的学术性在方法上是有路径的，即利用学术棱镜拓深思辨的程度，并对研究问题进行更有学术性的探讨。
本文将结合自身的教学经历，谈谈学术写作中棱镜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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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学术棱镜？
年轻学者可能对棱镜（lens）的概念很陌生， 但在哈佛大学、普利斯顿大学等海外一流高校的写作课堂中，棱镜却是高频出现的概念，在它们的系列写作课程中，必然包含一堂或几堂应用学术棱镜的讲座。换言之，海外高校是将棱镜视为通往学术写作的必经之路。
所谓棱镜，本是一种分光、聚光或者使光发生色散的物理工具，在光学仪器、医疗仪器中都有广泛应用。借助棱镜，人们可以看得更清晰、更深刻或者更为多样。学术棱镜正是借用了这一寓意，指的是借用某种理论工具，研究能够将社会现象或者研究问题进行更深刻的剖析和更本质的论证。
在我国学术界，对学术棱镜大力推介的是南京大学出版社，自千禧年以来，南大出版社陆续推出了《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系列书籍，目前已经形成了 “当代文学理系列”“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思潮系列”“社会学系列”等24个系列，青年学者熟悉的让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都是其中的经典书籍。
换言之，消费社会、景观社会、风险 社会等其实都是可以应用的学术棱镜。笔者所教授的写作课，学术写作的主题分是“健康”与“报纸”。在课程讲授的后半程，我会专门安排一堂经典研读课，健康主题写作班研读的是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报纸主题写作班研读的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型》。
研读之后，我会带领同学们思考，当应用“疾病的隐喻”和“公共领域”的理论概念也就是学术棱镜之后，我们看待健康领域或者媒体领域的现象，可以有哪些更为深入的发现。譬如，如果没有“疾病的隐喻”这一棱镜，同学们只是能隐约意识到不同的疾病有着不同的社会意涵——他们会不由自主地远离、孤立甚至歧视艾滋病人，也会对精神疾病患者产生种种联想，但却不会对感冒的患者有什么特别的芥蒂。但究竟为什么某些疾病比另外一些疾病附着着更多的社会意义，同学们说得七嘴八舌，无法给 出清晰且系统性的论述。
但当应用“疾病的隐喻”这一棱镜之后，首先，同学们发现可以用“疾病的隐喻”高度概括地指涉疾病附着更多社会意义的现象，并能够迅速找到有共通问题意识的学术共同体。
其次，他们可以通过隐喻是从源域到目标域的一个映射的定义，将某个特定疾病（比如艾滋病）的隐喻的分析结构化，试图拎出在艾滋病的隐喻中，什么是源域、什么是目标域、又是如何映射的。此外，他们还可以应用苏珊·桑塔格在书中提到的经典论述，来分析某个新出现的疾病（比如新冠疫情）的隐喻特点，如桑塔格指出，人们产生对某个疾病 的隐喻，动因往往是畏惧死亡，而正是由于新发传染性疾病的不确定性强且在爆发初期没有有效的药物或疫苗，其就成为了隐喻的重灾区；再如人们往往倾向于相信疾病来自他处、塑造自己是受害者的道德优势形象，政客也可以借此转移人们对其疾病防控应对不利的指控，因此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政客就是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将疾病源头政治化、并且把脏水泼在中国身上。
由此可见，学术棱镜于写作而言是一个有力抓手，能够深化研究选题的意义，也能够加强文章与学术共同体的对话，还能够拓展思维的深度，对研究现象做出更一针见血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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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用学术棱镜？
那么，如何将学术棱镜应用到写作中呢？本文推荐三种可应用的方式。
第一种，将学术棱镜应用于学术文章的局部，尤其是文章分析的重点和亮点部分，以加深相关论述的学理深度。对于量化研究而言，往往就是应用于数据分析讨论的部分，相较于数据结果的呈现，数据分析讨论应当在结构和思维上进 一步深化研究的主要发现。
对于质化研究而言， 尤其是采用现象-内涵-本质的分析结构的话，学术棱镜理应安排在本质讨论部分，使得文章的研究发现能够超越表面现象和普遍认知水平，给人以更深刻的启发。
比如，A 同学关注的是时尚杂志的虚假繁荣。她发现，尽管时尚杂志逆纸媒萧条之势，有非常漂亮的销售数据，但这些都是因为捆绑了粉丝经济，换言之，读者购买的，其实并不是杂志的内容，而只是杂志的数据——谁家“爱豆”当封面， 谁家粉丝就要竭尽所能地购买，以帮助自己的 “爱豆”解锁更多杂志社或者经纪公司提供的演出机会。
在初稿中，A 同学将之归纳为“虚假繁荣”，应当说，已经作出了对这一现象很好的内涵阐释，是一篇基础很好的文章，但在学理深度上 似乎总差一点意思。在指导她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发掘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在粉丝购买杂志的过程中，很多时尚杂志根本都不会发货，而只是将购买计入销量数据。这意味着，这些杂志很可能根本自始至终都没有被生产出来，粉丝、爱豆与杂志商的共谋下，购买杂志的过程被转化为了 一种虚拟的数字游戏。
因此，我启发她阅读鲍德里亚在《仿真与拟像》有关“内爆”的理论，并将之作为棱镜，进一步透视这一现象，将文章的讨论升华。最终，这个细节在内爆理论的棱镜下，成为了她论证时尚杂志虚假繁荣的最有力依据——“当粉丝和 杂志商更加看重的是销量数字本身的符号意义时，时尚杂志作为纸媒的真实意义就被消解，各种杂志销量的虚拟符号组成了超真实的世界，其取代了杂志的真实存在价值，最终将导致杂志业 存在的虚空”。
同理，还有同学将边沁“圆形监狱”的理论棱 镜用于对外卖骑手作为数字劳工的分析，指出平台通过算法对外卖骑手无形的监视以及制造的全方位压力；也有同学将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的理论棱镜用于对青年人自己给自己贴上社 恐、抑郁、强迫性等精神疾病标签现象的分析，指出这一现象背后是青年人在社交媒体时代无法排解的孤独。
通过学术棱镜的加持，这些同学的文章实现了对社会现象鞭辟入里的分析，论证层层深入，读者获得感强。
第二种，将学术棱镜整体应用于学术文章， 棱镜相当于成为了学术文章论述的逻辑主线和理论框架（theoretical framework）。这种应用方式，尤其适用于学位论文，能够将相对比较庞杂和大部头的写作，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并且具有学理深度。
比如，笔者的博士论文探讨的是中医与南亚 阿育吠陀医学之间的跨文化传播现象，尤其在古代，中医与阿育吠陀医学之间相互影响、彼此渗透，比如中医眼科疗法中知名的“金针拨内障”技术最早就是来自阿育吠陀医学的金篦术，这一技术在南亚渐渐失传，反而是在汉地发展壮大，不断改进。
笔者从史料中趴梳到很多中医与阿育吠陀交互的例子，但是我的文章不能是一个一个地讲故事，如何将这些碎片化的例子串联在一起， 就成为最突出的写作问题。除了按照时间的顺序 之外，应当找到更具有学理性的理论工具，不仅串联起这些具体的例子，同时还能分析出中医与阿育吠陀跨文化交流的特点。
基于此，我的博士论文使用了健康传播领域 典的“知-信-行”模型，将之作为学术棱镜组织史料，从而将古代中医与阿育吠陀跨文化交流的案例分成了知（知道异质文化医学的理论知识）、信（信赖异质文化医学的药方、技艺）和行（将异质文 化医学的知识、药方、技艺等融入自身理论体系）三类。
这个“知-信-行”模型不仅将古代的史料有机组合，同时也成为我对比古代与今天中医和阿育吠陀医学跨文化交流的抓手，发现今天在西方现代医学及其意识形态的介入下，行的效果再难以产生。
将学术棱镜应用于文章的总体，其实就是通过这一棱镜，将主要发现、核心概念理论化、结构化，使得文章的主体脉络更为清晰，也具有学术价值。
再比如，B 同学想要探讨的是农村妇女广场舞为何盛行，在没有应用学术棱镜之前，她想到的原因主要是农村妇女失业率低、农村精神文化活动欠缺等，这些原因东一块、西一块，写作零散且不深入。
当我推荐她将詹姆斯·凯瑞的“传播 的仪式观”作为学术棱镜使用后，她可以将田野调查的素材有逻辑的组织在一起，从传播仪式的仪式化、传播仪式的凝聚性、传播仪式的共享性三个维度展开分析，提出乡村广场舞不仅具有仪式化的表征，还能够体现仪式的隐喻，促进个体的我形成群体的我们，并在仪式中共享逐渐趋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最终“农村妇女在这一仪式 中实现了从自卑到自信的转化，使得农村文化从 ‘丧文化’向‘乐文化’转变，广场舞对于建构一个 有秩序、有温度、有情怀的能够用来容纳人类行为的意义世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最后一种，是对学术棱镜的解构与再应用， 即通过文章的研究发现经典的学术棱镜解释力的盲区或者问题，从而建立一种全新的对学术棱 镜的理解。这种应用方式是最难的，但如果论证精彩，学术研究价值却是最突出的。
比如，C同学原本是想应用“疾病的隐喻”的 学术棱镜，来透视中西方文学作品中对心脏病隐喻的差异。他发现，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认为心脏病的隐喻功能很弱：“心脏病意味着身体机能的衰弱、紊乱和丧失；它不会让人感到不好意思，它与当初围绕结核病患者并至今仍围绕癌症患者的那种禁忌无关。”但是与之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中国文学作品和传统文化中的心脏病却富含隐喻，如《庄子·天运》中提到“西子病心 而颦其里”，西施之美和她的心痛病相得益彰，粗俗丑陋的东施模仿西施的心痛，反而使得人们避 之不及，似乎心脏病是专属于优雅的女士的疾病。再如《黄帝内经》的《灵枢·邪客篇》中也提到：
“心者, 五脏六腑之大主也, 精神之所舍也”， 是将心脏比作君主的存在。于是，在写作中他发现了这一学术棱镜解释的空白区——桑塔格更多是基于西方医学的发展对西方文学作品和西方社会中存在的隐喻现象进行批判的，而对于西方之外的世界是缺乏洞察的。
基于此，在我指导他对初稿进行修改的过程 中，着重突出了对“疾病的隐喻”的再认识，并将之取代中西方隐喻的对比成为文章的核心内容。他指出，桑塔格的隐喻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现代医学的基础上的，“因为只有以某种确定的医学理论为依据，才能区分出什么是疾病的本质，什么是人们添加到疾病之上的隐喻。”
如同福柯所揭示的，现代的临床医学之所以形成，正是因为它改造和限制了医学的话语，用朴实的观察代替了哲理的描述，通过实际的检测和观察来感知疾病， 还原论、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解构了疾病背后的心理特质和道德意味，把它们排除出了医学的范畴，使得它们成为一种隐喻。
然而与西医不同，中医是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人本身心理状态三 个方面来研究疾病的本源，中医认为“但有诸中 必形诸外”，从各种表象征候来推断疾病的本质。甚至疾病的本质则可能是道德的丧失，失去德行就会导致失衡和疾病。
换言之，隐喻本就是中医的思维方式，在中医的理论体系中天然蕴含了隐喻化的表达。从这个角度他总结到，疾病的隐喻并不完全如桑塔格所说，仅仅是“围绕疾病所编造的的种种惩罚性和感伤性的幻象”，隐喻更广义来看，也反映的是人们理解疾病和解读疾病的方式，具有文化意涵的表达是不可剔除的。
“完全反对隐喻的思考方式，反而也是一种对疾病的片面化理解，并不一定就更接近疾病的本质。”不难看出，通过对“疾病的隐喻”这一学术棱镜生产语境的再分析，C同学建立了对之更全面且批判的 认识，文章的学术价值也在这一解构和再建立的过程中得以彰显。
综上可见，学术棱镜是提升学术写作理论深度的有力工具。不过，仅仅具有应用学术棱镜的意识还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写作中要能够找到与自己文章适配的那款学术棱镜。
年轻学者如果要是问如何找到棱镜？答案可能是没有捷径的。使用学术棱镜必然要靠平时研读的积累，且不仅要看本学科专业的经典书籍，也要拓宽视野，看交叉学科的经典理论。更重要的提示是，应用学术棱镜一定要读透原文、吃透理论，有些初学者往往是囫囵吞枣，大概齐知道有某个理论，就简单粗暴 “拿来主义”，这种方式往往会导致学术理论和现象分析是两张皮，学术棱镜只是点缀，完全无法发挥效力，更不用说解构和批判性地发展了。
本文来源：学术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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