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递｜迪特·亨利希《思想与自身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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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邀来做这一系列应该为普通学术听众所做的讲座，希望它能够为现代意识所特别强调的一些哲学问题提供一个视角。我已经试图通过结合这些论题，并且通过建立论证而满足这愿望。对道德意识、主体间性和自由的意义与实际性的理解都是这样的论题。它们都属于更广泛的实践哲学领域，并且同时是这样的论题，在这些论题上最容易激起探问和告别假象的现代精神，无论是以怀疑论的形态，还是作为哲学唯物论。这些讲座从人的自身意识出发开展这些论题，但是也不断顾及允许了这样的探问的冲动。同时，康德式的起源问题，即对本己生活方向的承受力产生怀疑的可能性之起源，就始终在起作用，并且因此，有一项任务，即说明这些怀疑——它们困扰着人的生活——为什么永远不能沉寂，也在起作用。

我的教授资格论文就是探究“自身意识与道德性”这一论题。我并未发表它，因为我很快就明白了，我在大约二十几岁的时候只能明确这一问题和它对于康德以及后康德哲学的意义，但是我没有扩展这个哲学问题本身到它的整体范围之中。为此我缺乏确定点，而它只能通过真正说明自身意识和诊断与这一说明相关的问题而获得。前两讲总结了我接下来获得的立场的基础。之后的三讲则让人们认识到，我希望通过由此得出的结论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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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中涉及关于自由的一种尝试应该澄清了这个几千年来都少有深入但也肯定未解决的问题，要涉及它最简单的形式，唯当人们能够回到基础性的哲学方向上来。我已经试图指明，这样的自由意义从主体性的动力学中发展出来。因而，一种自由一一它不同于在能够独立考虑这种平常意义上的自由，这种意义无可置疑，但是肯定并未穷尽自由的全部意义——在生活方式的必要性内部有其位置，正是在这样的地方，正如人们会认为的，根本性的“你必须”的不容推卸的强制最强烈地被经验到。但是，恰恰在这里，自由实在性的信念和人的生活方式的构想能力之间的关联能够最明确地突出出来。我认为，康德的以及荷尔德林的自由思想可以就这样转变为更加当代的形态。

我们不应该由此提出解决自由问题的要求，但是我认为，在当前重新活跃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中，这一视角不应该被忽视。此外，我也认为，它有助于澄清和重构从康德1790年代的著作开始的关于自由的重要争论，并且有助于理解康德出于他自己的立场不可能解决的困难。我在提出我的论证的时候也总是已经顾及这一历史争论。关于它总是缺乏全面的研究，这一点肯定也是因为人们在理解自由时任何时候都会并且必然会发现自己陷入其中的复杂问题。

我依循康德的基本立场，据此洞察到自由问题抵制任何理论解决，这就有了总体上涉及哲学奠基的后果。它们既涉及哲学上证成的识知的地位，也涉及哲学构想所必须制定的框架规格。这些所有人都因此而趋向于被卷入哲学思考之中的问题是生活问题，而不仅是理论任务。哲学只能澄清，人的生活如何获得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这一答案如何通过更好的，即便并非充分的论证而得到辩护。哲学不能由自己决定这一答案，但是它必须建立和证成一个框架，这个框架让人明白，为什么人的实践自身意识的基础包含了一些关于实在性的假定，它们是不可抛弃的，虽然脱离了理论认识，但是它们必须被认为是可真的。人们必须清楚，如果没有证成康德的“自在之物”思想的等价物，这样的目标是不能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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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讲座不想通过理论决定来解决一种奠基于生活主体性的世界观和哲学唯物论的思想之间的冲突，它们也由此符合了，对一切有生活实践的意义之物的确定最终也在生活实践中发生。我认为，这不仅符合植根于人的生活的理性，而且这一冲突及其原则上的开放性也刻画了现代意识中的哲学处境。虽然这些讲座展开了一个视角，它可以让人摆脱唯物论可能是真理这种思想的迷惑和困扰，这种唯物论通过20世纪的物理学而在哲学上变得精致。它们自身也在这一视角方面建立起来。但是它们并未将它们的选择凝固为一个论点，此论点作为理论证明的结果而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尝试在当代思想中重新表达，并且以新的方式确证理性悬设学说的基本路线，而这是康德和费希特沿着卢梭的道路发展出来的。

对于哲学家们来说，奠基于20世纪物理学的唯物论也仍然会是一项有趣的任务和挑战。当前，它以神经科学研究项目的形态施展其魅力，它会具有丰富广泛的结果。当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希尔在1965年将他的认识论著述扩展到德国时，我就已经建议，鉴于这一领域中许多不可忽略的选择，应该为了限制或者纯化它们而引人神经科学。通过更确切地认识奠基于感知的认识形成的进程，人们或许会有助于澄清认识论的众声喧哗。

但是，当时神经学的大脑研究还没有给予这样的前景以立足点。即便在心理学中行为主义已经逐渐衰弱了，这一处境在此期间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但是神经哲学家们的末世论的期待——人们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解决一切哲学基本问题，并且首先是所有依附于主体性的问题，或者让其消解——不会比同样的拉美特利的机器人项目更少地洋溢激情，即便这一项目相对于当前的神经进程模式来说被认为太古老了。这些讲座只能顺带涉及这一项目现在以为可以被贯彻的几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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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讲座优先考虑的是进一步形成和运用主体性——他来自人的识知着的自身关涉——哲学。一方面，它们应该开展出现在意识生活的动力学之中并且能够卷入其中的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应该探寻这些本身同时是生活问题的理论问题。与所有这些相对，基础问题具有开辟道路的意义；但是它们不是自为的论题。

因而，这些讲座也并未深化我先前的尝试，即从哲学上展开人的识知着的自身关涉这一事实，并且澄清由此产生的问题，并且尽可能解决它们。它们只能在更为伸展的视角中处理。围绕这些问题而产生的争议就被排除在这些讲座之外了。

如果人们想要像处理其他哲学论题那样处理自身意识，他就必然会遭遇一些困难。对于我来说，这些困难部分与上述教授资格论文关联，部分与和克拉默（Wolfgang Cramer）哲学的争论关联而得到澄清。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一定会在哲学上越位，如果人们在主体性中，更进一步说是和自身意识相关，看到一切哲学思考的出路和关键论题。各色各样的海德格尔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和语言理论家几乎都认为，人们已经告别了主体性取向的思想，并且认为它相对于人的实际生活来说是过时的和陌生的。

我进入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其中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为我所探寻的这些问题获得新的处理的可能性，它们当然不应该导致主体意义的平凡化。不过，对于分析哲学来说，当时仍然只是临近从语言哲学向心灵哲学的兴趣转向。

然而，在我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之前，1966年我恰好和赫克托-内里-卡斯塔内达一起在牛津的一家酒店住了一个多月。因此，我参加了他关于准指示词的重要讲座，并惊奇地发现，在场的全部语言分析哲学的名家们对他所展开的关于主体性的新语义学视角几乎没有任何评论，也没有反对意见。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反复谈论他的分析与我的问题的关系，这首先关系到识知着的自身关涉的可理解性。然后，当我到达美国时，我发现除了休梅克（Sidney Shoemaker）——他寻求从维特根斯坦的前提出发来理解自身关涉——，我首先只在齐硕姆（Roderik Chisholm）那里找到了同道，他像我自已一样重视我的问题。诺齐克（Robert Nozick）在哈佛也确信，像费希特那样提出的解决办法，至少在思路上并未错用和擅用，而是说这些解决办法实际上以它们的方式正确评价了这一问题。在处理涉及主体性的论题时，我发现暂时几乎只和自己的几个学生同道。他们中有许多人之后都因为他们对这些论题的研究而著称。这些就自身意识论题提出自己的论证和立场的人里面，我要提到在此期间身患重病的法尔克。

我在这里出版的讲座的前两讲中关于基础问题所说的只是通过勾画两种都在自身意识中的逆向的思想角度而超越我在70年代晚期在哈佛已经讨论过的东西。为此，在这些讲座——因为它们指向那些本身也是生活实践问题的哲学问题——中，在和理解自身意识相关中提出的理论基础问题还几乎完全处于背景之中。正是这样一些问题附着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关键部分，关于它，我在1976年出版了我的一篇文章[《同一性与客观性》（Identitat und Objektivitat），海德堡，温特大学出版社]。康德将所有哲学的基本问题都联系到“我思”思想中的自身意识。不过，他也有好的理由不再持久地依循这一任务，即从现在开始合适地理解这一思想。从此，它已经证明是最复杂的，并且是完全不同形态的哲学策略的出发点。这一复杂体在过去一个世纪中通过哲学语义学的发展——它远远地牵连着康德——再一次得到了极大的明确。一种专注于与自身意识相关的问题群的哲学必须尝试理解自知、命题形式和真理意义之间的关联。但是，这些讲座预设了一种立场，它反对一切从语义学上说明自身意识的尝试，倘若它们想要冒充是充分的和自足的——不管自身意识是只应该和语法上第一人称单数的使用相合，还是它通过语义上行的复杂形式而最终返回到人格意义。主体具有本己的实在性，在此他们与人格性的不可分割性就要求本己的说明。

它是一种本身就在思想中形成并且首先在自知的施行中出现的实在性。为此，对这一实在性的识知也不是以思想关涉实在的正常形式为中介。虽然它在自知中既未充分地，亦未完全地展开，但是它的这一地位也说明了任何自知核心的笛卡尔式的不可错性。显然，许多进一步的问题与此相关，关于这些问题，我在文章中处理了几个，而这些讲座则不再探究了。但是，它们在涉及道德意识、本质性共在和自由时提出的东西与这样勾画的立场的证成处于始终必然的关联之中。这里应该特别强调这一点。

我在来到哈佛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出版了许多书，但是没有一本书是为了主体性理论奠基而写的，这除了因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项目因对经费的依赖而非常紧迫，还有两个理由：盎格鲁-撒克逊哲学中的说明提案迅速增多，以及给一本关于主体性理论的书一种恰当的形式，这困难重重。

在心灵哲学的转向之后产生的大量文献，容易让人将自己的考虑开展到不断关涉不同道路和常常彼此孤立的关于自身关涉问题的争论的交织中。这一交织在此期间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至今还没有尝试去论证性地综观它一这个任务的完成必定很快就产生一本厚重的专著。但是另一个困难不仅更古老，也更加严重。它让我有理由进一步说明这里发表的系列讲座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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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哲学基础问题联系着的其他事实那样，识知着的自身关涉与人的生活问题交织。他如何理解自己，并且人的自知中有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直接影响到更加普遍的问题，即人能认识自己多少，他如何能理解自己。人们期待通过这些回答而产生对这些问题的重要揭示，而这一期待也引发对这些基础问题的兴趣。为此，它也总是激发人们去对抗对识知着的自身关涉的轻易的平凡化，这种平凡化认为，可以摆脱所有这些后果而识知自己。

如果这一期待得到证实，那么自身意识研究的成果就必然在所有这样的考虑中找到出路，即它们涉及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解，因而不仅在语义学和认识论中，而且更多地，只举几个例子，在伦理学奠基和艺术理论中。

这些哲学学科虽然具有一个被清晰勾画的任务领域，但是它们视为论题之物在人的生活进程中总是与其他学科的论题紧密交织。它们之中的任何一门学科寻求展开之物越多从人的自身意识出发来理解，一种缺陷就会更加醒目——也就是，这些学科并未在这样一个关联体中开展，在此关联体之中，它们的论题在人的生活进程中彼此结合。主体性理论实际成就之物首先在它的诸后果的光照下明确出现。这样，研究主体性和人的自身意识的哲学的可靠性也总是由此而得到评判，即在何种程度上它能够展开这一进程，并且对于它来说是充满启发的。

但是，哲学研究现在通过论证和推论来开展。它必须不断深入思考诸相关选项，并且相对于诸相关选项而确保它以为的结果。这让它变得烦琐，并且迫使它纵向地贯穿它的问题。不过，它在横向上也面对生活进程建制的复杂体，它当下化此进程，并且最终在涉及此进程时获得说服力。为此，一本从封面到封底都想要被研究和考察的书的形式，作为传达哲学洞见的标准形式，恰恰对于主体性理论来说虽然是必要的，但同时也是不充分的。

人们可以尝试，通过某种特殊的形式而弥补这一缺陷。为此，人们可以想到许多可能性。这样，人们会比如针对主体性如何在其中被预设而分析主体性的不同维度，据此首先提出基础思想，以便最终以这样一篇论文结束，在此论文中，这些论题现在汇入一种意识生活的现象学之中。但是，在选择其中任何一种模式时，人们总是冒着风险，必定会让理论任务退到人们也可能描述为文学的任务之后。

实际上，通过这一困难，哲学传达方式的界限变得明显，由此，哲学脱离了艺术，尤其脱离了诗歌。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生活复杂体是支配一切的初始明见。作品越深入此复杂体，此复杂体越精确地通过它来再现，这样的作品就获得越多的文学和人性的意义。但是哲学必须通过论证，并且面对开放的诸相关选项而分节表达出来。因而，它自身如果没有作为哲学而遭受损害的话，则不能成为文学作品。几个伟大的作者，首先是柏拉图，在创作时已经明白地意识到这一界限的不可取消，并且知道它承受的限制。或许，哲学论文的形式一一但是它可以回溯到许多个别研究——在当前可以证明是走出这一困境的一条出路，尽管完全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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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讲座中，从最后三讲的联系上，我们可以认识这一困境的诸后果，因而它们也被置于“发展部”这个题目之下。它们的论题显然要求相互结合起来。因为自由，第五讲的论题清楚地关涉道德意识。不过，对道德意识的说明在略过自由问题的情况下在第三讲中被给出。本真的共在形式是第四讲的最后论题，需要归类到第三讲中关于道德意识的深化的部分。同时，这种共在方式需要嵌入第五讲的结论章节。但是，在勾画魏玛讲座时，我已经放弃让它们达到高潮，而是就像这种音乐形式所暗示的，让这三个发展部彼此融合。这一位置应该保留给这样的视角，它从主体性理论通过第一部分而导向形而上学的最终思想。

但是，尽管比在关于主体性理论奠基的讲座所详述的内容还要多，它们恰恰在这方面也只能是提纲挈领。我希望能够开始完成这一任务，即以另一种形式，并且尽可能完整地详述这一纲要。关于绝对与有限之物的关系的思想和关于这些思想的地位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它们是可真的之考虑，这些必须构成一项独立的事业。这一任务是不可推卸的，这一点在这些讲座中变得明显，在那里，涉及意识的根据说的是，这一根据的思想并不能通过一种决定一切的证据来保持其稳定性。因而，这一根据的思想必然不仅超越第一步而走得很远。从根据出发，必然也最终会理解，为什么人们在面对在他们的自身理解中最终决定一切的问题时，不能将一切都设定在他们的认识能力上。恰恰这一点必然可以进一步被认为是理性的一种内涵，出于此，自身理解在人的生活方式中开展出来。

形而上学的最终思想形态和追问它们的证成方式肯定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它们也对于这些讲座的论证来说具有某种在这些讲座之中尚未足够全面地展开的意义。为此，在这里我要列出我的几本出版物。它们可能尤其容易形成补充，因为它们是我近来出版的著作的一部分：《出于自我的奠基》（Grundlegung aus dem Ich，法兰克福，苏尔坎普，2004年）的第十五章（关于历史背景)；《意识生活》（BewuBtes Leben，斯图加特，雷克拉姆，1999年）第85页到第151页（关于系统关联）；《文化进程中的哲学》（Die Philosophie im Prozess der Kultur，法兰克福，苏尔坎普，2006年）中的第一段。关于深化道德意识的思想（在第三讲第五节）——它需要翔实的证成——，最后还要提到《走向原子核的和平的伦理学》（Ethik zum nuklearen Frieden，法兰克福，苏尔坎普，1990年）中的第六章到第八章。

思想与自身存在

关于主体性的讲座

（当代德国哲学前沿译丛）

[德] 迪特·亨利希 著

郑辟瑞 译

ISBN：978-7-100-22544-1

内容简介：

《思想与自身存在》是当代德国重量级哲学家迪特·亨利希的一部重要著作。本书基于作者在魏玛古典学基金会尼采学院的讲座而形成。全书分为两部分，即“呈示部”和“发展部”。第一部分提出主体性的基本思想，第二部分进一步推进这些基本思想。作者的这些讲座想要指出，我们如何从一种将在主体性进程中出现的诸思想吸收进来的思想出发，去开展哲学的诸多基本问题。它们也澄清了人们从主体性出发获得的视角，以展望伦理学的奠基、对自由的理解和主体间性理论等问题。最后，本书描画了主体性研究与形而上学的终极思想之间的关联。

作者简介：

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1927-2022），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1950年获博士学位，1955—1956年获教授资格，先后任教于柏林自由大学、海德堡大学和慕尼黑大学，并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耶鲁大学和东京大学等学校担任客座教授。获荷尔德林奖、黑格尔奖、国际康德奖、德语语言奖等诸多奖项。著有《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思想与自身存在》等数十部作品。

译者简介：

郑辟瑞，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现象学、德国哲学、匹兹堡学派。出版专著《胡塞尔的意义理论》；翻译出版译著《自身关系》《逻辑学与认识论导论：1906-1907年讲座》《自我中心性与神秘主义》等；在中外文期刊上发表论文及译文数十篇。

转自：“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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