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销多年以致洛阳纸贵的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文版，终于在各方努力之下以精校本的形式再版了。欣慰之余禁不住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也想略书几笔谈谈我重读先生著述的感想，是以为序。
这部集先生一生努力探索长期经济增长规律的收官之作出版于2001年，饶有千禧年承上启下之意。该书的问世让那些需要以数据支持自己观点的增长经济学家们第一次有了可以覆盖全世界所有经济体、时间跨度最长且概念一致的人口与收入的时间序列数据（全部数据收入该书的姊妹篇《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一书中）。二十年来，该书不仅成为众多经济、政治和历史学者的案头书，也在一些有关重大经济增长和人类命运的辩题中成为全球各大媒体反复引用的观点和数据来源。然而，细心的读者也许不难发现，媒体炒作的长期增长故事多津津乐道于麦迪森数据所展示的大国之间“老大”的易位，甚至用所谓“麦迪森趋势”去臆测未来“新老大”的故事，而忽略了这些数据所隐含的警示性的经济学逻辑。通过近来译校过程中的反复阅读，笔者深感人们还没真正思考过在麦迪森恢宏的千年增长叙事中，有关几次重大地缘政治危机的讨论及其深刻的经济学意义，特别是重建地缘政治均衡的努力对包括经济、政治、法律在内的制度建设的促进，进而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如此看来，面对当今我们这个再度被深刻的地缘政治危机所困扰，甚至可能再次走向政治分裂与对峙的世界，重读麦迪森的著作凸显了其现实意义。
长期增长中的地缘政治因素
地缘政治概念主要被用来刻画地理上相邻或相关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虽然不能否定这种关系中文化、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其基础主要还是经济利益关系。然而，单纯地谈论“国家经济利益”实在是对不同政治制度下经济活动及其结果过于简单的抽象，无助于理解参与者的行为动机。政治制度的差异决定了所谓“国家经济利益”代表的是竞争性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体利益，还是统治集团抑或独裁者的利益；虽然前者的经济活力远胜于后者，但是后者的权力对前者也可能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地缘政治关系在一定的资源、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会处于一个均衡状态。这种“均衡”当然不是完美的和谐，而是暂时的、如地缘政治学权威詹姆斯·费尔格里夫（James Fairgrieve）所谓的“世界霸权的地理均衡”。由于无法克服的地理障碍，当其中某个因素的变化打破既有的均衡，使相对经济成本发生重大变化，而有关各方无法接受因此而导致的经济利益进而政治权力必须被重新分配时，往往会酿成不诉诸武力或不以武力相威胁就无法解决的地缘政治危机。
然而，以竞争性市场交易为核心的自然演化过程也是人类的学习过程。哈耶克认为市场竞争是其中最重要的、包含着所有进化过程的一个发现机制。它通过自然、自发的纠错进行学习，提高了竞争者对新情况做出反应，以适应未知商业世界的能力。为了让参与者各得其所，这个自发秩序逐渐导致了规则的建立和不断的改进，使人们尽可能地遵守规则或规则下的合约，而不是动辄诉诸武力。通过威尼斯、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在全球贸易中跌宕起伏的历史，麦迪森饶有意味地讲述了几次重大地缘政治危机如何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命运，促进了有益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建设，进而刺激了技术创新，成就了我们今天可以享受的长期增长的成果。
地缘政治失衡与地理大发现
麦迪森的“威尼斯故事”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不仅是威尼斯人绝顶的商业精明，更是他们如何以“极高的专业性、实用性和投机性，并完全致力于商业利益”的娴熟的地缘政治手腕，维系了当时东西方贸易世界的地缘政治均衡。这种均衡表面看来意味着威尼斯可以与阿拉伯商人和平地共享东西方贸易的巨额利润，但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商业经济可以在西欧乃至北欧扩大与深化，从而刺激了旨在通过提高效率而增加商业利润的一系列技术进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航海技术的改进。由于各方势力没有意识到恪守一个共同贸易规则的重要性，经济丛林法则下普遍的重商主义行为使维系地缘政治均衡的成本越来越高，表现为宗教旗帜下以掠夺资源、控制商路为目标的日益频繁的战争。然而，市场交易永远是人类最好的导师。当时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无外乎是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最终阻断了西方商人的东方财路。但这不仅没有断送全球贸易，反而刺激了葡萄牙人找到了绕过好望角通往东方市场的新航道，开启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航海时代，进而导致了于随后的工业化不可或缺的地理大发现。最终还是市场——那些航海家、商人、企业家的身上活跃着的是市场的灵魂——无情地抛弃了傲慢的、自以为可以永远雄踞地理霸权地位的奥斯曼人，创造了新的、更大范围的全球贸易。
从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克服地缘政治成本
事实上，新航道和新大陆的发现并没有直接克服因奥斯曼帝国的扩张而引发的地缘政治危机，而是通过扩大资源空间改变了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从而间接地化解了危机。然而，对新资源的竞争意味着地缘政治均衡必然还会被打破，更大的危机还会出现。通向亚洲的新航道被发现后，捷足先登的是荷兰。荷兰以当时最高效的专业化生产管理和金融市场组织崛起，精明地抓住地理大发现的契机控制了亚洲贸易。麦迪森的计量结果支持了曾经让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都惊叹不已的“荷兰经济奇迹”：在从17世纪开始的约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荷兰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是欧洲最快的，人均收入水平也是欧洲最高的。但历史又以新面孔重复，荷兰的崛起先后严重地挑战了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利益，打破了地缘政治均衡。尽管它不得不维持一个庞大的军队规模（远超过英国和西班牙的军队规模）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最终还是成为重商主义丛林法则下的失败者。
如果深读且思考下去，就会悟到麦迪森以其特有的计量和逻辑笔触勾勒的长期增长对我们的启发：市场内含的自然演化力量让人类学习的是如何竞争性和平共处，而不是丛林中永远的敌意对峙和血腥厮杀。增长产生于文明而不是野蛮。在讲述完荷兰的故事之后，他用了更多的篇幅展示了，19世纪大英帝国的崛起是与其通过一系列法案主动放弃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战略、在主要贸易国家之间推行自由贸易制度的努力同步的。麦迪森以令人信服的增长计量结果，强调了这个变化是推动全球人均收入摆脱长期停滞的首要条件，并据此挑战了在发展阶段划分理论中忽视市场机制中的自然演化力量、过分强调标志式历史事件的流行观点。他将1820年定义为“资本主义时期”的起点，否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因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而突然诞生的库兹涅茨假说，也拒绝了长期统治经济史学界的所谓“英国例外”的教条。他进而将1870—1913年这一期间定义为第一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区别于1820—1870年的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自由贸易刺激了史无前例的、全球竞争性的资源流动，使工业技术得以从英格兰向欧洲和新世界迅速扩散，导致了持续的收入增长和技术进步。
战后地缘政治危机与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期”
人类的制度学习从来离不开生命的教训，前进一步往往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强国之间不会轻易地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妥协，共同规则的建立需要政治家、工商领袖和知识界的思想成熟及目标上的共识，还需要国际关系上的政治智慧，这都需要假以时日。工业化时代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说明了地缘政治危机仍需以武力解决。虽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鼓励了大量东西方知识分子转而倾向国家主义的计划经济制度，但是麦迪森以购买力平价方法对全球经济增长表现的计量显示，战后全球经济增长受益于奉行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市场经济，而不是高度集中的、通过行政命令管理的计划经济；尽管与前者相比，后者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因此理应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这个实证发现也许是对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中所弘扬的、私有财产制度下以法治规范的自由市场竞争制度的最有说服力的支持。
在人类的第二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即麦迪森定义的1950—1973年的自由资本主义“黄金期”，全球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近5%，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近3%，迄今仍是史无前例的记录。麦迪森认为在战后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下，导致“冷战”的东西方严重分裂反而加强了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调和，促使各国放弃以邻为壑的政策，接受自由贸易制度。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为西欧提供了其急需的巨额援助，迅速推动了战后西欧的经济恢复。与此同时，旨在促进自由贸易的各种国际组织纷纷建立，继续推动始于19世纪后半期的国际市场经济制度建设。随着西欧和日本与美国之间收入差距的迅速缩小，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自由贸易市场迅速地扩大了，这不但深化了市场竞争，也鼓励了技术创新。不过，麦迪森也特别注意到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和就业政策对于稳定这个“黄金期”增长的重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这为政府干预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埋下了伏笔。
“新自由秩序”下攀升的地缘政治成本
发生于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终止了这个“黄金期”。这是继战后东西方分裂后又一场新的以能源为焦点的地缘政治危机，它与1979年发生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一起，使美国及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了持续的需求低迷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困境，严重地挑战了流行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管理的教条。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经济学”政策体现了减少干预、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复归的努力，但却付出了政府预算赤字持续上升的代价。这是一个让人们再次怀疑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时期。可能使一些读者不解的是，麦迪森为什么将1973—1998年这个时期统称为“新自由秩序时期”（1998年是麦迪森始于195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库的最后一年），并没有试图将其中看起来截然不同的石油危机、里根经济政策以及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时期区分开来。在我看来，这不但反映了他基于增长核算视角的谨慎，更体现了他一向主张的把透明且容易质疑的定量观察置于定性推论之前，以使后者更加严谨的原则。
的确，从人均GDP增长上看，麦迪森并没有很强的理由将这几个时期细分，因为它们的增长速度都在1%至2%之间，平均仅为1.3%，还不及“黄金期”的一半。可以说“新自由秩序”并没有带来新的增长动力，持续上升的地缘政治成本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麦迪森也看到，尽管在这短短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因石油价格上涨、拉美债务危机、日本资产价格暴跌、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新兴经济体的出现等等造成了跌宕起伏的地缘政治变化，但国际贸易体系仍然是稳健的，这对于维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进而保持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的压力，以致终结“冷战”至关重要。所以，相对解体后的苏东集团各国能否克服衰退，改革中的中国能否治愈国有部门低效率的痼疾，麦迪森更关心的是美国引领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进步能否产生巨大的外溢效应，推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进而通过自由贸易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影响，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
全球化与新地缘政治失衡
真希望上苍再多给麦迪森20年时间，以先生在长期增长问题上的潜心研究，特别是对其中自由市场力量的感悟，我想他一定会对“冷战”结束后，几乎与ICT革命同步的、史无前例的全球化产生的新地缘政治问题提出独到和睿智的见解。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否定了完全违背市场规律的乌托邦试验，也弥合了因这种实践导致的地缘政治对立和市场分裂，在客观上创造了战后有利于全球化的政治条件。根据麦迪森以1990年价格计算的购买力平价结果，尽管刚刚遭受了资产价格暴跌，日本1992年的GDP总量首次超过苏东集团，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GDP总量已约相当于苏东集团的七倍，主导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方向。此后，制造业在一个日益整合的世界市场中，通过重构全球价值链，在改变国际劳动分工的同时，也改变了主要经济体在地缘政治版图中的位置。
全球化由两个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引擎所推动，一个是ICT技术进步，另一个就是世界贸易组织（WTO）。两者相辅相成：于前者，更重要的不是ICT加快了制造业各个领域的技术成熟和扩散，而是以摩尔甚至超摩尔速度进步的芯片技术与摩尔定律假定不变但事实上迅速下降的芯片价格（进而以ICT技术为操作和运转核心的机械设备价格）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市场不确定性，强化了市场竞争。投资者希望在难以预测的、更便宜且更有效率的技术出现之前实现现有投资的利润最大化，因而需要更快且更自由的全球资源流动，在一个更大的市场上获得最低成本的要素组合；于后者，作为一个基于以往各种国际贸易协定和经验，在国际法治体系下发展起来的WTO自由贸易制度框架，恰恰可以满足这样的市场条件。
在WTO的制度框架下，中国以其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能够在一个由中央政府保障的稳定的政治环境下，提供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条件，赢得了国际投资者，从而得以迅速地加入全球价值链，使世界贸易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扩张。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旨在促进投资和出口的、竞争性压低要素成本的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模式明显符合以中国为生产基地的跨国公司的利益，但却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视为挑战WTO自由贸易原则的“重商主义”行为。的确，依靠如今可以与美国一比高低的经济体量，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事务上拥有比以往更强的谈判筹码，但是竞争者们力图扭转因此产生的市场、资源和技术等方面地缘政治失衡的决心，正在考验中国以及其主要竞争者的政治智慧。
敬畏市场，避免“致命的自负”
正是因为全人类都受制于一个共同的资源边界，所以在全球化的动态过程中，各国之间相对利益的变化意味着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建立一个理想的地缘政治均衡。国家主义者们并不明白主导全球化的根本因素不是技术而是市场，更不明白决定市场成长的不是国家的力量，而是自然演化的力量。概念上，无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际的经济活动，从接受哪怕是最低程度的国家利益那一点开始，市场就受到了限制，因为市场的灵魂是竞争而不是合作与服从。否定了这一点也就否定了经济活动最终的效率目的，进而也就否定了技术创新的原动力。一个国家不能在原创性的技术上胜出，往往是因为以国家利益至上的名义扼杀了创新。认为市场完全可由政府创造的观点不过是理论上的浅薄和历史上的无知，而这样的无知就是哈耶克所称的“致命的自负”。麦迪森为我们勾勒的人类长期增长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往往代表了背后的统治集团利益。世界贸易制度的作用是维护一个公平的、以法治下的规则为基础的、通过自由竞争实现交易的市场，而不是“丛林法则”下仅供个别集团以“国家”名义进行利益交易的俱乐部。
这个经济与政治文明演化的概念逻辑，与麦迪森在本书中所潜心演绎的地缘政治、制度建设和经济增长的长期经验逻辑是一致的。先生留给我们的一个睿智的启发就是自由贸易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否定国家主义的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建立增长的目的与生命的目的相一致的经济哲学观点。生命的本质就是竞争，而基于自然演化的文明逻辑，就在于如何在充分满足自由且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前提下，建立起一个维系社会和谐的政治制度。对于任何国际贸易的参与者来说，只有求同存异才可以推进这个人类文明的进程。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考察了长达两千年的世界经济史，在这样长的时间跨度内，很多国家或经济体的边界甚至名称都有很大的变化。在以量化的方法重新构造增长轨迹时，除了一些传统很长且边界较稳定的国家或经济体，麦迪森通常是按照1990年的边界来对国家或经济体进行界定，并据此对较早或较晚的数据进行调整，以保持统计上的一致性。对此，我们在书中以译者注的方式对部分例子添加了说明。
最后，我要由衷地表达对最终促成《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文精校本问世的所有参与者的谢意。2003年中文首版发行后还是发现了一些错误。但是由于我很快开始忙于该书的姊妹篇《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与施发启合译）和麦迪森关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专著《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与马德斌合译）的翻译工作，再加上其他教学和研究工作，一直无暇进行重新校对和修改。让我感动的是郝小楠编辑一直关注和搜集读者意见，不但反复校对疑点，也提出了一些值得商榷的译法问题。她锲而不舍，直到离开北大出版社。接替她负责本书后续工作的张燕编辑继续发扬了北大出版社精益求精的传统。当然，这一切是与经济与管理图书事业部林君秀主任一如既往的支持密不可分的。此外，我也要感谢担任北大国发院“世界经济千年史——长期增长的计量与理论探索”课程的助教、正在北大国发院研修经济学博士的吴紫薇，感谢她对所有疑点的反复检查和对全书概念表述的前后统一。
伍晓鹰
2021年初冬，初稿于北京大学燕东园寓所
2022年初春，终稿于东京西国分寺寓所
首版译者序
伍晓鹰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是国际收入和生产率比较领域中生产法的创始人，在长期经济增长和国际比较研究方面享有极高的声望，并且被公认为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历史数据的考证和分析专家。他所建立的，并且被反复更新的有关世界各国产出、人口以及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长期时间序列数据库，正在对长期经济增长和国际比较研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麦迪森最新出版的《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一书应该说是他迄今为止近半个世纪学术生涯所达到的一个顶峰。能有机会将这样一本著作介绍给中国读者，对我和我的合作者来说是一种幸运。
按照麦迪森自己的说法，他这本新著在一定的意义上既是他1995年完成的 《1820—199年世界经济之考察》(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92)一书的延伸，又是同他1998年完成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一书的结合。所以，有志于完整了解麦迪森对世界长期经济增长分析的读者，特别是研究者，也应该阅读那两本书。但是，我认为本书的独立性还是很强的，它完全体现了“麦迪森风格”，是计量经济史研究领域中新的里程碑。
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麦迪森对迄今为止各国学者在各个有关历史研究领域中所发掘出来的各种数据和资料进行了系统性的整理、诠释和经济分析，其中特别重视新的研究和发现。在此基础上，他对人类社会过去两千年经济增长的原因进行了新的探讨，对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重新划分。麦迪森在处理历史数据和资料方面的最大特点在于强调个别经济事件之间在当时历史和国际背景下的因果关系和它们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以系统地揭示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而不是逸闻趣事式地强调个别事件或人物的影响，更没有囿于任何有影响的学说或信仰。
我所说的“麦迪森风格”离不开麦迪森在历史数据考证和处理上的客观性、严谨性、透明性，以及必须在逻辑上交叉检验不同来源的资料的做法。我同麦迪森教授从相识到结下不解之缘是从我对中国历史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估计开始的。后来我有幸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尝试重建中国工业主要行业物量指数和按照他所创立的生产法估计中美工业的相对生产率。在此期间，除了他深厚的理论和方法上的造诣，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这种“麦迪森风格”。由于麦迪森多次中肯的批评和建议，我的这两项研究都取得了初步令人满意的结果，后来分别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收入与财富评论》第48卷和《中国经济评论》第12卷上。
不知道是否有人思考过统计数字的饶有意味的性质：一方面，它可能被公认为最枯燥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会使所有的说教黯然失色、苍白无力。历史可以被按照不同的需要编撰成绘声绘色的故事，只有可靠的数字可以使它恢复本来的面目。当然，数字的力量也促使一些人去编造数字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这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罕见。科学研究离不开数字，也可以说数字的精神本身就体现着科学的精神。一个研究者首先要清楚他的数据的来源、定义及其统计、报告、记录方法等。对于经济历史数据来说，一个研究者还要注意某一指标同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关系如何，它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又在哪里，即宏观经济的变化与利益不同的经济个体活动之间的关系。这涉及对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掌握和对一定制度下经济个体行为的理解。麦迪森搜集、整理、分析和报告宏观经济数据的方法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科学精神。
数字分析的科学精神还体现在它的透明性上。不但数字的来源、定义及其统计方法等要完全公开透明，对数字的加工处理方法也要完全公开透明。麦迪森强调，数据工作的透明性就是要使数字可以受到质疑，而且，这种工作从一开始就准备受到质疑或挑战。因为它的目的就在于鼓励人们发现新的、更可靠的证据，激发新的观点，挑战原有的假说，甚至包括研究者本人曾经接受的假说。本书中的一个例子是，依靠由大量新的证据所支持的对15世纪末至18世纪后半叶的经济增长率的估计，麦迪森推翻了他本人不久前还接受的有关经济增长阶段划分的库兹涅茨假说。他的新发现不再支持库兹涅茨以15世纪末为分界线划分“封建制度”时期和“商业资本主义”时期的观点。因此，他将这两个时期合并为他所定义的“原始资本主义”时期(公元1000—1820年)，这个结果将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推迟了半个世纪以上。
还有一个例子是如何看待欧洲经济长期增长的表现和原因。以拜罗克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欧洲一直落后于亚洲、美洲和非洲，它只是由于19世纪开始的对那些地区的殖民剥削而致富。依靠对大量新的证据的分析，麦迪森指出拜罗克的观点完全杜撰了历史。麦迪森的分析表明欧洲的崛起早在11世纪就开始了，在14世纪时它已经在人均收入的意义上赶上了当时世界的头号经济大国——中国，后来又在19世纪初带动了史无前例的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他认为决定欧洲崛起的主要因素是它在科学技术、商业金融组织、国际贸易、社会制度等方面较早开始的、不断加速的进步和资本的积累。的确，欧洲从它对新世界的征服和殖民中获得了新的、廉价的经济资源和巨额的收入。这种收入毫无疑问地带有剥削性质，但是这并不应该妨碍我们承认包括欧洲殖民活动在内的先进国家同落后国家的接触对世界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
本书使用了大约一半的篇幅详细报告了数据处理工作和计算结果以支持作者的新发现和新观点。当然，这可能只适合那些具有研究兴趣的读者。但是我相信其他读者会发现本书正文中对一些国家的案例研究是非常引人入胜的，不但有高度的可读性，而且有很大的启发性。譬如，为什么荷兰曾经拥有欧洲最高的生产率？为什么在文化上有着深刻纽带关系的中国和日本却在经济发展上有着极大的差异？为什么英国的北美殖民地造就了经济强大的美国，而西班牙的北美殖民地却造就了落后的墨西哥？
本书的翻译工作是我和许宪春以及他的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的同事施发启和叶燕斐密切合作的结果。说起我和许宪春的结识，也算是数字之缘。后来他对麦迪森和我的研究的评论加深了我们之间的了解。麦迪森认为许宪春是中国国内把标准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体系(SNA)同中国核算制度结合得最好的一位学者。我可以说他这种“结合”既是理论的又是实际的，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中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上基本上完成了向SNA的顺利过渡，并且得到世界的承认，离不开他和他的同事们的努力，特别是离不开他本人孜孜不倦的求学态度，以及他在工作中、在国际交往中客观地对待中国现实和历史统计核算制度中的问题，并且不断地寻求正确的解决方法的务实态度。
计量经济史的研究在国内基本上还是个空白，特别是几乎没有人从事以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为基础的、以经济增长核算为目的的对中国历代经济发展的度量工作。大学中长期忽视对经济增长和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可能是一个原因。希望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可以成为推动这方面研究工作的一个契机。当然，本书的重点是这些理论在世界经济史上的应用，而不是这些理论的阐述。最后，我也希望本书能够给国内的经济学研究带来“麦迪森式”的对待数字的科学精神。
我深知翻译这样一本著作的难度。虽然我和我的合作者们在翻译中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力争在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名称上同国内世界经济史学界的惯用法一致，力争在人名翻译上符合标准译法，力争在数字上准确无误，同时在语言上既忠实原意又通顺流畅，但是由于我们个人知识有限，错误仍然在所难免。我个人应当承担任何翻译错误的责任，同时也希望发现问题的读者能够不吝赐教。
借此机会，我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林君秀女士。在没有看到她交给我的校对稿之前，我是绝对不会想象到不常接触英文的她会在有些极其烦琐的、比有关正文还长的注释中发现翻译上的问题甚至原书编辑上的漏洞。没有她这种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今天我肯定不会看到这样令人满意的清样。
最后，我更要感激我的夫人慧珍由始至终对本书翻译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不仅如此，她几乎牺牲了一年以上的周末时间，承担了全部修改稿的录入、全部图表的整理以及全部译名的统一和核对工作。没有她的理解和帮助，顺利完成本书的翻译也是不可能的。
伍晓鹰 2003年深秋于香港
【内容简介】
《世界经济千年史》是在长期经济增长领域享有盛名的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的代表作，也是计量经济史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它在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下，以一个地缘政治的视角审视经济利益如何推动制度改进，进而惠及人类长期增长，同时以系统性的计量考察为基础，辅以有说服力的案例，挑战、评价和重建一些影响深远的定性分析假说。
在本书中，麦迪森对迄今为止各国学者在各个有关历史研究领域中发掘出来的各种数据和资料进行了系统性的整理、诠释和分析（全部数据收入本书的姊妹篇《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一书中）。在此基础上，他从人口、资源、技术进步、知识积累以及以市场为核心的制度建设的角度，对人类社会过去两千年经济增长的原因进行了新的探讨，也对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重新划分。
本书的问世是长期经济增长研究和计量经济史研究领域的里程碑事件。本书不仅成为全球众多经济、政治和历史学者的案头书，也作为有说服力的观点和数据的来源，在有关长期经济增长和人类命运的重大辩题中被反复引用。它已经成为记录过去两千年人类发展轨迹的重要参考书和指导手册。
【作者简介】
[英]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1926—2010），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荣休教授，剑桥大学Selwyn学院荣誉院士，长期增长实证研究领域享有盛名的计量经济史学家，在宏观经济史数据考证、计量与分析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其创建的、以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为基地的“麦迪森全球数据库”惠及各个领域研究世界经济动态的研究者。主要代表作除《世界经济千年史》（2001）及其姊妹篇《世界经济千年统计》（2003）外，还有《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1982）、《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1991），以及研究国别经济的《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表现》（1998）、《日本和苏联的经济增长》（1970）等等。
【目录】
导论
第一章 世界发展的轮廓
第一节 人口变化的本质及其福利含义
第二节 人均GDP
第二章 西方发展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1000—1950）
第一节 从1世纪到10世纪期间欧洲的衰落
第二节 西欧的复苏和振兴（1000—1500）
第三节 威尼斯共和国
第四节 葡萄牙
第五节 印度洋的贸易世界
第六节 中国、日本和菲律宾的贸易世界
第七节 葡萄牙人在巴西
第八节 荷兰
第九节 英国
第十节 英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领土扩张的影响
第三章 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经济
第一节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节 复兴的亚洲
第三节 东亚的问题经济体
第四节 西亚
第五节 拉丁美洲
第六节 苏联和东欧的经济转型
第七节 非洲
附 录
附录A 1820—1998年基准年份世界人口、GDP和人均GDP水平与增长情况
附录B 1820年以前世界人口、GDP和人均GDP的增长情况
附录C 124个经济体、7个地区及全世界的人口、GDP和人均GDP的年度估计值(1950—1998)
附录D 27个东欧国家的人口、GDP和人均GDP水平与增长情况
附录E 就业、工作小时和劳动生产率
附录F 1870—1998年的出口值与出口量
参考文献
全书地名译文对照表
全书人名译文对照表
全书机构名称译文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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