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3/17 17:43:54 阅读：216 发布者：
来源：
文 | 赵世瑜，北京大学教授
来源 | 《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2期
近年来, 借助电视这种大众传媒, 采用比较通俗的方式讲史, 受到观众的欢迎, 随后以纸媒体为形式的通俗写史作品, 也顺势而上, 取得了颇为惊人的销售业绩。对于这种现象, 各方面众说纷纭, 褒贬不一。以前, 在电视媒体上出现的专家学者不在少数, 他们也讨论过许多以历史为题材的话题, 通俗形式的历史读物也常见于坊间, 但很少取得过最近这样的效应。因此, 对这样一种现象, 不是不可以研究和讨论, 而是应该怎样研究和讨论, 采取何种态度研究和讨论的问题。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 是否应该定位于对这些作品的真伪等等进行品评?一些学者是这样做的, 指出这些作品中哪些是错的, 哪些是不准确的。无论这种批评是否准确, 这样做当然是无可厚非的, 现在的历史作品中有很多这样的错误和不准确的地方, 我们尽可以去指出和纠正。这些错误和不准确不仅出现在通俗的作品中, 也出现在严肃的、学术的作品中, 批评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甚至, 更多的作品是那种未必错, 也未必对, 总之是人云亦云、毫无创新的那种, 我看倒更需要批评。毛主席曾经写诗劝说柳亚子先生:“风物长宜放眼量”, 这特别适合我们历史学家品评历史现象, 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看待一个事情, 是不容易看清楚问题所在的, 或因为与我们自身有所牵扯而误下断语。因此, 我个人采取的立场是, 把这样一种现象放到历史传播史的脉络里来观察。
一
为什么我们说对社会上的通俗讲史或写史不能停留在指摘哪些符合史实、哪些不符合史实上呢?这里并不是说就不要历史的真伪了, 求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目标, 也是历史研究走向深入的动力, 但我们不能被这个旗号所遮蔽。比如, 我自己年轻时的作品中也涉及到过清初孝庄太后下嫁的疑案, 其实从孟森先生那时起已经有很多人进行过考辨了, 提一提有各种说法就好了。现在好几部电视剧里有这个情节, 这不奇怪, 因为这是“故事”, 有“料”, 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 说有此事或无此事就意思不大了。还有清初的几大疑案, 比如雍正夺嫡、乾隆是海宁陈阁老之子什么的, 与此类似。你要说通过这个疑案来教大家怎么做考据, 这是方法, 还有意义, 但纠缠在这件事情本身上, 有什么意思?难免让人觉得是流于宫闱艳史。作为历史学家, 要求真, 必须有证据, 其实有了所谓的证据的, 往往也多是假设。我们的求真, 是不是应该纠缠在这些宫闱秘事上?我看应该是去考察, 这些清初的疑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流传于社会、吸引大家的注意力的?其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想进一步举个清初的例子:人们都熟知“扬州十日”、“江阴守城”、“嘉定三屠”这些事件, 清兵南下过程中杀人如麻, 血流成河, 这些事件都是典型的代表。这给我们留下一个印象, 这就是清初征服的历史。但我们有没有人怀疑过它们是否就是历史的真实呢?很少有。我当然不是否认有这样的惨剧发生, 而是说, 在顺治二年以来的全中国, 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情况呢?或者说, 绝大多数地方都是这样的情况呢?恐怕就不好这样说了, 就需要认真考察了。无论是否如此, 我们仍然会问, 为什么一提清初, 我们的头脑中首先会想到那些惨案呢?想到史可法等人呢?我们就会去看看, 记载这些惨案的史料是什么时候开始在社会上传播并产生巨大影响呢?到这个时候, 我们就无法回避清末民初那股猛烈的排满反清浪潮, 这其中的有些文字甚至进入了当时的中小学课本。于是, 某种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历史版本就变成了占主流的集体历史记忆。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当然都可以理解, 也绝无指责之意, 但我们却要有清醒的头脑, 不能被某一类史料牵着鼻子, 而且茫然不知所以。
说到这里, 我们不妨讨论一下所谓史料。我们常说, 中国是世界上具有不间断记载历史传统的文明国度, 甚至可能是唯一的, 因此具有优秀的史学传统。这都是对的, 是值得发扬光大的。但假如我们只是拿“二十四史”、实录等史料作研究, 甚至以此为标准, 认为这个是史料, 那个就不是史料;这个可信, 那个就不可信, 这样就有可能犯错误, 有可能被旧史家牵着鼻子走。其实我们早就知道, 对于历史上任何事情, 都不会只是一种声音的, 有可能的只是当时的某种权威的声音为了自己的利益将其他声音遮蔽了、掩盖了。所以从清代的崔述到民国时期的顾颉刚都在讲“疑古”, 王国维、傅斯年都在提倡“上穷碧落下黄泉, 动手动脚找东西”, 强调“二重证据”。我们今天的人, 首先要有一个很冷静的态度, 有一个很学理的取向, 不要以为我们根据某种史料得出的结论就一定是真理。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明朝的宦官干政。凡讲明朝历史的, 不可能不讲到这个问题, 而且结论也是千篇一律的:对宦官干政采取否定的、批判的态度。我在这里当然不是企图为宦官评功买好, 或者做什么翻案文章, 而是想问:否定、批判宦官所依据的都是什么史料?我们过去研究宦官的人是否对自己所依据的材料做过深入的检讨?还是想当然地就把这些材料当作“历史事实”加以采信?毋庸置疑, 这些材料都是士大夫所写的, 他们不仅是宦官集团的政治对立面, 而且, 特别是在明朝灭亡后, 需要为明朝灭亡寻找原因, 不可能为宦官讲好话, 他们所写的史料, 有可能是历史事实的全部吗?在士大夫垄断了书写历史的霸权时, 宦官自己的声音就被遮蔽了。在这个问题上, 无论我们是否可以找到士大夫以外的史料, 把士大夫对宦官言行的记录当作唯一的历史事实, 显然是不合适的, 因此不可避免地造成自己的结论与几百年前旧史家的结论无甚分别。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这里想说的两点, 一是任何人都不是权威, 都不能垄断对历史的解释, 即使存在这样的情况, 也不能被默认为历史事实;二是我们需要关注历史的传播, 一种对历史的流行说法是关注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需要关注它为何流行, 这一点尤其重要。
二
通俗讲史或写史不是今天才有的, 在中国古代, 前者比较多, 后者比较少。为什么呢?原因比较复杂, 首先是因为在相当长时间内, 人民的识字率还比较低, 到明清时期识字率提高了, 标准还是写信、算账这一类, 还达不到撰写历史的水平;其次写史具有垄断性, 官修正史具有崇高的地位, 民间修史到宋代以后才开始抬头, 在读书人中也不是被倡导阅读的读物, 否则考试就过不了关;当然还有印刷术的普及和成本降低等技术、经济因素的制约, 所以凡通俗写史的, 大抵变成了小说, 如《三国演义》、《大明英烈传》等。既是小说, 就不入史家的法眼。
历史通过“讲”而得到传播, 是一种古老的形式, 也无需受到上述条件的制约。唐代的“俗讲”就是代表, 也是我们今天通俗讲史的前身, 这说明历史知识的传播一直都有市场。老百姓对历史有需求, 在于历史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真实”, 人们需要在真实中受到感动, 受到教育。如果是虚构的故事, 人们也会感动, 但有限度, 所以为什么很多虚构的作品也需要一个真实的历史做背景。但大众对历史的需求又不仅是精神上的, 也有实际的生活需求。比如我们都知道, 许多宗族讲自己祖先的时候都会附会一个在历史上很有名的人物, 有的是皇帝, 有的是名臣, 有的实在附会不了那么远, 也会找一个在自己家乡比较有名的人物, 这些历史知识从哪里来的?有的是士大夫教的, 也有的就是借助通俗的形式传播的, 比如说书、戏曲等等。熟悉宗族建构历史的人都知道, 能够讲出自己祖先来历、特别是这个来历的故事非常丰富的宗族, 往往是当地很有权势的宗族, 这个作用非同小可。
唐代的变文、俗讲是在寺院里传播的, 寺院就是那时的公共空间, 而且这个公共空间具有意识形态的特点, 娱乐大众和思想教育的功能兼而有之, 它们的传播范围不能和今天的电视相比, 但特点是相似的。到了宋代, 城市里有了专门的娱乐场所, 即所谓勾栏、瓦肆, 这里面有一项活动就叫做“讲史”;在乡间, 既有在场院中“听说蔡中郎”的情景, 也有在寺庙的舞台上欣赏“斩华雄”的场面, 多数中国人获得历史知识与其说是通过书本, 不如说是通过这些以说书、戏曲为形式的通俗讲史活动。到了今天, 传统的舞台、书场逐渐扩展到了影视及网络媒体。
认识到这种历史传统, 认识到从传统的寺院、舞台、书场到今天的影视、网络媒体的连续性, 我们就知道, 面向大众和面向少数专业人士的历史作品是有着不同的取向的。过去通俗讲史与学校里讲授、学习的历史也是不完全一样的。前面讲过, 在古代社会, 官修正史是占支配地位的, 民间修史, 少量的民间人士参与历史编纂, 其实很危险。皇帝搞文字狱, 闹得不好会让人家破人亡, 比如清朝康熙年间的庄氏史狱, 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 传递历史信息的文本, 自古以来就是多种多样的, 但进入文明时代, 历史编纂就涉及到当政者的法统问题, 历史要为当政者的法统服务。明朝的遗民在他们的文字中隐含着清统治者是夷狄的看法, 这就不得了, 因为夷狄怎么能成为华夏之主?清统治者当然不能同意, 这样的话我的统治岂不失去了合法性?所以要严禁。老百姓难得识字, 不能通过撰写历史的办法来表达他们的历史观, 怎么办?通过什么来传递他们了解的历史?只有通过讲故事, 甚至要把它们变成朗朗上口的东西, 这才能一代一代地传下来, 因此必然采取某种文艺的形式, 就会存在某些虚构的、不严谨的内容。举个例子, 明朝永乐年间山东青州的唐赛儿起义, 在《明史》中当然被称为“妖妇”, 这些人肯定被记为“盗贼”, 这是旧史观无疑;但在清代康熙年间的一部小说中, 她则成为一位英雄, 这至少是与前者不同的史观, 但却附会了大量虚构的情节, 因为正史传统中没有她的一席之地, 她的事迹完全被湮没了。
学校是通俗讲史的另一个空间, 它介乎于专业学者的作品与文艺形式的讲史之间。过去童蒙教育中的《三字经》等等都有丰富的历史内容, 字句精练, 又采取韵文的方式, 但背后包含的历史内容非常丰富, 而且不违真实之义。到成年的阶段, 假如为了准备科举, 他们就需要接触“春秋三传”以及《史》、《汉》之类, 这就是专业作品了。但进入科举道路的人毕竟是极少数, 多数人背背《三字经》、《千字文》之后, 接触的还是各种形式的通俗讲史, 从这里面获取历史信息。所以无论是在那个时代还是在今天, 通俗讲史及其载体真是极为重要。
三
说到通俗讲史及其载体, 在我看来, 的确与历史学家的研究取向存在不同, 无论古今, 它的取向是一种市场取向。无论是说书、唱戏还是如今的大众传媒, 它都需要有观众, 需要有读者, 在很大程度上, 它就需要符合后者的需要或者口味 (注意, 这并不一定是消极的迎合或者媚俗) 。当然不能说它的取向就是市场这个单一的目标, 但毕竟它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我们对此要采取理解的态度。我们甚至可能需要从事一下他们的行业, 当当公司老板, 当当媒体的工作人员。
媒体当然承担着传播精神文明的任务, 以往的通俗讲史其实也一直承担着这样的职责, 比如岳飞、关羽是忠义的象征, 曹操、秦桧是奸臣的代表, 不管这是否事实, 有多少争论, 但它的确是在起着道德教育的作用。甚至, 正是因为它的市场取向, 它才肩负着更大的传播精神文明的责任。目前, 从文化部到各省市, 都在做文化市场化的改制, 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媒体一旦转到了市场取向, 它就要面对利润这些东西, 需要在获得利润的同时重视精神文明的传播, 也就是教化的取向。这对于刚刚转轨的媒体来说, 需要面对很多困难。我们试试干, 才能真正去体会他们的角色。我们老说换位思考, 其实要做到是很难的, 毛主席说,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 只能亲口去尝一尝, 我们哪能什么都去尝一尝啊?因此, 只能是说话要留有余地。
既然媒体要面向市场, 就像企业一样, 那就需要面对竞争, 一个栏目、一个节目没有收视率恐怕不行, 也就是说老百姓不喜闻乐见, 不欢迎, 那就要被淘汰。但是, 都在搞一些娱乐性的东西、搞笑的东西恐怕也不是媒体工作者所愿, 他们也希望搞一些益智性的、传播知识的东西, 但这个东西又不能太枯燥, 太呆板。不能“三贴近”, 反而是板着冷面孔, 这样的栏目或节目就没有生命力。我认为通俗讲史还是在这样一种动机之下产生的。尽管有的是讲史, 有的是讲文学作品, 有的是讲自己对某些经典的理解和体会;即使属于讲史的, 也有的比较富有学术性, 有的则更具通俗性, 但还都是在传播知识。这些形式以前都搞过, 但似乎都没有取得这样热烈的反响, 甚至这种热烈的反应传染到了纸媒体, 使这样的栏目或节目有了生命力, 我觉得是好事。
电视或网络还是这样一种平台, 就是相对而言的大众参与性。这个新生事物有其两面性——其实任何事物都是这样的——大众都可以有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 同时一些不健康的、甚至肮脏的东西也可能鱼龙混杂, 泥沙俱下。我们需要一种鲜明的导向性, 坚决抵制那些反人类的、非人本的东西, 但总的来说这是一种好的趋势。现在人们对权威有一种挑战性, 凡是权威说的我就开始“开涮”、“恶搞”。这不一定都对, 甚至有的还触犯了法律, 但这种现象的背后还是表现出了主体的苏醒, 不再人云亦云, 不再盲从的趋势。前面说过, 过去往往只有史官垄断历史的发言权, 现在不可能了, 大家都参与对历史的理解, 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学术从被某类人垄断变成了大众化参与, 对历史知识的认知, 不是一种声音, 而变成了多种声音, 这是有助于对真理的寻求的。真理会越辩越明, 如果只有一种声音, 那就距离真理遥远了。说得可能对, 是一种声音;说的不对, 也是一种声音。这样一种特点, 也许也是目前通俗讲史受欢迎的潜在原因。
既然是面向市场, 我们就需要思考我们对这样一种现象的认识态度, 除了就事论事以外, 更重要的是要对目前大众文化消费的特点有所思考, 要综合考虑当前这样一种时期大众传媒支配下的文化现象, 包括前两年的“超女”现象, 包括郭德纲的相声, 虽然它们的受众不完全是一批人, 但就是这样的不同群体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 这些现象的存在有其大的一致性, 我们应该把它放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中去思考, 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不仅需要快餐式的、时尚但却可能转瞬即逝的精神产品, 也需要能给人生活启示的、比较耐人寻味的精神产品;不仅需要传统的、有价值的内容, 也需要新颖的、能吸引眼球的形式。
作为历史学家, 我们的目标是真正认识这个时代, 我们不能总是用本专业的某些优长, 去评价别人的短处。我们需要站得高一点, 看得远一点, 说得中肯一点, 这才是我们史学家的本事。否则我们研究历史会变得寻章断句, 而不是对历史有宏观的思考和把握。这不是达到一个很高水平的表现。
作为历史学家, 我们面对这种现象应该很平淡, 不应该让社会感觉到我们很焦躁不安。我们不能自己放弃了这个普及历史知识的责任, 却在不断地指责他人;我们需要做的, 是对古今中外通俗讲史的情况认真做点研究。现在中国还没有什么长期固定的电视栏目或者频道是讲历史的, 但美国的History (历史频道) 、Biography (传记频道) 、Discovery (探索频道) 等, 都有较好的口碑, 我们的历史学家有谁进行过讨论?有谁关注过?我们连通俗写史的刊物都没有什么啊!国内一些电视台注意到这类节目, 引进了一些, 也模仿做了一些, 做得很不错, 像新的考古发现的谜, 很吸引人, 但大家除了看专题片、纪录片外, 还愿意看有个人在那里讲, 为什么?因为这就像在课堂里听老师讲课, 有真实感, 有信任感, 好像存在一种互动的可能。
作为历史学家, 也许关注媒体形式不是我们的本行, 但总该关注一下现在热的是哪些历史题材吧?为什么是三国?为什么是清史?为什么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 甚至隋唐史都没那么热门?如果我们放弃思考这些问题, 我们等于是放弃了史学家的现实责任。电视剧《汉武大帝》拍得不错, 最近又有《贞观之治》等, 导演、演员都是一流阵容, 也大体具有一种历史感, 但为什么好像没有那么热?原因是多样的, 其中重要的一条, 就是你讲的这些在观众那里有多高的认知度。过去因为小说、戏曲的传播, 三国故事真的是脍炙人口, 大家耳熟能详;清朝史事距离我们最近, 无论江南还是塞北, 我们能见到最多的王朝历史遗迹差不多都是清代的, 也还不是尘封已久的往事——大家的心里都有一个关于这些事的历史版本, 正好一个学者来讲这个了, 看看他是怎么讲的?这就能产生一种历史记忆的对话, 也是一种心灵的碰撞。
四
但是作为电视, 特别是叫某某讲堂这样的栏目, 还是和说书、戏曲有区别, 它还扮演着教室、学校这样的角色。观众喜欢听讲, 不仅因为它采取了比较活泼的形式, 不仅由于讲者具有语言或思想上的某种冲击力, 还在于讲者的学者身份, 这种身份使观众感到所讲内容与同样的影视作品是区别的, 其深层是一种对真实的渴望, 是对学者的信任, 因此我们所做的一切, 应该不辜负观众的这种信任, 这是需要讲者和媒体共同努力的。
作为媒体, 现在有了市场取向, 但并不意味着单纯的媚俗, 包装必须恰当, 不能言过其实, 不能对观众产生误导。作为讲者, 也必须谨慎, 不能信口开河。比如, 就我的了解, 现在比较受欢迎的一些系列, 严格地说并不都是讲历史, 有的是讲小说, 有的是讲解读经典的体会, 但却被很多人, 甚至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认为是讲历史。这当然有观众的问题, 但也一定有讲者的问题。不管讲得如何生动精彩, 还是要告诉大家我讲的是什么东西。
至于讲历史的, 责任就更为重大, 无论我们表现得多么轻松, 多么驾驭自如, 我们在历史面前还是需要有敬畏之心, 还要时时保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 因为我们要对观众负责。我认为, 一是要有与做学术研究同样的审慎态度, 因为我们不可能对什么都了解得很清楚, 我们的知识很有限;甚至, 过去给我们留下的材料证据相对于真实的历史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即使你完全了解这些史料证据, 也不能说你就了解了当时的历史。二是要有尊重别人的态度, 一些讲者大量采用学术界的已有成果, 这是很自然的, 无可厚非, 有些朋友批评他们没有原创性, 只是“二传手”, 这就说过了。一方面他们当中有些讲者的确表现出他们自己的独到看法, 另一方面他们充当的是类似教师的角色, 我们怎么能要求, 譬如中学历史教师, 讲的都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呢?连大学教师也无法做到。但讲者也需要在提到一些别人的、并非常识的成果时, 提到原创者的名字, 出版了书也出个注释, 这完全可以做到, 也不会影响播出效果。三是讲什么内容、哪些内容讲多少, 还是应该认真考虑。王朝的历史已经结束了快百年了, 但我们最津津乐道的还是帝王将相, 甚至是宫闱秘事, 观众无法从中感受到史学的进步, 我们所讲的与旧史官、戏曲、小说所讲的有何分别?这些历史没有老百姓的生活细节, 没有他们的喜怒哀乐, 这真令人感到悲哀。
无论是枯燥的学术研究还是通俗讲史, 追求的目标都应该是一个, 那就是历史的真实。无论我们是否能够得到, 在多大程度上得到, 但这个追求始终是推动我们工作的动力。我想这个目标也符合观众的需要, 他们不能容忍假冒伪劣, 以假乱真。当然正如前述, 对历史不可能只有一种解释, 只要都以求真为目的, 多种声音就是很自然的, 也是很正常的。
对真实的追求是建立在长期不懈的努力基础上的, 不可能一阵风。现在这个通俗讲史、写史热会不会也成为一阵风?很快成为明日黄花?我以为关键的因素有两个:一是我们的讲者和编导是不是仅仅注意市场取向, 是不是以追求历史真实的严肃态度来做事;二是我们的电视台是不是在及时进行调研、总结的基础上, 以此为契机, 尝试创办长期、稳定的通俗讲史栏目或频道。
让我们拭目以待。
转自：“书斋里外”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