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中泽：开明的心智，不凡的史书——评苏克拉提及其《教会史》

摘要

苏克拉提是继优西比乌之后心智最开明的古代教会史家。他的《教会史》涵盖了从305年至439年共134年基督教官方化最为关键的时段，从而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一手研究资料。该作品不仅反映了作者具有丰厚的古代文化涵养，而且揭示出其拥有容纳异言异行的伟大胸襟。作为一名具有理性头脑的教会学者，他在融合基督教信仰与希腊罗马古典传统的过程中，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坚持君主事功与教会事务并叙的原则，这便使得其作品大大超过了狭义教会史的界限，变成了一部政教并重的历史，这一点是优西比乌、苏佐门及提奥多雷等同名作品所不及的。他坚持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的原则，体现了一名历史学家的基本品格和素养。其作品文辞简朴平实，用语雅而不涩，俗而不粗，可谓雅俗皆宜，是一部不同凡响的教会史杰作。

开明的心智，不凡的史书

——评苏克拉提及其《教会史》

撰文｜林中泽

林中泽，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于苏克拉提的《教会史》，西方学界历来评价较高。20世纪初著名的教会史作家亨利·瓦士，称该书超越了仇恨和敌对的意识形态局限，用最为完善的形式呈现了那个时代的教会历史，其所保存的教会史原始资料尤为珍贵。1978年，另一位西方作者切斯纳特在《最初一批教会史书》一书中，认为苏克拉提虽然对神学争端不太感兴趣，但他具有自觉纠错和追求真相的历史学家之本能和素养。1990年，《早期基督教百科全书》的撰述者弗里古森指出，苏克拉提谙熟古典文化，具有包容精神，是一名当之无愧的 “人文主义者”。21世纪初的研究继承了上个世纪的传统。例如罗厄巴切尔就断言，苏克拉提的古典学识，比起优西比乌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勒品也对苏克拉提学养的丰厚和学风的严谨表示了高度的赞赏。不过，这些研究往往只侧重于问题的某个方面。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苏克拉提及其《教会史》作出较为系统的综合性评述，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行家。

一、生平事迹及著述构架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晚期古代是一个连接古典文明与中世纪文明的至关重要的时代。根据当代史家约翰森的说法，在晚期古代，社会的中心价值日益由政治向宗教转化，信仰逐渐成为联结个体、国家及社会的主渠道，先前政治优先的原则最终被信仰优先的原则所取代。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专门记述人民信仰生活的教会史应运而生，优西比乌在这方面无疑拥有开创之功。可是，优西比乌的卓越，却丝毫未能遮蔽住另一位著名教会史家苏克拉提的光芒，尽管后者从前者中获益良多，但后者的独特优势也是不可小觑的。

众所周知，提奥多修二世统治的时代（408—450）相继出现了三部同名的历史作品，即苏克拉提的《教会史》、苏佐门的《教会史》及提奥多雷的《教会史》。由于这三部作品在基本构架、叙述脉络及主体内容等方面大致相似，6世纪中叶的教会作家卡西欧多鲁（Cassiodorus）便将其摘抄后汇编到一起，取名为《三部教会史概要》（Tripartite History），目的在于方便人们互相参照和研究。后人依据新约中对观福音书的先例，将这三部作品称作“对观教会史”（Synoptical Church Histories）。就这三部作品的重要性而言，苏克拉提的《教会史》无疑名列前茅，因为后两部教会史均主要从它那里获取创作资料，汲取创造灵感。

苏克拉提（Socrates）是早期基督教时代最有趣和最有价值的历史学家之一。他于380年前后出生在君士坦丁堡，至少活至439年，亦即其《教会史》完成的那一年，一生经历过阿卡狄乌和提奥多修二世两朝皇帝的统治。由于除了《教会史》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有关其生活情况的其他信息，故对其生平，大多属于推测。我们可以从《教会史》中得知，苏克拉提是在故乡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老师是赫拉狄乌（Helladius）和阿蒙尼乌（Ammonius），这两人均是出生于亚历山大里亚的异教语法学家，前者曾担任朱庇特神（天神）的祭司，后者曾担任希米乌神（猿猴之神）的祭司。在当地宗主教提奥菲鲁的命令下，亚历山大里亚的塞拉皮斯神庙被毁，庙内神像被游街示众，由此引发了异教徒与基督徒的严重冲突，这两名语法学家也卷入其中。赫拉狄乌后来还夸口说，自己在该次冲突中曾亲手杀死了9名基督徒。他们为了逃避基督徒的报复，从亚历山大里亚逃到君士坦丁堡，在那里教授语法。

据亨利·瓦士的说法，苏克拉提也学习修辞，并协助修辞学家和智者特罗依鲁（Troilus）打理法律事务，因而他便拥有了“斯古拉斯狄库”（Scholasticus）这一别名，其意为法律学家。弗里古森主编的《早期基督教百科全书》也认可这一说法，断言苏克拉提的专业是法律。克洛斯甚至认为苏克拉提就是一名律师。该书的编辑和英译者瓦勒修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苏克拉提是“君士坦丁堡法庭上的一名特别辩护人”。不过近年来，这一传统说法开始受到质疑。例如优尔班克（Urbainczyk）便指出，“斯古拉斯狄库”这一头衔，应该是后来才被附加在苏克拉提《教会史》抄本上的，有可能是抄写员将其与后来的教会史家埃瓦格里乌·斯古拉斯狄库的名字混淆了，而后者的确是一名法律学家。布里安·科洛克（Brian Croke）也对苏克拉提的律师身份表示怀疑。笔者比较赞同后面这一说法。从苏克拉提的书中，的确无法看出其具有专业法律学的知识；而且，对于皇帝提奥多修二世组织编撰法典的准备工作这样一件重大的法律事件，苏克拉提在书中竟只字未提，这至少证明他与法律专业没有多少联系。

苏克拉提一生几乎都待在君士坦丁堡，因此在他的历史书中，描述的大量事件均与该城有关。正如他本人所坦承的，他对该城所发生的著名事件描述得更为充分，这是不足为奇的，这部分原因是他聆听过或目睹过该城的大多数事件，部分原因是这些事件更加著名，而且被认为比起其他事件来，更值得记录。（V, 23）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位历史学家的真正精神之所在，即某种为了矫正错误而产生的有价值的焦虑感。苏克拉提的真诚还体现在他在第6卷开头所使用的类似表达中，他说，比起过往时期的历史，他对自己时代的历史更有兴趣，因为他对过往历史没有任何的亲身体验。直接促使他去撰述一部教会历史的，是一个叫做提奥多尔（Theodore）的不太知名的人物；他在该作品中，曾几次提到此人的名字。苏克拉提本人的身份也不太明确，哈特姆·勒品（Hartmut Leppin）认为他很可能在教会中担任某种职务， 这只是一种猜测而已，从他谈及政教关系的超然态度看，他即便担任过教职，级别也不可能太高。他续写了优西比乌以后直到他自己的时代为止的历史。其作品划分为7卷，涵盖了从305年君士坦丁称帝起，至439年即提奥多修二世执政第31年为止共134年的历史。他自己在该书的末尾，则给出了一个象征着圆满的整数，即140年。（VII, 48）在最初的第1和第2卷中，翻译过优西比乌《教会史》并对其作过增补的拉丁学者鲁菲努斯，似乎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过在不久后，由于阿塔纳修的作品及其他著名人物的信函屡屡展现在他的面前，他发现鲁菲努斯的一些信息并不太可靠，自己有可能受其误导。他自己的陈述似乎表明，为了交出一部满意的作品，他曾对这两卷进行过重写。（II, 1）从这里可以看出，苏克拉提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其认真和严谨是不容置疑的。

苏克拉提的总体写作结构，仍然沿袭优西比乌的做法，即以罗马皇帝的统治为中心。如第1卷涵盖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305—337）；第2卷涵盖君士坦丁三个儿子小君士坦丁、君士坦提乌及君士坦斯统治时期（337—361）；第3卷涵盖“叛教者”尤利安及约维安统治时期（361—364）；第4卷涵盖瓦伦提尼安及瓦伦斯统治时期（364—378）；第5卷涵盖提奥多修大帝统治时期（378—395）；第6卷涵盖阿卡狄乌统治时期（395—408）；第7卷亦即最后一卷涵盖提奥多修二世统治的前半段（408—439）。不过，苏克拉提毕竟是一名大公教会的正统信徒，因此他的作品就不得不以突显正统派英雄人物为主轴，例如在该书的前4卷中，亚历山大里亚宗主教阿塔纳修的事迹几乎贯穿始终；而在后2卷中，则基本上以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约翰·克里索斯托姆为主角。

从苏克拉提的这一作品中，我们不难窥见作者的某些重要思想内涵和基本特色。

二、对古典异教学问的偏爱

基督教诞生不久，教会内部就存在着反古典与亲古典两大趋势。使徒保罗应当是反古典派的始作俑者，他在传道过程中，明确提醒信徒们要防止哲学家们的欺骗。而《约翰福音》的作者则有一种将希伯来传统融入希腊文化的明显意图，因为他把基督等同于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和“一”。3世纪上半叶的拉丁教父德尔图良，继承了保罗的传统，对希腊文化采取拒斥的态度。但2世纪时的教父查士丁则极力拉近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距离，他在为基督教做辩护时指出：虽然苏格拉底和赫拉克里图等人被认为是无神论者，亚伯拉罕和亚纳尼亚斯等人被看作是野蛮人，可是由于他们均过着理性的生活，因此他们都可以成为基督徒；柏拉图的学说和基督的教导虽然有些许差异，但本质上是一致的。3世纪上半叶的奥利金更是系统地借用了犹太学者菲洛的寓意解经法，以希腊哲学语言为工具去挖掘圣经中的微言大义，从而达到将希腊思想纳入基督教神学体系的目的。3世纪中叶以后，地中海区域崛起了新柏拉图主义，该思潮对基督教教义的完善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总而言之，尽管存在着历史的曲折性，但基督教与古典文化的融合是大势所趋。苏克拉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一名教会史家脱颖而出的。

苏克拉提小时候的异教徒老师赫拉狄乌、阿蒙尼乌及特罗依鲁等人对他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深远而持久的，这可以从其作品中看得出来。例如他在第3卷第16章中，以极其赞赏的态度谈及阿波利纳里父子研究古典学问的热情。而当有人对后者的行为进行攻击时，苏克拉提立刻起而为之辩护：

希腊文学的确从未被基督或其门徒认可为神圣的启示，可是它也并未完全被拒绝为有害的东西。因此我认为他们并没有轻率地放弃它。因为在希腊人当中存在着许多哲学家，他们并非不认识上帝；那些得到过逻辑科学训练的人们，奋力反对伊壁鸠鲁主义者以及否定神意的其他好争斗的诡辩学者，驳斥他们的无知。这些人的作品总是受到所有真正虔诚热爱者的欣赏……既然我们并没有被禁止去研究希腊人的学问和作品，我们就应当随心所欲地去做这一事情。这是我们为我们所采取的立场进行辩护的第一个论点：另一个论点因此也要被提出来。神启的圣经所谆谆教导的教义，无疑其本身就是绝妙的，而且其特性也是超凡脱俗的：它们倾向于在那些受其教诫指引的人们当中产生出生活的虔诚和正直，并指出某种为上帝高度赞许的信仰行为。可是它们并没有教导我们有关推理的艺术，借助这些艺术，我们或许得以成功地抵制那些反对真理的人们。此外，当我们能够将我们自身的武器转向敌人之时，他们就更容易被挫败……使徒不仅没有禁止我们被教以希腊学问，而且他本人似乎就根本未曾忽视过它，因为他经常援引希腊作者的话语。……在古代，教会的博士们便通过不停地使用习惯用法去练习自己的希腊文，直至他们年高德劭：他们这样做既是为了强化和磨砺心智，也是为了改善口才；与此同时，他们还可以据之驳斥异教徒的错误。（III, 16）

在苏克拉提看来，希腊异教学问不仅不会与基督教真理相悖逆，它甚至可以被用来作为论证宗教真理和驳斥异教错误的有力武器；神启的圣经与理性真理之间不存在本质上的冲突，因此阿波利纳里父子的哲学兴趣，不仅不应受到指责，相反应当受到鼓励。

苏克拉提谈及盲者狄底姆斯时，说他从孩童开始，就拥有了杰出的能力，并很快远远超过那些拥有最敏锐视力的年轻同伴；他以惊人的能力掌握了语法和修辞的原理，据此进一步学习哲学、逻辑学、算术、音乐及其他其注意力所及的各种知识门类，他是如此热爱这些科学分支，以至于他极为欣然地准备进入对那些别人借助书本才得以精通的话题的讨论。（IV, 25）可见苏克拉提是非常偏爱科学理性的。苏克拉提还向我们透露，皇帝约维安曾任命一位叫做瑟米斯提乌的哲学家为执政官，该执政官因皇帝的宽容而撰写了一篇称赞皇帝的颂文，苏克拉提对此也表示赞赏。（III, 25）在第4卷第23章中，苏克拉提借助本都的埃瓦格里乌之口，列举了大量具有哲学家秉性的修士们的言行，证明修道就是一种哲学的践履。他在谈及本都人格里高利·绍马图尔古时，特别指出后者先是在雅典接受哲学教育，后来又到伯里图学习民法，最后才进入圣经研究领域。（IV, 27）其意在表明，古典学问对于理解神圣学问是必不可少的。美国学者麦克吉佛特博士在评价优西比乌的历史作品时曾经指出：在优西比乌看来，“知识的每一个领域都可以被放置在对宗教的支持和贡献之下；他足够大胆地确信，历史、哲学及科学均为人们对神学真理的理解作出了贡献，因此，历史、哲学和科学均被他自由自在和无所畏惧地研究和掌握；他并不觉得有必要去歪曲任何真理，因为这种真理对他所承认的宗教实无害处，相反，他拥有一种崇高的信念，该信念导致他相信，一切真理必然有其地位和使命，基督教的事业将会因这些真理的发现和传播而受益。”这一评论在很大程度上同样适用于苏克拉提，因为在古典理性主义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问题上，苏克拉提与优西比乌是一脉相承的。

为了使读者对苏克拉提的古典观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我们有必要简单回溯一下教会最初的情形。早期基督教的崛起，本质上就是东方信仰文明与希腊罗马理性文明艰难磨合的过程。耶稣的第一批门徒对希腊哲学传统基本上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如使徒保罗就曾提醒基督徒要提防上哲学家的当。可是没有哲学理性做支撑的纯粹信仰，终究是无法发展成为真正的普世性宗教的。于是，一些最初的教父开始主动谋求向古典文化作出妥协，如2世纪的著名基督教辩护家查斯丁就明确指出，虽然苏格拉底和赫拉克里图等人被认为是无神论者，亚伯拉罕和亚纳尼亚斯等人被看作是蛮人，可是由于他们均过着理性的生活，因此他们都可以成为基督徒；柏拉图的学说和基督的教导虽然有些许差异，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3世纪上半叶的奥利金更是借用犹太学者菲洛的寓意解经法，以希腊哲学语言为工具去挖掘圣经中的微言大义，从而达到将希腊思想纳入基督教神学体系的目的。奥利金对于古典思想的过分痴迷引起了其同时代一些人的担忧，他们力求在基督教信仰与古典文化之间作出切割，例如德尔图良就公开责问：“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相干？学园与教堂有何一致之处？异教徒与基督徒有何相同之处？” 可是德尔图良自身假若没有得到过古典文化的福泽，他又如何能够就三位一体问题作出令人叹服的哲理解释呢？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耶路撒冷”与“雅典”之间的对立，亦即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张力，便逐渐回归到了新的平衡。苏克拉提正是这一新时代的见证者和突出代表，他作为一名具有理性头脑的历史学家，在融合基督教信仰与希腊罗马古典传统的过程中，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对异言异行的充分宽容

古典文化的特质就是包容和鼓励自由思想。也许正由于其内里流淌着古典文化的血液，导致苏克拉提对教会在教义分歧上的高度宽容。虽然苏克拉提个人在教会中发挥的作用不可能太大，但他作为一名大公教会正统派基督徒的身份，则是确凿无疑的。可是他的正统派身份并没有妨碍他对不同见解的宽容和尊重。的确，他的《教会史》是从谴责阿里乌争端开始的，但他天生是一名和平主义者，他对阿里乌派的谴责，与其说是基于教义上的分歧，不如说是基于教会由此而发生的分裂。

苏克拉提对异言异行的宽容，首先表现在他对诺瓦替安派的态度上。诺瓦替安派虽然早在3世纪中叶就被正统教会认定为异端教派，但苏克拉提却对其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好感，在其作品中屡屡提及这一教派及其杰出人物。例如，在谈及尼西亚公会议时，他特别提到君士坦丁大帝曾召集诺瓦替安派主教阿歇修斯参加会议，（I, 10）此事在优西比乌的作品中并没有被提及。他在总结诺瓦替安派人士遭到皇帝瓦伦斯疯狂迫害的原因时，将其归咎于该教派能够坚持正统的信仰。（IV, 9）在叙及该派主教希欣尼乌的轶事时，他也以极其钦佩的口吻，赞扬其具备高度的哲学素养，雄辩、敏捷而又不失幽默，尤其熟悉逻辑学，其圣经学的底蕴也极为深厚，与人相处，常常妙语连珠。他还补充说道：“他非同寻常的学识，为其赢得了接替他的主教们的敬重；他为元老院中的所有主要成员所爱戴和尊崇。他是许多作品的作者……他与其说是作为一名作家，不如说是作为一名演说家而受到赞赏；因为无论是他的气色和声音，还是形态和容貌，均带有某种高贵，他身上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很优雅的。这些优点受到所有党派的称赞，他特别为主教阿提库斯所喜爱。”（VI, 22）在说到该派另一名主教保罗时，他称赞其为人正直，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因此在其去世之后，包括正统派在内的各种不同教派的人士均自愿到场哀悼。（VII, 46）正由于苏克拉提屡次表现出对诺瓦替安派人士的敬重，有人便据以认为他从属于该派，而且这一主张还得到不少人的支持。这其实并不符合史实，因为他在提及该派时，是将其与“大公教会”严格区别开来的。他对诺瓦替安教派的好感，完全出于其宗教宽容的本能。

苏克拉提不仅对诺瓦替安派表现出好感，他对其他非正统教派也并不歧视。例如他赞扬希普里安派主教斯皮里顿“圣洁”“伟大”和“极端谦卑”；（I, 13）他在评价提奥多修大帝的宗教政策时，对他的仁慈表示赞赏，并怀着感恩的心情报道这位皇帝“没有迫害他们（指各式各样的异端分子——引者）中的任何人……允许他们所有人举行自己的秘密集会，在基督教信仰方面采纳自己的观点。其他所有人均被允许在城外建造自己的礼拜堂。”（V, 20）他称赞君士坦丁堡宗主教阿提库斯宽宏大量，能容纳异端人士，做善事惠及不同党派，救济对象普及异端人群。（VII, 2; 23）锡纳达的主教提奥多修残暴对待异端分子，遭到苏克拉提的强烈谴责，称其贪婪丑恶，不配充当上帝的牧人。（VII, 3）他还以极其欣赏的口吻谈及阿里乌派人物提摩太和乔治的博学多才。（VII, 6）他长篇累牍地引用本都人埃瓦格里乌的话语，赞扬诺斯替派对隐修的哲理性论证。（IV, 23）他甚至还为聂斯脱利辩解，认为是聂斯脱利的支持者歪曲了其作品的原意：“在亲自细读过聂斯脱利的作品之后，我将诚实地表达我对有关他的个人看法：因为我对其本人没有任何反感，但我早已提到他的过错，我将以同样的方式去除其敌手指控他时抹杀其功绩的偏见。那么我无法承认，他是其被归类的异端邪说的一名追随者，也无法承认，他否定基督的神性：他似乎对‘上帝之母’一词感到吃惊，似乎它是一种可怕的幽灵。……因此之故，就我所知，他只是反对这一表述：因为他所发表的布道文充分证明他与萨摩撒塔的保罗是完全不同的，后者不虔诚地断言基督只有人性。”（VII, 32）不过，当聂斯脱利走上了疯狂迫害其他异端教派的道路之时，他又对之表达了极度的反感。（VII, 29）

苏克拉提对于主教从一地调任到另一地的做法也表示高度理解。尽管公会议的法规规定，原则上一名主教不可以从原任职地调到另一个地方去任职；可是苏克拉提认为，在有需要的情况下，这条教规是完全可以被打破的，比如某主教不适应原任职地的严酷气候，出于人道的考虑，就应当将其调任到一个更适合于其身体条件的地方去。他列举了大量的先例，证明对教规的灵活运用是符合大会教会的传统习惯的。（VII, 36）

苏克拉提对于基督徒应当在每年的哪一天过复活节的问题，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复活节日期问题是早期基督教会中仅次于三位一体问题的又一个引发长期争论的话题。由于各地的习惯差异，人们过复活节的日期五花八门，受犹太教影响较深的人群，其复活节日期与犹太人的逾越节同日（即所谓“十四日派”）；坚持与犹太人保持距离的正统派人士，则通过尼西亚公会议规定，复活节日期应当是在每年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可是由于不同地方存在着历法计算方面的分歧，结果人们根本就无法在相同的时间过复活节。许多教会人士因此而大受困扰，而苏克拉提则不以为然，他引经据典，论证选择哪一天过复活节是各地教会的自由。他指出：“无论是使徒，还是福音书作者，均从未将束缚之轭套在接纳福音的人们身上，而是将复活节和每一个其他节日留给恩典接受者去感恩。人们热爱节日，因为节日让他们在劳作之余得以歇息。因此，每个地方的每个个体，均应根据其自身的爱好，依据某种流行的习惯，去持守救主受难的纪念日。救主及其使徒们并没有用任何律法责成我们去持守这一节日；在新约中，我们也没有因忽视它而将会遭受任何惩罚或咒诅的威胁，如同摩西律法对犹太人所做的那样。……使徒们并没有想过要指定节日的日期，他们想的是促进一种无可指摘的和虔诚的生活。”（V, 22）至于对待节日期间的具体仪式，苏克拉提的开明态度，更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说道，斋戒的时间和天数、禁食的食物种类、哪些人有资格主持节日仪式以及仪式中的具体程序等等，各地教会尽可以因地制宜，按照祖先留下来的传统习惯办理，不一定要强求一致。（V, 22）他对待教会礼俗的这些宽容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有关他并非教会重要领导成员的推论，因为假如他是一名主持教区事务的主教，他考虑的重点就很可能会放在礼俗的统一上而不是多元化上。

四、对正统君主的高度敬重

苏克拉提既然属于正统派，他对于像叛教者尤利安那样的异教徒君主以及像君士坦提乌和瓦伦斯那样的阿里乌派异端君主，便不得不持明确的批判态度。不过他对于坚持正统学说的君主，则极为尊崇。他十分看重世俗君主对于教会事业的作用，因此他的《教会史》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坚持君主事功与教会事务并叙的原则，这便使得他的作品大大超过了狭义教会史的界限，变成一部政教并重的历史，这一点是优西比乌、提奥多雷及苏佐门等同名作品所不及的。据其本人的说法，他之所以要如此处理，理由如下：

我们必须请求那些可能要细读此书的人们，不要太过急于指责我们将教会事务与同时代的战争报道掺和在一起……我们之所以要特意遵循这一计划，理由有几个：首先，是为了将一种确切的事实陈述放置在我们读者的面前；其次，是为了减缓他们因主教们不断重复的争端及其他们相互之间的奸诈阴谋而感到的心智疲累；尤其重要的是，显而易见，每当国家事务受到困扰之时，教会事务就仿佛借助某种至关重要的共振作用而同时也变得烦乱不堪。的确，留心检视过该话题的任何人均会发现，国家的不幸与教会的麻烦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因为他会觉察到，它们或是一道出现，或是相互交替发生。有时教会的灾难出现在先，国家的骚乱紧跟其后：于是我们便无法相信，这种不断的更迭变化仅仅是偶然的意外，我们不得不被迫承认，这源自于我们的罪恶，这些交互的灾变正是为了实现对于这些罪恶的惩戒。……在这些历史细节中，我们从不会遗漏掉诸位皇帝；因为从他们开始承认基督徒宗教的那时起，他们就对教会的事务施加了一种强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最重要的公会议曾经是并仍然是按他们的指令来召开。（V, Preface）

这里提出的三个理由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最后一个，即国家事务与教会事务在客观上被捆绑得如此之紧，以至于没有一件教会事务与国家无关，也没有一件国家事务与教会无关；在苏克拉提看来，这正是教会大公会议需要由皇帝来召集的关键之所在。苏克拉提继承了优西比乌的传统，在处理皇帝与大公会议的关系时，始终突出皇帝在其中的协调作用，例如他在描述尼西亚公会议时，就刻意将君士坦丁塑造成为一位争端双方的仲裁者。（I, 8） 相比之下，苏佐门和提奥多雷则更在意教会的自主性，他们力图避免皇帝过多干预教会事务，因此在他们的描述中，君士坦丁在会议争端中始终保持沉默；只是等到主教们做出决议之后，皇帝才负责去执行和落实。

显而易见，苏克拉提的主要兴趣，集中于教会在强有力的单一君主统治下的和平，因此他盛赞君士坦丁时代教会的团结和鼎盛，（I, 16-18）尽管实际情况未必如他所想象的那么好。约维安在位时间虽然极其短暂，可是由于他能够维护教会的统一，故也受到了苏克拉提的称颂：“皇帝（约维安）决心要尽其所能地减缓各党派因意见分歧所激起的好斗精神，对他们所有人均采取了温和的方式和说服教育的语言。他宣布，他将不因自己的宗教观点而妨碍任何人，他将热爱和高度尊重那些热情地促成教会统一的人们。哲学家瑟米斯提乌在其执政官任内撰写的演讲辞中，证实了这便是他的所作所为。在该演讲辞中，他称颂皇帝非常开明地允许每个人均得以依据自己良心的支配去崇拜上帝。”（III, 25）尽管有证据表明，这位君主的私生活并不可取。提奥多修二世作为一名皇帝，在历史上以平庸著称，可是在苏克拉提的眼里，他在处理教会事务上的无为而治反倒成了其心目中理想君主必不可少的一种美德。他是如此评价这位皇帝的：

这位君王虽然出生并成长于宫廷，但他并不因为自身的出身和教育环境而昏庸和柔弱。他很早就表现出如此的审慎，以至于在与其交往的人们看来，他已经获得了长者的智慧和经验。他面对艰难困苦却坚韧不拔，勇敢地忍受人间冷暖；出于竭尽全力准确遵循基督徒宗教所规定的所有形式的一种热诚，他频频实施斋戒，尤其是在星期三和星期五。他的宫殿布置得与一所修道院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因为他与其姐妹们早上很早就起床，吟唱赞美上帝的应答轮唱圣歌。借助这一训练，他将圣经牢记心里；他经常与主教们就圣经话题进行商讨，仿佛他长期以来就是一位教会人员。他乐此不疲地收集神圣经书及被撰述于经书上的阐释，其兴趣丝毫不亚于在他之前的托勒密·费拉德尔弗；而在怜悯和人道方面，他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人。……提奥多修虽然告别了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法，却通过控制生气、忧伤和愉悦而在行为上践履了哲学。他从来未曾对伤害过自己的人报私仇，甚至从未表现得怒形于色。……他已经养成了仁慈的习惯，因此如有罪犯通过死刑判决，并被护送去到执行地点，他从不忍心到达城门，除非他发出了赦免令，并命其立即归来。……他的虔诚达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他用一种尊敬的态度对待所有献身于服侍上帝的人们，并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尊重那些他知道以生活圣洁著称的人物。切伯隆的主教辞世于君士坦丁堡，据报道皇帝曾表示希望得到他的套头粗麻布法衣，尽管它非常肮脏，但他将其当作外套来穿，希望由此分享到死者某种程度的圣洁。某一年天气特别不好，风暴成灾，他被人民的热望所迫在竞技场上举行通常的娱乐表演；在竞技场上挤满了观众之时，风暴的强度加剧了，大雪从天而降。当时皇帝力求表明他是如何心系上帝的；他让传令官向人民颁布了一个敕令，大意为：‘最好是停止表演，大家集中一起向上帝祷告，这样我们就可以免除迫在眉睫的大风暴的伤害。’传令官一旦执行了这一任务，所有人均带着最大的喜悦向上帝发出祈求并唱颂歌，于是整个城市便成了一个巨大的圣事集会场所；皇帝本人也除去了皇袍，去到民众当中，开始唱圣歌。他对自己的期待没有失望，因为天气重新转为惯常的晴朗；神的仁慈赐予所有人丰产足食，而不是所预料的那样歉收饥馑。如果在任何时候发生战争，他就会像大卫王那样求助于上帝，因为知晓他便是战斗的处置者，故借助祷告将它们引入到一种有利的结局。（VII, 22）

在苏克拉提看来，提奥多修二世表面软弱的性格中，隐藏着某种虔诚和灵性的智慧，因为一位仅靠祷告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敌人的帝王，远胜于一名靠刀剑取胜的君主。

苏克拉提还借助安布罗斯在米兰的任职一事，表明世俗权力的干预对于教会统一的重要性。米兰的阿里乌教会主教去世后，人们因主教人选问题陷入了混乱；米兰总督安布罗斯平息了即将发生的暴乱，并以一篇感人至深的演讲获得公众的爱戴并被选举为主教，遭到了他本人的拒绝；于是人们请求皇帝瓦伦提尼安的裁决；皇帝以人民是上帝的代表为由，裁定安布罗斯为米兰主教。这一故事既成为“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的嚆矢，（IV, 30）同时也被苏克拉提拿来作为王权与教权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之重要证据。

据苏佐门的记载，安布罗斯任职后不久，帖撒罗尼迦的居民因无法忍受行政长官布舍里库的野蛮统治而将其刺杀。提奥多修大帝勃然大怒，对帖撒罗尼迦居民采取了报复性的大屠杀。事后，安布罗斯严厉谴责了皇帝的罪行，并强力阻止其进入教堂祷告。在安布罗斯的压力下，皇帝只好除去皇服，在米兰大教堂前面当众痛哭流涕，表示悔罪。对于如此重要的一项历史事件，苏克拉提却只字未提。他肯定并非不了解此事，而是有意加以忽略，因为在他看来，如此不光彩事实的叙述，不仅有损于一名正统君主的自尊和威严，而且不利于教育子孙后代。与此相反，一名异教皇帝的尊严则是无足轻重的，苏克拉提讲述的一个故事很能够说明问题。查尔西顿的盲人主教马里斯曾经被人带到叛教者尤利安的面前，十分严厉地指责皇帝的不虔诚、叛教和无神论。皇帝的回答极其傲慢无礼，他说道，“你这个瞎眼的老蠢货，你们那个加利利人的神（指耶稣基督——引者）永远也治不好你的病。” 而马里斯则更加大胆地回答，“我感谢上帝剥夺了我的视力，因为这样我就不会瞧见陷入如此可怕不虔诚之人的嘴脸。”（III, 12）此外，苏克拉提还斥责阿里乌派皇帝君士坦提乌废黜民选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保罗，命异端分子马其顿尼取而代之。（II, 7）这充分说明苏克拉提所要维护的是正统皇帝的尊严，而对于异教或异端君主的批判，则是不留情面的。

由此可以推知，苏克拉提心目中理想的政教关系应当是：正统君主为保护基督教臣民和维护正统基督教学说而战斗，正统教会则为维护正统皇帝的尊严而祈祷，二者的利益即便会偶尔出现不协调，为了帝国的整体利益和信徒的长远福祉，教会一方作出某种非原则性让步是完全必要的。这一思想与优西比乌较为契合，而与苏佐门及提奥多雷却迥然相异，后两人认为教权应当独立于王权，这从他们对于安布罗斯处理帖撒罗尼迦屠杀事件的态度中可以体现出来。

五、对教会中某些有趣细节的描述

根据哈特姆·勒品的说法，313年《米兰敕令》颁行之后，教会受迫害的外部压力基本去除，而教会内部的矛盾则开始激化。因此对于教会而言，4—5世纪主要就不再是反异教的世纪，而是反异端的世纪。不过与此同时，基督教的官方化也进入到最关键的时刻。这正是苏克拉提这部作品的最大价值之所在，因为他借助对教会内部纷争的详尽记载，向读者展现了基督教官方化的生动历程，并为这一历史进程提供了许多珍贵的一手资料。

苏克拉提要处理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阿里乌争端。他在第1卷第1章的序言中写道：虽然优西比乌在《君士坦丁传》中曾经极其简略地提到过阿里乌争端，不过他只是写到君士坦丁统治时代为止，而且其目的也只是为了称颂君士坦丁，“因此我们打算对教会中所发生的事件细节作充分的叙述，从他曾忽略的那些事项的某种关联开始，将随后发生的事情写至我们自己的时代为止。”这种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的撰述原则，体现了一名历史学家的基本品格和素养。从苏克拉提的这部作品中，我们会发现，阿里乌争端的来龙去脉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例如，他通过转述亚历山大里亚宗主教亚历山大的信函和叙述梅勒提乌教派出现的细节，基本厘清了阿里乌教派兴起的渊源及其广泛的社会基础，以此告诉读者，阿里乌派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甚至暗示，促成这场旷日持久的教义争端的，不独有阿里乌及其支持者，还包括正统派的亚历山大等人，他们对于教会的分裂，也难辞其咎。（I, 6）而且，阿里乌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随着局势的变动，他们分裂成了许多不同的帮派，其中最主要的是纯阿里乌派和半阿里乌派，后者也叫马其顿尼派。值得注意的是，苏克拉提认为阿里乌派在整体上丧失起码的政治道德，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巴结皇室和讨好权贵，如阿里乌本人为了逃避制裁而假装承认正统学说。（I, 13）苏克拉提还借助阿塔纳修的信函痛斥阿里乌派将耶稣基督与世俗皇帝混淆一起：“他们常常喜欢写到有关主，他们指称他们心目中的另一个主，甚至连君士坦提乌也纵容他们的不虔诚，以至于那些否定子为不朽的人们，曾称他是不朽的皇帝。他们就是以此种亵渎言论证明是基督的敌人。”（II, 37）苏克拉提告诉我们，马其顿尼分子在不同的场合竟提出完全相反的主张，改变信仰就像换衣服那么简单。（III, 25；IV, 4）与此相应，苏克拉提也揭露了正统派内部的一些是非纠纷。例如他提到，属于正统派的亚历山大里亚主教提奥菲鲁，为了压制同属于正统派的君士坦丁堡主教约翰·克里索斯托姆，在君士坦丁堡教会安插自己的亲信，培植自己的势力；此人曾在提奥多修大帝与僭主优杰尼乌的对峙中，采取投机观望的态度，因此而面临被告发的危险。（VI, 2）他还谈到提奥菲鲁为一方，埃及修士和约翰·克里索斯托姆为另一方所形成的对垒和较量。（VI, 7-10）这些材料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们是首次被公之于世。

对于正统派与各种异端教派之间的论争，苏克拉提有时会持一种超然的态度。例如他把各派的争执比作黑暗中的赛跑，选手们根本就没弄清自己的路径：“当他们着手对它的涵义进行了一次极为细致的调查时，讨论便采用了一种论辩的方式，尽管这看来无不像是一场黑暗中的赛跑；因为对立双方均似乎无法清晰地理解他们据以相互诽谤的理据。……由于这些误解，他们每个人均写书作文以驳斥自己的对手：尽管双方均承认，上帝之子拥有一个独特的位格和存在，所有人均认可，在三位一体的诸位格中存在着同一个上帝，然而，由于我所无法觉察到的原因，他们当中无法达成一致，于是从未有过和平。”（I, 23）他在另一个场合中还说道：“如今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免职的案子上，没有一个派别是受宗教上的考虑所影响，而是受到大有问题的品格动机所影响：因为尽管他们就信仰问题存在意见分歧，可是他们相互废黜的理由却并非教义上的错误。”（II, 42）由此可见，在苏克拉提的心目中，教会分裂的后果比教义分歧要严重得多。

苏克拉提对于基督徒在受迫害期间的逃跑行为采取了同情的态度。虽然他也主张信徒在暴力的折磨之下要坚守信仰，坚韧不屈，（III, 19）不过他并不希望人们为了信仰作出无谓的牺牲。他整整用了一章的篇幅，长篇累牍地摘引了阿塔纳修为自己的逃亡所作的辩解词；该辩解词引经据典，从耶稣的教导到使徒的榜样，甚至异教人士的先例，铿锵有力地证明了自己逃亡生涯的正当性和合理性。（III, 8）苏克拉提本人没有对之作出过多评论，不过显然他的引用本身就意味着他的赞许。他无疑与阿塔纳修一样认为，迫害下的逃亡并不代表要放弃战斗，相反，是为了更好地为信仰而战斗，因为成功的战斗是不能不讲策略的。

苏克拉提谈及君士坦丁堡的助祭塞拉皮昂，因在见到主教塞维里安时仍然坐着而受到后者的指控。（VI, 11）这一轶事使我们得知，按古代教会的礼俗，普通人和一般教士见到主教时必须站起来表示敬意，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失礼和不敬，情节严重者甚至面临吃官司的危险。根据恰德维克的考证，在古代晚期，人们在路上遇见主教时必须鞠躬致意，他就像一名皇帝或元老一样，人们可以亲吻其手，甚至称其为“殿下”，而他则往往称人们为“爱徒”。由此我们可以合理地作出进一步的推想，主教的特权和教会等级制在苏克拉提的时代即便仍不太明显，但也开始初显端倪。

与优西比乌一样，苏克拉提是奥利金的忠诚崇拜者，他多次表达了对奥利金的好感，并为他的学说辩护。（III, 23；VI, 13）此外，苏克拉提虽然钦佩约翰·克里索斯托姆的正直，却也毫不讳言地批评其脾气暴躁、孤僻和对下属态度不好。（VI, 3-4）他还揭示了亚历山大里亚宗主教希里尔与埃及总督奥列斯特之间的冲突所引发的一系列暴行。（VII, 14-15）他告诉我们，上底比斯主教帕弗努提乌本人虽不结婚，却坚决反对教士独身，称其既违反人之自然本性，也与圣经原意不符，从而受到他的赞赏。（I, 11）他还向我们披露，竞技场上的赛会，尽管在君士坦丁时代就受到了限制，可是直至提奥多修二世时代，这种异教活动仍频频出现。（VII, 22-23） 苏克拉提还谴责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希里尔将自己的受控案绕过教会法庭，直接上诉到了世俗法庭，认为这在历史上开了一个恶例，影响极坏。（II, 40）他还提到了摩尼的传奇式身世和经历，以及其创立摩尼教的经过，（I, 22）等等。这些细节的描述，无疑有助于后人对早期教会生活作纵深的理解。

六、平实的写作风格及明确的写作目的

有关这部作品的写作风格，作者在对他的第一读者提奥多尔所说的一番话中，作出了这样的披露：

你将会发觉，我根本就没有着意于风格；因为我认为，太过分讲究表达的优雅将会损害我所在意的目标。可是即使设想我的目的得以实现，我也完全被排除出运用自行裁定的权力之范围。对于这种权力，古代历史学家似乎如此广泛地加以利用，故此，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均自我想象可以自由地放大或缩小事实。此外，精致的作品根本就无法教育头脑简单和没有学识的人们，这些人只是想要知道所发生的真实事情是什么，他们对于用词之美不会给予丝毫的注意。因此，为了使我的作品对于两个读者阶层均不会毫无获益——一方面对于知识阶层，如果没有语言的优雅，他们习惯于古代作者的虚夸表达的嗜好就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对于无学问的阶层，他们的理解能力将会被言辞的夸饰所遮蔽——我有意采纳某种风格，即既摆脱掉所有极致的矫揉造作，又不失清晰和简明易懂。（VI, Preface）

苏克拉提虽然带有古典文化的基因，但他对于古典作家为了取宠于上流阶层所表现出来的华而不实的文风却颇有微词，并引以为戒。他显然认为，既要顾及学者阶层的优雅品味，又要照顾到普通民众的理解能力，这本身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可事实上我们在阅读全书后却发现，作者对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的协调功夫，虽不算是十全十美，却也称得上甚为成功。该作品文辞简朴平实，用语雅而不涩，俗而不粗，可谓雅俗皆宜，既适合文人学者的鉴赏，也适合普通人群的阅读。他在说到自己作品的文风时特别指出：“我没能称主教们为‘上帝所最亲爱的’‘最圣洁的’，以及诸如此类的名堂。……我没能给予皇帝们‘最神圣的’和‘主人’等名称，也未能赋予他们通常被别人用于他们身上的其他称号。……（我将）进行简朴和诚实的叙述，而不会被任何的遮蔽物所掩盖。因此，我的方针就是准确地记载我目睹的东西，或者从实际目击者那里得来的并经证实为真的东西；以不遗余力的劳作去检验真相，并借助我所能够驾驭的每一种方法，对于许多不同派别当中所陈述的哪怕是最小的差异，都要征询那些被公认为密切了解事情真谛的人们。”（IV, 1, Preface）他既不讨好世俗权贵，又不巴结教会高官，唯一的想法就是为了上帝的事业，用一种平实的写作手段，将历史的真相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样一种写作风格与他的写作目的刚好契合。他在谈到自己为何目的而写作之时指出：

倘若教会安然而不被分裂所烦扰的话，我本人是会保持沉默的：因为凡是话题与所关注事项没有关联的地方，对于一名叙述者而言均不存在任何叙述的必要。然而，由于基督教的使徒信条受到了破坏，同时被一种徒劳而又难以捉摸的争执形式所撕裂，我便认为记录下这些事情是合宜的，以便教会的事务不会淹没于暗淡之中。有关这些方面的准确信息，尽管其在许多的信息当中获得了名声，但它给熟悉它们的人带来的是免除错误的危险，并教导他不要被任何他所偶尔听到的充满诡辩论点的空洞声音所烦扰。（I, 18）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使教会事务不至于被淹没于时间的烟尘之中，这是苏克拉提的第一个写作目的，该目的显然是对希腊罗马古典史学传统的继承。此外，由于教会史牵涉到教义方面的复杂争端，其历史最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阉割和歪曲，故溯本求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是苏克拉提写作的另一个目的，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前一目的。其第三个目的则贯穿于他的整部作品中，那就是通过客观地叙述教会的历史，给子孙后代提供生活与信仰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使他们不至于因为对历史的无知而在认识真理的过程中误入歧途。如此一来，他的写作目的与写作风格就获得了高度的一致，正如他本人所说：“因为我的目标是编辑一套有关基督徒宗教的历史，为了得到更好的理解，坚持一种简朴和毫不矫揉造作的风格，便既合适，又与我最初的目的相协调。”（III, 1）

他在作品的最后提出了自己的愿景：但愿教会争端尽早结束，世界和平最终实现，这样的话，历史学家就再也找不到写作的素材；而自己作品的写作，也并非出于自我表现的冲动，而是为情势所逼，最理想的境界是让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历史学家无事可做。（VII, 48）

七、结语

苏克拉提作为一名继优西比乌之后脱颖而出的教会史家，其古典教育背景及特殊的个人身份，决定了其作品的党派色彩相对较淡，从而使它拥有了较高的学术价值。既然政治权力和教会利益均没有对他构成太大的压力，他就可以放开手脚去对既往的历史事件作出相对独立和公正的判断。他以平实流畅的笔调，详尽叙述了基督教官方化最关键的100多年里地中海东部地区教俗关系互动的历史细节，从而为后人理解这段非凡历史提供了权威依据。他在具体叙述到某个悬而未决的疑难事项时，常常是谨慎地回避武断的论定，让读者自行寻找答案。（III, 1；VI, 19）在谈及有关皇太后海伦娜在圣地发现真十字架一事时，他坦承：“我的确是通过别人的报道而写下这件事情的”。（I, 17） 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显示出一名真正历史学家的本色。他所引用的原始资料来源也比较广泛，其中最主要的教会文献包括优西比乌的《君士坦丁传》、阿塔纳修的作品、赫拉克雷亚的萨比努斯所编撰的公会议教令集及主教名录等；世俗文献包括优特洛皮乌等人的作品，甚至还包括利巴尼乌和叛教者尤利安等异教人士的作品以及一些叙事诗；此外还包括了大量的口述资料以及苏克拉提本人的目击证据。这使得该部教会史显得较为充实和可信。

当然，苏克拉提作为一名历史学者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由于他长期居住和生活于君士坦丁堡，与该城以外尤其是与西部拉丁世界的联系比较有限，因此他所记述的事项，多集中于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部区域，对于西部教会的事情涉及不多，这使得其作品带有某种片面性，读者无法通过其作品了解当时东西部之间复杂的政教关系之基本脉络。其次，与其同时代的基督徒作家一样，苏克拉提相信上帝在某些关键的时刻，会借助超自然的手段对人间事务进行必要干预，于是他描述了不少他信以为真的神迹和征兆，这明显与他的理性精神相冲突，多少降低了叙述的可信度。最后，在个别情况下，他存在着某种叙述上的混乱，最明显的例子是，在第4卷第28章中，他误认为诺瓦图斯就是诺瓦替安派的创建者。然而，尽管存在着或这或那的不足和缺陷，从总体上看，尤其与其后的历史学家相比，苏克拉提仍不失为一名具有卓识远见的和非同凡俗的历史学家，其《教会史》也不失为一部垂范后世的不朽之作。

转自：“学术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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