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秦纪·秦始皇帝中，对荆轲受燕太子丹背绝命之托，挟匕首，函盛樊於期人头，别易水，入咸阳，图穷匕现，刺秦王于咸阳宫，失败后遭腰斩而亡的历史事件，这与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史实几乎没有二样。我曾见过其他野史凭地去演义的版本，对这一段史实做了些插枝添幔，大概他们是为吸引一部分人的眼球，我一般对它不去过多地斟酌思量。可能是因为我认为，二位司马氏史学家对这段历史记载几乎一致，又细致入微地描述，简直是堪称完美，更兼他们的著作谈得上是权威古今，没有几位古今历史学者可与他们比肩的缘故，这些让我笃定、坚信这段描写荆轲刺秦王的史事是真实无疑的。
少年读书时迫于学业要求为应付考试，更加上我个人多几分对历史特有的偏好，一册《资治通鉴》、一册《史记》成了我阅读兴致及高时爱看的手头书籍。上班就业后，纯属因业余爱好也便偶尔拿来翻翻读读，读到文词精彩处也学莘莘学子样，朗朗而语。
每次读《资治通鉴》经典纪传，总万般感动于司马光对历史凿凿事实的精辟评说和深邃见解。读时，或如铿锵真理刻录入石，或如大智者对我附耳语录叮咛不绝。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严谨酌实，博才多学，作为一位治世人臣，他不愧被后人赞叹，他心中藏富着包容治世扶书能鉴的人间热情。他的许多“史鉴”让我仰之弥高又钻之弥坚，不时感叹！叹为观止。
深读《史记》的却让我另有一翻深谙古人、贯看绝袖凛然、领略大义慷慨之气胆，或立壁观春秋、叹亘古旷今之感。这完全是司马迁入木三分地对历史刻记感染了我。读他的本纪，宛如让我穿越古代，直面古代帝王说政言词；读他的列传，我宛如亲眼面见千古英雄英姿勃发，又宛如见铮铮铁骨壮士演义着大燕悲歌。每读时好似一次思想的游飞，遐想如鹏击万里，冥思如临立屹林深壑。难怪后来有名家评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我读此二位史学大家呕心沥血大半生作写的史传，每每读来手不释卷时感叹其文词优美，叙事思维缜密，直抒胸意时不发诳语，这些让我深发感叹望其项背而不及。但是，我以我的浅学不才还是能分辨出他们二人书写传记风格不一，文理间巧妙抒展不同，各隽秀林风自成一景，让我看来如在观彼起此伏、层浪迭起的景观。
司马迁作《史记》，扬扬洒洒130卷，自五帝到大汉前几代国君，写本纪，写世家，写列侯，写将相，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都在他的笔尖下，如江河日下，如潮起云落，平述中见日高，起笔时见风长。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像凿壁挂画一样镶嵌在历史一件件荡气回肠的事务框架中。历史故事本是在平静冷默缄默无言中又不乏刻板生硬，他却运笔点墨挥写出生辉的灵动感，人物的喜、怒、哀、乐、贪、痴、嗔、傻、忠、奸、狂、诈都在他精心揉捏的历史故事沙河里清晰可见，可讯手拾掇而起，让读史者领略神会了故事的真实，还如梦幻般饶有兴致地和古人并肩执手感叹畅谈一翻。司马迁对历史及历史人物的评说大多是用字里行间跳动的情感符号来诠释出的，写到愤怒时似刻笔如刀，写到优惋清丽时似四溢留芳。纵观司马迁作《史记》，他一般对历实不作长长的评说，在叙述事件中表达了自我爱憎，分明喜乐好恶，总是用[太史公曰]，短短的结语表达爱憎，不惊，不惶，不痴，不狂。刺客列传中对荆轲刺秦王的历史描述就体现了他叙史明志的作传风格，故事在陈述罗列的字里行间饱涵对荆轲刺秦王事件的赞许，对铮铮悲歌义士舍身成仁给予它历史的正义评价，宏扬的是一种牺牲自我保全他人的牺牲精神。传中对荆轲褒奖处很多。如荆轲知太子不忍取樊於期人头以用来取信于秦王时，他还是坚持私见樊於期，自己甘当说客并慷慨陈述原由。我们试想一想，一个已知道自已性命将一去不复归的人还要凛然游说别人，这是一种何等豁达的心胸，司马迁在写这段时是用刻画人物陈述故事的写作方式给予了正义肯定的回答。传中这样描述：[荆轲知太子不忍，及遂私见樊於期曰：原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将军岂有意乎？]传中又凿笔这样描述：[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曲，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於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司马迁这是在描摹怎样一幅大燕悲歌之画面啊！用心的匠人又是何等有情怀地刻录这一历史事件啊！
司马光对荆轲刺秦王这段史实描写得也很详细，说燕太子丹作人质时与秦王有怨，欲报此怨，听说卫人荆轲很有能耐，谦虚厚礼见他，两人意气相投地客观分析了当前秦入侵六国的严峻形式，太子丹一句唇亡齿寒之苦勾起荆轲心中受养的感恩之情，并接受太子丹委以自已入秦刺秦王之重托，荆轲应允后还亲自游说樊於期自刎献上人头用以取信秦王。对荆轲在咸阳宫大殿上图穷匕现，追逼秦王狼狈逃窜，还是不敌而遭斩亡，这些史实的真实性应是无庸至疑，有司马光引用《史记》一些原文为证。但司马光在引用《史记》原文上是凿笔有讲究的，他对《史记》中用大量记事易水边送荆轲入秦的悲壮篇幅只字未提，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司马光在作《资治通鉴》时有意不想再现司马迁笔下描绘的这一悲壮场面。
以前读到二司马氏对荆轲刺秦王有些叙事描述片段有异和结语评价持不同观点时，我总怀有对二位古人敬佩多多的感情成份，认为司马迁伟大是在凿实写史，司马光伟大也是在凿实评史，二人各执林秀。我甚至对司马光凿笔叙述历史不同于司马迁叙述历史的有些部分，总是有我自我安慰的想法：那就是司马光在写这些历史时，思索司马迁已在历史的前路上被世人立为“丰碑”，司马光再前述他的历史观点怕只会落来后人一句“抄袭”的耻笑。所以我很淡然地对他们的不同历史观少加深思、冥想，依葫芦画瓢地都予以接纳。
近来重翻两部著作，从思二者观点的差异，突然间让我心中冉升落差之感，亦或自嘲也好，亦或顿悟也好，总之是对二位司马氏史学家的历史观有些新的看法。
总结一下，二位著史家对历史观点的差异，同在描述荆轲刺秦王这一段史实上可见得非常明显了。我认为司马迁在作《史记》中描写荆轲别易水时作笔超多而且细致入微，就是要用写境萧瑟、写人瞋目落泪来烘托史实如史诗般的悲壮，别具匠心，表达对成仁义士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形象进行歌颂。司马光在写这一史实时却不提易水送别，或者说有意不认为这是一种义举，别有用心，用这种写作凿笔可见一斑。
二位史学家的结语所展示的历史观点完成不同。司马迁对荆轲刺秦王结语，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轲五人，些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只用寥寥数语却是字字珠玑地对他人不惭之言进行直言砰击，表达自我对此事的评判观点，是对义举的大力歌颂。司马光用大量的结语来评说这段历史，先曰：[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之庙不祀忽诸，罪孰大焉！而论者或谓之贤，岂不过哉！]再曰：[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扬子论之，以要离为蛛蝥之靡，聂政为壮士之靡，荆轲为刺客之靡，皆不可谓之义。荆轲，君子盗诸！善哉！]谁都看得出司马光对荆轲刺秦王这一段史实的批评多多，还讥讽荆轲如“君子盗诸”，太子丹不知大体不顾国家安险报私怨作出以卵击石的事来。有时我想，如果司马迁能活到司马光所处的朝代的话，还不和司马光对撕大打一翻。想一想我就有点发晕。
其实，后来许多读史者有和我类同踯躇不前的思虑，对历史上荆轲刺秦王给予褒扬还是即予批判呢？翻看史书真是各抒不一，更是让人眼花瞭乱。苏洵的《六国论》里写道“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南宋鲍彪为《战国策》作注说：“轲不足道也。”朱熹认为“轲匹夫之勇，其事无足言”。 左思的《咏荆轲》称颂他“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陶潜说他“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近代龚自珍赞扬他“江湖侠骨”。真是众说纷纭，连历史上的名人大家也各抒已见褒贬不一。
对荆轲刺秦王这段史实褒贬不一的观点，古人已跃然纸上，现今只要是读过这两本史书的人也是观点相佐的很多，也许再过百年千年怕也是如此。为什么呢？我初步分析这就是原于个人的历史观有别，千万人有千万人的观点，归纳一下，无非是褒和贬，很自然地将人的观点分为两派。于是我试着更深层地去思考这里面的内理缘由，发现单纯地用人的历史观有异似乎太过于肤浅。认为人对事物的观点就是一种得出的评判，甚至可能还掺杂一些外界技术上的因素，姑且把外界带来的干扰比作技术层面的东西，掺合进来后就会得到一种果的体现，人的历史观也好，其他的什么观也好，都是一种建立在因上的结果体现。那么我就进一步扒一扒有果必有因的因，因是什么？我认为因便是发起根源所在的一种文化属性，是一种思维程序，不以意志为转移，通俗地讲就是通过一定的行为表现，透视到骨子里的东西。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说到这里好象有点泛，我还是回到荆轲刺秦王这段历史事件上来吧。首先说太子丹为什么要找荆轲这类剑客，难道是司马光所说的报与秦王的私怨吗？或者是现实秦兵已灭韩、赵，又入楚而危及燕国吗？也许这只算是一个促成的技术外因，我看是这样。太子丹是有光复燕国之志的人，《史记》中记载太子丹面对荆轲分析当前形式有这几句：[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得利；秦王贪，其势必得所原矣。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彼秦大将擅兵於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纵，其破秦必矣。]我想这时的太子丹思维程序已设定，他骨子里浸透着一种强势的反秦斗志，而不是妥协，表现出一种不甘屈服的态度，其实这是他要正面回击的文化属性在起作用。再说说荆轲为什么要去刺秦王吧。《史记》中记载：[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於市中，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於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虽游於酒人乎，然其为人沈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其之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看来荆轲素有志向，爱读书好结交，这也是田光将他推荐给太子丹的原因，认为荆轲有狭义之气，这是看荆轲狭义之气已深入骨髓。正是荆轲从气质上从狭士职业上具备他所具有的那种刚毅气魄，说来是有那类狭士文化属性的那种人，所以他做出视死如归刺秦王的举动并不为怪。偏偏又遇上历史给他成仁成狭的机会，他的人生价值便随着有了一种升华。荆轲更是顾意与太子丹具有同一文化属性的人在一起，不干出一点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来才怪呢。司马迁这样的大史学家给予了他们正义的评价，更应证了这种饱含义举的文化属性多么强大，几乎可以成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许多人认同的主流价值观，既而形成一种强势文化属性的价值价。这里可见司马迁所认同和追求的人生格律是什么，我想视死如归坚持史实真理是他的人生格言，是对他根植入心移入骨髓的文化属性的一种诠释。可见文化属性对司马迁的影响有多大，他为他心中那文化属性执著一念，为坚持心中的真理，遭受汉武帝给予他耻辱的腐刑，他没有放弃写史，没有放弃该给哪些该列传的英雄去刻列传。
司马光对荆轲刺秦王的史实毫不留情地给了批判，和很多历史人物一样对刺秦举动嗤之以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骂完了太子丹自不量力一通后，又骂荆轲为“君子盗诸”，然后对治政强国议论了一翻，见《资治通鉴》中，光曰：[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虽有强暴之国，尚何足畏哉！]说太子丹不从长远治理国家入手，以万乘之国，决匹夫之怒，逞盗之谋，功隳身戮，社稷为虚，不亦悲哉！
司马光和一类人为什么会那样以鄙视的态度来看荆轲刺秦王这一历史呢？我看就用人的文化属性给予分析吧。我自认为司马光一出生所处的时代算得上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社会经济长促发展，国家虽有外患但整个国家机器运转还算平稳。对于他个人而言，他在宋仁宗宝元初年，司马光考中进士，这年他刚二十，一路官场还算顺畅，又聪明睿智，虽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新政曾休闲于洛阳的家中多年，但还重步官场主政后得到皇上重用，能书拟鉴一展了抱负，可谓意得圆满。说来他是太平盛世一能臣。这在《宋史·司马光传》中有详细有记载，《宋史》与《辽史》、《金史》同时修撰。这足以说明司马光深入骨里的文化属性具有那种温和治世的内涵，他认为他那个时代需要的是和平，需要的是能献出治世的良策，而不是杀戮，他认为文化属性所造就的强势获取是要靠温和春风的般滋润而得，反对像战国乱世中燕太子丹、荆轲那类人通过一定破格获取的方式获得成果，司马光已把他们定性为弱势文化用非常方式获取的典型代表。
说来二位司马氏对历史意见的分歧还是对文化属性谁占主流谁占次流，谁为强势谁为弱势之分。就文化属性的本质而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由社会聚合在一起的遗产，具有非物质性。如果说，谁占有了这种文化属性推崇自已为强势文化者，这不见得他就是强势文化者，或许他拥有的就是一种弱势文化。这就能解释一件事情各人的褒贬不一的差异，谁是在坚持文化属性，谁是在盗用文化属性，就可以分清了。荆轲刺秦王的史实遭司马迁褒奖，遭司马光贬斥，我看读史者就可以两清了。
说到当前世事，人对文化属性的坚持者和盗用者仍然是分为两类。即有人把引导社会发展的强势文化属性坚持到底，有人却颠倒过来使用，将弱势文化当强势文化来用，把弱势文化传导的破格获取当作社会的一种主流，这是何等的悲哀。举个例子说：近代厚黑学掌门人李宗吾先生著有一本书，名为《厚黑学》，这本书对后世颇有影响，有人评价他的思想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属性的一次摧残。的确，他是在宣扬一种面厚心黑的猎世哲学，以那种不择手段获取的弱势文化观点来猎取财富或名望。他招来好多人的批判，招讨来诸多口诛笔伐,但也招来很多人追捧。我们处在当前世界的中国社会依然摆脱不了对文化属性理解的分争。大多人信奉的是一种正义价值观，也即对主流价值观的顶礼膜拜，相信文化属性的正义性存在于社会的强势文化里。所以社会里，有坚于职守恪守信用的人，有奉公忘私大义凛然的人，有反奸除恶宏扬生命可贵赞比人生价值更可贵的人。同样，有弱势文化引导破格获取的人也很多。如有些身居高位却做起严重贪腐的高官们，他们站在高位拥有权力和社会配置给他们的强势资源，他们就认为他们的处世方式就是强势文化属性的体现，殊不知他们没有细想一下自已获取财物和名望不是一种文化的主流，或者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拿不出台面的，如果一但暴露就是他们的恶梦降临。其实他们表面强势却是躺在弱势文化的角落里遭人投来鄙视的目光，我为这种心怀歪屈文化属性的人感到悲哀，归根到底这种人建立的处世废墟终将被强势文化属性之锤压倒。其实，对一般人来说，个人的生存就是生命的重大部分，一生不求闻达，点点小富及安就可，这是大多数人的本质想法。但是这也离不开人的文化属性这一范畴。有句话名言：【蝼蚁尚且偷生 为人何不惜命】。这说的是生命的物质本质，不要嘲笑这是大言不惭之词，我这里说的是人生存下来的本能问题。既然有生存，就不免产生生存思想层面认识上的好坏之分，这就为猎取提供了前提条件，文化属性这种非物质的东西就会系于人的潜移默化的意识中，那么做事动机的产生和走向就自然而然地和人的文化属性关联在一起了。于是产生正义文化属性的思维和非正义文化属性的思维。正义文化属性思维的人，会认为一些社会的正统文化观是不灭的，是指引人类发展的正道；非正义文化观的人会偏离人间一定的正道去做些破格获取的事，只是有些人明白自已做得不对，有些人根本无法顿悟，还认为自已是灵活处世，聪明至极。所以社会上会有一些现象。如：有部分人做生意搞一些偷奸耍滑的事，还以为自已聪明；有部人在工作中不去搞些提升自已水平的事，搞些面上的虚情假义给领导拍马屁拍得拍拍响，还美其名曰“情商高”；有些人还更可恶地“笑贫不娼”的耻恶思想，认为贫穷的人比财富来路不正的人更可悲，这种人见钱就眉开脸笑，只管什么葫芦能上树，哪管哪个葫芦东西歪呢！
最后，我还是要说，世界万物都具有它的属性，我们都可探索、可求、也可知。对人对事只要认识了它的文化属性是什么，就一定能发现其本源，去宏扬或去炳弃就可以取舍自如了。难道你不是和我一样对荆轲刺秦王的历史赞扬有佳吗？反证我喜欢那种可贵的牺牲精神，它如蜜如饴，你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