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有感
自工作以来，虽愧无他成，却还读了几本好书，其中便有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
此书首次问世于1949年，此后也多次再版，并于2005年收入“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文库”。本版是据2005年“世纪文库”版校改，于2011年6月第2次出版。此书是梁漱溟先生从1941年到1949年6月才完成，计首尾历时9年，虽中间有所间断，但此书概含了中国文化之基本要义。书中，先生以独特的视角深刻的分析了中国在历史变迁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比于西洋文化以反思中国文化。先生年逾半百自叹“我终是一个思想的人而非行动的人；我当尽力于思想而以行动让诸旁人”。然，先生自幼却参加行动（指他八岁时在北京市散发传单而说）。我一向喜欢行动而不甘坐谈。[1] 或许也正是有了先生自幼的行动，才有年逾半百的思想，因为思想需由从行动中体会而来。先生自语：说我今日见解思想，一切产生于问题刺激，行动反应之间，自是不错。然却须知，尽受逼于现实问题之下，劳攘于现实问题之中，是产不出什么深刻见解思想的；还要能超出其外，静心以观之，才行。[2] 这才是先生思想的来源。其一是受逼于问题之下，得问题之刺激；其二需行动反应，其三需静心观察以思考，这便为先生思想之渠道。（[1] [2] 为书7-8）
为认识旧有之文化，先生先概括了“文化”一词之义。文化俗带以文字、文学、思想、学术、教育、出版等为文化乃是狭义的。农工如何生产，凡其所有器具技术乃其相关社会制度等等，便都是文化之一大重要部份。因此，文化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第7页） 当然“家族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分子。而家族文化对中国之发展有何作用？对现今社会又有何影响？先生作了相对研究。
对于中国人的家族文化，研究中国法制史学家陈顾远先生说：从来中国社会组织轻个人而重家族，先家族而后国家。轻个人，故欧西之自由主义遂莫能彰。后国家，故近代之国家主义遂非反夙习。……是以家族本位为中国社会特色之一。研究中国民族性者说：中国与西方有一根本不同点：西方认个人与与社会为两对立之本体，而在中国则以家族为社会的重心。（17页）
中国人的家族观远胜于西方。然家族观念有何弊病？概梁先生的分析，总结其下四点：
一、闭关自守
中国人的家族文化观却是体现了人对自己族内温情四益，但对族外却冷眼相待。例如：家族观的优点在于它会加深父母之爱，夫妇之情；子女之爱，兄弟之情等，加深家族各成员间的情感。反之，对外则不然。如我工作遇到此类人物，她认为此学生非我之子，何必管他太多；另外则是此学生品性差、成绩差，看到心烦，如果他是我的孩子我将如何如何……。显然这位教师是重视自己孩子的，对别人的孩子则是另一种看法。久之这种家族文化观让人越其自私。古代此类例子莫见不怪，如各家医药秘方、厨师配方、功夫秘籍等等莫不是只传内不传外等。所有的秘方只能自家族内传授，不得传于他人。放而广之，我国56个民族同样是以血统这种家族文化观而分别的。这足可见证中国人家族文化之强烈。这种文化久之便会闭关自守，导致秘方得不到发展，同时人们也不去创造，只想天天啃老。所以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只用于点放烟火以供观赏；发明了指南针却只用于预测风水。反而西洋人学到我们的发明后却深加研究创造，后发明了火枪、大炮，还把指南针用于航海，因而发现了新大陆。梁漱溟先生说：假如西方文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亦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民主）产生出来。这便是家族文化所引起的闭关自守之弊端。
二、遇事喜托人情
所谓遇事喜托人情，往往就是有权者并非像孔夫子所说“在其位谋其职”的工作态度。如有问题，求之于在位者，则需以中间“人情”托之。梁先生说:中国人的生活，既一向倚重于家庭亲族间，到最近方始转移于超家庭和大集团，“因亲乃亲，因友乃友”其路仍熟，所以遇事总喜托人情。你若说“公事公办”,他便说你“打官话”。（第65页）如今，这种在家族间衍生出来的人情关系已浸入各行各业，成社会一大风气。例如:无钱权者去政府一部门办一证件或其他事项等问题。首先你得先考虑是否有熟人之情，否则你证、事难办。在位者把你的问题就像抛绣球抛来抛去，并各推其职，让你左右迷糊。不光政府部门如此，就连医院也不例外。如你因身体不适需进医院治疗，你同样得考虑有无熟人，否则你得遭受医生的高价治疗费与冷淡对待。
三、于身家外漠不关心
这里所谓于身家外漠不关心，是指中国人的家族文化强大得占据了其团体生活，因此中国人于身家外漠不关心，缺乏团体生活。太虚法师论文内有云：“此家族层套，一方易于分散大群的合组，一方又牵制个人的特动，故无敌国外患，每能长治久安。”他正看出了期间得失长短，团体与家族二者之不相容性。（第74页） 梁漱溟介绍，人们的品性，固皆养成于不知不觉之间；得同时亦因承认，公共观念不失为一切公德之本。所谓公共观念，即指国民之于其国，地方人之于其地方，教徒之于其教，党员之于其党，合作社社员之于其社……如是之类的观念。中国人，于身家而外漠不关心，素来缺乏于此。先生例举了一例子：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战役中，巴黎晨报记者行经上海不甚远的地方，看见一切如无惹事然，不禁大大惶惑，莫明其妙。后来马武君先生曾写一文，举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六日德国恢复征兵之消息发布，柏林一位六十多岁女闻讯欢喜过度，倒地而死之例，以为对照。先生说，这绝不是天生地从血里带来，亦不是学说或教育（狭义）之结果。而是社会构造不同，生活环境有异，从而形成之情操习惯自不免两样耳。（第68页）而独看这一例子，给我第一理解是，国人已被封建制度与战乱所带来的灾难压迫的麻木不堪了，人们吃不饱穿不暖，各自顾己都艰难，从何谈责任与伟大？却从未认真思考过事件的根源，家族之文化。于身家外而漠不关心的心里因素让中国人缺乏团体生活，因此，此种现象才更加普片。古人也有此例为证，一个和尚挑水喝，二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典故。
四、“二代”之由来
所谓“二代”就是在家庭伦理本位中产生的富二代、官二代等。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第五单中国人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第一小节何谓伦理社会一文中说，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系之人（父母、兄弟等），人生且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社会），如此则知，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第78页）因此伦理是使于家族、家庭，家族、家庭引出伦理，但伦理却不止于家庭。
现实社会中，老百姓的苦处太多，上风尽被所谓“二代”占尽。因为“二代”们的父母长辈们都是“三有”人物（有权有势有钱），遇事他们能托人情，走关系。平民老百姓没有人情与关系可走就只有受罪于现实。一些“二代”们也以此仗势欺人。故出现不是这个富二代开豪车撞飞路人，至路人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就是那个官二代打着我爸是李刚的旗号惹是生非，闹得百姓鸡犬不宁；或者什么星二代玷污女性等等事件。而这些原罪或许是源于我们的家族文化。因为伦理是使于家族、末于家庭。所以梁说，伦理社会中，夫妇、父子情如一体，财产是不分的。而且父母在堂，则兄弟等亦不分，祖父在堂，则祖孙三代都不分的，分则视为背理（古时且有禁）。——是曰共财之义。（第80页） 因此“共财”对子女的好处在于，父母去世后子女不用任何劳动就得来了父母的毕生产财，父母产财越多，子女就越受其益，故此产生了“二代”。
西方社会却无“二代”之特色，梁漱溟说，因为西洋近代社会为个人本位者，即因其财产为人人私有。恩如父子而异财，亲如夫妇而异财；偶尔通融，仍出以借贷方式。儿子对父母，初无奉养责任——社会无此观念，法律无此规定。父母年老而寓居其子之家，应付房租饭费。其子或予免费，或改若干者，非恒例。（第80页）因此故无“二代”之特色。
此书名为《中国文化要义》，为什么要研究中国文化，其意义何在？梁漱溟给出了此种解释：“余一向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号召”，因有《中国文化要义》之著述以求教于国人。梁漱溟先生研究中国之文化在于认识它的诟病，为久病之中国开一副治病之良方，以缓解其病情，并为其康复与发展作出自己之努力。
201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