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说，项目论证书和开题报告书是一回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论证书就相当于开题报告，它们都是研究前的准备阶段，只是开题报告多数涉及学位论文，而项目书多数涉及各种社科项目。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更像是一份投资计划书，因为它本身采取的就是一种比学位论文开题更为纯粹的项目制形式。所以，项目论证书与开题报告的总体性写法是一致的，也是遵循那三条原则，只不过略有损益：第一，项目所揭示的研究问题非常重要；第二，这个议题在既有的研究脉络中尚未得到充分揭示；第三，你有能力达成研究项目的研究目标。
同时，这两者又有很大的不同，它们是两种不同规格的文体样态。具体来说，开题报告因为主要是学位论文的前期论证，因此，它的研究目的更具学理性，而且它是为了检验研究者的学术训练、提升基础研究的知识水平；而项目论证书则主要是各种项目的前期论证，因此，它要服务于各种项目本身的目标，即它在某种程度上是要达成项目绩效的，尽管很多纵向课题是以基础研究为主旨的，但是这些课题仍然不免带有不同程度的实用性诉求，即它要求研究者尽可能对研究对象有一个现实上、政策上的关照。因此，这里只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证书的独特写法。
开篇具有吸引力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评审机制决定了项目论证书必须提高开篇的吸引力。第一，匿名评审与申请人的沟通只能通过项目论证书，缺乏声音、表情等当面互动的交流，而且是由匿名评审专家独立进行，不能互相讨论，这样一来，匿名评审专家对于项目论证书的考察方式是比较单调的；第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竞争者众多，因而每一个专家收到的项目论证书非常多，这就更加稀释了评审专家的注意力；第三，匿名评审专家都是行业内的佼佼者，一方面已经“阅文无数”，另一方面他们的时间也非常有限，本来用于给自己做科研的时间就有限，评阅项目论证书的时间只能从繁忙的时间中另行抽挤。基于以上的评审情境，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论证书一定要写得非常吸引人，尤其是开篇，必须能够马上吸引评审专家的注意力，而且能够一步一步让评审专家顺利读完，并被说服，否则很难脱颖而出。
那么，究竟开篇如何抓住评审专家的吸引力呢？方法有很多，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尽快地提出一个非常重要但又没有被解决的问题，最好提出一个悖论，给读者造成一种张力感。
以我的论证书为例。2014年11月6日，我担任南省丘县珠村（出于研究伦理，以上地名皆为化名）的驻村干部，负责扶贫开发的相关事宜。我下乡时适逢2014年年度考核，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档案和材料整理工作。南省的精准扶贫建立在建档立卡的基础之上：所谓建档，就是为贫困村和贫困户建立关于生产生活的纸质版和电子版的信息档案，主要是人口、土地及收入等明细信息；立卡则是建立并发放贫困村和贫困户的帮扶卡册，所有的帮扶措施、帮扶绩效都必须呈现在帮扶卡册中。
建档立卡给驻村干部带来了巨大的工作负担，当时我又是新接手工作，好多信息、情况都不熟悉，工作当然苦不堪言。当时我想起黄仁宇曾经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到的一个观点：中国的王朝治理在近代失败的根源在于它不能实行数目字管理。扶贫开发中的建档立卡不就是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吗？但是这样的“数目字管理”真的有效吗？而另一方面，渠敬东等学者的研究指出，改革前的总体性支配权力在改革后逐渐转向技术治理权力。很显然，建档立卡属于一种典型的技术治理，而这样的技术治理在转型之后又是何种样态呢？基于这两重问题，我开始着手课题论证。
理顺学术脉络
一般而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论证会是按照分支学科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一定要全面，尤其是所在分支学科的相关研究，重要的文献和重要人物的研究，一定要涉及。况且，那些评审专家很可能就是这些经典文献的作者，假如遗漏了这些重要文献，肯定很难过关。
实际上，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不仅是提出问题的必要途径，也是在给自己的研究一个合法性：研究的学理基础是扎实的。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证书比开题报告更加注重选题依据，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的梳理，然后确立本课题相对于已有研究的独到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这两者实际上就是前面所讲的“选题价值”与“研究现状”，只不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证书把它们合并了，但是精髓不变。其实这就是开题报告中的文献回顾，文献回顾不仅要全面，而且还要有条理，你要如实地评价这些文献，并且根据研究问题理出线索。
以我的项目论证书为例，关于数目字管理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视角：有效性视角和真伪性视角。这样一来，整个文献就梳理成两条线，文献最终的聚焦点和着力点、对话点都一下子清晰起来，评审专家也就知道整篇报告的论证思路何在了。
将研究思路变成概念图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证书远比开题报告要注重结果性，它甚至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因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金是财政资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需要考核项目结果以便对纳税人有所交代，因此项目论证书都要求对项目成果进行提前说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论证书一定要将研究思路理清楚，研究设计一定要非常具有操作性，将研究目标落实为一个一个的步骤、程序和方法。
具体而言，项目论证书必须阐明研究内容和思路方法，前者包括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总体框架、重点难点、主要目标等，而后者包括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具体研究方法、研究计划及其可行性等。说到底，这些内容都是为了有效地说服评审专家你的研究是可以切实做出来的。
为了让评审专家尽快了解你的研究思路，你可以将研究思路直观地画成概念图。具体可参见下文举例。概念图的做法还有一个好处，即帮助申请人理顺自己的思路：假如能够用简明的概念图说明自己的研究思路，说明自己已经想清楚了；否则，还要继续修正、完善，直到整理清楚。需要说明的是，概念图不宜过于复杂，过于复杂反而可能会让评审专家看不懂。
以下是我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扶贫开发中的数目字管理研究”的论证书，仅供参考。
课题名称：扶贫开发中的数目字管理研究
本表参照以下提纲撰写，要求逻辑清晰，主题突出，层次分明，内容翔实，排版清晰。除“研究基础”外，本表与《申请书》表二内容一致，总字数不超过7000字。
1.［选题依据］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本课题相对于已有研究的独到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等。
（1）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数目字管理问题是黄仁宇关于中国治理问题提出的重要问题，是理解中国治理问题的关键线索之一。韦伯（Weber，1922）认为，中国传统的帝国治理主要依赖儒士对于经典的熟练，而管理技术则粗放、落后，以税务管理为代表的帝国计量技术面临巨大治理困难。黄仁宇(1997)进一步认为，中国的政治架构过早成熟，即使到了明朝，帝国统治者依然沿用了最初创建者制定的基本国策和治理理念，帝国以儒教为官员的精神指引，以道德和礼仪的力量来统合士大夫乃至整个社会，然而，其治理方式却粗放不堪，官员们熟读儒学经典，精通道德判断，却无法发展出理性化的数目字管理方式，这种治理方式在庞大的帝国事务面前脆弱不堪。
学界承接了这个问题，并主要集中在两个视角：一是有效性视角，即从社会治理有效性的角度研究作为绩效考核的数据如何受到组织过程的影响，以组织社会学的研究为主流；另一个是真伪性视角，即从数据本身的真伪性问题入手，研究特定时空范围、学科视野下的数据的可靠性程度，以历史学、人口学研究为主流。
（a）有效性视角。周雪光认为，在中国的治理体制中，存在一个权威体制与治理有效性问题的矛盾：前者趋于权力、资源向上集中，从而削弱地方自治能力进而削弱有效治理能力；后者又往往各行其是，偏离中央控制，进而威胁权威体制。这一矛盾无法根本解决，只能寻求暂时平衡(周雪光，2011)。体制进而发展出决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政治教化的礼仪化、运动型“纠偏”三种政治控制机制，用以调节或克服内在结构性问题(周雪光，2012)。
数目字管理问题被作为政治控制的手段来研究。上级政府为了规范和控制下级行为，预防下级寻租、欺瞒行为，便将考核指标化，进而将指标逐步分解，层层下达。考核是制度化、周期性的检查，它通过周密的正式制度设计，包括数量化的指标体系、客观的测量工具等收集信息，其目的在于准确评估下级政府的工作绩效。上级政府部署诸多资源来实施考核，下级政府也会采取形形色色的手段、策略予以应对(艾云，2011；杨爱平 等，2012)。
（b）真伪性视角。中国数据造假问题一直被各界非议，造假问题的研究往往与执政得失的考察相伴随。吴毅(2007)注意到基层数据存在诸多造假现象。强调历史数据造假问题的学者往往也对相应的执政者、历史时期持负面态度，而反对强调历史数据造假者往往倾向于将数据失真归结于统计技术、统计口径、统计材料等客观因素上。左凤荣用数据造假概念来谈斯大林时期的数据与政治的关系，指出斯大林利用夸大后的统计数据来证明苏共执政是有伟大成就的，以此来证明斯大林的英明。同时隐瞒“大清洗”、饥荒的数据，以掩盖执政失误。这些情况甚至延续至赫鲁晓夫时期。但数据造假问题也有反对声音，王绍光等学者则坚持数据的制造和使用的每个阶段都受到社会政治过程的影响，对于统计指标、计量模型的使用都可能造成对数据的误解，那些看上去不正常的饥荒数据，通过与国际的横向比较、与历史上的纵向比较，其实是比较正常的。统计技术、统计口径、材料性质这些因素对统计数据的确有很大限制，对于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也有很大影响(左凤荣 等，2014；李若建 等，2014)。
（2）本课题相对于已有研究的独到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等。
有效性视角将数目字管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后果来看待，数据被作为治理有效性的凭据。然而，数目字管理中的数据本身既是客观的、被动的社会后果，也是能动的、积极的建构过程，具有极强的反身性，如果单将其视为窥探治理有效性的窗口，不免窄化了数目字管理的社会过程。对数据的既有研究，只是将数据作为因变量，研究其他因素对数据的影响，而很少有研究将数据作为多重社会线索的核心，研究数据生产的过程对其他社会过程的影响。本课题组认为，数目字管理中的数据既是一个治理关系的载体，发挥受动功能；也是一个沟通治理过程的媒介、符号，发挥建构功能。
真伪性视角将数据解释成政治的后果，具有一定价值，但如果只将数据的生产归因于政治造假、个人隐瞒等因素，可能将真实情况简单化，同时也有“阴谋论”的嫌疑。毕竟数据的真伪与否，由多重原因造成，甚至还存在其他社会因素的“残差”，即有些数据造假完全是不自觉造成的。如果用结果来反推数据真伪，往往并不能完全真确。研究数据问题，应该尽量抛开事后反推的价值包袱，还原数据生产过程。冯筱才认为，应该将数据研究放入历史情境、日常政治实践中进行思考，而不是泛泛地空讲。简单探讨数字真假，意义不大，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其结构机制是什么。数字浮夸问题的出现并非某个人的主观意志的后果，而是涉及指标制定的程序与成本，浮夸往往是形势压力与政治需求带来的，同时浮夸也源于基层存在制度性诱因，大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浮夸与打折的习惯（左凤荣 等，2014）。
本课题将再推进一步，把数据生产的真实过程记录下来，而不仅仅是历史情境，这些经验材料比历史研究更贴近社会过程，同时，本课题组认为，影响数据的不仅仅是政治过程，社会实践同样重要。社会治理中的数据与实证研究中的数据颇有类似，都嵌入社会进程之中，但又有差异。后者遵循科学逻辑，是个求真的过程，重点关注数据的操作化问题；而前者则遵循实践逻辑，是一个务实的过程，更为紧张、复杂、模糊，牵扯实践者的利害，具有实践张力(Bourdieu，1977)。数据就像齐美尔所谓的货币。在齐美尔看来，货币是社会关系的载体与表征，它不仅是一个符号，同时也是一种实践工具，既被社会结构和社会进程决定，也反过来影响社会进程(Simmel，1900)。
学术界对于扶贫工作一直很关注，从如何解释贫困问题(周怡，2002)，到如何测量贫困、构建贫困指数(陆康强，2007)，以至关注反贫困的政策与行动(洪大用，2003；朱晓阳，2004；都阳 等，2005；向德平，2011)。也有学者在反思扶贫工作中的国家、地方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进而反思当下的扶贫工作的绩效。古学斌等人的研究证实，贫困地区的基层政府对于农村社会的干预依然很频繁，基层干部依然用比较强制的手段去干预农民，受助农民有贫困加剧甚至生计受到威胁的非意料后果(古学斌 等，2004)。
以上探讨主要集中于理论解释和政策制定层面，而扶贫研究作为一种社会政策的执行，应放在治理环境中进行思考。研究扶贫，不能仅仅局限于扶贫工作本身。用管理学、经济学的方法来探究扶贫对于生计、产业化的改进，很有价值，但更应该放在基层社会治理情境中，把扶贫开发作为众多社会与政治过程中的一条线索，综合来看扶贫。
综上所述，本课题将以农村扶贫开发中的数据生产作为线索，把数目字管理放置在一个具体的扶贫工作情境中，系统阐释数据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同时进一步研究这些数据具有何种治理价值，以期检视社会治理中关于数目字管理的技术与理念问题。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可以对今后扶贫工作乃至其他社会治理的数目字管理提供学理上的参考和政策上的依据。
2.［研究内容］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总体框架、重点难点、主要目标等。
（1）研究对象。
本课题以农村扶贫开发中的数据制造过程和事件为研究对象，其中数据制造的载体是台账，也是本课题的直接研究对象。台账原是指摆放在台上供人翻阅的账簿，即流水账、明细记录表。基层政府借用这个概念指称扶贫工作中用以记录每项具体工作的详细档案，制造台账的过程被称为建档立卡。
（2）总体框架。
本课题将台账制造置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社会过程之中，将研究具体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在宏观层面，研究扶贫设计者（主要指省级政府）如何规划制定、设计数目字管理的原则、章程及细则，这主要涉及数目字管理的技术理念问题；第二，在中观层面，研究基层政府（主要指县级政府）如何具体指导、推动数目字管理的制造过程，这涉及绩效制度的动力机制问题；第三，在微观层面，研究数目字管理如何在村庄里落地、贯彻、执行，这主要涉及村治理性问题。如下图所示。
（3）重点难点。
本课题的研究重点在于如何将课题框架所涉及的三个层面予以界定、深挖，从中提取、归纳出对技术理念、绩效制度、村治理性的理论框架。本课题的研究难点在于获取相关实证资料比较困难，需要大量的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来深挖、深描数目字管理的社会过程及其运作机制。
（4）主要目标。
本课题的研究目标有两个层面：第一，从事实层面上揭示农村扶贫开发中的数目字管理的具体社会过程；第二，从理论层面揭示出中国社会治理中的数目字管理的运作机制，并与学界关于项目治理、技术治理等理论进行对话，以期推进学界对于社会治理的认识。
3．［思路方法］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具体研究方法、研究计划与可行性等。
（1）基本思路。
本课题的基本思路是，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探究扶贫数据的生产过程。
从宏观层面上看，学界认为，改革前的总体性支配权力在改革后逐渐被技术化治理权力所取代(渠敬东 等，2009)，同时，以项目制为核心确立的新的国家治理体制，形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级治理机制（渠敬东，2012），项目制的治理方式甚至延伸至村庄一级（折晓叶 等，2011）。但是，这种转型是否真的彻底，是否中国社会治理权力已经完全由技术手段支配，这还有待于实证研究的回答。尤其是农村扶贫开发这个问题，鉴于扶贫本来就是总体性治理理念的集中体现，在扶贫的数目字管理的规划设计时，如何通过技术化手段去实现总体性治理目标？本课题将循着这条线索来探究数目字管理的顶层设计。
从中观层面上看，扶贫开发是以贫困县为单位进行项目推动的，扶贫台账制造的整个过程都是在县扶贫办的密切指导、敦促下完成的。扶贫数据的制作过程必定与县级政治绩效考核制度密切相关，而且扶贫数据也与县级扶贫办干部乃至主要领导的政治绩效密切相关。本课题将循着县级政府的绩效制度这一线索，深入探究数据生产背后的动力机制。
从微观层面上看，扶贫数据的落实最终要靠村庄及驻村干部，整个数据生产过程都是驻村干部亲自执行的。数字指标是个理性的产物，是高度抽象、提炼后的绩效表达形式，而中国农村，尤其是贫困村，大部分基层治理都依赖于感性手段，比如宗族势力、私人关系网等，那么，高度理性的数字指标能否承载扶贫开发的顶层设计，如实、有效地反映基层社会事实，以及这些数据如何从充满感性的基层社会空间中生产出来？本课题拟从治理理性这个概念出发，探究具体的数据生产过程与基层治理理性的关系。
（2）具体研究方法。
本课题采取定性研究方法。具体方法主要为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文献法。宏观层面的研究以文献法与深度访谈相结合，以期提炼出其规划设计的技术理念；中观层面的研究以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相结合，以期准确、完整把握县级政府如何根据绩效制度，指导推动其所辖贫困村的数据生产；微观层面以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相结合，以期完整揭示出数据的具体生产过程以及与村治理性之间的关系。
本课题将采取典型研究与普遍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省级层面，选取G省典型案例，同时与其他省份进行横向比较，以期发现数目字管理在省际的共性与差异。在县级层面，选取G省L县为典型案例，同时将之与G省其他贫困县的情况进行横向比较，以期发现数目字管理在县际的共性与差异。在村级层面，选取G省L县H村委典型案例，同时将之与L县其他村庄进行横向比较，以期发现数目字管理在村际的共性与差异。
本课题的深度访谈将采取目的抽样（理论抽样）的方法选取访谈对象，在省、县级层面，基本不考虑抽样问题，尽可能多地收集访谈资料。在村级层面，则以变异最大化组合为抽样目标，从G省驻村干部中选取受访者，当所收集资料达到饱和（“资料饱和”），同时经过资料分析也达到“理论饱和”的阶段，才停止抽样。分析将采取扎根理论分析法，并借助定性资料分析软件NVivo的辅助进行分析以提高效率和分析精度。资料分析过程中将遵循“分析性归纳”的原则以提高分析结论的效度。
（3）研究计划与可行性。
截至2015年1月底，本课题已经选取了G省L县H村作为典型案例，并进行了前期的探索性调研，已经就理论框架、实证资料收集方向、深度访谈提纲有了初步思路，本课题组将在2015年内完成所有的实证资料的主要收集工作，其中上半年以G省L县H村资料收集为主，下半年以对比性资料收集为主。在收集资料的同时，进行分析归纳、理论提炼。2016年上半年，根据具体的实证资料进展和理论分析进度，补充、完善实证资料。2016年，在补充、完善实证资料的同时，进行最终理论提炼和研究报告撰写。
基于前期探索性试调查和可行性评估，本课题具有完成此项研究工作所具备的各项要求。其中，本课题组成员绝大多数具有社会学博士学位或者社会学博士在读，具备扎实的理论素养和实证研究能力。同时，在时间、财务上，本课题组都具有坚实的保障。
4．［创新之处］在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特色和创新。
黄仁宇提出的数目字管理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问题，它是认识和改善中国治理绩效的重要切入点。而目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还不充分，一方面，缺乏相应的实证材料，也无从进一步理解数目字管理的社会过程和运作机制；另一方面，当下中国社会管理比较推崇数目字管理，却鲜有基于实证研究对于数目字管理进行系统检思，其所存在的问题也一直被遮蔽在冗杂的基层社会事实之中。本课题对数目字管理的实证研究，既可以承接、回答黄仁宇关于数目字管理的问题，又可以对当下中国普遍存在的数字崇拜进行系统检思。
从具体学术观点上看，本课题将修正、深化既有关于社会治理的理论。就总体化治理向技术化治理的转型问题，本课题的研究结论对此可以有所修正。这种转型的后果有可能只是操作层面上的转型，而不是深层治理理念的转型。就项目治理问题而言，本课题可以提供一种新的项目制运作类型，丰富项目制的理想类型，深化学界关于项目在基层具体运作的理论。同时，本课题亦可深化扶贫研究的相关理论，并对今后的扶贫工作提供学理借鉴。
5．［预期成果］成果形式、使用去向及预期社会效益等。
本课题最终将以论文集形式结项，预计发表5~8篇学术论文。同时，本课题关于扶贫工作的政策分析将递交相关部门，以供决策参考。
6．［研究基础］课题负责人前期相关研究成果、核心观点等。
《社会管理十讲》，专著，合作撰写，分析了当下社会管理中亟待解决社会治理议题；
《关系中的权力再生产》，论文，独著，核心期刊，阐释了社会与政治互动中的权力再生产问题；
《论社会资本的社会性》，论文，独著，核心期刊，修正了当下社会资本的界定方式，以一个村庄的治理案例阐释了社会资本的社会性、集体性等问题；
《论关系的负功能》，论文，独著，核心期刊，运用符号、资本理论重点阐释了关系运用何以产生负功能，对基层治理公共性问题做出回答；
《人情债与人情味：农村宴席中的关系再生产》，论文，第一作者，核心期刊，以一个村庄的人情交往为例，阐释了乡村社会的私人关系如何通过宴席得以再生产；
《工人还是农民——消费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分析》，论文，独著，核心期刊，阐释了消费设置对于农民身份认同的构建性影响，对制定与农民工相关的社会政策提供了学理依据。
7．［参考文献］开展本课题研究的主要中外参考文献。
Weber M，1922. Economy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ourdieu P，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mmel G，1900.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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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阳，等，2005.中国农村贫困性质的变化与扶贫战略调整.中国农村观察，
古学斌，等，2004.地方国家、经济干预和农村贫困：一个中国西南村落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
洪大用，2003.改革以来中国城市扶贫工作的发展历程.社会学研究，
黄仁宇，1997.万历十五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李若建，等，2014.统计与政治（下）.开放时代，
陆康强，2007.贫困指数：构造与再造.社会学研究，
渠敬东，2012.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
渠敬东，等，2009.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 30 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
吴毅，2007.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向德平，2011.包容性增长视角下中国扶贫政策的变迁与走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杨爱平,等，2012.选择性应付：社区居委会行动逻辑的组织分析——以G市L社区为例.社会学研究，
折晓叶，等，2011.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
周雪光，2011.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开放时代,
周雪光，2012.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开放时代,
周怡，2002.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社会学研究，
朱晓阳，2004.反贫困的新战略：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到管理穷人.社会学研究，
左凤荣，等，2014.统计与政治（上）.开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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