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腊月22日上午，迎着片片雪花，我们驻村工作组三名队员，随程书记到该村最远的一组慰问贫困户。由于路窄雪滑，我们把车停在村民的禾场，徒步往余家冲走去。
高中时代读书时，我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在这条山路上行走。在我的提议下，决定前往山上的六坡岭看看，于是我们一行几人沿着山沟边上小路向前行进，大家一面兴致勃勃欣赏雪景，一面听程书记介绍村里的情况，平原里长大的小李也许从没见过山里的大雪，一路上拿着相机跑前跑后照个不停，特别是看到河沟子那颗柳树尖上三个鸟窝，还有一只喜鹊飞进飞出，不由得咔嚓咔嚓拍照了一张又一张，大家走了大约20分钟，终于到达山顶。
从一组白果树湾到山顶有六个小山坡，故谓六坡岭，它是宋河镇北端与坪坝镇的分水岭，周围的余家寨、丁家寨、老虎寨呈三角形，将六坡岭紧紧地围在中间，地势极为陡峭。翻过山顶后，一条羊肠小道沿着山腰慢慢延伸到山底，越过佛音冲到丁家畈，然后直达坪坝集镇，70年代坪坝未与宋河通车前，坪坝镇上要到宋河办事的人们，必须翻过六坡岭，步行三十里，才能到达宋河集镇。小时曾听祖父讲，当年盘居在安陆城里的日本鬼子，为了围剿在宋河一带活动的新四军游击队，就是越过六坡岭，从余家冲开始，所到之处一路烧杀掠抢，烧毁屋子20余间。至今在我老家屋子里，有二根尚未烧毁的黑色横梁，就是当年日本侵略者留下的痕迹。
站在六坡岭山顶，抬眼望去，只见香山山脉绵延起伏，附近的山头披了一层层白装，显得格外庄严肃静；山腰下一棵棵碗口粗的杉树，象一排排列队的士兵在迎接检闯；山下的村庄则好象被大雪淹没，不见一个人影，望此情景，三十多年前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我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后杨家冲村郭家凹子，这里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只有一条偏僻小道通往外面。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家大口扩、年年超支的日子里，父母不分黑夜劳作，含辛茹苦地供我们兄妹读书。初中在校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开门办学，在学校周边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是勤工俭学，到山上割黄荆皮或摘橡子，交到学校抵书本、学杂费。寒暑假的日子里，则与大人们在一起劳动挣工分，尽可能减轻父母的压力。76年春节后第五天，大队集中劳力，在六坡岭附近山头上开挖荒山，不到14岁的我随大人在此开垦荒山近半个月，手上打起了一个又一个的血泡。暑假时和村里一大群孩子，又在这里的山头上比赛收割杂交高粱，在这片贫脊的土地上留下我和同伴们的足迹与汗水。
为了有个较好的学习环境，76年的秋天父亲通过熟人关系把我转到坪坝中学住读，每星期往返一次，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一早上则带上米与淹菜，翻越六坡岭到学校，从余家冲到佛音冲，近3公里没有人音，因为山高路徙荆剌太多，稍不留神不是把手剌破，就是把衣服剌烂，遇到雨雪天，更是险象环生。
1977年冬天，中国高考制度的恢复，犹如一声春雷，震撼了人们冰封已久的心,给有志青年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权利，因而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当我看到上届学长， 特别是一些社会青年考上大学或中专时，仿佛注上一针兴奋剂，激励我发奋学习，然而由于基础实在太差，78年夏天第一次参加高考时名落孙山，经过一段时日休整后，我决定在坪坝中学复读。
记得那是79年春天一个风雨交加的早上，天没亮母亲就起床为我做好了早饭，吃完饭，北风还在呼呼地叫，雨越下越大，父亲劝我今天不上学，或者等雨下停了再走，我一想离高考的时间只两个月了，时不等人。不由分说，带上米袋与一罐泡菜，打着油布伞上路了。走到六坡岭山下，雨还在下个不停，我一步一步艰难向前挪着，快到山顶时，因没抓着前面的小树，一不小心滚下山坡10米多远，菜罐子摔的粉碎，油布伞滚到山沟里去了，小腿则被一块裸露的石头擦伤了皮，幸好我及时抓住一棵柏树，要不然就麻烦大了。我咬紧牙关，从身上掏出手巾包了伤口，找回雨伞，用尽全力攀上山顶。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跋涉，终于到达了学校，当我出现在教室门口时，老师和同学们都露出了惊哑神情。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79年的秋天，我考上了省城财政学校，成为杨家冲村第一个跳出农门的穷家子弟，最后一次翻越六坡岭是在学校拿通知书的时候。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之间，不知不觉已过去33年，如今登上家乡热土六坡岭，不禁感叹万分，六坡岭留下了我少年时代许多艰辛与无奈，但也无形中培养我吃苦耐劳的精神。家乡的山水养育了我，此次作为工作组进驻家乡山村，为村民致富与家乡发展，又该作些什么呢？我再次陷入沉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