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禄丰
出版社：岳麓书社
出版时间：2022年8月出版
ISBN：978-7-5538-1561-9
定价：88.00元
安庆之战是清王朝和太平天国命运的转折点，战前清朝有亡国之忧，战后清朝逐渐掌握军事主动，最终一鼓作气攻下天京，消灭太平天国！本书选取安庆会战这样一个转折点，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这场大战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曾国藩在天下大乱之际，非常善于把握机会和创造机会，一介书生独创湘军，统率群雄。对抗太平天国，屡战屡败，甚至两次投江自尽，多次深陷绝境。47岁时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蛰居老家两年，他反思自我，终大彻大悟。重新出山后，为人处世脱胎换骨，不仅清除了政治敌人，而且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对赌，最终战胜了安庆之敌——陈玉成，一生功勋奠定于此！
本书围绕湘军与太平天国会战安庆来布局谋篇，深入地解读了咸丰皇帝、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等晚清军政名人在大变局中的选择与行动，堪称一部翔实的晚清军政史。同时它也是一部关于人情世故的博弈史，表面上写的是战争，实际上写的是背后各种人情世故和各种势力之间的博弈。
序 章
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853年1月21日），在家丁忧守制（清代制度，父母去世，官员应当离职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的曾国藩接到朝廷谕旨，让他以“在籍大臣”身份，帮同湖南巡抚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这是指定他接替已赴湖北襄阳作战的罗绕典，与巡抚张亮基一同管理湖南团练，镇压湖南境内民变，并协助官军抵抗太平军。
通常认为，包括曾国藩在内，清廷一共任命了四十多名“团练大臣”。但在咸丰十年（1860）以前，并未有上谕明确有“团练大臣”这一官职。清廷只是让一些退休致仕或者丁忧在家的官员，以“在籍大臣”“在籍绅士”的名义，协助地方督抚办理团练。因为清朝地方官任职有回避原则，各省巡抚都不是本省人，与本地士绅之间存在隔阂，朝廷就让“在籍大臣”利用自己在本乡的影响力，以半官半绅的身份帮助地方政府统辖筹办团练抵抗太平军。但在咸丰十年前，并没有特意设立“团练大臣”这一官职，“在籍大臣”“在籍绅士”并非朝廷正式职官。
实际上，得到帮办团练上谕的“在籍大臣”很多，历史学家崔岷先生根据《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进行了统计：根据收录进这份档案的上谕，帮办团练的“在籍大臣”，或者咸丰十年后被任命为“团练大臣”的官绅多达二百六十五人。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不但地方官员与他为难，连绿营武将都从中作梗，就在于他虽有奉命帮办团练的名义，却不是朝廷所设职官“团练大臣”，是绅而不是官，或者说非官非绅、半官半绅。依照上谕，曾国藩只是帮同巡抚办理团练，是巡抚为主而他为辅，他统带的乡勇只算是地方士绅创办的“义师”。
团练的设想起源于明末官员卢象升，他在镇压明末农民起义时发现，无论官军重创农民军多少次，只要逃走了一些首领，他们总能纠合流民东山再起。明末社会矛盾尖锐，因饥荒而濒于死亡的农民随处皆是，一碰上李自成、张献忠这样强有力的组织者，就如火药桶溅上火星，立刻炸得天翻地覆。要想平息农民起义，就必须设法把有组织的起义军和尚未发动的民众隔离开。卢象升于是把地方民众组织、控制起来，在各村落之间修筑堡垒城墙，由忠诚于朝廷的士绅牵头，遇到农民军活动就把村民赶进堡垒，隔绝起义军和民众，使之得不到粮草和兵源。
清朝嘉庆年间，川楚一带爆发白莲教起义，白莲教徒人数众多而组织分散，他们有时合兵一处伏击清军，有时又化整为零打游击，清军主力部队四处奔走，疲于奔命。合州知州龚景瀚发展了卢象升的思想，他向朝廷呈进《坚壁清野并招抚议》，提出“坚壁清野”与“剿抚兼施”的办法。要“坚壁清野”，就得让基层的士绅握有武装力量。清政府以乡为单位，让本乡著名士绅牵头，把士绅控制的农户组织起来，进而控制全部村民，在村寨里修筑堡垒，组织被称为“团练”的民兵。团练经费由士绅自筹，加入的壮丁在官府造册登记，农闲时进行简单军事训练。遇到白莲教武装攻击，就由团练把全部村民赶进碉堡，坚壁清野，断绝对手搜集粮草的可能，再借助堡垒和小股白莲教武装顽抗。白莲教军队失去补给，不能接触、动员民众，再被依托堡垒的团练武装迟滞、封锁，最终逃不过被清军主力包围、歼灭的命运。
太平天国起义前后，各地民变四起，“直隶、山东、山西之‘教匪’，河南之‘捻匪’，四川之‘啯匪’，江北之‘盐枭’，江西、福建之‘担匪’‘刀匪’，及随地所有不著名目之‘棍匪’‘窃匪’”②，大大小小的反抗军不下十几种。各地士绅因袭镇压白莲教经验，也大办团练，湖南湘乡团练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只是各地团练都由知县牵头，以基层士绅承办，没有省一级的负责人统一指挥，对付一般民间武装尚可，却无力对付太平军这种组织严密的大队人马。太平军自广西突围后，在湖南郴、永一带得到会党武装归顺，兵力扩充到五六万人，大势将成。清廷见太平军势大难治，开始组织能在省区范围内协助巡抚统辖团练的“在籍大臣”。
咸丰皇帝并不期望团练能对付太平天国的雄壮人马，他交给“在籍大臣”的任务，是在各省指挥士绅办团，替朝廷掌控士绅，进而掌握基层武装力量，把底层社会组织、控制、武装起来，扩张朝廷在基层社会的力量。基层控制住了，就不会有民众起事响应太平军，地方上也能更有力地汲取资源，襄赞主力军作战。
曾国藩最初并不认为太平军能够对朝廷统治乃至传统礼法社会产生严重威胁。他不赞成仅仅为了对抗“区区”太平军，就大动干戈地实施全国总动员。在他丁忧赋闲的数月间，太平军围困长沙不克，被迫撤退后经岳阳向武昌而去，湖南形势大有好转，这似乎更印证了曾国藩的看法。若不以镇压太平军为目的，让曾国藩出来恢复湖南的社会秩序，以期河清海晏，他又觉得困难重重。曾国藩对清朝的吏治非常熟悉，在他看来，清王朝的官僚系统暮气极深，京官退缩、琐屑，地方官敷衍、颟顸，上下一齐朽坏，若镇之以静，勉强维持局面尚可，如果要大展拳脚，势必劳心劳力而无所成。就算自己奋不顾身，带着少数有志之士大刀阔斧地去开创局面，也很可能遭到官僚系统反噬而头破血流。
有鉴于此，曾国藩就以丧服在身，应当在家守制为由，准备上疏辞去帮同办理团练的职务。恰在这个时候，形势大幅逆转，因数万岳阳船家的加入，太平天国建立了长江以南最庞大的水师，加之获得昔年吴三桂遗留在岳阳的军械，战斗力大增，很快就打下武汉三镇。武昌之战，湖北巡抚常大淳兵败自尽，湖北提督、满大臣双福父子被杀。太平军在武昌的旌旗遮天蔽日，震动朝野上下，也颠覆了曾国藩的固有看法。有能力攻破省会城市，逼死封疆大吏的军队，已是可以和清廷正式对峙的政治势力。长江之上，又无阻挡太平军的水师，几十万太平军随时可以直下江南，破金陵（今南京）入江浙，割据南方建号称王了！
太平军首领多为出身农家的绝世天才，组织严密，信仰坚定，早在广西时就能以不足万人和十万清军周旋。太平军往往三五个士兵执黄旗一面，持刀牌鸟枪，就敢与数百清军抗衡。曾有七名太平军勇士亡命追杀一千多从贵州威宁调来的清军，清军只敢抱头受死。此前攻打桂林、长沙不能得手，是因为缺乏攻城装备和重火力，无法对付重兵守卫的坚城。在岳阳得到了枪械和火炮，清朝的城池就再也挡不住他们了。
还在鸦片战争前，澳门的一家报纸就嘲讽清朝说：“中国之武备，普天之下，为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未必有一千人合用。其师船之样，若得我等或米利坚之兵船，在一点钟之久，即可赶散各师船。中国敌外国人不过以纸上言语，真可谓之纸上王国矣。”③这篇新闻嘲讽中国是纸上王国，显然是没见到充斥在数亿中国人胸膛中，经数千年而不衰的英雄气。但把“中国”二字换成“清朝”，却是贴切的。暮气沉沉的清王朝，确实已是一个纸上王朝。现在，从广西迸发出的火焰，眼看要把这个纸上王朝烧得灰飞烟灭。
山岳崩颓、风云变色，形势危急至此，曾国藩也不得不出来收拾局面了。但他之前已用为母守孝推辞任命，孝道乃儒家之大节所在，守孝之言既出，此刻正势同骑虎。恰好此时友人郭嵩焘来访，以保卫桑梓的理由相告，又请曾国藩父亲出来劝说。有了父命，得了台阶，曾国藩就顺水推舟，到长沙协助巡抚张亮基。曾为人拙迟儒缓，事前总是思虑万千，但一朝心定，就当仁不让、百折不挠。他与郭嵩焘一同起身，在湘乡县城会合了朱孙诒、罗泽南、王錱（ｚｈēｎ），点齐一千精锐团练奔赴省城。
咸丰二年十二月廿一日（1853年1月29日）清晨，墨袍素巾的曾国藩以及和他创业起家的班底到达长沙。天低吴楚，江流莽莽，一千多名着青色号衣的士兵踏着数月前战斗留下的一地狼藉，踏着十九世纪的黄泥路向前开进。长夜顺着省城残破的围墙和城头熄灭的灯笼一点点褪去，这些质朴蛮勇的农家子弟尚不知统帅将要带领他们走向何方，但他们和清王朝的命运已在此时缓缓分出了一条岔路。
转自：书斋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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