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维舟；
来源 | 启真馆图书
本期荐书人维舟，书评人，曾获2018年经济观察报“年度致敬书评人”，2006年以来曾为《南方都市报》、《三联生活周刊》、“腾讯·大家”、《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长年撰写专栏及书评。
如何阅读一座中国古代城市如今，已有三分之二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里，然而数千年来，城市一直是中国这个农业文明海洋中的孤岛，虽然曾经起到过重要作用，但却往往在有意无意中遭到忽略。事实上，中国城市史是一个近三十年来才兴起的专业史领域，而且得到最充分研究的只有近代上海城市史，古代城市史还有很大余地可待挖掘，需要文献学、历史地理、考古、历史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综合视野。
虽然近些年来荣新江等学者也倡导“长安学”，但那不如说是通过隋唐长安城来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是“敦煌学”的延长，所聚焦的未必是城市本身。限于史料，到现在为止，大部分的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还是聚焦于北宋以降，尤其是明清时代，那不仅仅能将过往的城市生活加以生动复原，最终或许也能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文明和中国历史的某些特性。
01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美】施坚雅 主编
叶光庭等 译
中华书局
2000.12
中国城市史的必读书，收录各国学者的19篇论文，分为三编；历史上的城市、空间的城市、作为社会体系的城市。书中许多论断至今仍是学术争论的前沿，如牟复礼的“城乡连续统一体”论，当然最重要的是施坚雅对中国城市体系的理论框架，这受到中心地理论的强烈影响，实际上将传统中国社会的市场体系构建为一个网状空间中的数学模型，认为整个城市体系及其中城镇的发展，受制于市场贸易体系。
关于城市史的通论，另可参见赵冈著《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新星出版社，2006），其优点是清晰地划分了中国不同类型的城市（政治性的“城”和工商性的“市”等），并理解不同类型城市兴衰变迁背后的历史动力。
02
《宋代城市研究》
包伟民 著
中华书局
2014.7
在唐宋城市革命之后，宋代出现了一个城市繁荣时期，本书胜在相当全面地总结了宋代城市规模、类型和特征，对城市生活的各方面做了清晰的梳理，可说是教科书式的写法。作者认为北宋城市的政治性仍大于其经济性，虽然创设了一系列新型税法税制，但并未突破原有的框架。不过书中隐然可见的一点是：作者眼里的“城市”是国家底下的一个地方行政管理单位，而不是一个市民共同体——虽然这样的共同体是否存在一直有争议，但在此似乎没有进入作者的问题意识。
相关的书另可参见田银生《走向开放的城市：宋代东京街市研究》（三联书店，2011）、韩光辉《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从不同侧面阐述了宋代城市形态和管理制度上的变革。
03
《刺桐梦华录》副标题: 近世前期闽南的市场经济苏基朗 著李润强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 启真馆2012.3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是第一个面向海外的开放型都市，也是它率先围绕着对外贸易带动整个城市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和区域经济整合，在这一意义上，它是近代上海的先驱。不仅如此，泉州的跨部门多元繁荣是在相当不利的制度条件下兴起的，苏朗基令人信服地证明，正是一系列制度框架和商业信用，创造了这一繁荣。他对这段历史的关心也基于此：究竟是什么样的机制支撑了泉州的繁荣，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它的衰落。
另可参见王铭铭《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三联书店，2018），不过作为人类学家，作者的兴趣并不只是重写泉州的地方史，还试图“把泉州作为方法”，以此作为切入点来分析地方转型和中国宋元以后“转向内在”的结构性动力和表现，可说是“在泉州看见中国”。
04
《谈判中的城市空间》
副标题: 城市化与晚明南京
【美】费丝言 著
王兴亮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启真馆
2021.12
与一般的城市史不同，本书实际上是以晚明南京为案例，与一系列经典的社会科学命题展开对话，并据此提出看待中国城市史的新视角。在费丝言看来，中国的城市化并不是商业化发展的副产品，它虽然与西方的城市化不一样，但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和制度框架之下，不同的居民对于如何创造并塑造城市本身，仍然充满能动性。
这里的“城市”，更多指向一个市民共同体，也呼应了鲁大维的看法，即明廷一直是一个“不断上演竞争与协商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一大群演员追逐着个人或集体的目的”，而明代南京看来也是这样一个舞台。但值得补充的一点是，当时南京城市精英与官僚机构的讨价还价，即便一时获胜，也无法得到有效的制度化。
可参见巫仁恕《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可以看出，中国官僚机构和城市民众之间的博弈，往往是一种行政管理技巧的问题，但缺乏长期固定的法律框架。
05
《北京：公共空间与城市生活，（1400-1900）》
【美】韩书瑞 著
孔祥文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3
书名里的“公共空间”，其实原文是temples（寺庙），韩书瑞着重指出：北京的寺庙不仅仅容纳民间宗教活动，事实上也是普通百姓日常交际社会往来的特殊场域，在城市生活中充当建立公共关系的纽带作用，成为一个复合性的公共空间。
与侯仁之《北平历史地理》、喜仁龙《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等书写北京城市历史的著作不同，韩书瑞此书充满历史社会学的旨趣，北京只是一个城市个案，最终还是要回应韦伯的理论，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寺庙对社会不同阶层来说，意味是不一样的，文人雅士可能更愿意去琉璃厂而非这里。如果与晚清出现的天桥做一个对比，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看到不同城市空间所承载的不同意义和功能。
06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
【美】罗威廉 著
江溶、鲁西奇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9
以清代中晚期的汉口为个案，有力地推翻了马克斯·韦伯对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城市共同体”的论断，证明当时的汉口居民在行会等组织之下，完全有能力形成一种自发秩序并进行自我治理。
毫无疑问，这相当雄辩，但汉口可能在全国都属于体制外的特例：它是一个繁荣的市镇，但却长期没有获得相匹配的身份（只是一个镇，连县都不是），因而才出现“三不管”的现象。此外，作者忽略的一点是：汉口的行会并不仅仅是居民的自治组织，它们往往也承担协助官方管理居民的职责。也许重要的不是在特定城市历史中翻找出与西方对应的现代性，而是历史地理解它们为何如此。
07
《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罗一星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12
佛山是与汉口齐名的四大镇之一，可说同样代表了明清时代工商业市镇的特定发展模式，具有典型意义。与汉口不同的是，佛山的兴起主要并非依靠商业，而是作为“帝国铁都”的冶铁业，在市镇发展过程中，土著宗族的垄断逐渐被打破，侨寓势力被接纳并共享权力，在实现社会转型的同时，实现极高的社会整合度。
总的来说，全书的写法是社会经济史的思路，注重经济和社会变迁，在意的其实是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虽然可见到市民共同体的形成，但未探讨公共空间和市民社会的问题。
08
《说扬州》
副标题: 明清商业之都的沉浮
【澳】安东篱 著
李霞、李恭忠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后浪
2022.5
选择了扬州因盐政而达到全盛的三百年作为剖面，但全书的重心并不在扬州本身的盛衰或对盛衰原因的剖析上，而在于扬州的城市形象和城市认同所引发的话语争夺。安东篱敏感地意识到，“扬州”在此与其说是一个城市空间、一个市民共同体，不如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符号，不论是外来的徽州人、本地的文人还是边缘化的女性，当然还有它衰落之后到来的游客，每个人都参与了对扬州的论说。
另可参见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同样谈到了扬州的文化意象，但更聚焦于清初扬州在遭受战争重创之后，如何经由文人等地方精英的努力，重建地方文化认同。
09
《中国的城市生活》
李孝悌 主编
新星出版社 | 三辉图书
2016.10
论文集，共收录13篇文章，主要聚焦于明清城市生活，但实际上是文化史的一个侧面。基本上每个学者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对当时一系列生活细节进行了深入挖掘，更好地再现了当时的城市文化、尤其是文化消费的生活百态，其中有一个论点值得记取：到了明清时代，城市居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视觉主导的了，就像现代人一样，人们所看到的是眼花缭乱、接踵而来的图像化世界。
李孝悌著《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也可一并参见，主要是以晚明以来冒辟疆、王士稹、袁枚、郑板桥等名士的生活，点明文化精英在世俗与精神世界、传统礼教与浮华之间的挣扎。
10
《都市繁华》
副标题: 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编
中华书局
2010.12
论文集，时空跨度从唐代长安，到民国初年的北京，涵盖城市意象、空间结构、社会交游、工商业发展、日常社会生活和中外交流，可说充分可见“城市”这一主题的丰富的延展性。全书的问题意识主要体现在三点：城乡之间生活上有何不同；欧洲和东亚的城市生活有何不同；东亚的不同城市之间，生活有何差异？换言之，本书也渗透着比较研究的旨趣。
另可参见刘凤云《北京与江户：17-18世纪的城市空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探讨了17-18世纪中日两个东亚大国首都在各方面的差异性，最终则落在不同社会文化对近代化历程的不同影响，这实际上是中国学者注重的命题：“为何中国没能自发走向现代化？”
转自：“书斋里外”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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