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经典干货：报刊的四种理论

基本内容

《报刊的四种理论》主要分五个部分:绪论、传媒的威权主义理论、传媒的自由主义理 论、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与传媒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它对四种理论的基本原则、理论来源 和控制制度等内容进行分析，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着重分析了四种理论的相互关系。

1、威权主义理论

按照西伯特（也被翻译为赛伯特）的阐述，任何有关传媒和它所属的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传媒理论，都是由某些 特定的有关人和国家的哲学上的假设所决定的。这些假设分别是：一、个人只有作为社会成 员才能发挥其全部潜能；二、国家是个人的集合体，也是一切理想特征的总和，国家的价值 高于个人的价值，国家对人的全面发展至关重要；三、知识源于智慧，而人们利用智慧的能 力与发挥智慧的努力有很大的差别。其代表人物柏拉图和马基雅维利认为，为了实现统一的 政治和文化目标及国家安全这个主要目的，国家有理由完全严格控制讨论和信息的大量传 播。在威权主义的指导下，早期政府通过实行特许权和新闻审查制度，并采用对违反公认或 现行法律的行为提起诉讼以及恐吓或贿赂诱惑等间接控制的方式对传媒进行控制。后来随着 印刷业的迅猛发展，报刊信息量的不断增长，这种控制方式逐渐放松，但在现代国家，传媒 的威权主义在部分国家仍然存在。

2、自由主义理论

自由主义新闻理论以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自由主义思想为源头，坚持个人的重要 性，坚持包括言论和出版自由在内的天赋人权的思想。自由主义理论的一系列代表人物：英 国的弥尔顿、洛克、米尔、厄斯金和美国的杰斐逊等人的思想对自由主义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西伯特论“自由主义的传媒理论”探讨了“大众传媒在民主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总结 了西方国家自由主义理论下的传媒业。根据自由主义的传媒理论，大众传媒的作用主要有提 供信息、提供娱乐、传播广告为经济服务和监督政府。这一理论强调个人自由个人判断原则的优越性，以及真理若不约束即能战胜一切的原理，认为口号是“自我修正的过程”和“观 点的自由市场”，相信通过持续不断的个人自我引导，个人有能力促进人类的利益和幸福。

3、社会责任理论

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全部蕴含在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的《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 和霍京的《新闻自由：原则框架》的著作之中。鉴于自由报刊对社会造成一定危害并招致许 多批评的现状，社会责任论主张：传媒（报刊）对社会有着种种义务，要不负公众的信任；传媒要成为“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一个交流 评论和批评的论坛”；传媒要投射出“社会组成群体的典型画面”；传媒有责任“呈现和阐 明社会的目标和价值”；传媒要提供“充分接触当日信息的渠道”。作为真正的职业传播 者，还应当遵循公认的道德准则和职业标准，不会为金钱而去做某些事，切实关心公众利益 和国家利益。这一理论把下列观念当作其基本前提：自由是伴随着相应的义务的；而享有我 们政府特权地位的报刊，在当代社会中就应该承担执行某种基本的大众传播功能。

4、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

该文分为“背景”和“前景”两大部分，每一部分又分别包含若干小部分，探讨了苏联 的传媒理论的来源及发展，及该理论模式下苏联传媒的制度，该传媒制度与其他集权主义制 度的关系，以及苏联的概念同美国的概念在传统和具体功用上一系列的不同。按施拉姆的阐 述，在苏联，大众传播媒介是作为国家和党的工具来使用的，并作为党实现统一的工具、发 布“指示”的工具；它们由国家经营和控制，几乎是党和国家的宣传员与鼓动员，传播者被 强制要求承担宣传责任。最后施拉姆对美苏之间传媒理论的差异进行了论述。

对《报刊的四种理论》的批判

《最后的权利：重议报刊的四种理论》由伊利诺伊大学信托资金董事会资助，WILLIAM E. BERRY等8位伊利诺伊大学新闻传播学教授编写而成，这是新闻传播学的起之秀对其学术前辈 的诚恳的批判。该书对《报刊的四种理论》的两大批评点是：这本书的叙述是历史的，而非 “科学”的；它代表的是一种世界观，而非理论。

郭镇之教授总结了《最后的权利：重议报刊的四种理论》批判《报刊的四种理论》的五个方面：

第一，这四种理论不具有同一层次上的历史具体性。集权主义是一个模糊的术语，可运 用于大范围内的各种有区别的新闻理论；绝对自由主义涉及现代西方社会中一种较为具体的 敏感性。社会责任理论指的是一些特定的思想家在特定的历史关头，试图形成一种职业意识 形态的尝试；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同样具有很高的历史特殊性。

第二，四种理论不是同一意义上的理论。比如，集权主义只是一系列实践操作的汇总。自由主义是一些思想家的观点,但解释密尔顿、杰斐逊、米尔等人的例子几乎全部来自集权 主义时代。

第三，对这四种不同却等价的报刊理论的说明给人造成了一个错误的印象，即任何新闻 出版系统都可以被一种统一连贯的新闻出版理论所定义。给人一种理论套用一种制度的错误 印象，其实每一种制度下可以而且常常应用多种原则。

第四，每种理论都过于简单化，特别是前两种。每种理论都分为四部分，对人、国家、 知识和真理进行说明，但在对国家本质的论述上，集权主义理论家有着和自由主义者对个人、 知识、真理同样的信仰，这说明理论家本身对这个四个部分的观念就不一致。

第五，《报刊的四种理论》很少关注私人部门的权力集中的问题。书的大多数章节使用 古典主义的个人和国家观，认为“私人”部门是自由的领域，由个体来识别确定，而“公众” 是控制的领域，由国家来识别确定，结果“社会”几乎是作为用以说明集体性人的存在的术 语，而被当作与“国家”可替换使用的措辞来使用，于是给人造成一种国家以外就无所谓集 体存在。但在大多数政治理论中，国家只是控制的一个因素，其他因素在所谓的私人领域或 市民社会中起作用。

在我国，不少学者认为《四种理论》是新闻理论研究史上最有价值的文献之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一理论的批评和修正也日见增多，这不断的消解了它的经典地位。原因是：

第一，《四种理论》是冷战的产物。就整个社会环境而言，当时美国社会中弥漫着以美、苏及其各自的盟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对峙划线、非此即彼的两分法冷战思维方式和“恐红”的反共情绪，这影响着美国对国际问题、国际关系等的看法。施拉姆对“报刊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的论述后来成为传播业者和新闻学者们批判的重点。施拉姆执笔的这部分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

第二，作者与政府和传媒联系紧密。第一作者西伯特的经历反映了新闻教育与传播媒介的亲密关系。其某些学术研究一直受美国报业大亨的资助。与新闻出版界的“良好”关系使得这本书代表了媒介行业界的某些观点。而施拉姆本人的学术生涯显示了他与美国政治的深厚渊源。

第三，“社会”与“责任”界定的模糊。“社会”及“责任”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都是语意模糊的。身处不同社会、不同意识形态下的新闻业者，对社会责任的理解会有很大的差异。即便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社会责任论中的新闻业者该负责的对象也难以厘清。一名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针对的是什么？为了什么？如果他至少在理论上要对自己所报道的消息的合理性和正确性负责，那么这个责任该归究于谁？这些问题都是《四种理论》尚未阐明的。

第四，基本上没有揭示经济制度对传媒的影响。《报刊的四种理论》揭示了新闻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最多的莫过于不同政治制度对传媒的影响，而对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权利集中及其对新闻传媒的影响所论太少。

第五，“四种理论”无法涵盖现今世界各种不同的传媒体系。这四种理论只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媒介体系和苏联共产主义媒介体系做了探讨论述，无法涵盖现今世界各种不同的传媒体系，新的理论模式便会应运而生。这也加速了它经典地位的消解。

转自：“新传记忆面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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