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架 | 陈莹雪、李隆国主编：《西学研究》（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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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加冕，欧洲政教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本辑中有三篇文章（《817年<路易条约>》《沃尔姆斯主教之家家法》《1215年大宪章主教开封验证函令转写与翻译》），通过对原始档案和资料的译释，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这一历史进程的内容和特征。《莎士比亚的遗嘱》是首次翻译成中文，使得对于这位世界大文豪的一生的了解有了更为直接准确的佐证。本辑中的其他论文则关注了相关领域的前沿问题。书评也并非泛泛而谈，而更应该视为作者对于相关问题的深度思考和分析。

——编辑推荐

西学研究

（第五辑）

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  主办

陈莹雪 李隆国 主编

2022年12月出版

ISBN：978-7-100-21909-9

【内容简介】

《西学研究》第五辑延续既有风格，以西方古代史尤其是中世纪史原始史料的翻译、评注为主，辅以少量研究论文及若干书评，并辅以相关专栏。共收录西欧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史料及其译文共四篇（《路易条约》《沃尔姆斯主教之家家法》《1215年大宪章主教开封验证函令》以及《莎士比亚遗嘱：解析与翻译》），这些译文的学术价值在于译者提供了与翻译文本密切相关的历史背景、研究综述、版本源流、思想导读及评介注释等内容。专题研究部分收录了有关现代希腊历史的论文与研究综述各一篇，以及两篇翻译文章：《<封建社会>英译本序言》和《罗马共和的共识与社群》，后者代表了研究罗马政治文化的新路径。收录书评五篇，以及专栏“纪念杨广胜老师”。

【编者简介】

陈莹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于希腊亚里士多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教父学、希腊史学与思想。著有《修昔底德的苏醒》。

李隆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欧洲中古史、欧洲史学史。编著有《史学概论》《外国史学史》《断裂与继承》等。

目录

译文

张   楠    817年《路易条约》

李隆国    沃尔姆斯主教之家家法

陈志坚   1215年大宪章主教开封验证函令转写与翻译   

许明杰 田  娜   莎士比亚遗嘱：解析与翻译

专题研究

陈莹雪    东正教宗主教会与现代希腊的民族统一运动   

阙建容     “小亚细亚之难”影响下现代希腊民族意识的转向

杰弗里·科齐奥尔著 张绪山译   《封建社会》英译本序言

哈丽特·弗劳尔著 赵灵芸译    罗马共和的共识与社群   

书评

李隆国    吉本命题、基督教会与西部罗马

刘   寅    加洛林革新的地方层面

秦   晖    向雅典的经验与教训学习  

王骞禹    起源研究的新思路

李   萱    斯蒂文·朗西曼与米斯特拉斯  

专栏：纪念杨广胜老师

伊利亚斯·约尔甘塔斯等 杨大使：中希友谊的使者

编辑说明

精彩试读

但在强调雅典民主与近代民主之可类比方面，奥伯与芬利显然是论战对手。他不仅不同意芬利贬低雅典工商业者的“农民民主论”，也不同意芬利的雅典民主属于“身份政治”之说，更认为雅典民主在某些方面甚至比现代代议制民主都成功，令今人都有的学。本书就是一个例子。在书中奥伯指出：雅典的草根和底层公民不仅确实掌握了民主权力，而且也实际行使着这种权力。其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绝非“奴隶主”或其他狭隘身份所能局限。在民主实践中，各阶层公民也都有自己的主见，无论贵族的身份魅力，还是富人的财大气粗，都不能对之进行操控。

但另一方面，这种直接民主也并不像亚里士多德等人担心的那样流于民粹和媚俗，乃至如今天的民主批评者常常指责的那样，由于庸众的反智、非理性和对精英的排斥导致决策质量的低劣。在这方面，他非常强调演讲和辩论的作用。如本书所示，奥伯认为尽管雅典价值观中“民主”高于“个人自由”，但雅典式民主在当时条件下其实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公民自由，尤其对言论，包括对“异议”的宽容度很高。这就为不靠拳头靠讲理的逻辑与修辞——本书所谓的“演说术”（Rhetorics）打开了用武之地，使之成为精英建策和大众决策之间的有效桥梁。

在不经代议制的直接民主决策、公职不经考试和选举而主要由抽签产生、又无今天的专业化职业文官体制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城邦的公共决策水平？奥伯以史实证明，在雅典民主高度发达的演讲与论辩中，精英的才智能得以充分发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他们的真知灼见是能够大概率地被民众接受，经过民主程序成为高质量决策的。错杀苏格拉底（奥伯解释为“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个特例”）之类人们经常提及的“民主罪恶”的概率常被严重夸大，但实际上总的来讲，民主雅典的决策质量高于同时期的寡头、贵族和僭主制城邦，当然也高于波斯这类专制政体。

精英通过“演说术”与“人民的权力”成功结合，并不是任何情况下都能达成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大众信不过精英，精英看不起大众。后者发展下去会导致寡头和专制，前者发展下去会导致反智和民粹。但是雅典民主得以克服这两者，在奥伯看来是因为雅典政治发展中形成了一种“民主意识形态”：雅典人相信群体的智慧胜于群体中哪怕是杰出个人的智慧，同时又相信每个人都有提升自己智慧的权利。在某种意义上，雅典城邦盛行集体主义的平等观念，认为贫富悬殊是不公正的。但是“再分配”却通常是富裕精英基于上述意识形态而主动做出。“雅典人民从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剥夺富人阶级的财富。”当时以及后来的一些论者都喜欢以“多数决定”会导致强力劫富济贫的危险来反对民主，但奥伯引古希腊的证据却表明：“没收财产的事最常见于寡头政体，而非民主政体。”而雅典民主的一大长处，就是“政治地位平等的人利用政治权力来平衡各种社会不平等，尤其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这非常有效地避免了阶级冲突的失控和“革命”的发生。

（摘自《西学研究》第五辑，第182—184页）

转自：“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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