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行动中的艺术——21世纪中国社会参与式艺术的话语实践
主编：周彦华、王美钦
出版时间：2023年4月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ISBN：9787501080281
页数：264页
开本：16开
内容摘要
社会参与式艺术是行动中的艺术，它消解艺术与社会的边界，探讨艺术与社会的共生关系。它是艺术的直接现实主义，呼吁艺术必须背弃事物原貌，去干预、介入、参与到原事物中，使之成为一体，从而改变它。它要求以一种与事物命运同在的方式，而不是再现事物真理的方式介入现实。本书邀请见证中国当代社会参与式艺术发展历史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策展人，艺术家，总结与梳理社会参与式艺术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同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前景。这些话语实践见证了一个行动中的21世纪中国。
目录
上篇：史论探讨
艺术介入社会
——新敏感与再肯定 王春辰/3
阿多诺对“艺术介入”的批判 常培杰/21
翻转剧场与反场所的异托邦
——参与式艺术的两种空间特性 王志亮/35
社区艺术的赋能作用
——评估及重思 王基信著 陆思培译/54
群众参与
——中国现代美术运动中的艺术参与 周彦华/75
从介入到融和
——艺术乡建的路径探索 孟凡行 康泽楠/95
中篇：策展批评
新文科
——艺术社区理论的形成与讨论 王南溟/117
超越在地性
——乡村社区参与式美术馆的数字媒介及传播 陈晓阳/134
六环比五环多一环 崔灿灿/147
当代艺术策展的社会转向和批判性实践 吴蔚/153
下篇：个案研究
村庄转型
——靳勒、当代艺术和社区发展 王美钦著 李灵灵译/169
作为展览的乡村参与 韦一空著 陈 峰译 陈宁馨校 /194
中国乡村的特洛伊木马
——欧宁与碧山共同体的对话与实践 林 美著 魏逸丰译/216
艺术参与乡村振兴中的多重主体互动
——以青田艺术乡建为例 刘姝曼/242
寻找“例外”
——羊蹬艺术合作社 焦兴涛/260
作者介绍
周彦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艺术史和人类学博士，四川美术学院当代视觉艺术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重庆“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重庆市评论家协会民间艺术委员会秘书长、重庆市雕塑学会理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和省市社科基金多项。在国际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文章被《人大复印》、《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出版专著《艺术的介入——介入性艺术的审美意义生成机制》等。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东南分会2023最佳论文奖，重庆市社科优秀成果2等奖等。
王美钦：纽约州立宾汉顿大学艺术史博士，现为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Northridge）艺术系教授。侧重于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研究和书写，近年来主要研究社会参与式艺术及其相关课题如公共艺术，行动主义艺术和生态艺术。代表性著作有专著《城市化与中国当代艺术》（Urban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2016）、《当代中国社会参与式艺术》（Socially Engaged Art in Contemporary China，2019）；编著《东亚社会参与式公共艺术》（Socially Engaged Public Art in East Asia，2022）；合著《中国当代视觉艺术：表现与介入》（Visual Arts, Representations and Interven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2018）。
导论试读
“行动”意指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进行活动的事实和过程。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它特指为人类作出意识行为的过程。“行动”自身的元示意范畴在不同的哲学分支中有不同的意义。比如，形而上学中的“行动”可以是自由意志；心灵哲学中“行动”可以是意向性和意志力；在语言哲学中，它可以是言说行为；在伦理学中，它可以是施为（agency）、自治（autonomy）和实践理性；在政治哲学中它可以是集体行动，等等。
在艺术中提行动，意味着打破再现性原则，将被表征的实在转化为可介入的实在。由此，艺术由一种象征界的实践转化为一种实在界的实践。在历史上，杰克逊·波洛克、威廉·德·库宁的绘画常常被称为一种行动艺术（action art）。这是一种直接的、本能的、高度动态的艺术，它包含了被笔触捕捉的表现动作，以及被滴洒颜料承载的偶然性、事件性和时间。这本书中讨论行动继承了行动绘画的反表征性、表现性和事件性，但在实践形态层面更偏向一种非物质的效果，同时在理论层面它拒绝艺术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一分为二，而强调艺术对现实的直接介入。可以说，行动中的艺术是艺术的直接现实主义。
“直接现实主义”（direct realism）按照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的说法，就是一种不制造物而制造实践的艺术。这种现实主义与再现性现实主义有很大的区别。格罗伊斯认为，传统的以再现为目的的现实主义反映事物的命运（reflect the fate of things），而直接现实主义则是与这些事物共命运（share their fate），因为再现意味着对事物一切的再现，包括它的衰退、消散和消失。一旦如此，事物的事物性（thingness）就变得不再可视。所以，如果想要让这些事物的事物性变得可见，就必须背弃事物原貌，去干预、介入、参与到原事物中，使之成为一体，从而改变它。换言之，格罗伊斯认为直接现实主义就是一种与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或者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相似的东西，它要求以一种与事物命运同在的方式，而不是再现事物真理的方式介入现实[1]。
历史上的前卫主义运动是操演这种直接现实主义的典范。它将艺术整合进生活之中，对那些衰退的、消散的现实展开批判，同时也提出了建设性方案（特别是前卫主义运动和社会革命结合的晚期）。不过被新兴政权的收编（比如，未来主义被法西斯政权收编、构成主义被苏维埃政权收编）和自身的商业化（如，满足小布尔乔亚审美趣味的抽象图示）让它的命运如此之短暂，以至于60年代当它以“新前卫”出现的时候，人们无法领会到先锋精神的回归，反而将其视为一种对原有视觉表征秩序的拜物。
1989年之后，西方新自由主义以一种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的扩张，这再一次迫切地要求先锋精神的出场。在这样的背景下，直接现实主义以“关系艺术”（relational art）、“对话实践”（dialogical practice）、“参与式艺术”（participator art）、“合作式艺术”（collaborative art）、“社会实践”（social work）等一系列艺术实践形态出现。本书将这些艺术实践形态统一归纳到“社会参与式艺术”这个涵盖性艺术类型中。90年代到新千年，社会参与式艺术的蓬勃发展再一次重申了“行动”在对抗新自由主义的虚无主义过程中的重要性。
社会参与式艺术的出现与90年代在全球蔓延新自由主义有深刻关联。这种在70年代诞生的以私有化、自由市场和全球一体化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华盛顿共识”之后的“后89”的语境下迅速发酵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急剧扩张。在扩张之余，其结构性危机也通过世界范围内历次地区性金融危机暴露出来。它在政治上体现为当今西方民主制度的危机。这种民主制度“对内不能正确地回应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无力解决新的两极分化和社会撕裂；对外不能正视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正在经历的深刻变动和重组，无法应对全球化的经济社会负面效应和安全威胁”[2]。
近几十年来，西方新左派知识分子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中不乏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反思。然而尽管新左派的抵抗此起彼伏，但正如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观察到的：“这些左派知识分子普遍转入高楼深院。这一发展不仅是职业结构改变，而且是政治组织清空、出版社沉默、反文化受挫的结果”[3]。与其说这些知识分子在奋力抵抗新自由主义，不如说他们只能履行文字上的抵抗。近20年来全球当代艺术的“社会转向”（social turn）正是对这一“纸上谈兵”形势的重要回应。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和内托·汤普森(Nato Thompson)都认为，这种“社会转向”标志着当代艺术内部的一种断裂，这种断裂已被商业世界完全占据，因此，迫使艺术创造出反机构、替代空间、集体环境等一种在葛兰西所谓的“反霸权的生产”中是必不可少的新型空间[4]。
社会参与式艺术就是寄望于通过艺术的“直接现实主义”，去干预、介入、参与到新自由主义塑造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秩序之中，反思它，甚至对抗它，从而在实践层面激活了西方新左派批评，从文化和政治两个向度，重新丰富了“行动”的话语，探索了新型社会的途径。这里的“话语”来自福柯。福柯认为，话语或者话语秩序对社会权力关系的建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一方面强调话语对主体及其现实世界的建构，另一方面又揭示话语后面的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换言之，福柯笔下话语、知识和权力是同构的，权力关系及权力与知识的结合是通过话语的使用来实现的。
社会参与式艺术的话语实践，与其背后涉及到的权力和知识是不可分割的。这体现在社会参与式艺术批评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张关系。社会参与式批评首先兴盛于2000年之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体制的结构性危机这一语境中。按照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的话来说就是“可行的左翼替代方案的明显缺失，当代‘后政治’共识的出现，以及艺术和教育的市场化”[5]。
其次，社会参与式艺术批评的出现还与当代艺术生态有关。这个艺术生态却又恰恰受制于当前的社会政治环境。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扩张，其强调公民“自我管理”的价值体系也被进一步塑造出来。在文化领域“创意产业”的出现也在民间鼓动了一种DIY的策略。这种策略让艺术家逐渐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意识。当代艺术家们与其去追求乌托邦，不如关注当下，与其彻底改变环境，不如改变栖居的弹丸之地。创意产业的兴起意味着政府举国家之力来鼓励文化和市场的联姻。换言之，艺术的生产和接受需要在一种政治逻辑中被重新塑造。这个逻辑的关键就在于市场的认可和资金的获取成为艺术生存的首要目标。当文化必须要依附市场才能实现其价值的时候，文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就多少带着表演的特征。这样一来，当代艺术成为了为某种机构和制度表演的批判艺术。这种现象正如汪晖的观察，“在多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理念和现代虚无主义的各种理论姿态瓦解了任何重建统一价值和规范的时候，以批判性为其特征的各种理论开始意识到在它们所进行的各种激烈的批判过程中，批判性本身正在悄悄地丧失活力”[6]。
社会参与式艺术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不仅体现在它对新自由主义社会的直接介入，从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的视角来看，社会参与式艺术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抗也体现在它的反全球化和非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中。近年来，艺术史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艺术史系教授格兰特·凯斯特（Grant H. Kester）主编的《场域：社会参与式艺术批评》（Field: Socially Engaged Art Criticism）成为全球社会参与式艺术批评的话语阵地。除了收录欧美社会参与式艺术研究者外，这本杂志近期将目光投入到了全球社会参与式艺术批评之中，关注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社会参与式艺术的话语生产。我们可以看到，近三年《场域》杂志的文章几乎都以区域为每一期的主题刊登东亚、拉美、中东等地相关的研究。凯斯特之所以积极的吸纳非欧洲和北美的社会参与式艺术，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地区并没有经历传统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分裂，因此在艺术层面它们也没有大众艺术和精英艺术之分，而这种未分化恰好为艺术的社会参与提供了足够的感性环境[7]。社会参与式艺术批评和研究的“全球化”转向似乎意味着在一些新自由主义未精细化的地方，重拾批判性，让批评的“第三空间”回归。在此意义上，中国社会参与式艺术的话语实践正好为社会参与式艺术批评的“全球化”转向提供了范本。
从本土视角看，成为“全球化”经验的一部分自然并不是中国社会参与式艺术的初衷，本书想呈现的是中国社会参与式艺术话语实践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这种独特的话语实践既体现在中国当代艺术直面中国社会的策略和方法，又体现在中国的艺术研究者对西方理论的引介和解读如何系统性地影响社会参与式艺术的本土策略，还体现在这些研究者们如何在本土的资源中——包括历史的事件和田野的现场中——探索中国社会参与式艺术的话语空间。他们20年来的工作形成了中国社会参与式艺术的话语实践。虽无法被称之为体系，但这些话语实践却像“星丛”一样，塑造了全球社会参与式艺术的地缘政治图景。
2002年，由艺术家邱志杰和策展人卢杰发起的“长征计划”，以召集艺术家们重走长征路为目标，在红军长征的沿途村寨中与村民互动，以行走、论述、展示、写作，以及对话为方式展开多面向的实践，探讨各种革命记忆和当下语境的关系。他们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合作，去重新诠释历史意识，从而发展出一条感知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现实的全新方法[8]。
如果我们对中国的社会参与式艺术实践展开调查就会发现，几乎在每个一、二线城市都有类似的艺术项目和组织，比如上海的“定海桥互助社”、广州的“上阳台”、深圳的“握手302”、重庆的“铜元局项目”、“重工所”，以及武汉的“我们家”等等。除去城市的项目外，还有更多的介入性艺术项目在乡村发起，比如安徽的“碧山计划”、山西的“许村计划”、广东的“青田计划”、贵州的“羊磴艺术合作社”、“茅贡计划”、云南的“景迈山计划”等等。它们与自上而下的“乡村振兴”事业相呼应，形成了一种被称为“艺术乡建”的介入性艺术潮流。2019年，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波创建了“SEACHINA”（Socially Engaged Art of China的缩写）数据库，全面系统地收录了中国近20社会参与式艺术项目，为中国社会参与式艺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和影像资料。
近年来，社会参与式艺术日益成为当代艺术创作的新动态。这些新兴艺术实践旨在探索艺术如何以一种文化整合手段激活城市社区和传统乡村文化资源，重塑文化认同感。从艺术本体语言建构来看，这种艺术实践揭示新型艺术审美范式。从艺术与社会关系而言，这样的艺术实践消解艺术与生活边界，探索艺术与社会的共生关系，是“艺术反映现实生活”这一传统“艺术-社会”观的变革。对中国当代艺术自身话语体系建构而言，社会参与式艺术实践促使中国当代艺术寻求内在生命力，建构自身话语体系。因此，社会参与式艺术就成为艺术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和实践文本。
伴随着介入性艺术实践在中国的兴起，其理论研究也相继出现。2012年，王春辰教授在《美术研究》上发表《“艺术介入社会”：新敏感与再肯定》率先对当代艺术中的社会参与现象进行解读。他认为，“我们有必要从一种艺术对社会的积极姿态——介入角度去看待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它可以揭示出艺术发展的一个维度，也揭示出中国现代艺术具有的一个强大理论与实践传统，同时显现出中国当代艺术存在着这样一种重要的艺术方式，就是艺术在介入社会”[9]。在策展和艺术批评方面，批评家、策展人王南溟先生率先观察到中国当代艺术中的社会参与对前卫艺术的延续。他在文章《每个人持续地做义工，这就是艺术！》提出，“以自己的艺术修养去研究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并提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干预策略和现实社会变化的艺术家，是当代中国的前卫艺术家”[10]。这些艺术学术界的前辈们对中国社会参与式艺术的话语体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的论断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必要且迫切的。
2013年前后，一批青年学者对西方社会参与式艺术理论文献的翻译和介绍使得国内对社会参与式艺术的研究更为系统，并逐渐扩大了社会参与式艺术的话语空间。近五年来，以“社会介入”、“社会参与”、“社区营造”、“公共艺术”等为题的论坛不计其数，比如：2014年上海外滩美术馆举办的“21世纪中国当代艺术、策展和社会参与”论坛、2015年第四届三亚艺术季“时间图景”华语青年论坛、2016年在武汉举办的“多元参与——东湖全国青年雕塑展‘参与式艺术’”论坛、2018年由四川美术学院主办的“社区更新与公共艺术国际论坛”、上海美术学院主办的国际公共艺术研究员会议“公共艺术重塑地方未来”、2019年由北京大学主办的“公共艺术与日常生活”论坛等。
为了配合这些论坛，《美术观察》、《新美术》、《民族艺术》、《公共艺术》、《艺术当代》等中国前沿的艺术期刊相继推出了专栏，一方面探讨中国介入性艺术现象的同时，还大量介绍了国外社会参与式艺术批评和理论成果。这些学术成果从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我国社会参与式艺术研究的新面貌，是对我国当代艺术理论框架的系统性更新。
海外和港台学者对中国社会参与式艺术的研究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他们将中国置于全球当代艺术的“社会转向”之中，深入挖掘地方性资源，在一种历史和比较的视野中，深入解读中国社会参与式艺术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后现代文化表征的关系等。在社会层面，他们探索艺术如何参与社区建设，从而解决社区问题，创造新的公共空间，促进各种形式的参与。在文化层面，他们考察中国社会参与式艺术在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杂交语境下的意义生成机制，这种机制如何更新中国当代艺术的表征体系。
概言之，与西方系统的社会参与式艺术研究相比，社会参与式艺术在中国的研究如同瓜塔里所言的“多音编织”。这种多音编织虽然没有中心，但单个的话语实践却最终汇集成了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星丛。
本书邀请了见证中国当代社会参与式艺术发展历史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策展人，艺术家，总结与梳理社会参与式艺术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同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前景。本书共分为史论探讨、策展批评，和个案研究三个篇章。上篇为史论研究。这一部分既收录了最早在中国讨论社会参与式艺术的重要论文，也收录了近年来青年学者的理论研究。从阿多诺谈“介入”到社会参与式艺术的社会主义遗产，再到社会参与式艺术的艺术乡建路径，这些文章呈现了我国社会参与式艺术理论研究的多元性和在地性。中篇为策展批评。这一部分邀请到在社会参与式艺术策展和批评方面卓有建树的资深学者、批评家和青年策展人。他们反思策展人、艺术家、评论家的身份，建构艺术与观众的新型关系，重新激活美术馆的在地功能，以及艺术的公共功能。下篇收录了社会参与式艺术的个案研究。从中国北方甘肃省的石节子村到南方安徽的碧山村，从广东水乡青田村、贵州的羊磴镇到香港的乡村社区，这些深入的个案研究是链接抽象的理论和具体的实践之间的通道。总体而言，本书较为全面地收录了21世纪中国社会参与式艺术的话语实践，这些话语实践展现了一个行动中的中国社会。
注释
[1]Boris Groys, In the Flow, London: Verso, 2018, pp. 117-118.
[2]周穗明：《21世纪民粹主义的崛起与威胁》，《国外理论动态》2016 年第10期，第1-11页。
[3]Perry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1 (Jan/Feb 2000): 1-20.
[4]Nato Thompson, Seeing Power: Art and Activ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elville House, 2014, p. viii.
[5]Claire Bishop, Artificial Hells: Participatory Art and the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 London: Verso, 2012, p. 227.
[6]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 世纪的终结与90 年代》，三联书店，2008年，第62页。
[7]Grant H. Kester, “Preface,” in Meiqin Wang edited., Socially Engaged Public Art in East Asia: Space, Place and Community in Action, New York: Vernon Press, 2022, p. xiv
[8]长征计划，中央美术学院院美术馆，参见http://longmarchproject.com/zh/about-lmp/。
[9]王春辰：《“艺术介入社会”：新敏感与再肯定》，《美术研究》2012年第4期，第25-30页。
[10]王南溟：《每个人持续地做义工，这就是艺术！》， 《展览改变艺术：策展的可能性》，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来源： 行动中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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