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
作者：桑兵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 壹卷工作室
字数：300千
书号：978-7-220-11909-5
定 价：72.00元
晚清民国学术名家辈出，佳作如云，既有研究还相当不够。本书从具体历史情境出发，关照到文本的前后左右，论述由整体而具体，从宏观落脚细部，对于近代中国新史学、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社会学人类学对史学的影响有深度剖析，对于当时的学术交往、学会活动与学术争论也力求和盘托出，文笔简洁有力，让人在历史的繁复之中领略学术与学人的魅力。著者所揭示的学术史研究路径，无疑也给人相当启发，值得有心人细心揣摩。
《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绪论）
近年所治，一般以为所谓学术史，鄙意则宁可名之曰学人的历史。二者之间，分别显然。前者偏重于专门史的画地为牢，后者则力求破除分科治学的畛域，以及种种后出外来的条理系统的成见，将对象作为整体历史的一部分，不仅由学人见学术，也见其作为一般社会成员的活动及联系；前者以今意己意揣度前人言行及相关事物，后者尽可能约束因缘近代教育和知识转型而来、从习以为常变成天经地义的先入为主，努力回到时空特定的历史现场，把握各类乃至各个特定人物的思维行为方式，并以历时演化的态度方式看待前人前事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
研究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缘由有三：
其一，了解前人已知，以及如何知，为何如此这般认知，避免以不知为无有，或拾人唾余，或重蹈覆辙，或以凿空捣隙为填补空白，或以横逸斜出为创新超越，以致无知者无畏。沿着前贤开辟的大道正途，接着往下做，以免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如此取径，看似迂远艰难，放眼长量，恰是捷径坦途。
治学的大道，是继续前贤的未竟之业，聚沙积薪，继长增高，所谓站在巨人的肩上，自然登高望远。所以接着做比找漏洞寻破绽钻空子对着干难度更大，也更具挑战性，却是治学的必由之路。历史上能够披沙拣金留下来的人物大都天赋异禀，兼有奇缘，又下苦工，读完书再做学问，功力深湛，体大思精，见高识远，接近理解诚非易事，常人难以望其项背，守成亦难，遑论超越。妄者不察，不能为己之后为人，先因而后创，存心以立异为捷径，一味读前人未见之书，治前人不治之学。看似开天辟地，实则趋易避难，而美其名曰创新进步，为突过前人，岂非贻笑大方。
社会变动的加剧加速，使得学术取径由先因后创转向推陈出新，标新立异成为哗众取宠以致众从的有效手段，学术难免偏离正道常轨。1919年3月，王国维写了《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认为清代三百年间学术凡三变，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国初、乾嘉之学的开创者为顾炎武、戴震、钱大昕等三人，而“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盖不待言。世之言学者，辄怅怅无所归，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搏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王国维对沈曾植的学问别有评议，这番话更多的是夫子自道，借以阐述自己的治学理念和取径，希望循此继往开来。不知有心还是巧合，一个月前，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刚刚问世，这本书被后来的学人指为开创了近代中国史学革命甚至学术的典范。无论此说是否成立，至少从接受的范围而言，胡著所展示的用西洋系统条理中国材料，比沈曾植提示的治学之道影响要广泛得多。王国维的有感而发，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后来者很少经由沈曾植所指示的治学之道，尽管王国维断言这是“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的必由之路。
如果说沈曾植的淡出学术舞台，很大程度上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世风与学风大幅度转移的影响，不能完全归因于学术本身的变动，无独有偶，治学几乎得到新旧各方一致推重的王国维本人，结局也是大同小异。陈寅恪盖棺论定，认为王国维以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互相参证，所有论著“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
在为其他知己友好撰写序跋时，陈寅恪也不断借题发挥，表明其治学理念，指示或力图传承古今中外治学的大道正轨。其《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称：“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先生是书之所发明，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然则是书之重刊流布，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岂仅局于元代西域人华化一事而已哉？”1939年为刘文典《庄子补正》作序，仍不忘针砭时弊：“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与先生所为大异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其所著书，几何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转欲以之留赠后人，焉得不为古人痛哭耶？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
可是，陈寅恪所说的这些轨则准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非后进普遍遵循取法的办法途径。而王国维、陈垣等人的影响，也远不及胡适等引领时趋之人。或许如钱穆《国史大纲·序》和《新亚学报发刊词》所指摘，为学术而学术的主张，不能领导思想潮流，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为此，钱穆有意标举高的，其著述“将勉奉以为诏示来学者之方向与准绳。自谓差免门户之见，或有塗辙可遵。”可是，尽管钱穆努力扩大社会影响，其著作还是被认为程度太深，不适合中学生，与胡适等人著作的影响层面范围不可同日而语。以今日港台学术界的时趋风尚，来者不能不慨叹，已经作古的钱穆遭遇到前贤同辈一样的尴尬。
也许学问之事，本来就是二三荒江野老的志业，无论社会全体还是学界内部，多好随波逐流，升降浮沉，只有少数沉潜者，愿意并且能够与古今中外的智者贤人心灵沟通。风物长宜放眼量，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所谓转移风气，示来者规则正鹄、准绳途则的断言，若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时空标准衡量，未必落空失效。而所谓影响，要看对哪些人在哪些方面起了何种程度的作用。所谓典范，也是相对于何人何事而言。从者多寡，何足道哉？传媒时代的受众越广泛，个性越模糊。所以学术只能自由，不宜民主。若是多数取决，无疑越是等而下之者越是易致众从。因为学问之事，要求天赋、勤奋和机缘的凑合，途径方法越高明，理解运用应当越困难。后出的方法，果真能够超越前贤，必然吸纳融合已有的各种良法，学习运用，不仅必须循序渐进，不可躐等，而且能够进到哪一重境界，还要看各人的造化（包括天赋、勤奋、机缘），不可强求。那些截断众流，号称多数人能够跨越式轻易掌握的方法途径，好也有限。一味针对少年后进，欲将金针度与人，无非自我标榜，挟众自重，到头来大都误人子弟，将来者教到不可再教的地步。
治学须温故知新，先因后创，守成有余，继以创新，历时久而艰辛甚，当然不为抱负极高的新锐少年所甘愿忍耐，于是反其道而行之，不肯守拙，唯好取巧。能以不破不立始，以复归本位终，已属幸运。除了一辈子参野狐禅而不自觉者外，近代不少学人经历过年轻时前卫趋新，后来则沉潜守成的转折，高明如刘师培、王国维、甚至章太炎等也不能免俗，以致后来新进少年叩问他们早年所治趋新之学，往往亡顾左右，笑而不答。这一变化，若以进步与保守视之，断为倒行逆施，拉车向后，显然不得要领。根柢浅则随风摆，易趋附，大体基本茫然无知，而自诩取法乎上，岂非天方夜谭？一张白纸固然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画者决不能如一张白纸。白手起家的日新月异，不过起始初阶。如此，之于本人的新与之于全体的新，截然不同，若将小儿学语学行许为后来居上，青胜于兰，同样不伦不类。
其二，由人而知学。历史的中心是人，而人有思维行为两面。据说在海外攻读中国史的博士学位，若选不到适当题目，最后便择一前人未做过的人物下手。实则人物研究看似容易上手，做好却极难。历史人物形形色色，多为各自领域的出类拔萃者，亦即所谓人尖子，尤其是著名史册者，无论帝王将相，圣贤智哲，还是大奸大恶，均有非比寻常之处，要想具有了解之同情，实属难事。加以时空距离遥远，身份差若天渊，研究者大都没有相应的生活阅历经验，不了解习惯做派，不易体察其行为心境。于是人物研究，往往愈治而愈觉得对象高不可攀，遥不可及，以致于不知不觉中以其是非为是非，甚至以其好恶为好恶。所谓高山仰止，非但无法逐渐接近，反而日益疏远。而一味远观仰望，如何能够看得清楚，听得明白？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不了解其人其事，论学论人，难免隔靴搔痒。其实，很少有历史人物经得起后人的反复研究。反差过大的原因，无非两种情形，其一，所选对象确系不世出的高人，难以接近；其二，研治者取径有误，南辕北辙。前者屈指可数，却无法抗拒，不妨另选适合自己程度的对象，而不必勉为其难。后者则须转换观念，改变方法，至少要方向正确，才能逐步靠近。
至于学人，尤其是通人异士，天赋、机缘、工夫，均不同凡响，若不能与之心有灵犀一点通，只得依据自己的“远近高低各不同”而“横看成岭侧成峰”，凿空逞臆地瞎猜乱点。近代以来，分科治学，各有专精，直入前贤的文本，无非见仁见智，难以心领神会，恰到好处。刻舟求剑，缘木求鱼，不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甚至看朱成碧，指鹿为马。
学问或有不受时空影响的至理，此节于思维可以形而上的文化系统或许无碍，而中国文化少有纯粹的抽象，论学讲道，多由具体语境而生。人的思维行为互为关联，研究学人的历史，不宜将学与行截然分别。以学人的历史包括其所治学术为事实，有一大难事，即所及问题多为观念精神层面，看似虚玄，难以捉摸，非将思想还原为事实，以实证虚，不易把握。今人所写学术思想家评传，好将生平与学术思想分离，以为便于架构编排叙述，实则不过方便用后来外在系统，条理解释固有材料，无形中以今人观念揣度解释古人思想。即使治学向来不大严谨的梁启超也说：“平心论之，以今语释古籍，俾人易晓，此法太史公引《尚书》已用之，原不足为病；又人性本不甚相远，他人所能发明者，安在吾必不能，触类比量，固亦不失为一良法。虽然，吾侪慎勿忘格林威尔之格言：‘画我须是我’。吾侪如忠于史者，则断不容以己意丝毫增减古人之妍丑，尤不容以名实不相副之解释，致读者起幻蔽。此在百学皆然。”
不仅如此，学人论学所指称的事实，不过其对于历史的认识，正如后来者描述其学行，难免附加传衍的成分而非及身的影像。即使学有根本，能够执简御繁，还是难免门户家派的偏见。也就是说，所指称的史事、如此这般指称所指史事以及这样的指称加于来者的影响，相关而不相同。或者不察，传授之间，习以为常，每每不能分别，自觉者也难免扑朔迷离，懵懂者更加纠葛混淆。所以材料相对于史事，决不仅仅直接间接、一手二手、主料辅料那样简单。善用者无非恰当而巧妙地把握所指能指的时段、层面和方向。此外，学人撰著之际，心中的言说对象，往往不止一端，这些考虑，必然影响其行文，遣词用字，或曲或隐，反转周折，甚至夸大张扬，均别有深意。仅凭文本，又带主观，则不易仔细分辨，只能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态度对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历史人事，误读错解本意，在所难免。史学为比较的学问，所论人事，都存在于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所谓理解，即恰如其分，关键在于恰当把握所处的时空位置。此即由俱舍宗解俱舍学之法，亦与当下的语境说近似。具体做法，则须将合本子注扩而大之，不仅比勘文本，而且比较本事，把握头绪，了解同情。
研究历史，若治某人某事即以某人某事的直接材料为范围，难免导致研究某人即偏爱之，甚至以其好恶为准的，结果势必眼界狭隘，孤立无援，不得不以主观己意下判断。所谓“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杨树达用司马光长编考异法作《论语疏证》，“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因而能为治经者开辟新途径。以事实证言论，以文本相参证，继以考订解释，可以明圣人之言行。若是全局在胸，古今中外，来龙去脉，渊源流别，如数家珍，进而把握具体，品评人事，自然得心应手，得其所哉。
当然，凡人大都经不起反复研究，高明者察知玄奥，故意不留证据，以免后人琢磨。清季广东大儒朱次琦一脉传人，遂多不留文字，令后人难以下手。而近代学人不留学术著述以外的文字，用意也应在此。如果自以为是，有意保留材料，试图使历史叙述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演化，永远留在历史的中心位置，或是故布迷局，文过饰非，淆乱视听，将后人引入陷阱，也难逃智者的法眼。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大都非同寻常，心思过人，若道行不足，或是稍有不慎，容易误入歧途。一般而言，了解越多，认识越深，则越能接近研究对象，所谓家人眼中无伟人，即以其亲近之故。若是愈治而愈高大，显然与所研究对象之间差距过大，不能平等交流对话，更无法心灵相通，一味高山仰止，绝无真正认知的可能。两相隔膜，所作论述，如何能够恰如其分？
其三，以学人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为历史整体的一部分，而非仅为专门的学术史。近代以来，受西学影响，以及新式学堂教育的制约，分科治学，已成体制。新锐学人以分科治学为科学，其实分科究竟如何发生，为何发生，还有待研究。但要因之一，则为人的智力体力有限，而知识无涯，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分门别类，缩短战线，使人力足以负担。可是如此一来，本来浑然一体的学问被肢解为彼此独立的系统，久而久之，不仅各个学科之间相互隔绝，每个学科内部也日益细分化。以史学而论，纵向分段，横向分类，林林总总的所谓专门史，大都不过治史必备的条件，扬之则附庸蔚为大国，抑之则婢作夫人。研究历史，若用分科眼光，势必以后来观念看待前人前事，符合后出外来的学科轨则，却不理解前人的习惯做派。历史本为整体，各部分有机联系，近代学人重写历史，用西洋系统整理国故，还能以断代、专门、国别各史皆为通史之一体，后来则以专攻为独门，将历史割裂肢解，历史的无限联系被人为斩断，具体时空被抽离。既然历史人事并非按照后来的分门别类进行发展，以分科分类眼光看待和研究历史，难免有强古人以就我之嫌。而分科治学之下的所谓跨学科，则往往是坐井观天，自我放大，或踉跄跳跃，不守规矩，以局部求通论，以归纳代贯通，势必以偏概全。
研究学人的历史，既可由此一点入手，延伸探察整个历史的各个层面，又能揣摩考察学人对于历史和时势的观察论断。史家亦为社会一份子，既有一般体验，又有独特感受，其思维行为包括学术活动在内，牵连广泛，与整个社会的脉搏跳动息息相关。况且国人治学，旨在经世，近代受西洋观念的影响，虽有为学问而学问的主张，只是为了抵御公私权力的干预，从来没有锢蔽于象牙塔内。史家见识各异，研治史家或学人的历史，固然难免是非正误、高下得失的判断，更重要的却是将各家的见仁见智当作历史的事实，观念也是事实的一部分。智者千虑一失，愚者千虑一得，得失之间，高下有别，但无论得失，都不过历史事实。作为事实，认清征实即为判别。诚然，在梳理脉络，贯通无间的同时，个人主观势必参与其中，只是主观能动的取向，却是最大限度地限制主观随意性，尽可能客观地再现历史事实。
历史既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历史的时空联系既然无限延伸，从任何一点切入，都必须探察联系无限延续的人与事，因而进入之前须把握整体，进入之后须有整体观念和眼界，如此才能深入、适当。学问为一整体，分科治学，本来因为人的天赋机缘有限，智力体力不足，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而一旦形成专家之学，遂无通人眼光，无从比较衡量，久而久之，专业成为小众的领地。如果没有贤能引领，难免等而下之，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越是高明，和者益寡。近代以来，学问由学校传衍，以媒体传播，遂益发不可收拾。
与人类历史的整体性相应，史学无疑应是综合的学问，通史历来是学人追求的至高境界。即使晚近流行分科治学，有识之士的最终目的仍在求通，分乃不得已的无可奈何或是走向通的必由之路。或以为近代欧洲学问着重分析，固然，但就史学而论，仍以整体为高明。布罗代尔时代的年鉴学派，整体史的格局凸显。而后布罗代尔时代五花八门的新史学，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整体史被肢解的遁词。
尽管通史为史家的理想追求，但要达到通的境界，必须跨越博通与专精之间平衡协调的难关。融会贯通，提纲挈领，条贯各个时段层面的史事没有窒碍，而不以主观裁剪史实，强史料以就我。时贤批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有归纳无贯通，可以两点为例，其一，以欧洲中心所见世界通则为据，条理中国史事；其二，以局部研究所得通论，扩及其他部分乃至整体。无论那一种情形，材料的有限性（不完整和真伪的部位程度）都难以体察把握，勾连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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