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落单的批判——从马克思《资本论》到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

摘要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在资本时代刚刚显露生机之际的先知性批判作品。他对资本与权力展开了双重批判，从中凸显了理想的社会模式。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明显是秉承马克思的思想余绪，在资本取得全球胜利之际，对其展开持续批判。但相比于马克思对资本的双线批判而言，皮凯蒂的批判仅限于对资本的单线批判，而对权力不仅网开一面，甚至认定那是矫正资本造成的不平等的希望所在。这是一种落单的批判。不问国家权力是否能够矫正资本错失的单线资本批判，其系统性、彻底性与有效性都将受到影响。在影响人类社会活动方式的资本与权力两种巨大力量面前，只要采取批判的态度，就处于一种要么坚持马克思的批判理念，要么将其放弃的决断状态。

落单的批判

——从马克思《资本论》到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

撰文｜任剑涛

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于2013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接连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轰动一时。经过数年的思想过滤，透过当时热烈过头的反响，沉潜反思，如今似乎可以对其做出更为理智的评价。无疑，皮凯蒂是想继承并修正马克思的《资本论》思想，以秉承资本批判的传统，并同时保有资本批判的时代性。由此，呈现出一条资本批判的递进线索。缕析资本批判的传统，对于人们理解资本—权力的现代基本结构，保证两种庞大的社会建制造福于人类，而不至于危害社会，具有重要影响。这不仅关系到社会政治经济机制健全运作，而且会影响人们面对资本与权力时的健全态度与适宜行为；不仅关系到人类的当下利益，还关系到人类的长远幸福。

一、批判资本

在人类社会的长期活动中，广义的资本是一直存在的。但在现代汉语的理解中，资本一词的泛义，大致被狭义的理解所遮蔽。这从与资本相关的三个核心词汇的释义上，就可以得到鲜明印象。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资本”一词的含义有三。一是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的生产资料和用来雇佣工人的货币。资本家通过资本来剥削工人，取得剩余价值。二是经营工商业的本钱。三是比喻牟取利益的凭借：政治资本。与之相关的两个词汇是“资本家”和“资本主义”。“资本家”即“占有资本，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而获取剩余价值的人。”“资本主义”即“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用以剥削雇佣劳动，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就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这三个词汇的最大通约项，就是以资本雇佣工人来剥削剩余价值。但这个最大通约项，并不是理解人类历史上存在的“资本”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因为资本、资本家与资本主义的通约性定义，是对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的“资本”，及其人格代表“资本家”和相关社会体系“资本主义”所做的特殊界定。而且这样的界定，也只是对三者所具有的一个特定面相的有意彰显。如果排除三个词汇的特定现代含义，且不考虑它的比喻性意义，那么“资本”这个词具有着比资本家、资本主义更为悠久的历史含义，也包含着更为丰富的社会含义。

资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被权力全方位高度施压，因此并没有展示出它的惊人力量。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古代国家权力直接支配或压制资本力量，以至于资本始终屈从于权力意志、社会意志，商人或成为红顶商人、或成为地主，很难有自己发挥作用的独特空间；二是资本本身的发展也极为不足，因此很难以自己的力量拓展出资本运作的独立空间。在这一特殊的意义上，可以说前现代是一个有权力、无“资本”的时代。虽然也有资本的存在与作用发挥，但资本是被权力完全压制了的社会力量。

资本的巨大作用，是在古今之变的大局中浮现和展示的。16世纪被认为是一个“大分流”的世纪。从16世纪起，由掌握“资本”的人格载体“资本家”推动、促成了“资本主义”的飞跃性发展，从而划出了古与今、传统与现代的明确分界线。有学者指出，现代早期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而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中世纪根源也是一个基本事实。但从16世纪起，最晚到18世纪，欧洲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绩效出现了清晰的分流态势。一种起源于西欧的新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向成熟阶段，并让“资本”发挥出空前的经济活力。这样的变化，让曾经几乎齐头并进的世界经济多重中心光景不再，而让西欧经济一枝独秀并长期领先于世界。“迟至1750年，欧亚大陆的许多地区在农业、商业和原始工业（即为市场而不是为家庭使用的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中仍存在一些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因而，19世纪只在西欧出现的进一步的巨大发展再一次成为一种有待揭示的断裂。”这一断裂，就是西欧的工业化。“只是在19世纪工业化充分发展之后，一个单一的、占支配地位的欧洲‘中心’才有意义。”仅从经济方面观察，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兴起与成熟，成为资本主义的西欧与世界其他地区断裂性分流发展的一个标志。但如果放开视野，从政治与社会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可能会更加复杂。

如果以“欧洲奇迹”而不是“英国奇迹”，审视西欧与世界其他地区分流发展的历史的话，那么就注定会敏于西欧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这样的较大分析单位之间的差异。但如果将更大地理范围的“欧洲奇迹”还原为较小地理单位的“英国奇迹”、甚或还原为更小地理单位的“英格兰奇迹”来看的话，那么1215年英国贵族与约翰王达成的《大宪章》，因为其限制王权恣意妄为的尝试，而开启了一个不同于古代国家在政治上由王权决定一切的时代。正是由于国家权力受到限制，资本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出现等看似偶然的历史突破，才具有了经济发展断裂性状态出现的社会政治条件。但这并不等于要把世界的大分流时限划到13世纪。原因在于，政治上限权的突破，并没有直接诱导经济的发展。两者错位而在的现象长期存在。从社会诸要素的互动视角以及西欧与世界其他地区分流发展的时间点上看，16世纪是一个比较公认的现代世界起点。从16世纪到19世纪，作为“现代”兴起的标志性事件的“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勃兴，构成了“现代”发展的一个长过程。“资本主义主要是复杂的社会逻辑，是变化和自变力量的承载者，它在15、16世纪悄悄地浮现，通过19世纪的工业化确立了统治地位，而如今又趋于主宰社会和世界的主要方面。”

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它呈现出发育、发展、成熟与占据全球统治地位四个阶段。不可否认的是，资本主义带来了人类物质生产的巨大飞跃，打破了此前地域性发展的局面，让人类进入一个国际化、全球化的时代。在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自由劳动者和有产阶级驱动下，古代社会的地租从劳动向实物与金钱转变，手工工业迅速发展，商业或集市贸易活跃，城市大量出现，商人资产阶级开始形成，一个替代古代社会的现代社会形态浮现出来。到了18世纪，商品交换日益扩大，商业、农业、制造业大幅进步，价格上扬，人口剧增，财富积累显著增长。英国资本主义已经完全成型，其他欧洲国家的资本主义因素日益明显。随着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的出现，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国家形态、国家意识形态与工业机制成体系地出现。到了19世纪，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在西欧地区的确立，世界资本主义的雏形已经形成。与资本主义发育、成长与成熟相伴随的思想史，是一部分裂成为两个阵营的思想演进史。一个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阵营，这促成了一个为资本辩护的知识传统。另一个则是对资本主义加以毫不留情地批判的阵营，这塑就了一个资本批判的知识传统。所谓资本辩护，是就其肯定资本所具有的积极价值与正面作用而言的；所谓资本批判，是就其痛诋资本的极化贫富与损害公平而言的。这两个传统是紧贴资本主义演进史而展开的。但在其形成相应的知识传统之后，它们本身也就拥有了某种可以进行单独考察的理由。相比而言，资本的辩护传统不如批判传统强势。这是受两个原因注定的态势。一是因为资本生产大大驱动了财富的积累，但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为资本辩护，似乎就此丧失了道德支持；而痛斥资本牟利，会赢得公众喝彩。二是因为资本批判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寻求的是更为理想的社会，这让那些基于现实理由为资本辩护的人落了下风。

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甫一出现，资本批判的传统就相应萌生。但把资本批判思潮升华为一种现代社会科学的系统理论，则是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以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起始的。从资本的现实批判来讲，没有一部著作能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媲美。这部著作是现代资本批判最重要的思想源泉、知识源头。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承继了自莫尔以来的思想传统，既对现实形态的资本私有制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又系统地展望且勾画了一个更为理想的共产主义蓝图。但与此前的资本批判不同的是，马克思在现实批判上注重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建构，为此撰写了《资本论》，同时经由《共产党宣言》，将资本主义的出路实际地勾画出来，从而开创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此后，资本主义批判与社会主义实践双线并进，掀起了20世纪最为波澜壮阔的社会变动潮流。这一潮流，在演进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和政治方向。从理论上讲，在第二国际转向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即通过议会竞争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实践以后，催生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模式与理论形态。而在西方传统内部接引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则逐渐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武器的批判”转变为“批判的武器”，形成了资本批判的现代经济学思潮。但这两种关于资本的批判理论，呈现出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资本批判大为不同的批判路向：马克思对资本和权力的双线同时批判，似乎已经在后者那里变成了对资本的单线批判。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转向，它不仅转变了资本批判的理想社会指向，而且将克制资本弊端的希望寄托于现实国家权力体系。这是一种在精神上完全不同于马克思资本批判宗旨的根本变化。本文选择19世纪首开资本系统批判的马克思《资本论》，与21世纪秉承资本批判传统的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来观察两种资本批判理论的不同趣意。

二、双线批判

马克思是资本批判的先知性人物。他在资本刚刚在国家体系中取得支配地位之际，就对其进行展开的、全面的学理与政治批判。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以《资本论》对资本的系统解剖为核心，但不受这部著作的局限。因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经由资本批判来展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刻画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蓝图。只有结合《资本论》与《共产党宣言》，才足以理解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思想。一方面，前者为后者的理想社会设计提供了现实支持理由。由于这些支持理由论证的学理性，让其具有既紧密联系经济史、政治史，又可以脱开两史而另具学术史的意义。另一方面，后者为前者提供总体断言和前路指引，使资本批判的路向被规定得清楚明白。因此，围绕《资本论》对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的概观，其实是借助这部著作对马克思关于资本及其前路的总体概观，而不是对这部著作的提要钩玄。

马克思将资本批判的依托点设定为商品，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焉不察的东西。但这正是人们得以理解资本主义经济或“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细胞”。“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计较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正是以当时最发达的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体系的英国为例，马克思对蓬勃兴起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最贴近时代的观察与分析。他从商品及其关联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因后果、自身结构、根本矛盾、前途命运。马克思明确指出，他以英国为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的描述、分析与批判，实际上是针对一个世界进程展开的理论解剖工作。在他看来，欧洲大陆以及经历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的美国，都无一例外地在进入或展开英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此，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以最为系统的学理建构，以四卷篇幅展开了资本批判的丰富内容：第一卷旨在通过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细胞，描述与分析资本的本质，揭示剩余价值的秘密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历史发展趋势；第二卷考察资本的流动过程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旨在揭示资本在连续的运动过程中实现资本增值的目的；第三卷考察资本运动的总过程，上升到社会的层次，解释资本生产的社会结构尤其是阶级结构及其发展趋势；马克思原计划的第三卷被恩格斯编为《资本论》第四卷，单独以《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名义出版，是对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历史源流的梳理。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宏大的理论意向。他在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与批判，而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间展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思考与设想。仅就前者而言，马克思以比较的方法呈现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差别。“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诚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从一种小生产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就在于生产资料的集中化，“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

马克思对资本增值秘密的揭示不是这里分析的重点，但构成分析的必要中介。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确立，就运行在追求剩余价值的基点上。资本是如何实现增值的呢？本来，如果一个资本家投入一定资金，进入生产过程，产出商品，然后在市场上出售，这个纯粹物的加工过程是不会产生资本增值的。资本增值的秘密，就在于工人投入的劳动。资本家通过压低工人工资、提高劳动强度的方式，让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统一起来，从而使人力、物力投入同一个商品生产过程，以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的方式实现资本的增值。这就是马克思的两个重要理论贡献之一——剩余价值论的核心论点。

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工人受到剥削的定势殊难改变，并且即便是试图谋利的资本家之间，因为竞争的作用，也会造成恶性竞争的结果。诚然，在资本生产的过程中，主导者是致力于剥削工人的资本家。但同时，“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

如果说从经济活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解剖资本增值的秘密，是马克思《资本论》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取得历史霸权之际的独特贡献，那么，马克思更早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就在政治理论上合乎逻辑地展示了资本分析的出路构想。从更为宏大的社会历史审视出发，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以断言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铺垫，对整个人类历史进行了高度凝练的概括。“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与历史上这些生产方式的状态与结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社会关系极大地简化了，并极为鲜明地体现出它的特点。“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结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是对历史趋势的一个断定。这一历史趋势如何体现为一个实际的社会进程呢？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刻画出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呈现的历史发展趋势后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需要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自觉推动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历史进程。“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就由经济关系、经济基础的资本批判，转向了国家权力或上层建筑的资本批判。带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共产党人明确的使命。“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建立起来的国家，不再是为了自己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掌控国家权力。相反，它致力于达成的目标，注定了它在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时候，“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两种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对比是完全不同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而获得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围绕这样的历史使命，也就会将国家权力完全用于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一种全方位的批判。从批判的基本线索上看，是围绕两条线索同时推进的：一是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批判，致力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严重社会不公的生产机制，以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特质的先知性把握，以及对资本弊端的准确诊断，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概念，系统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二是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背后的国家权力建构目的的揭破，将资产阶级运用国家权力维护其自身利益的秘密曝露出来，从而将国家权力的转移问题、共产党的使命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与远期目的关联性地陈述出来。这样的资本批判是一种总体批判，同时在知识线索上又明显地是一种双线批判：经济领域的资本批判与政治领域的权力批判紧密地扣合起来，从而促使人们意识到，尝试改变资本的剥削与压迫本性，必须从改变资本的私有制入手，进而从改变国家权力性质深入，才可能扼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咽喉，从根底上救治其痼疾，扭转因其形成的极度不公态势，建立公平的社会机制。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马克思不仅在资本与权力，即经济与政治双线展开对资本的批判，而且对资本促成的观念也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这正是他和恩格斯的“两个决裂”论的旨趣所在。“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循此可知，透彻的资本批判，不仅必须同时在经济、政治领域，以及经济学、政治学领域展开，还必须在社会文化领域同时展开。

三、单线批判

从马克思《资本论》出版以降，资本的历史又延续了150余年。其间，不仅社会主义的挑战让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情形有了极大的改变，而且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修正也让资本主义呈现出新的特点。在20世纪中后期，由于苏联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在近50年的时间跨度内的前半段，与资本主义的衰颓景象相比，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曾经让人怀抱极高的期待；后半段，社会主义的低度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富庶繁荣形成鲜明对照。到了20世纪晚期，由于苏东剧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成败影响似乎出现逆转。在“历史终结论”的阐释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自由民主政体的现代国家搭配，似乎成为一段时间的不易之论。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奏出凯歌之际，对资本的批判随之再起。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就是其中之一。

皮凯蒂指出：“尽管经济增长与趋同的速度令人惊叹，不能因此忘记贫富不均问题在发达国家和中国都存在。”这正是他聚焦于资本/收入比的主题，从此出发去分析贫富不均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现实缘由。前者，让皮凯蒂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以降的150余年来，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结构还原，发现了“现代经济增长与信息传播虽然规避了马克思理论演进结果的发生，但是并未改变资本深层结构与社会不平等的现实……当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以民主社会为基础的精英价值观。然而，民主可以重新控制资本主义并且保证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保持经济开放度，同时避免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这段话是皮凯蒂对致力于研究资本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的一个浓缩或概观。它至少给人们三个重要提示：一是从19世纪至今，资本造成的不平等一直按照既定的脉络延续下来了；二是资本的发展态势已经与民主政制相冲突，威胁了民主及其所支撑的精英价值观；三是必须重建民主，以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强大力量抑制资本，从而让其发挥出维护公众利益、经济开放的正面作用，以及扼制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另一面作用。

皮凯蒂尝试从各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及其导致的不平等的全面数据统计资料出发，探究资本增值如何导致社会不公。为此，他将分配问题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位置。他一方面批评经济学家们长期无视财富分配问题，另一方面则试图以足够多的数据来凸显分配不公的现状，再一方面是推导出解决分配不公的累进资本税方案。三者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围绕其主题的、较为自洽的分析闭环。

如果说皮凯蒂对于资本生产各国的统计资料的分析是一个相当专业且令人乏味的技术性工作的话，那么他这种分析进路所仰仗的基本思路，则是人们理解他秉持的上述基本观点的适当进路。他指出，经济的增长依赖于某些趋同的力量，即知识与技能的扩散。但其自然和自发的性质较强，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政策、获得培训和适当技能的途径以及与之相关的机构。恰恰因于后者成为一种明显的分化力量，导致了高收入者的收入要远高于其他人。尤其在经济增长疲软而资本回报高企时，这种状况会更加明显。因此，他将分化的根本力量确定为一个简明的公式：r＞g，即资本收益率（r）大于经济增长率（g）。他由此得出结论：“当资本收益率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时（这种情形在19世纪前一直存在，并也有可能在21世纪再次出现），从逻辑上可以推出继承财富的增长速度要快于产出和收入。继承财产的人只要储蓄他们资本收入的一部分，就可以看到资本增长比整体经济增长更快。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那些劳动一生积累的财富，继承财富在财富总量中将不可避免地占主导地位，并且资本的集中程度将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可能有违现代民主社会最为根本的精英价值观和社会公正原则。”从皮凯蒂的这一断言可以推断出：倘若不矫正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结果，任由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那么其后果不仅是导致直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而且会在政治上直接威胁现代民主制度和基本价值。

皮凯蒂全书的两个基本结论，凸显了他的资本批判的鲜明特点。第一个结论是，每个人都应该警惕任何关于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经济决定机制。“财富分配的历史总是深受政治影响，是无法通过纯经济运行机制解释的。尤其是在1910—1950年，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发生的不平等的减少主要是源于战争以及为应对战争冲击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同样，1980年以后不平等的重现很大部分是源于过去几十年，尤其针对税收和金融方面的政治转变。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看待‘什么正当，什么不正当’的方式，各社会主体的相对实力以及由此导致的共同选择——这些共同塑造了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的历史。不平等是所有相关力量联合作用的产物。”第二个结论是，“财富分配的动态变化表明，有一个很强大的机制在交替性推动着收入与财富的趋同与分化。此外，那些长期存在的促进不稳定和不平等的力量并不会自动减弱或消失。”这两个结论是皮凯蒂讨论资本运作引发的不平等的核心结论，完全主导了他的资本批判思路。因此，与其说是结论，不如说是预设。而全书就是为了验证这两个预设而展开分析与论述的。他的论述，明显是针对苏东剧变后对不平等的忽略甚至是无视而展开的。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皮凯蒂在第一、二部分的描述，旨在凸显自己的预设性结论，即没有什么自然力量降低历史进程中资本和资本所有权带来的收入的重要性。在不平等的历史演进中，资本由此被置于绝对主导因素的位置。他认为，20世纪曾有过的降低不平等的原因，是相应公共政策的出台；而20世纪后半期不平等的再度加剧，制度和政治差异发挥了核心作用。于是，在认定资本/收入关系成为不平等的直接导因的情况下，皮凯蒂同时认定了政府及其公共政策乃是解决这种不平等的关键所在。他认为，现代增长天然地重劳动轻遗产、重能力轻出身，是完全不成立的。根据他的考察，情形可能正好相反。在他看来，“财富不平等的缩小及其中相应收入的减少，是20世纪上半叶总收入不平等缩小的唯一原因。”相应地，不平等缩小的最直接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收入的锐减”。基于此，他将资本所有权置于考察不平等问题的中心位置。因为正是资本所有权问题，不仅导致财富差距不断拉大，而且直接引发了资本/收入比的提高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

皮凯蒂经由这样的思路对英、美、德、法等发达国家的情况进行考察后，进一步展望全球情形，得出如下结论：“新的全球经济带来了无尽的希望（例如贫困的消失），也带来了大量的不平等（某些人的财富真可谓富可敌国）。”因此，人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将资本主义建构成趋近和平、更加持久的社会，要么坐等下一次危机甚或战争。实现前一目标的有效做法是什么呢？皮凯蒂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防止贫富分化无限制拉大以及重新实现对财富积累控制的最理想政策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累进资本税。这一税制还有另外的好处：让财富置于民主监督之下，这对于有效监管银行体系和全球资本流动也是必要条件。资本税有助于让公共利益超越私人利益，同时又可保持经济的开放度和自由竞争。如果只能在某些或针对某些机构实行资本税，那么效果就不会那么明显，但如果最理想的政策无法实现，那么可能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很明显，在他看来，在全球范围内征收累进资本税，既是改变发达国家资本/收入关系，也是在新兴国家甚至全球范围内改善相关关系、治理不平等的唯一出路。

皮凯蒂何以会对征收累进资本税的功用怀抱这么大的信心呢？这与他的两个诉求紧密相关。一是他拒绝采取彻底摧毁现行社会机制或制度体系的做法，认为那无助于改变不平等的现状。这让他只能在要么诉诸资本或市场力量，要么诉诸政府或政策力量之间做出选择。尽管他对公共部门的规模、职能与效用也持一种审慎的态度，但却对基于权利哲学的政策落实后果保有极大的信任态度。他认为，“以20世纪发达国家所构建的社会形态为代表的现代化财富再分配机制，基于一系列的基本社会权利：教育权、健康权以及退休权。无论这些财税和社会支付体系在今天面临多大的制约和挑战，这些制度与过去相比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基于这样的判断，他强化了沿循这一线索去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路径依赖”。二是他对累进资本税及其功用有一个保其效用的定位。一方面，他将税收确定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认为“没有税收，社会就没有共同命运，集体行动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他通过对累进税所发挥或发挥过的功能的肯定性评价，认定累进税在现代收入分配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在针对所有人征收的统一税与针对富人征收的累进税之间，后者旨在调节贫富差距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累进税所具有的“杀富济贫”性质是明显可见的：防止降低富人的赋税，让累进税不至于成为累退税，既让中产阶级不会成为纳税最多的阶层，也让社会底层人群从税收制度中得益。如此一来，累进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累进税是社会形态的关键要素：它在社会形态的发展和20世纪不平等结构的转型中占据核心地位，为确保社会形态的未来活力，它仍然至关重要。”累进税不仅在一国范围内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试图扭转全球不平等的严峻局面中也必须借重全球累进资本税。“这种税收制度提供了一个好方法，来避免无休止的不平等的螺旋上升，并且能够控制令人担忧的全球资本集中。”虽然因为解决不了税收征收主体、征集方式（国际协调与区域政治一体化）与分配方案等问题，皮凯蒂也认为这种设想带有乌托邦色彩，但他执意将累进税制作为解决不平等的唯一出路。

如何保证累进税制的可靠运作呢？皮凯蒂并没有明说依赖于民族国家的政府，更没有明言如何征收全球范围的累进资本税以及各国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他对主权国家的政府似乎带有一种若隐若现的不信任感，对民主国家的政府也没有表示多少好感。但因为他选择了一条拒绝颠覆国家权力体系，尤其是不仅拒绝颠覆民主国家政府、甚至承诺了民主国家政府之作为公平分配依托之前提条件的进路，因此他实际上将克制国家/全球范围不平等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他承认需要改进现行政治框架，但同时也就等于承诺了这一框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为了管理21世纪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反思20世纪的财政和社会模型并使之适用于今天的世界仍是不够的。无可否认，适当更新20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财政自由主义程序是必要的。”这种调整，正需要“社会国家和累进所得税”扮演关键角色。这明显是在承诺现行国家体制的前提条件下给出的资本批判结论。相对于马克思对资本和权力展开的双线批判而言，这是一种明显的单线性资本批判进路，而且鲜明地体现出优化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意愿。其间，为马克思所表述的彻底重建生产方式与国家机制的设想，完全隐而不彰了。

四、尴尬的批判

由上可知，皮凯蒂对资本的批判，在方向上有一个明显的逆转。这个逆转，首先体现在他对资本批判锋芒的自觉弱化上。他是一个以资本体系改良者面目出现的批判者。这一角色定位，与他的两个基本判断具有密切关系。一是他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开创的、不妥协的资本批判进路，在21世纪的当下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效力。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批判，在批判传统上可以说自觉承接了马克思。在马克思时代，资本的运作方式相比于此前的大卫·李嘉图时代，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工业资本主义的迅速成长，让资本经历了一波高度繁荣，但却导致社会严重的不平等。这正是马克思资本批判极其尖锐且颇具革命性的原因。工业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导致了社会的严重不平等并引发反抗运动的蓬勃发展。在皮凯蒂看来，这正是工业资本主义高奏凯歌与共产主义勃然兴起，同时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上的原因。他认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社会断言，以及在《资本论》中的深入系统分析，都凸显出一个重心：对资本主义体系内在逻辑矛盾进行分析。由此马克思断然将自己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萨伊、空想社会主义者等区分开来，并以一种资本的“无限积累原则”，揭示了资本不可逆地会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趋势，且因此注定了资本收益率的下降而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消亡。

皮凯蒂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前途的预言是悲观的，但这一预言却没有实现。因为19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的运作出现了马克思始料不及的新情况：工人的工资增加了，使不平等在惊人延续的情形中出现社会矛盾缓和的状态。共产主义革命没有出现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地区，反而仅仅出现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发达的欧洲国家，在此时致力于寻求有利于社会民主的其他途径，并在出现一些有利于平衡资本力量的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使生产力也有了稳定增长。在皮凯蒂看来，尽管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在方法上和前途预测上存在一定缺陷，以至于让他的总体断言无法兑现。但他也认为，“马克思的研究在很多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首先，他以一个重要问题开始（关于工业革命期间空前的资本积累），然后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现代经济学家都应该以他为榜样并从中获得启发。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提出的无限积累原则表现出深邃的洞察力，它对于21世纪的意义毫不逊色于其19世纪的影响。”虽然资本积累的结果不像马克思认为的那么严重，但其影响仍非常巨大，甚至在一些国家出现的资本现象，还“直接辅证马克思主义理论”。很显然，皮凯蒂在知识传统上继承了马克思及其前后的资本批判成果。而且，他也明确意识到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是沿循资本与权力双线批判的轨道展开的，这从他对《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的关联审视上可以佐证。但皮凯蒂并不是马克思资本批判遗产的忠实继承者。他的资本批判相对于马克思而言，已经出现结构性的变化。一是他拒斥了马克思的双线批判进路，转而从较为单纯的经济—经济学路径，展开资本批判的思想旅程。二是他认定，资本自身批判的任务，不是全方位对资本进行清算式的毁灭性打击，而是对资本/收入关系进行有效调整。这是一个改良型的资本批判进路，是19世纪以降资本批判的社会政治处境变化一个必然的结果。在皮凯蒂看来，因为资本批判早已经出现了明确的转向：经济学已经从马克思的“末日预言”转变为库兹涅茨的“理想主义”，所以权力革命的理由似乎消失。库兹涅茨认为，“不管经济政策如何选择或者不同国家间的其他差异，收入不平等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自动降低，并最终稳定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上。”这显然是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前途的截然不同的断言。皮凯蒂既不同意马克思的末日预言，也不同意库兹涅茨的理想主义，他尝试在自认的末日预言已经证伪的情况下，以残酷的不平等现实矫正库兹涅茨的说法。但矫正的办法，不是马克思倡导的革命，而是在现行国家框架内的改良。也就是以对资本征收累进税，改变分配的严重不平等，从而缓和社会矛盾、对立与冲突，确保公共利益与公共福利的落实，以求维持民主社会与精英价值。

正是基于上述两个转变，皮凯蒂既明确承接、又尝试超越资本批判的两个传统。只有在两个相对放大了的传统中，皮凯蒂的研究进路才能获得更准确的理解。一个传统，可从马克思、第二国际到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线索来理解。另一个传统，则沿循库兹涅茨、凯恩斯、新凯恩斯到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这条线索来呈现。前一变化的轨迹，让人们明白，在马克思对西欧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同时革命的预言未曾实现的情况下，经由第二国际的议会斗争推动资本主义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并最终形成为现代民主社会主义体制，即在立宪民主政制的框架内推行极具社会主义色彩的所有制、分配制度。尤其是以建构福利社会主义制度来满足社会中下层的需要。这让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国家权力革命的外部指向，转变为以公共导向优化现行国家权力机制的内部指向。这正是皮凯蒂资本批判的大思路。后一变化的过程让人们意识到，一旦设定资本主义的运作不会走向被革命颠覆或推翻的极端，那么就需要在维持资本运作体制的前提下，设法缓解资本运作导致的不平等，从而使社会保有一种民主与精英主导的机制。库兹涅茨在这种思路中设定的理想稳定状态，沿循下行路线，自然就会落到政府调节资本运作，以避免资本收益过大，引发社会的尖锐对立，保证社会不至于陷入僵死之局。这是一种旨在杜绝革命、让已经似乎民主化的国家保有其社会民主功能的思路。这在立场大致相同的西方左翼阐释者那里，都表现出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效率、社会主义的公平两者跨界欣赏的趣味。这种资本批判，已将批判转变成旨趣大不相同的建设想象。同时，在承诺现代政经体制的经济学知识传统中，曾经作为凯恩斯主义对立面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因为在解决滞涨上的效用，让皮凯蒂这些经历了20世纪重大经济学争论的学者们意识到，两者各有施展才能的空间。这正是皮凯蒂在资本批判的诸流派间辗转腾挪、择善而从的理由和动力所在。

假如不考虑资本批判透入社会政治过程所引发的规模浩大的社会革命的话，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本批判本已经形成了实践与理论相携出场的知识传统。这就是由马克思确立的资本批判大思路所确定的资本批判与权力批判不能割裂的原则。这一批判原则，在实践上经由第二国际的根本改造，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本改造模式。这也是皮凯蒂资本批判所仰赖的社会政治条件。在知识传统上，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传统，在被民主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让资本主义在其自我调适与社会主义改造之间，寻找到了不同于“武器的批判”的“批判的武器”的广阔空间。结果，导致资本批判的批判特征发生重要转变。第一，在批判的定位上，马克思奠定的资本批判之彻底重构进路，转变为局部改良，也就是政治/政策的改良来显示其批判锋芒。针对资本与权力的双线批判转变为只针对资本的批判，经济与政治机制的革命转变为分配方式的改良，实践指向的批判转化为书斋的数据分析，资本社会的结构转型诉求转变为对政策调适的指摘。第二，在批判的使命领承上，马克思先知性的全方位、不妥协的批判，奠立了资本批判之痛诋不平等现实、寻求理想社会建构的大思路。但随着资本及其关联性的权力体制，也就是资产阶级国家转变为公共国家，随之而来的是革命性批判精神走向温和化批判，各种思潮之间的相互借鉴成为常态。像皮凯蒂那样着力因应体制改良需要所确立的、以税制改革改变不平等现实的批判理念，实际上已经将批判的使命转化为对公平分配原则的捍卫。否定现实的批判似乎转变为维护现实的建设。第三，在批判的位置确定上，马克思将其确定在新社会建构的前提条件上。因此，批判是为了重构所做的准备工作。这是透彻的资本批判之指向革命的一个必然。马克思并不将资本批判与权力批判割裂，而是以双线批判指向双线重构，革命的逻辑贯穿其中。在非革命的语境中理解，双线批判的实践论进路，似乎渐行渐远；但这一批判的方法论原则，似乎依然具有指引资本批判的方向性价值。皮凯蒂的资本批判将批判作为手段，而且仅仅指向资本一个方面，尤其是集中指向资本收益方面。因此，他将批判限定在资本运行的一个端点上，将国家（政府）作为矫正资本造成的不平等的希望寄托。这就将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位置大大降低了，使之变成了资本社会自我维护的一种手段。

皮凯蒂的资本批判正是想左右逢源。在被视为《21世纪资本论》先导著作的《不平等经济学》中，皮凯蒂自觉和明白无误地表白了这一点。他认为，“不平等与再分配问题，历来是政治冲突的核心。”在面对旨在校正这种不平等的状况时，他拒斥推崇市场的“右派的自由立场”，同时也拒斥积极进行社会和政治斗争的“左派的传统立场”。因为这种左右冲突，是对催生不平等的经济与社会机制进行了矛盾分析的结果。似乎存在一个超越左右冲突的第三条路线。“实际上，在社会公正的多个根本原则上存有一定的共识，即如果产生不平等的部分原因是个人不可控因素，如由家庭传承或赶上好运气获得初始财富而产生不平等，那么，相关的个人不应受到指责该对不平等负责。而此时正需要国家寻求可能有效的方法，旨在改善最底层居民（需要面对不可控因素，处境最为不利的居民）的命运。社会公正的现代理论已经以‘最大化原则’的形式对这个概念加以表述。据此，一个公正社会应该通过社会制度将机会最大化并提供最低的生活条件。”这是一种明显的罗尔斯式的想法。但约翰·罗尔斯不属于资本批判的知识阵营。他的论述宗旨是提供基本价值与基本结构的优化来保证“公平的正义”（justice of fairness）。换言之，这是一种建设性取向的知识进路。皮凯蒂对左右两翼的拒斥，为他打上了价值取向与知识建构含混不清的烙印。这让他对资本批判的透彻性大为下降。因此，评论者认为皮凯蒂的资本批判没能保持逻辑一贯和完全自洽。其批判逻辑的错位，让一个皮凯蒂实体呈现出三个皮凯蒂面目。“皮凯蒂有三副面孔，而不是两副：其一，在发达国家财富分配方面，他是位政治经济学家；其二，在回答如何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时，他是位主流经济学家；其三，在收集整理收入分配的数据时，他是个国民收入会计师。”以其政治经济学家的身份，他承继的是马克思一脉的批判传统；以其主流经济学家的身份，他从事的是承诺市场经济体制的分析进路；以其国民收入会计师的身份，他使用的是数量统计分析方法。如此看来，皮凯蒂并没有打算、也实际上也成为不了马克思那样以透彻的逻辑进行彻底的资本批判的人物。

转自：“学术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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