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力成 | 记忆社会学——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以下文章来源于社会学评论杂志 ，作者钱力成

通过对不同学科视角特点的辨析，本文定义了狭义和广义两种记忆社会学，指出了社会学视角在理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本文以美国记忆社会学为案例，分析总结了涂尔干/社会-功能取向、话语-诠释取向、行动-互动取向、形式-结构取向和个体-集合取向这五种记忆社会学的理论和认识论取向。在看到美国记忆社会学贡献的同时，本文指出：尽管中国记忆社会学是相对新生的领域，但其研究作品所体现出的“场域-关系”取向也为记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中美记忆社会学的相互借鉴为社会学贡献记忆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认识论基础。

作者简介

钱力成，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记忆研究。

尽管有多个学科和不同背景的学术研究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社会记忆研究仍然是一个缺乏固定范式的、没有中心的、跨学科的事业。

—— 奥利克、罗宾斯（Olick & Robbin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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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诚如奥利克和罗宾斯所言，社会记忆研究从一开始便是一项跨学科的事业；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都以各自的方式为记忆研究做出了贡献。

首先提出“集体记忆”概念的哈布瓦赫无疑是一位社会学家。但除了哈布瓦赫，早期记忆研究还有其他代表性学者，例如德国艺术史学者瓦尔堡（Aby Warburg）——其搜集和编撰的“记忆女神图谱”（Mnemosyne）极大促进了记忆研究和图像学的发展（Erll, 2011；Warburg, 2000）。此外，当代记忆研究代表人物阿斯曼夫妇的学术领域也跨越了文学、埃及学、人类学和考古学；他们的“文化记忆”理论深刻影响了西方学界（特别是欧洲学界）对记忆的研究（Assmann, 2011）。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记忆潮”（memory boom）席卷学界以来，新史学对记忆研究的贡献尤为突出。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领衔编撰的巨著《记忆之场》（Nora, 1997）不仅重构了法兰西历史，更为当代记忆研究开创了新的理论范式。

相比历史学，记忆的社会学研究自哈布瓦赫后出现了一定的停滞，或者说没有产生诸如《记忆之场》这样的重要作品。但有意思的是，虽然奥利克和罗宾斯在《美国社会学年鉴》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记忆研究缺乏固定范式，但这篇文章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西方学界重构记忆社会学范式的基础。在此之后，记忆社会学不仅发展成一个特定的学术领域，也在美国主流社会学界占据了一席之地——近几年来，每年美国社会学年会都有记忆研究的专门论坛（panel）。尽管中西方学界迄今对记忆研究已有过不少综述（如Erll, 2011；Olick & Robbins, 1998；钱力成、张翮翾, 2015），但这些综述大多是对记忆相关议题和记忆研究发展阶段的梳理，而较少分析记忆研究与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就此而言，在学界对“记忆”已不再陌生的今天，我们仍旧需要对“记忆社会学”做出界定——这种界定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更是推动社会学视角下记忆研究发展所必需的。

下文将首先厘清“记忆社会学”是什么、不是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需要“记忆社会学”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本文将对狭义和广义两种记忆社会学进行定义，并阐明社会学为记忆研究提供理论和认识论视角的重要意义。考虑到美国学界对记忆社会学形成的重要影响，下文将以美国学界为主要案例分析五种有关记忆社会学的理论取向。最后，本文将结合中国记忆社会学的发展和理论特点（场域-关系取向），再度阐明记忆社会学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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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社会学何以可能？

社会学视角对记忆研究这一跨学科事业的意义是什么？记忆研究的魅力不正来自其跨学科的特性吗？诚然，由于跨学科的性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澳大利亚土著部落的习俗、退伍老兵的个人回忆都可以成为记忆研究的对象和案例，这也使得记忆研究的图景精彩纷呈。但是，记忆研究的意义仅在于搜集故事或者说学术“集邮”吗？如何避免记忆研究成为埃尔（Astrid Erll）口中的“添加型工作”呢？（Erll, 2011；钱力成，2020）作为一门以经验为基础、以理论为追求的学科，社会学可以为回答此问题提供重要价值。

那么，以社会学为视角的记忆研究和其他学科的记忆研究有何区别？对此问题的回答首先依赖于对不同学科特性的分析和辨别。总体而言，社会学和心理学、文学、哲学等学科的区别相对明显：社会学强调社会事实的“社会性”和超越于个体的实在性（sui generis），而心理学强调个体性（甚至生理性）；社会学强调经验或实证的研究，而哲学更重思辨；尽管文学可以成为社会学“田野”材料的来源（刘亚秋，2018），但文学文本的写作和阐释并不必然依赖于真实的经验材料（或者说强调的是另一种真实），其作为人文学科的理论目的也和社会学不尽相同。比较复杂的是社会学和历史学、人类学的关系。一般来说，人们倾向于认为历史学是具体的、特殊的（particularized），而社会学是一般的、普遍的（generalized）（Goldthorpe，1991），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区别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例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就认为在社会史学家“理论转向”和理论家“历史转向”的背景下，历史学和社会学即使没有“相遇”也正在“会聚”，因此不妨将不同学科看成有各自风格的亚文化（伯克，2019）。与此同时，根据格尔茨的观点，人类学的目的“不是越过个体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格尔茨，1999：33），这也与社会学对超越个案的理论追求不尽相同。当然，这不是说人类学不追求概括性的理论（general theory），但人类学的理论和案例之间的关系与社会学具有明显差异。用格尔茨的话来说，人类学家的目的是通过民族志进行“深描”和理解，而不是整理抽象规律（格尔茨，1999），这与经典社会学家对规律性因果机制的强调十分不同。当然，由于社会学和人类学内部的多元性，并不是所有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认同这种区分。但总体而言，这两门亲缘学科在理论和案例的关系以及抽象的维度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侧重。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妥协性的结论，那就是相对于心理学、哲学、文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而言，社会学更为强调通过经验或实证材料概括出可以对其他案例产生启发或进行分析的理论，并将理论放在其学术作品的“前台”。

以此学科区分为观照，社会学视角和其他学科视角下的记忆研究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在不同场合，记忆的社会学研究也常被称为“回忆社会学”（sociology of retrospection）或“记忆实践的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of mnemonic practices）等（Olick, 2008；Olick & Robbins, 1998）。奥利克认为，“和广义上的社会学（sociology in general）一样，回忆社会学关心的是我们作为个体和群体说什么、做什么、怎么说和怎么做，而这些又是如何受各种不停变化的传统、幻想、利益和机会的组合所影响”（Olick, 2008：151）。从奥利克这段论述可以推论，回忆社会学关注现在与过去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被表现和实践、如何产生影响等一系列议题；而这些议题的共同特点则是强调记忆的社会性。

与此相对，其他学科的记忆研究体现出了十分不同的特性和旨趣。例如，心理学家赫斯特（William Hirst）在评价心理学和哲学视角的记忆研究时说道：“作为心理学家，我在思考记忆时想的是如下一些问题：人类——以及其他物种——是如何记忆过去的？在此过程中会涉及何种神经性和认知性的机制？它们有何特性？”（Hirst, 2019：736）对于记忆的哲学思考，学者所提出的问题则是“人们什么时候觉得在道德上有义务去记忆？何时人们又有道德上的义务去忘却？”，以及其他一些道德、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问题（Hirst, 2019：736）。赫斯特的论述很好地说明了心理学和哲学视角下记忆研究的不同，强调了心理学视角下的个体性、生理性以及哲学视角下的本体论和道德性——这也和社会学视角所强调的记忆社会性和价值中立形成了对照。此外，文学的记忆研究虽然也会涉及记忆的社会性，但其理论目的、论据和材料来源的真实性等与记忆社会学截然不同。关系较为复杂的是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记忆研究。这些学科视角下的记忆研究有很多重合之处，其理论启发也可以互相借鉴。但是，正如上文所述，这些学科处理“理论”的方式和目的仍各有特色，理论在其学术书写中的位置也不尽相同。

就此而言，我们至少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记忆社会学”。狭义的记忆社会学是指由社会学者所完成和以社会学学科规范完成的有关记忆的研究作品；而广义的记忆社会学则是指任何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Mills,2000），即把个人问题和公共议题、历史视野联系起来并具有理论启发性的记忆研究作品。因此，广义的记忆社会学并不必然由社会学者所完成，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也可能参与到广义的记忆社会学事业中来。当然，由于人们对什么是社会学以及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学科边界是否有必要维持等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广义的记忆社会学所涉及的边界也常常是模糊的，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运用和侧重也体现了不同的学科倾向。例如，当历史学家以“记忆之场”为指导重新写作法兰西历史的时候，社会学家感兴趣的则是“记忆之场”所体现的“历史加速”及其和现代性变迁、记忆存在方式之间的理论关系。

但是，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记忆社会学，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点；正是这些共同点定义了本文所说的“记忆社会学”。这些共同点包括：（1）从研究主题来说，记忆社会学关注的是记忆的社会性，关注过去与现在（甚至未来）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影响行动者（话语、行为）和社会结构并受后两者的影响。更确切地说，记忆社会学所代表的不仅是一个研究主题，更是一种强调“意义”和“时间性”的思维方式（钱力成，2020），而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运用于民族、种族、阶级、性别等多个议题之中。在记忆社会性的视角下，群体和个体均可以成为记忆的研究主体。（2）从学科特性来说，记忆社会学依赖于经验或实证的材料并以一般化理论（general theory）作为其学术追求。换言之，记忆社会学虽然包括对故事的叙述，但其目的在于从故事中衍生出可以对其他案例产生启发和进行分析的理论。当然，记忆社会学所产生的理论可以通过狭义和广义两种方式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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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社会学何以可为：以美国记忆社会学为例

在厘清了“记忆社会学何以可能”的问题之后，另一个等待我们解答的问题便是：记忆社会学何以可为？社会学视角能为我们认识记忆及其社会性带来何种理论和认识论启迪？尽管社会学相比其他学科更注重经验材料和一般化的理论，但由于社会学内部本身存在着解释与解读、科学与人文等范式差异，社会学对“如何认识记忆”的问题也有不同的理解——这些认识论上的不同正是本文划分记忆社会学理论类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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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取向（社会-功能取向）

涂尔干取向是记忆社会学的经典取向，强调记忆是集体和社会框架的需要和结果（因此有部分“功能”解释的意味），或者说记忆既是社会的反映也指引着社会。现代记忆研究的奠基人莫里斯·哈布瓦赫本身就是涂尔干学派第二代成员中的代表人物（Coser, 1992），其记忆理论的涂尔干取向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哈布瓦赫“记忆社会框架”的观点充分体现了集体记忆作为“社会事实”的特征，强调了集体意识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哈布瓦赫认为，虽然个体是记忆的载体，但无论是获得、唤起还是重构记忆，个体都依赖于群体的社会框架；这个框架可以是语言、家庭、宗教抑或阶级（哈布瓦赫,2002）。哈布瓦赫所说的“社会框架”具有鲜明的“社会事实”特征，也即对于个人意识而言的外在性和对个人意识所产生的强制作用（迪尔凯姆,1995）。此外，哈布瓦赫也清晰地认识到记忆作为一种集体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的形态，用他自己的话说：“记忆联合起来的诸种模式，源自人们联合起来的各种方式。只有把记忆定位在相应的群体思想中，我们才能理解发生在个体思想中的每一段记忆。”（哈布瓦赫，2002：93）这十分鲜明地体现了涂尔干关于集体意识源于社会的理论思想——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便极具智慧地指出，对于动植物图腾的神圣崇拜其本质上是对社会本身的崇拜（Durkheim, 1995）。第二，哈布瓦赫对记忆的定位和作用也与涂尔干有关“集体欢腾”的理论做了对话。涂尔干认为，集体欢腾是凝聚社会和群体、激发认同和文化创造力的重要场合（Coser, 1992；Durkheim, 1995），那么在集体欢腾之外的日常生活中，又是什么将人们联系在一起呢？哈布瓦赫的答案正是记忆。当然，当代的社会记忆研究也极为重视那些涂尔干所称的“集体欢腾”场合而并非只关注所谓的日常岁月。但毫无疑问的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思想十分鲜明地体现和发展了涂尔干有关社会和集体作为“社会事实”的思想。

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是美国当代记忆研究学者中具有鲜明涂尔干/社会-功能取向的社会学家。他对华盛顿、林肯记忆与美国社会变迁的分析（Schwartz, 1987, 1991b, 1996, 1997, 2008）充分展现了涂尔干有关社会与集体意识关系的理论取向。施瓦茨认为，记忆不仅如哈布瓦赫所说的那样受“社会框架”影响，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和社会框架（Schwartz, 1996）。具体而言，施瓦茨认为可以通过两方面来认识记忆，一是记忆作为反映社会的模型（model of society），二是记忆作为形塑社会的模型（model for society）。作为反映社会的模型，集体记忆表现了其所在社会的需要、问题、恐惧、心理（mentality）和期望（aspirations）；作为形塑社会的模型，集体记忆定义了社会的经历，阐述了社会所崇尚的价值和目标，同时也为实现这些价值和目标提供了认知、情感和道德的导向（Schwartz, 1996）。

此外，施瓦茨在分析华盛顿和林肯记忆时也十分直接地与涂尔干进行了对话。例如，他对华盛顿作为美国象征的分析类比了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的理论并提出：在现代社会，领袖已经取代了象征性的动物和植物而成为现代社会的“部落图腾”（Schwartz, 1987）。在分析林肯葬礼时，施瓦茨也对涂尔干“集体欢腾”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对话。一方面，施瓦茨继承了涂尔干关于集体欢腾对社会团结（solidarity）作用的分析；另一方面，他又用林肯声誉转变的案例挑战了涂尔干理论中潜藏的预设，也即“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仪式是给予那些社会一致敬仰的人”（Schwartz, 1991a：360）。施瓦茨发现林肯在被刺杀前的声誉其实并没有那么好，但刺杀发生之后的葬礼和运送灵柩等仪式使林肯的声誉在短时间内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对他的评价也变得非常正面。施瓦茨认为，这恰恰说明了仪式相对于信仰的独立作用（Schwartz, 1991a）。换言之，仪式在此提供了相对独立的社会功能。尽管施瓦茨对涂尔干的理论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但其核心仍是涂尔干式的。这一取向提醒我们：认识记忆必须依赖于对记忆所在集体和社会性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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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诠释取向

美国记忆社会学的第二个重要取向是“话语-诠释”取向，其特点是通过对话语、象征、指号过程等维度的意义诠释来认识记忆。这个取向受社科学界的文化转向和历史转向影响颇深，强调研究记忆离不开对话语和符号进行意义诠释。话语-诠释取向的代表人物是杰弗瑞·奥利克（Jeffrey Olick）。受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影响，奥利克十分注重通过对话语和对话（dialogue）的阐释来研究记忆和纪念。奥利克研究了联邦德国历年来对1945年5月8日这一纳粹投降日的纪念并从中发现：每一次的纪念仪式不仅是对原初事件（1945年纳粹投降）的阐释，也是与以前所有纪念仪式的对话；因此纪念活动不仅仅是单独的事件，也是这些事件在彼此对话和再对话的过程中构建的，因而也是“路径依赖”的（Olick, 1999a）。基于此，奥利克提出了类型/体裁记忆（genre memory）的概念，用以勾勒过去与现在互相“对话”的具体机制（Olick, 1999a）——通过类型或“体裁”（genre），过去会为现在提供词汇（terms）、议题（issues）、风格（styles）、期望（expectation）以及可作对照的出发点（译文参见钱力成，2019），并形成一种连续形构的记忆过程（process）（Olick, 2003）。

奥利克的话语-诠释取向深受罗宾·瓦格纳-帕奇菲奇（Robin Wagner Pacifici）的影响。瓦格纳-帕奇菲奇主要研究的是那些充满矛盾与悖论的过去和事件（events），尤其是它们的文化编码生产过程。她为此区分了集体记忆的形式（form）和内容（content），并重点论述了形式和内容匹配过程的临时性（provisionality）。事件、编码类型（code/genre）和事件经由编码转译为集体记忆的过程深受事件本身的矛盾性和编码类型多样性的影响；而这也使记忆转译者和阐释者不得不通过不断尝试来匹配事件和编码的意义（WagnerPacifici, 1996）。在其2017年出版的《事件是什么？》一书中，瓦格纳-帕奇菲奇更是明确地使用了“政治符号学”（political semiosis）来形容诠释路径；其诠释分析的对象包括报告、个人陈述、绘画、标志性图像、政治宣传画、雕塑、小说等不一而足（Wagner-Pacifici, 2017）。

奥利克所代表的诠释取向在新一代年轻学者中也有传承。例如，克里斯提那·西姆科（Christina Simko）在研究美国“9·11”事件的纪念时就使用了“苦难的修辞”作为其文章名称。在文章中，西姆科分析了神义论（theodicy）的概念，也即那些用以解释所感受到的不正义的宗教或世俗性的文化词汇（cultural vocabularies）（Simko, 2012）。当然，西姆科关于神义论的讨论和奥利克等学者强调的理解性阐释，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韦伯。西姆科在文中就明确指出了韦伯对神义论的理解，即那些用以解释邪恶和苦难、宗教或世俗的阐释性词汇；这些词汇形成了几种神义论的“理想类型”，包括轮回（Karma）、善/恶二元论（dualism）和宿命论（predestination）（Simko, 2012；Weber1922）。由于现代性的到来，神义论不再只局限在宗教领域，社会学式的解释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神义论，或者说“社会神义论”（sociodicies）（Vidich & Lyman, 1985）。记忆和意义实践（meaning-making）在社会神义论为现世苦难提供阐释的过程中至关重要。基于对美国政要在宾夕法尼亚、五角大楼等地的纪念话语的分析并结合韦伯等学者对神义论的讨论，西姆科认为美国社会在对“9·11”事件的纪念中形成了两种神义论类型（即二元论和悲剧论），而其形式和内容的不同则依赖于事件、承载群体、听众和类型记忆（genre memory）等多种因素的相互影响（Simko, 2012）。综上所述，无论是奥利克、瓦格纳-帕奇菲奇还是西姆科，他们的记忆社会学强调的都是通过话语、符号和意义的诠释来认识记忆；换言之，认识记忆必须依赖于对话语和符号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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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互动取向

如果说涂尔干取向比较强调社会或集体的强制性和规范性力量，那么“行动-互动取向”则更强调行动者的能动性（agency），强调记忆是不同主体行动和互动的结果。加里·艾伦·费恩（Gary Alan Fine）是行动-互动取向的代表人物。在《艰难的声誉》（Difficult Reputation）一书中，费恩提出了声誉经营者（reputational entrepreneurs）的概念，用以强调那些诸如亲人、朋友、作家、敌人等行动者对定义某特定对象声誉和记忆的作用（Fine, 1996,2001）。换言之，对于费恩来说，声誉建构好像是一个战场，某个人物最终声誉建构的效果依赖于经营者们的行动和较量——如果某些声誉经营者失败或缺席了，那么其对立面的声誉形象就会被建构和固化。那么，声誉建构的成败和声誉经营者的角色或特征有什么关系呢？费恩认为，社会学家在分析声誉经营者的角色时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声誉经营者是有自身利益的行动者，他们会根据利益和动机（包括符合自己政治立场的动机）来定义某个特定人物的声誉。其次，声誉经营者的叙述策略也很重要，也即声誉经营者所说的故事必须看上去可信。此外，制度性的位置或资源等也与声誉经营者建构社会大众对某人物的声誉记忆息息相关（Fine, 1996）。

除了关注声誉经营者的角色，作为行动-互动取向代表人物的费恩也关注互动的具体策略。例如，在研究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叛国将领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的声誉建构时，费恩及其合作者认为，声誉建构至少需要两个过程，即重构个人历史和重新评价人物的动机（Ducharme &Fine, 1995）。在涉及阿诺德这个具体的负面人物时，费恩及其合作者特别强调了妖魔化（demonization）和非人化（non personhood）两个声誉构建机制（Ducharme & Fine, 1995），并通过这些发现与加芬克尔等学者进行了对话。当然，公允地说，费恩的记忆社会学并没有完全排除社会和结构层面的因素，但其记忆理论的特色无疑是其对能动性的关注。费恩提醒我们：认识记忆必须认识行动者的能动性以及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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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结构取向

形式-结构取向是美国记忆社会学中另一重要理论取向，其特点是关注抽离具体情境的社会记忆之共同形式、结构或者说“社会心理地形学”（sociomental topography）（Zerubavel, 2003）；其代表人物是伊维塔·泽鲁巴维尔（Eviatar Zerubavel）。在其著作《时间地图》（Time Maps）一书的开章，泽鲁巴维尔抛出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我们会认为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就灭亡了而实际上它在拜占庭又延续了977年？为什么种族主义者会那么在意出身？在哪个历史时点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关于科索沃的冲突话语开始涌现？”（Zerubavel, 2003：1）。对泽鲁巴维尔来说，这些问题都涉及人们如何看待过去和时间；不论这些问题是宏观的、中观的还是微观的，它们都有脱离于情境（decontextualized）的共有特征和答案，而这个答案对泽鲁巴维尔来说就是“社会心理地形学”或者说“记忆的形式-结构路径”（Zerubavel, 2003）。

具体而言，泽鲁巴维尔的“社会心理地形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认知的形式和结构，重点关注过去是如何在我们头脑中被记住和组织的（Zerubavel, 2003：2）。作为社会学家，泽鲁巴维尔特别强调了这种记忆不是个体主义的；他所研究的是集体或者说记忆社群（mnemonic community）在记忆过去时采用的形式和结构。此外，泽鲁巴维尔在书中特别说明了其“形式”和“结构”的含义“：大多数社会记忆的研究基本上关注我们集体记忆的内容，而我的目的是发现那些记忆下面的形式特征（formal features）”（Zerubavel, 2003：7）；“我认为过去事件的社会意义在本质上是其相对其他事件在我们头脑中的结构位置（structurally positioned）”（Zerubavel, 2003：7）。在这样的理论观照下，泽鲁巴维尔特别注重通过图像学或地形图像（topographi and cartographic imagery）的方式将其对时间的近-空间特征（quasi-spatial features of time）呈现出来（Zerubavel, 2003：xii）。因此，如果用两个词总结泽鲁巴维尔理论的特征，那无疑是形式和结构。

泽鲁巴维尔的形式-结构取向在年轻一代学者中也有传承。作为泽鲁巴维尔的学生，托马斯·德戈洛马（Thomas DeGloma）的著作《看见光：个人发现的社会逻辑》也运用泽鲁巴维尔的“社会心理”（socio-mental）框架，分析了个人觉醒（personal awakening）的故事；这些故事包括发现宗教真相、记忆幼年时的创伤、接纳新的性取向等诸多涉及个人生命转折或“觉醒”的故事。通过对这些故事的分析，德戈洛马找到了故事背后共有的社会类型（social pattern）；当人们发现了某个人生转变的“真相”时，他们往往会与新的社群站在一起并通过自反性（self-reflexive）、对话性（dialogical）和表演性的（performative）维度来重新叙述个体记忆和故事（autobiographical work）（DeGloma, 2014）。由此可见，德戈洛马和泽鲁巴维尔采取了类似的去情境化策略，并从诸多不同案例中归纳出共有的认知形式和结构。尽管德戈洛马的理论中也涉及了对话、表演等其他记忆社会学家和文化社会学家的理论，但其分析的核心特征明显是泽鲁巴维尔式的。泽鲁巴维尔提醒我们：认识记忆必须认识各种记忆案例背后共有的认知形式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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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集合取向

个体-集合取向是美国记忆社会学中一个相对独特的取向，也常与问卷、统计等分析方法相结合，其特点是通过诸多个体记忆的加总来分析某种集体记忆。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舒曼（Howard Schuman）及其合作者。舒曼本人是一个定量社会学家，曾长期担任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教授。在舒曼和康宁（Amy Corning）2000年发表于《美国社会学杂志》的文章中，两位社会学家通过问卷询问了1994年普通俄罗斯人对过去60 年里九件大事的记忆，并以此探究了有关公共事件的集体知识问题（Schuman & Corning, 2000）；在另一项研究中，舒曼和斯科特用类似的问卷方法询问了美国人对过去50年里重要事件的记忆，以探讨代际和记忆的关系（Schuman & Scott, 1989）。尽管这些研究的对象各异，但舒曼及其同事的研究取向是一致的，即通过收集诸多的个体记忆来探寻某些集体记忆的特征。

舒曼所代表的这一取向涉及了记忆社会学中有关“集合记忆”（collected memory）和“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争论。根据奥利克的观点，“集合记忆”主要是个体的加总，而“集体记忆”则更强调超越于个体的实在性（sui generis）(Olick, 1999b)。就此而言，舒曼及其同事的心理学取向更多是“集合记忆”研究的代表。而从集合记忆跨越到集体记忆，似乎总有一些较难跨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门槛。尽管存在不少争论，但舒曼及其同事对代际记忆的研究仍是美国记忆社会学中无法忽视的一个分支。这个路径提醒我们：认识记忆必须从认识诸多的个体（记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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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社会学：中国视角

记忆社会学并不是一项被地域限制的事业。尽管记忆社会学在中国还是一个相对新生的领域，很多西方作品也还处在被中国学界引介和吸收的阶段，但中国学者基于本土案例所提出的理论视角也为记忆研究的认识论和理论创新做出了贡献。

如果说美国记忆社会学主要来自社会学家之手，那么中国的记忆社会学则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例如，在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的中译本出版（2002年）之前，人类学家纳日碧力戈便翻译引介了保罗·康纳顿的《社会如何记忆》（2000），这也使得康纳顿的理论在中国得到了高度的关注。此外，人类学家景军的“神堂记忆”（Jing,1996）、民俗学者王晓葵的灾害记忆（2014）等研究都进一步推动了基于本土案例的记忆社会学的发展。另外，历史学家孙江组织学者翻译出版了诺拉的《记忆之场》系列（2015），并以此为指导开展了有关南京“记忆之场”的研究。当然，中国社会学家在记忆社会学发展过程中也开展了出色的研究并在近年加快了研究步伐——刘亚秋的知青记忆研究（2003）、孙立平等人的诉苦研究（2002）、周海燕的南泥湾记忆研究（2013）、周晓虹团队开展的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项目（2020）等都是极佳的例证。就此而言，中国的记忆社会学体现出了更多广义记忆社会学的特征，而这也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在恢复重建过程中的紧密联系息息相关。

无论是中国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还是社会学家的作品，其对中国记忆的研究都绕不开一个主题，那就是“国家”。尽管记忆在西方社会也受到权力和政治的影响，但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国家性及其带来的理论启迪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记忆的政治”，毕竟国家不等同于权力或政治。与改革开放前历史的辩证关系和不断变迁的国家-社会关系都使得我们必须探究“国家性”对记忆形塑的影响。当然，“国家性”所谈及的主要还是研究主题，如果把此特点衍生到认识论层面，那么其揭示的实际上是记忆背后的一种“场域-关系”。

具体而言，本文认为“场域-关系”视角是中国（广义）记忆社会学贡献记忆研究的重要理论和认识论取向，其核心在于强调认识记忆所嵌入的场域背景（embedded fields），特别是所涉不同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场域包括但不限于政治、商业、文化、宗教等，这些场域之间的关系和力量对比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集体记忆的实现方式和最终样态。

在中国的语境下，国家场域对其他场域的影响体现得尤为充分。国家不仅是“记忆游戏”中的一个行动者，还可以是为其他行动者提供意义资源或规训话语策略的“元场域”（钱力成，2021）。例如，高蕊的研究就体现了国家-政治场域对文化场域记忆塑造的影响。高蕊在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抗战的记忆时惊讶地发现：“对于数以千万计亲历二战的中国民众来说，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所犯下的残暴罪行无疑会在他们的心里产生极大的创伤感。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很多年间，这种刻骨铭心的国族受难和遭受非正义的经历，却长期停留在民间个体记忆中，没有成为围绕战争所进行的官方话语表达的核心。”（高蕊, 2015）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相关报纸、文学作品、诉苦大会等资料的分析，高蕊发现这种对抗战的“文化失忆”现象最重要的成因是当时存在另一种创伤记忆，也即有关阶级的创伤——中国无产阶级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承受来自地主、资产阶级等的压迫，而这种创伤由于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潜在遮蔽了有关抗战记忆所带来的创伤。当然，阶级的创伤记忆和抗战的创伤记忆都是中国人民经历的重要创伤记忆，但由于国家对主流话语框架的设定，有关抗战的创伤记忆自觉不自觉地被阶级话语遮蔽了；在某些时刻，抗战的记忆也只有通过“阶级叙事”才能更好地表达。就此而言，国家所设置的话语框架成为特定记忆发展和形塑的“元场域”。此外，孙立平等人（2002）对“诉苦”现象的研究也展现了国家场域话语对私人领域记忆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女性群体的“心灵集体化”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除了对特定记忆和话语的“规训”（constraining）面向外，国家元场域也具有触发（enabling）的面向，在某些场景下，私人领域的记忆依赖国家场域话语来表述和获得意义。例如，刘亚秋在对知青群体的记忆研究中提到，知青话语常常将个人的苦难升华为共和国的苦难，认为知青不仅是为了自己吃苦，也是为了“扛起共和国的苦难”而吃苦（刘亚秋, 2003：69）。刘亚秋的研究说明了知青记忆的一个重要机制，即经历者不仅通过国家话语来表述和理解自己的历史遭遇，也通过国家话语来寻找私人生活的意义。此外，历史学者贺萧（Gail Hershatter）在研究中国农村女性记忆时所提出的观点也具有社会学意义。在《记忆的性别》一书中，贺萧用“一切社会主义都带有地方性”的概念（贺萧, 2017：17）来形容国家话语在基层社会特别是女性群体中的作用。在具体论述时，贺萧举了一个有关“解放”记忆的案例。根据她的发现，男性群体对“解放”的时间记忆与新中国成立及官方话语中的时间线比较吻合，但农村女性的“解放”记忆和官方出入较大，甚至会向前或向后延伸40年（贺萧, 2017）。贺萧的论述实际上揭示了记忆形塑过程中既矛盾又统一的场域关系。一方面，妇女对国家话语的创造性“记错”或“曲解”（贺萧，2017）显示出个体具有一定的能动性，而这种能动性又体现了和妇女生命史联系紧密的地方性/私域时间。另一方面，妇女的这种记忆能动性又依赖于国家场域所提供的词汇来表达——正是国家话语所强调的“新/旧社会”叙事使得妇女在家庭和私人领域所体会到的那种时间断裂感得以表述和触发。就此而言，如果说“一切社会主义都具有地方性”，那么“地方性”在很多时候也依赖于“社会主义”进行表述；这种互相依赖也进一步揭示了记忆嵌入国家元场域的社会事实。

当然，记忆的“场域-关系”视角不仅体现在国家-政治场域对文化或私人领域的影响，也体现在文化、商业等场域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力对比上。例如，中国民间信仰常以符合传统习俗的方式对现实人物进行神化，而商业场域的话语和思维也会影响某些具体政策（即政治场域）。此外，在场域-关系视角下，记忆的承载者并不是没有能动性的，但这种能动性并不像费恩“行动-互动”视角所假设的那么充分，而是一种受场域关系限制或触发的有限能动性。就此而言，中国记忆社会学研究发展出来的“场域-关系”视角提醒我们：记忆并非“无根之草”，认识记忆必须认识记忆背后所嵌入的场域及其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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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社会学如何贡献记忆研究？记忆社会学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基于对不同学科特性的分析，本文区分了狭义和广义两种记忆社会学，强调了记忆社会学通过经验材料推动记忆理论发展的特性。此外，在分析美国和中国记忆社会学代表性作品的基础上，本文总结了六种记忆社会学的理论和认识论视角，即强调认识记忆依赖于认识集体和社会性质的涂尔干/社会-功能取向、强调理解话语和符号意义的话语-诠释取向、强调行动者能动性和互动过程影响的行动-互动取向、强调探寻共有认知形式的形式-结构取向、强调个体记忆作为分析起点的个体-集合取向和基于中国经验所发展出的“场域-关系”取向。

尽管这些取向和视角来自东西方不同国家的研究，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通过对记忆社会性的经验研究来探寻有关记忆的一般性理论和认识论。这也就避免了记忆研究成为埃尔口中的“添加型工作”（Erll, 2011），体现了记忆社会学相对于文学、心理学等学科的重要价值。就此而言，本文对美国和中国记忆社会学的分析并不在于用前者来否定后者或者用后者来否定前者；恰恰相反，只有结合中国和西方记忆社会学各自的优势，我们才能更好地回答“社会学如何贡献记忆研究”的问题，也才能将社会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性特点凸显出来。如果社会记忆研究在 1998 年还是一个“缺乏固定范式的、没有中心的、跨学科的事业”（Olick & Robbins, 1998），那么如今的记忆研究在拥有跨学科视角的同时，其记忆社会学的范式已经变得清晰和明朗起来。

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

转自：“学术人与实践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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