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诉求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5期P13—P14

作者单位：光明日报社，摘自《哲学动态》2022年12期，范利伟摘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进一步彰显了其扎根中国大地、切合中国实际的内在特质。可以说，“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论断的提出，创造性地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置于人类现代化演进的历史坐标中来丈量，创新性地将中国现代化实践提升到人类文明新形态层面来审视，从深层开掘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世界历史意义，拓展了我们把握“古今中西”问题的新视域。

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及其“特殊的普遍性”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最终走得通、走得好，源自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巨大指导作用。尽管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中没有直接以“现代化”为关键词所展开的相关讨论，但就其思想的问题意识及其研究理路而言，却包含了关于不同类型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道路的系统思考，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支撑。

从马克思理论的整体逻辑来看，在对普遍与特殊之间关系的把握上，它始终坚持一种实践的、现实的观点：一方面透彻批判资本主义所谓的普遍性及其所依附的抽象思辨的历史观，深刻揭示了“抽象的人”背后的阶级性以及思辨面纱背后的特定利益；另一方面致力于构筑一种实践的、现实的普遍性（或称“特殊的普遍性”），立足于资本主义形成和演化的现实历史进程，牢牢锚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逻辑。

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亦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规律的研究和批判，成为揭明“特殊的普遍性”逻辑的展开方式。马克思虽然将“资本化”视为现代化的核心特质，但已经发现在此进程中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无法归类的特殊性，所以他将“资本化”所定义的现代化严格界定在西欧国家的限度内。

马克思关于现代化道路之特殊性的研究凸显了一个基本思路：并不存在一条可以适用于任何社会的单一化、固定化、普遍化的现代化道路，存在的只是资本逻辑试图将各种特殊性纳入其整体发展脉络的趋向；不同国家应基于自身的特殊性，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特点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实践的可能性指向

马克思对特殊现代化路径的考察，虽然还没有涉及中国问题，但其所展开的“特殊的普遍性”的辩证逻辑，却构成了考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理论基础，并且提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实践的可能性指向。展开来说，中国式现代化之文化实践的可能性指向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使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有21世纪的当代形态。作为被迫进入世界历史的后发国家，中国面临着既要占有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又要抵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矛盾境遇，这一特殊境遇背后的理论诉求超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自身的限度。只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既“生发于特殊文化传统”、又“与资本主义共时存在”之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路，并促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现代化的关键条件。由此，马克思主义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理论指引，也彰显了“特殊的普遍性”逻辑的本质规定。

需要强调的是，与中国式现代化建立起本质联系的理论基础并非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在这一历史性实践中生成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拓和推进，内在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百年奋斗历程之中。

第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的文化资源。近代以来，如何看待自己数千年“日用而不知”的文化传统，成为中国人面临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问题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间是内在统一的，只有对西方现代化的资本逻辑形成一个超越性视野，立足民族文化本位完成现代化转型才能获得可能性。

立足马克思现代化理论所凸显的“特殊的普遍性”逻辑，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基本判断：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不是困厄，而是潜能；它不应是在“资本化”的现代化中被舍弃的东西，而恰恰是克服并占有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点之一。中国文化将改变和拓展现代化的内涵界定，将世界历史中的现代化进程从一种同质化的先后关系转变为包容性的多样关系。当然，对于中国的文化实践而言，这不是它的原生态所能完成的任务，而必须经过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借鉴并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的优秀成果，形成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互相通浚的源头活水，实现人类文明发展的世界性与民族国家的特殊性之间的历史性结合，进而使之内化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并充分发挥出普遍效应。

第三，既秉持文化自信，又倡导文明对话，致力于使两者内化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推动的现代化问题的考察虽然限定在西欧范围之内，但他同时认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内，各民族国家可以共同分享某种经济架构，“资本化”驱动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唯物史观的工作正是要揭示和把握这一内在规律及其限度。因此，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文明互鉴的开放态度，固然缘于中国文化“和衷共济”“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的精神特质以及“张骞凿空”“法显西行”“鉴真东渡”的历史传统，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这是特殊现代化之路得以成立的要件。中国近代以来复杂而跌宕的中西文化交锋已经证明，文明间的互鉴和交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需要积极把握历史主动性，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文明“深度相拥”，寻求多元合作共赢，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注入活力动能。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实践的现实性方略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准确研判国内国际发展大势，从战略高度确立文化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位置，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涵，构成了对中国式现代化文化诉求的现实性回应。梳理新时代有代表性的文化实践方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明确赋予“中国梦”以时代内涵，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旨归，将“民族的梦”与“个体的梦”联结起来，将“中国梦”与“世界梦”联结起来，使之成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的精神引领和价值体认。

第二，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创新发展，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使之成为加深民族记忆、培育中华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走中国道路的精神纽带和道德滋养。

第三，鲜明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文化根本性意义的认识，不断提升对中华民族文明演进逻辑的把握能力。通过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相置，融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彰显了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精神追求，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之特殊性的深刻把握。

第四，深入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经验，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又提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更深入地提炼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使之成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逻辑。

第五，提炼形成“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方针，使之成为在文化实践层面处理“古今中西”问题的基本遵循和务实方案。

结   语

总的来说，上述文化理念与文化方略极大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文化维度上的新成果，从更根本的文明层面回答了“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复兴”“中国到底该如何实现伟大复兴”等一系列问题，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实践的方向，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提供了中国方案、社会主义方案。在现代化视野下，这些方略可以被把握为对中国式现代化文化诉求的回应，更进一步说，它们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围绕“特殊的普遍性”这一根本理论逻辑展开文化实践的高度自觉。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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