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悦 陈卫平：资本下乡的本地嵌入机制与效应——基于S生态农业公司的案例研究

摘要

本文依托嵌入性理论和结构化理论，构建资本下乡嵌入本地农村社区的系统性框架，从预嵌入、嵌入行为和嵌入结果三个环节对资本下乡本地嵌入的机制与效应展开分析。在案例研究的过程中，本文重点关注创业者的能动性及村企双方的直接互动过程，结果发现：（1）预嵌入因素（包括创业者资本和村企共识基础）有助于促进资本下乡的本地嵌入，而这一因素在以往研究中一直被忽视；（2）在嵌入过程中，下乡资本会通过文化嵌入（包括了解并遵从本地文化规则和变革并创新本地文化活动）、关系嵌入（包括采取曲尽人情的矛盾处理方式和构建本地社交关系）、结构嵌入（包括使用嵌入式人员和提供非契约贡献）三个维度实现本地嵌入；（3）本地嵌入不仅有助于下乡资本获取本地资源、创业者获得归属感，还会为本地农村社区创造共享价值。

资本下乡的本地嵌入机制与效应

——基于S生态农业公司的案例研究

撰文｜许悦 陈卫平

 许悦，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卫平（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资本下乡是指城市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从事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农村资源开发等农业创业活动。近年来，随着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及“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实施，资本下乡成为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转型和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与此同时，在我国乡土社会特殊的文化规则下，以“陌生人”身份出现的下乡资本也遭到了来自本地居民的本能反抗和歧视，在资源获取和经营管理中屡遭拒斥、矛盾频发，面临诸多不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危机。由于农村创业情境中正式制度和市场规则不够完善，下乡创业者所面临的外来者劣势难以依靠传统商业范畴的经济手段完全化解，只能通过嵌入本地社会结构来弥补。尽管学界已经意识到嵌入的重要性，但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对于资本下乡的本地嵌入机制，已有研究多主张利用本地代理人或分包制等间接方式化解嵌入困境，缺乏对下乡资本如何直接嵌入本地农村社区的讨论，也鲜有考虑嵌入活动发生前的创业者资本和村企共识基础可能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对于资本下乡的本地嵌入效应，现有文献大多侧重于嵌入结果对嵌入主体（下乡资本）的影响，却忽略了嵌入过程给嵌入客体（本地农村社区）带来的变化。鉴于此，本研究依托嵌入性理论和结构化理论，建立预嵌入—嵌入机制—嵌入结果的理论机制模型，以一家资本下乡的生态农业公司为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下乡资本融入本地农村社区的预嵌入基础和嵌入行为，并讨论嵌入对下乡资本和本地社区双方的影响，以期为资本下乡稳健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一、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参考以往研究，本文将本地嵌入性描述为外来资本融入本地农村环境的程度，本地嵌入即指下乡资本与农村各行为主体相互联系和互动的过程。该定义强调本地嵌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态的固定状态；嵌入性则代表村企双方在社会交往和合作互惠中长期累积的关系紧密程度，需要通过双方的共同参与来维持。如前所述，下乡资本在本地农村社区的发展深受农村社会环境的影响，其经营成功需要建立在外来资本与乡土社会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同时，下乡资本实现本地嵌入还会给主客体双方都带来一定影响。本文依托嵌入性理论和结构化理论解释这一互动过程的作用机理和结果。

（一）嵌入性理论

嵌入性理论认为，行动者（actor）的经济活动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的。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方法论，该理论强调行动者会与周围的社会环境发生动态互动，以交换经济活动所需的关键信息和资源。所以，行动者的行为既是独立的，也嵌入在互动网络中，受到社会脉络的制约。具体来讲，嵌入可划分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两种形式。关系嵌入是指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直接的二元关系，侧重关系强弱对主体行为和绩效的影响。结构嵌入则是从整个网络结构的角度来看待整个网络中关系的分布情况，侧重围绕中心主体所建立起来的关系结构对主体行为和绩效的影响。

先前研究表明，企业可以通过调整主体间的网络关系和结构位置来影响其本地嵌入状态。已发现的策略包括与本地相关利益者建立信任，共享细化信息，联合解决问题；与本地社区建立共同利益，利用已嵌入角色作为连接，让村民和外部行为者参与决策过程，使用相同的参与者迭代，加入新的外部行动者；与本地成员频繁交互，占据产业链核心位置等。尽管此类研究为解释嵌入机制提供了依据，但上述互动策略大多以交易为导向，建立在“公平法则”基础上，忽略了社会情境对构建嵌入性关系和网络的影响。面对我国农村社区特殊的社会规范和文化习俗，下乡资本如何在中国乡土社会“人情法则”的基础上实现嵌入，现有研究鲜有讨论。虽然也有部分研究注意到资本下乡所面临的“熟人社会”特性，但大多研究主张利用本地关键成员的既有嵌入性资源、采用雇佣本地代理人或分包制的间接策略化解嵌入困境，对创业者如何依托自身能动性构建自有嵌入性资源，实现直接嵌入，仍缺乏考虑。

（二）结构化理论

结构化理论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了社会结构与个体行为的关系，指出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者并非是完全的制约与被制约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发生作用的。该理论认为，社会结构同时具有制约性（constraining）与使动性（enabling）。一方面，个体在进入某一特定社会结构时，会形成某种固定的社会定位，并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另一方面，个体在环境中也具有能动性（agency），可以通过运用社会中包含的丰富规则和资源，使其本身的定位发生变动，进而建构新的社会结构。因此，该理论不仅认识到社会结构对个体行为的形塑（shape）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强调了个体在环境中的能动性。运用结构化理论既为本文解释下乡创业者依托能动性采取一系列直接嵌入行为改变自身社会结构位置提供了有力支持，也有助于厘清本地嵌入对下乡资本和本地农村社区双方产生的影响。

具体来讲，基于我国农村社区的特殊情境，下乡创业者在入驻本地农村社区时，其社会结构位置最初会被设定为“外来者”或“陌生人”。这一社会结构定位导致其受到原有社会结构的拒斥和歧视，并面临生产经营受阻或资源互动不畅等结构环境制约带来的本地嵌入困境。但环境并不会完全限制其在本地社区中的活动自由。环境的形塑作用会使创业者主动改变行为，适应本地社会规范。创业者将发挥能动性，主动与本地居民接触，了解当地文化和社会规则，并与本地居民构建社交和合作关系，从而与环境结构发生互动。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嵌入行为，本地居民会逐渐认可并接受下乡创业者，下乡创业者在本地社会结构中的身份位置也转变为“自己人”。由此，下乡资本获得了本地环境中的有限资源，同时也会给本地农村社区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带来变化。

（三）本文理论框架

依托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构建起“预嵌入—嵌入行为—嵌入结果”的分析框架。首先，关注下乡资本的预嵌入环节。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们多侧重于剖析嵌入活动的发生过程，对嵌入活动发生前的“预嵌入”基础缺乏考虑。虽然部分研究指出创业环境会对嵌入性产生影响，但这类研究着重于强调下乡资本所在的外部环境因素，缺乏对创业者内部因素和村企互动因素的关注。事实上，从结构化视角来看，在预嵌入环节，既有的个体资源条件和双方互动基础会影响行为主体的嵌入行为。具体来讲，创业者的能动性是建立在个体资源储备基础上的。创业者本身资本积累的差异，会使不同创业者拥有不同的网络和关系建构能力，也会导致他们在面临嵌入困境时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案。同时，创业者的能动性是体现在与本地社区的互动过程中的。双方对创业活动内容和发展规划的信息沟通是村企互动的第一步，能否就此达成一致共识是双方构建嵌入性关系和网络的重要前提。良好的村企共识基础会使创业者获得更多的本地支持，并对村企双方的发展都起到促进作用。因此，在预嵌入环节，本文从创业者资本和村企共识基础两个维度讨论下乡资本在本地嵌入前所具备的条件。在创业者资本方面，参考Bourdieu的实践理论，创业者的资本具有不同的形态或类型，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本研究将创业资本定义为创始人在进入村庄之前拥有的所有类型资本的总和。在村企共识基础方面，本文将村企共识基础定义为创业者与本地农村社区在创业活动的内容和发展规划方面的共同兴趣和目标一致性。

其次，从文化、关系和结构嵌入三个维度解读创业者的嵌入行为。如前所述，先前研究在资本下乡嵌入机制的探讨中，主要基于关系和结构嵌入的二元框架分析了下乡资本利用委托代理人实现嵌入的间接策略。这类观点虽然为解释资本下乡的本地嵌入机制提供了经验借鉴，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在利用本地既有嵌入性资源的间接嵌入机制中，创业者仅通过少数关键成员与本地社区建立间接关系，其本身仍脱嵌于本地农村社区，无法克服下乡资本与乡土社会互动不畅的结构性矛盾，也难以从根源上解决下乡资本的外来者劣势问题。第二，虽然已有少量研究关注到创业者的直接嵌入策略，但一方面，目前的讨论主要聚焦于关系嵌入中的关系构建机制，缺乏对其中矛盾化解机制的分析，对结构嵌入的内涵建构也不够完善；另一方面，先前研究忽略了“文化嵌入”在中国农村情境中的重要作用，与此相关的文化嵌入机制也无法涵盖在关系和结构的二元框架中。鉴于此，在嵌入行为环节，本文提出文化嵌入、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的三元分析框架。对于文化嵌入维度，我国乡土社会久为流传的文化规则定义了特定区域范围内社区成员的身份、意义和共识，并约束其经济和社会活动开展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和惯例。下乡创业者在农村情境中所要面对的宗族、风水、风俗讲究等乡土社会规则和文化习俗，对下乡资本的嵌入性发展产生独特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本文所述的文化嵌入即指下乡创业者与本地农村社区就社会规则和文化惯习等达成一致认识的过程，主要关注行动者之间社会文化认知的互动和重构。对于关系嵌入维度，我国乡土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本地社群成员之间会表现为亲疏有别的“差序格局”，且行事注重“人情”和“面子”。下乡创业者能否利用乡土逻辑，会影响下乡资本面临的处事原则。因此，本文所述的关系嵌入即指创业者与本地居民化解矛盾，构建并维持良好社交关系的过程，涉及行动者之间的信任、信誉和亲密度感知。对于结构嵌入维度，下乡资本与本地农村社区的互动网络会创造更多机会，并影响创业者的行动。一方面，利用本地关键行动者（如村权威）可以搭建与本地其他成员互动的桥梁，减少交易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作为连接本地网络和外部资源的重要节点，下乡资本通过为本地农村社区提供外部连接桥梁，可以占据嵌入性网络中的关键位置，弥合网络中的结构洞。因此，本文所述的结构嵌入即指下乡创业者联接本地环境与外部资源形成利益合作关系和网络的过程，主要考察行动者在网络结构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最后，从嵌入主体（下乡资本）和嵌入客体（本地农村社区）两个维度检验下乡资本的本地嵌入效应。在嵌入主体方面，已有不少研究表明，嵌入能够帮助企业获取难以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的本地资源，并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因此，通过嵌入获取本地资源（包括有形的要素资源以及无形的信息资源），是下乡资本实现嵌入的首要动机。在这一过程中，嵌入本地社区会提升创业者的身份认同感，激发创业者的本地热爱主义。所以，本地嵌入也会给创业者自身的本地归属感带来影响。而在嵌入客体方面，已有研究则关注较少。事实上，结构化理论表明，行动者是具备能动性的，可以自由修正结构。随着创业者与本地环境互动，本地农村社区的资源状态和结构也将发生变化。下乡资本可能会与本地情境联合发展，为本地社区创造共享价值。由此，本文将从创业企业资源获取、创业者归属感和社区共享价值创造三个维度考察下乡资本的嵌入结果。综上所述，本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法最适合解释“如何”和“怎么样”这类的研究议题，而单案例研究可以更好地对单个情境进行深入剖析与详尽说明，帮助提取基于复杂现象的理论或规律，非常适于本文的研究情境。根据案例研究的理论抽样原则，本研究选取S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公司）这一单案例展开分析。S公司于2012年由120位消费者每人众筹5万元农产品预付款成立，由创始人ZHP带领的专业团队运营管理。公司经过多方磨合、选址，在广东惠州ZT村流转土地200亩，建立生态农场，以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生态种养产品，同时积极拓展电商渠道，采取预付制和会员制并行的经营模式扩大产能，年销售额达2000万，经营较为成熟。

以S公司为研究样本是因为它是外来资本进入农村社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典型案例，经营类型符合本文的研究对象要求。更为重要的是，S公司不以委托“本地代理人”的方式来管理农场，而是由ZHP（外来者）自主经营管理，且ZHP及员工均住在村里。在S公司的本地嵌入过程中，创业者、创业企业与本地居民的关系存在明显的嵌入变化过程：由最初矛盾频发到创业者被本地社区接纳，并被授予“荣誉村民”称号。因此，该案例为剖析资本下乡如何自主嵌入本地农村社区提供了一个非常典型且合适的研究情境。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实地观察、收集档案资料的方法获取S公司的研究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三角验证，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数据收集共计三轮，分别为2017年5月、2018年2月和2020年12月，访谈对象包括了S公司创始人、员工以及ZT村的村委和村民。每次访谈持续45分钟到3个小时不等，最终整理得到访谈文字稿56万余字。本文采用归纳演绎法对访谈数据进行分析，通过识别理论构念对数据进行三级编码，最终数据结构如图2所示。

三、案例分析与研究结果

（一）预嵌入

1. 创业者资本。

数据显示，ZHP的创业资本对于S公司进驻村庄及之后与村庄的关系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首先，S公司是以众筹方式建立的，在进入村庄之前已有600万元无息的启动资金（经济资本），这使得ZHP有充裕的资金来支付土地租金，并在与村民发生矛盾冲突时可满足村民的利益需求。ZHP在访谈中说，“我制定了全村（土地租金）最高标准，全部都一千五，不准八九百、一千”。面对用地和日常生产生活中与公司发生矛盾的村民，除了建立私人社交关系外，S公司在解决矛盾冲突时也会给予经济补偿。正如ZHP所说，“你给他些利益是好事，没有什么回避金钱的问题。金钱就是金钱，大家和谐就是润滑剂”，“合理的给，不给不行。一分钱都不给，那你就完了”。

其次，S公司的120个众筹会员不仅是农场的忠实消费者群体，也是农场重要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本）。在访谈中，ZHP谈到了在农场初创时期通过众筹会员的社会资源来发展或加强与本地镇政府、村委的关系。他说，“这里面我安排了一件事。2013年春节前后，我们会员帮助联系了当地政府领导到村里来调研，并与村委座谈”。

再次，在创办S公司之前，ZHP已经有农村生活经历和农村创业的经验（文化资本），这使他能够更好地理解乡土社会，并正确认识和处理与村民的关系。ZHP之前曾有因合作者和农户起冲突而导致创业失败的经历，正是这种经历，使得ZHP对村民关系“开始觉悟”。他在创立S农场时与村里有话语权的村权威、意见领袖、宗族长老先沟通，在他们的帮助下和村民一家一户签约发钱，“彻底做到一家一户心甘情愿”，避免了租地问题带来的隐患。此外，儿时的农村生活经历使ZHP与村民更容易亲近，遇事时也知道用什么方式解决更妥当。正如他在访谈中解释的，“想想小时候老家之间的邻居关系，宗族的这些斗争，不同姓氏会有斗争，甚至是敌对的，我对小时候事情都有印象。所以现在做的时候，就是应该找谁我有印象，这都跟你的生活经历有关”。

最后，ZHP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生态农人，他在当地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象征资本）。当ZHP找ZT村村委表示要租地做生态农场时，村委欣然接受。这既是因为做生态农业与ZT村创建生态示范村的定位相符合，也是因为ZHP在生态行业的声誉让村委相信他是真实的农业创业者。访谈时多个村干部表示，在租地之前就已听说过ZHP的生态农业经历，并“相信他做的是真的，如果是假的早就发财走了”。

2. 村企共识基础。

在村企互动初期，双方对创业活动的认知一致性为后续合作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一方面，ZT村有强烈开放引资的意愿，鼓励并支持外来者创业。在农场初创期，村委就尽力帮助ZHP解决嵌入冲突和矛盾。另一方面，S公司的生态经营理念与ZT村的发展原则是一致的。早在2003年，ZT村就提出创建生态示范村的目标，村支书在访谈中也提到，“如果不是做生态的来，我们一定排斥。因为他农药会很厉害，对我们这田地和环境的损害很大”。鉴于此，S公司的经营内容在嵌入前已基本得到了当地认可。

（二）嵌入行为

1. 文化嵌入。

（1）了解并遵从本地文化规则。对于外来者而言，掌握本地社区的文化规则（如宗族文化、风水信仰等）以及社会结构信息（如村民个性、矛盾及交往方式等），是采取高效、正确的嵌入行为的重要线索。为此，ZHP采取和村委村民喝酒聊天的方式，获取本地的缄默化信息。他提到：“每天晚上我就是炒两小菜，买一箱啤酒，谁愿意来喝谁来，谁愿意聊天谁聊。这样大家说话就没戒备心了嘛，话匣子一打开，你聊上个十天八天不就基本上什么都了解了么。”在此基础上，ZHP了解到ZT村族姓特征明显，村中大姓占人口数95%以上，整个村落遵从宗族关系和传统文化的社会规则，每年都会举办近千人参加的大型祭祖活动。因此，他主动向村里表达非常尊重并重视本地宗族文化，并愿意参加祭祖活动。这样的态度受到了村委和村民的认可，双方在文化规则方面达成了一致认识。

（2）变革并创新本地文化活动。随着S公司嵌入过程的推进，2015年村委在村民大会上专门加了一个颁奖环节，授予ZHP首个“荣誉村民”奖，表彰他是“做得最好的外来人”。这一称号的获得标志着ZHP本地嵌入的初步实现，ZHP也在本地社区获取了更多的话语权。第二年，在他的建议下，村委会在村民大会上又设立了“孝敬老人奖”，表彰敬老爱老的本村居民，并由ZHP为获奖者颁奖。之后每年村委都会根据村民的表现调整奖项设置，有时还会询问ZHP的意见。这一行为表现了ZHP对本地既有文化活动的创新，新型的文化规则增加了其与本地村民的互动联系，同时提升了创业者和农场的象征资本。此外，S公司每年年会都会邀请村委、小组长、村民等一起参加，后来这也成为ZT村每年必会举行的文化活动。这一外来者与本地村民共同参与的文化活动是在农场的惯习规则下由农场主动发起的，它使得农场在文化嵌入中逐渐由受既定的文化规范影响到向本地居民输出新的企业文化，实现了文化关系的联合依赖转化。

2. 关系嵌入。

（1）曲尽人情的矛盾处理方式。曲尽人情是指农场在处理与村民的矛盾时，能站在村民的立场上，委婉周到地把人之常情或人情世故予以充分考虑。曲尽人情之所以能促进农场的本地嵌入，是因为它遵循了人情取向的乡土逻辑。首先，它体现了讲究情面的处事原则，在处理关系时，顾及人情和面子，讲究忍让；其次，曲尽人情意味着当情与理发生冲突时不“认死理”，而是“通情达理”，与乡土逻辑中的“不走极端原则”相契合。具体来讲，ZHP对处理村民冲突问题始终强调，一是要讲究情面，不能和村民直接对立，要尽量满足村民要求，让利于村民；二是既要理解村民的难处，也要融情于理激发村民的同理心，让他们理解公司的不易。因此，当面对村民偷菜的问题时，农场首先是以不计较的态度，不追究赔偿。此外，ZHP也试图融情于理让村民理解农场的处境，和村民平等沟通，“你想吃啥你说嘛，但不能自己拿。你去拔会带动示范效果，老百姓都认为农场的菜谁都可以去拔，那我们不就不用干了么”。后来，农场又推行了几条举措：一是村民如果需要免费的菜，可以向管理人员索要配送盈余的部分；二是村民可享受员工折扣到农场买菜。这些举措并没有以文字或规章制度形式呈现，而是通过口头方式让村民们知晓。诸如此类情境化的解决方案使村民对企业和创业者的行为和身份有了新的认知，也给足了村民“面子”，此后类似偷菜的事件也没再发生。

（2）构建本地社交关系。ZHP始终秉持“平等尊重、相互理解”的态度与村民交往，并向员工传递两种核心理念。一是“ZT是我家，我是ZT人”；二是“村民就是我们的员工，必须把他们当成一家人看待”。该理念具体可归纳为两个层面，即“创业者村民化”和“村民员工化”。一方面，为实现创业者村民化，S公司建立了开放式农场。农场没有大门和围墙，村民可以自由出入农场的生产场所，观察农场的生产经营活动，与农场员工随时沟通。这样主动开放的经营模式让村民逐渐放下了对外来者的警惕，相信ZHP他们是实实在在地发展农业。在与村民的交往中，ZHP从不以外来老板自居，而是充分地尊重村民，平等地和农民相处。他一开始就跟村长申请“村民待遇”，提出“我是你的村民，你要关照我，你不要把我当老板任人宰割”。他自己也和员工一起，在农场创立之初就搬进了ZT村，农场员工在访谈时也说道，“他（ZHP）反正把村里这地方当家了”。ZHP创业者村民化的态度和行动向本地社区和居民传递了真诚友好的交往信号，为构建本地社交网络、实现关系嵌入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村民员工化”的交往理念让S公司在日常交往中能够妥善处理和村民的关系。ZHP和员工在日常交往中会与村民保持问候，见面常打招呼。如ZHP所说，“这是跟老百姓之间的互相尊重”，“因为抬头不见低头见，甚至你不打招呼，人家都不舒服。有的老板，走路脸都抬到天上去了，看不上一切的表情，那就完蛋了”。平时走访村民遵循“礼尚往来”原则，把村民当作在农村的亲戚，当作“一家人”，如逢年过节要送节礼、红白事时随礼帮忙等。此外，ZHP和员工还会经常和村民一起喝酒吃饭，平等随意地对话、聊天，通过频繁地社交建立情感联系。农场还给村民以员工福利，让其同享员工折扣。这样的处事规则与农村的社会交往惯习相适应，村民也逐渐接纳了ZHP和农场员工，平时不再故意找他们的麻烦，发生摩擦时也会尽量相互理解包容，将他们纳入了讲“人情”和“面子”的熟人社会圈子。

3. 结构嵌入。

（1）使用嵌入式人员。由于ZHP的外来者身份，S公司在嵌入本地时尤其是在刚进入村庄时，面临着与村民沟通相处的诸多困难。为此，ZHP利用本地嵌入式人员（主要是ZT村的村干部和宗族长老等村权威人员）作为连接桥梁，帮助农场更好地融入本地。在访谈中，ZHP多次强调了嵌入式人员的作用，如“这个事因为他是村里的头头，你得跟他商量”，“你得首先跟头头沟通好，他去沟通比你沟通强”。村权威之所以能发挥桥梁作用，有三点原因。一是他们在村庄的社会关系网能帮助农场动员村民和协调处理农场与村民关系；二是村权威与村民们的信任关系也能为农场和村民之间提供信任担保；三是村权威在村庄中的人情和面子不仅可以在化解农场与村民之间矛盾中发挥关键作用，还有助于农场规避村庄社会对外地人的歧视。除了私下邀请村权威出面协调村民矛盾，ZHP还在2016年正式聘请农场主要地块所在小组的村小组长作为村务委员，专门负责协调处理公司与村民关系。对此，农场一位员工评价道，“我们的村务委员，每天就来农场逛一逛，但我觉得值得。因为他在这儿，村民闹事的这种事情就不发生了”。聘请的村务委员不仅能帮农场避免和村民的摩擦，还在2017年农场扩张租地时代表公司去和其他村小组长、村民谈价，为公司节省了诸多交易成本。ZHP在访谈中评价道，“他（村务委员）去帮我谈和我去不是一回事。跟老百姓谈工作的时候，他去谈实实在在，我去谈一定偏高，这不用说”。通过正式聘用的利益联结，S公司将村权威内化为公司内部成员，利用其既有的嵌入资源架起本地沟通桥梁，占据了更多的结构洞，并在信息和要素资源竞争中获得优势。

（2）提供非契约贡献。提供非契约贡献是指企业出于自愿，主动调动企业内外部资源带动村庄发展，并承担村庄的社会责任。一方面，S公司与本地共享企业资源，如与村民分享市场资源，将来访的消费者引流至本地村民开设的民宿和餐馆；在公司网店中开设特别栏目，帮销村民生产的客家黄酒、艾饼等。S公司受到不少媒体采访和报道，也吸引了另外两家生态农场入驻ZT村。另一方面，S公司主动承担了村庄的社会责任，如帮扶患癌老人义卖蜂蜜，为村里受伤的小女孩捐款等。通过提供非契约贡献，S公司建立了适应当地需求的桥梁和网络，并重新配置与本地环境的关系，实现由不平等依赖向联合依赖关系的转化。

（三）嵌入结果

1. 创业企业资源获取。

在前述嵌入行为的作用下，S公司的本地嵌入过程对嵌入主客体双方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于创业企业来说，它获取了创业活动所需的关键资源，包括有形的要素资源和无形的信息资源。一方面，嵌入有效减少了S公司土地租用的交易成本和合同治理的不确定性风险。例如，在土地租用过程中，ZHP发现“这个村宗族会很有帮助，既然同意你在这里，他们宗族内部会统一。你做通了主要的人，就等于全村人”，于是他没有直接出面和村民谈判，而是通过与村委、宗族长老就租地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再实现土地连片租用。同时，嵌入关系弥补了正式制度漏洞。S公司所租土地在租期内未出现毁约占地的情况，到期后在同等条件下村民也愿意与其优先续约。ZHP也指出，这是因为“农村都是做熟不做生”。

另一方面，嵌入也有助于S公司获取缄默化的信息资源。访谈数据显示，在S公司帮销村民产品的第1年，一位种植龙眼的村民主动告知ZHP，不确定自己使用的杀虫剂是否算生态生产的禁用品，怕给公司造成麻烦。ZHP得知后及时取消了上架该产品的计划，避免了一次品牌信任危机。正是由于已有嵌入性关系，村民才会提前告知这一隐性的风险信息。此外，隐性资源的获取也有助于创业者在面对矛盾时采取情境化的解决方案。例如，村民L叔是村里出了名的暴脾气，最初常因生产生活琐事（如打药污染农场菜地、农场使用公共区域停车等）与S公司发生冲突。对此，ZHP在日常交往中逐渐了解到L叔孝顺的本性，通过每年给他90岁老母亲买补品的方式获得了L叔的认可，化解了双方矛盾。ZHP指出，“我跟他交往这么久，我发现他也有守规矩的那一面。你给他钱，他不一定有感觉。你孝顺他妈的时候，他心里一定对你无比尊重；你的方式得是他接受得舒服，你孝敬老人，他就舒服了”。

2. 创业者归属感。

对于创业者本人而言，嵌入本地的过程不仅使ZHP积累了更多的个体资本，还帮助ZHP规避了外来性，实现了本地情感归属，获得了身份认同感。从ZHP“荣誉村民”的称号可以看出，他已获得了本地村民的认可和接纳，他也由衷地把自己当作本村人。他评价说，“我觉得我（在ZT村）住得挺好，和老百姓喝酒、说话，我没觉得我是外人”，并表示自己“愿意葬在ZT村的青山绿水中”。这种对本地社区正向的依恋情感，能够很好地提升创业者的成就感和幸福感，也带来了情感归属的第二个体现，即对本地社区的认同和热爱，并产生为本地社区获益而作出贡献的意愿。就像ZHP所说，当他向消费者介绍ZT村时，“我讲的和他们（村民）那个情绪是一样的。就像一家人嘛，我为他们的历史而自豪”。同时，ZHP也会主动从发展理念和市场资源等多方面助力本地社区的发展。

3. 社区共享价值创造。

对于ZT村来说，S公司的嵌入使本地社区与企业形成了利益共同体，社区的本地能力在联合依赖关系构建中得到了提升。一是提升市场联结能力。S公司带动村民增加经济收入，并促进村民与市场的联结，在诸多媒体报道下让ZT村吸引了更多外部投资。二是优化村庄自然禀赋。S公司的生态种植方式“把大部分的耕地变成生态”，“空气也不会臭臭的了”，为村民的生产生活营造了更优质的生态环境。三是改善ZT村的民风。数据显示，大多数受访者都谈到村庄比以前变得更加和睦，吵架打架现在很少发生。如村里老支书所说的，“你都不知道，那个小组长调皮捣蛋，那个村民以前是赖子，都难搞啊！农场这几年把他们全变成了良民”。四是强化生态环保理念。在S公司的影响下，ZT村更加坚定发展生态农业的规划，村民们更加认同生态生产方式，并逐渐掌握了生态种植的相关知识。调研时，研究者观察到有村民在自家土地边堆肥，村民主动夸赞，“这都是和S农场学来的”。此外，部分村民还成为了农场生态农产品的消费者，更加关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一个资本下乡创业的典型案例，剖析了下乡资本在我国农村社区的嵌入过程与结果。立足于嵌入性理论和结构化理论，本文重点关注下乡资本的能动性和双方的直接互动过程，提出了包含预嵌入、嵌入行为和嵌入结果三个层面的系统性分析框架，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发现。

第一，创新性提出预嵌入概念，关注嵌入活动发生前的资源和互动基础。一方面，创业者个体资本积累的差异，会导致其网络建构能力不同。研究结果显示，创业者的经济、社会、文化和象征资本积累为其采取情境化的问题解决方案提供了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创业者与本地农村社区建立共同兴趣是影响其调动本地资源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与本地社区有一致目标和共识基础会使创业者在嵌入过程中获得更多权威支持。

第二，基于中国乡土情境，从文化嵌入、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三个维度对下乡资本的嵌入行为展开分析。在文化嵌入维度，乡土社会厚重的文化积淀构成了特定区域、民族的思想理念和行为规范，不断传承延续的风俗礼制也成为人们表达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研究发现，下乡资本可通过扩展现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惯习知识，参与本地文化互动，在初创期的非对称依赖关系中获得资源供给者的认可。进一步地，创业者还可变革甚至创新本地文化活动，调动本地社区对企业的依赖和热情。在关系嵌入维度，曲尽人情的矛盾处理方式符合乡土社会讲求情面和不走极端的社会规范，有助于避免直接冲突并唤起本地居民的同理心，化解歧视和拒斥困境。同时，建立开放式农场展示企业信息，遵从本地社交习俗，与村民保持平等尊重的日常互动关系，有助于创业者跨越社区本地边界，内化成为本地社群成员，化解外来者劣势。在结构嵌入维度，利用本地权威的既有嵌入性资源是下乡资本弥合结构洞的常用策略。正式聘用能够将村权威内化为企业成员，有效化解冲突，降低企业资源获取的交易成本和风险。同时，下乡资本向本地提供非契约贡献（如共享企业资源、承担社会责任等），可使创业企业以战略伙伴的形式出现在外部资源和本地网络之间。由此体现出的关系前景可以用来形成资源的可能性，增强本地社区对下乡资本的依赖，形成利益共同体。

第三，基于结构化视角，从下乡资本和本地农村社区两个方面回顾嵌入效应。对于下乡资本而言，嵌入本地给企业带来了资源获取优势，让企业更易获得关键要素资源及信息资源，降低了交易成本和风险。本地嵌入还提升了创业者的身份认同感和个体资本积累，有助于激发创业者的本地热爱主义，增进创业者留驻并建设本地社区的意愿。对于本地农村社区而言，下乡资本嵌入本地带来了经济、关系、思维、能力等多维度的本地能力提升，实现了共享价值创造。

本文基于S公司这一典型个案剖析下乡资本的嵌入性问题，其本地嵌入的实现机制也许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偶然性。例如，创业者的文化资本积累、本地社区的宗族文化特征等，都在嵌入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S公司的预嵌入基础及其嵌入活动为其他下乡资本提供了可行的经验借鉴。一方面，下乡资本在创业活动开始前应提前了解农村营商环境，并尽可能与村庄达成共识，以构建良好的嵌入基础。另一方面，在经营过程中，下乡资本可采取文化、关系和结构嵌入的多维策略，尝试与本地社区保持共同的文化认知及良好的社交互动，并构建利益共同体，从而化解外来者劣势。与此同时，S公司这一案例本身虽然不具有广泛代表性，但其行为逻辑具有一般性和普适性，对拓展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后续研究可在此基础上选取更多案例或定量样本数据进一步验证分析下乡资本嵌入本地农村社区的机制和效应。

转自：“学术研究”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