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皆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于史书更甚。
凡是有史书阅读经验的人（不论是普及读物还是史料），无论是自己的感悟还是前辈的指点，总能得
出这样一条结论：读史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辨别真伪，因为其中曲笔回护的地方太多。而且，孔子作春秋
开曲笔之先河，为周王回护是人所共知的，并且圣人的这一示例也因的后人纷纷效法而成为史籍良莠不齐
的一大重要原因。
然而，当我们一味地指责孔夫子曲笔之过时却往往忽略了其只是委婉地反映历史事实，但并未掩盖真
相甚乎颠倒黑白。
孔子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这一点人尽皆知。当初，周公制礼作乐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了
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尽管春秋时期已进入衰落的前奏，但其在思想领域的地位仍然是不可撼动的，齐桓
公称霸亦不得不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就是一例，此时的战争也总是少不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社会
环境便是如此，周礼根深蒂固，更何况孔子还是出身与贵族家庭呢？
虽然春秋经中确多回护之处，但它却并没有刻意歪曲事实。相反，它以独特的叙述方式来展现历史的
真实。关于这一点，不论是春秋三传还是后人所作的注疏都多有阐发。就如“郑伯克段于鄢”之传文便释
曰：“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原本共叔段是庄公的弟弟，但他却暗
地招兵买马扩充势力，而庄公却并不扼之于摇篮而任其发展，等其野心膨胀后又以军队剿灭之，所以经文
不称段为弟而将其比作两国之间的战争，不称庄公为公是因为他没有及时制止共叔段的错误，因而不配为
兄长也不配为公。这就是春秋的笔法，虽言简却意味深远，每个字都有其涵义。杨树达先生的《春秋大义
述》也作出相类似的表述：“中国之于夷狄，不曰战而曰伐”。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春秋中的曲笔不是否认事实，而是以不同于一般叙述的文字来表现事实却并不
直书其意。
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春秋也曾隐瞒史实的说法，最为著名的就是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这
是孔子“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最为典型的代表。此外，还有“冬，十一月壬辰，公薨”是说
鲁隐公被齐桓公杀害一事。在这两件事的叙述中，字里行间便完全隐去了不光彩的史实。但是这也并不是
孔子一人作史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时代使然。正如春秋时人言周公“相王室”而战国时人却称周公
摄政一样，春秋时礼乐制度还未完全崩溃而孔子更是主张克己复礼，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史过程中
为尊者隐也无可厚非。但事后人却偏离了春秋笔法的初衷，姚思廉作《陈书》不仅为其父姚察立传，而且
把他一生所有名流嘉奖、朝廷优礼全部列入并极尽溢美之辞，更有甚者还将作史作为想统治者阿谀而谋求
高官厚禄的手段。
因此，在我看来，春秋笔法并非完全值得置于批判位置，虽然其在许多地方都以曲笔进行回护，但它
却并未刻意篡改史实，其目的也并非向统治者谄媚，而是一种社会思想在史传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反应，而
不应该同一般认为的因政治影响而肆意篡改史实的情况等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