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生淮南则为橘：中国文化在日本结出了不一样的果实

日本考古学界长期以来都采用《古事记》、《日本书纪》等神话与史实混杂的古史，来“确认”考古发现，从而来宣示日本的文明悠久起源，以及神创基因。但实际情况是，日本的原住民只可能是阿伊努人，也就是考古发现的绳文人，早在公元前5700年前就在日本西部发展出史前农业。他们很善于利用海洋资源，从贝类到海洋鱼类，还经常潜水。此外，绳文人还能制造麻布（公元前5000年）和漆器（公元前4000年）。

再早一些的历史，如今尚无确凿的考古证据可供复原。大概在3000年前，从中国经由朝鲜半岛（殷周之际）向日本传入了稻谷耕种。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在地理上的相对隔绝，再加上日本列岛特定的地理、气候，使得日本原住民相较于同时代中国、朝鲜的民众，更加青睐巫术、埋葬礼仪，发展出一些原始宗教，社会发展水平显著落后于当时的中国，但也在源源不断地接收中国和朝鲜移民。

从遗传学上看，现代日本54%的男性和66%的女性都有中国和朝鲜血统。考古也证实移入古代日本的中国和朝鲜移民带去了技术、产品，以及更为先进的稻谷种植技术。在中国春秋战国末期的同时代，以至秦汉前期，日本缓慢地形成了阶级社会。

长期致力于日本历史研究的英国历史学家、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肯尼斯·韩歇尔在其所著的《日本小史：从石器时代到超级强权的崛起》一书中引用中国史书文献探讨了公元1世纪以及之后数百年的早期日本历史。当时的日本形成了近百个王国，其中最强大的是邪马台国，由未婚的巫术女王卑弥呼统治，曾遣使到中国获得了曹魏皇帝的册封。当时的邪马台国的发展形态，显然仅仅与中国夏朝时期相当。

公元4世纪是中国中原陷入战火、分裂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改变了日本的发展面貌——来自朝鲜的骑马民族征服日本，或者日本的一部分，建立了大和氏族的体系。大和氏族基础上发展出大和皇室，逐渐依托于佛教而实现扩张，渐渐一统日本全境。公元6-7世纪，日本通过学习的中国文化建立政制，推行土地国有，颁布律令。但这种状态下的国家也顶多达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中等诸侯国。

日本的中世长达千年（710-1600），日本的精英阶层痴迷于中国的书写文字，后来创制出日本文字。日本贵族阶层的涌现，私有庄园持续增加，使得土地国有制渐渐废弛。日本天皇以及朝廷的权威也渐渐被大贵族家族侵蚀，一如两汉时期的皇帝逐渐被豪强地主架空，更是因此形成了最具势力的大贵族家族代表摄政的传统。日本在这种情况下慢慢发展为武士国家，然后据此建构起封建的传统。

日本武士国家的进一步强化，是因为1281年蒙古军队的入侵。蒙军的攻击因风暴而告终，但日本贵族和武士见识到了高超的骑兵战术、火炮配合（蒙军一度登陆展开攻击，夜晚返回船上并遭遇风暴）。

佛教在传入日本后，因日本中世长期充斥的战乱，而催生出日本文化中的悲剧美学。如《日本小史：从石器时代到超级强权的崛起》书中所说，禅宗的精髓，诸如简朴、克制、纪律、冥想与日本全国的失序、混乱形成鲜明对比，而日本贵族和武士被教导接受这一切，或者说将两者认为是存在关联的，可以从容享受前者而漠视、平心静气地旁观后者的存在。若干个世纪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军人作为个人往往有精致的审美，追求古雅、幽玄，但又能毫不违和地转向嗜血杀戮，从狠厉的厮杀中去品味美，这种变态的价值理念是经历了数百年才得以确立的。

而且，借助禅宗发育的生死观念，宿命论根深蒂固，日本中世期间就进一步祛除了对个人、集体、国家行动的善恶观念考量，而推崇胜败论英雄。如《日本小史：从石器时代到超级强权的崛起》书中所言，在江户时代，日本国民进一步强化了服从主义，对于权威达到了无条件的追随认同，在增强内部团结的同时，更不掩饰对陌生人、外团体的警惕、排斥甚至更为激烈的攻击，走到了一个更为危险的地步。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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