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诗教”与“教诗”，先讲一件我亲身经历的小事。一个冬天的夜晚，我给两岁多的儿子讲了《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儿子听完后沉默了很久，猛地抬头说：“妈妈，长大了，我想找到一个大棚子，让天下没有家的孩子都住进去。”后来我跟叶嘉莹先生偶然谈起这件事，叶先生说：“你应该给儿子讲讲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说：“孩子那么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对他来讲是不是太长了？他能听得懂吗？”叶先生说：“重点是要让孩子明白，他的这份理想，中国古代有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有过，而且写成了诗，大家都在读。”叶嘉莹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华诗教的传承与弘扬，是真正的教育家。诗教，正如叶先生自己诗里所写的那样“化雨春常在，诗心一脉通”。只要能把握住诗歌千古不变的核心要义，自然能在三言两语中将“教诗”与“诗教”结合得如春风化雨般浑化无迹、大道无痕。但对于我们语文教师日常的古典诗词教学来讲，有没有更明确的路径或抓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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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教”何为
“诗教”是什么？《礼记·经解》引孔子的话：“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作为哲学家和教育家，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教育理念。有学者曾经指出，作为儒家“诗教”的创始人，孔子“诗教”之真正目的是个体精神和永恒本性的形成，“诗教”之真正目标是培养“为政以德”的君子。其实，温柔敦厚的诗教，就是通过诗歌特有的感发人心的功能，潜移默化地端正人的思想、净化人的心灵，从而陶铸儒家理想的高尚淳厚的人格。《论语》里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朱熹把“兴”解释为“感发志意”：“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就是说，我们在吟咏诵读好诗的过程中，在声音的抑扬顿挫、回环往复间，容易兴起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为什么读好诗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呢？
“诗可以兴”的这个“兴”有两个读音，动词读为平声，名词为仄声。孔子认为诗可以带给读者一种兴发感动，可以引起读者丰富的感发和联想。而这样的感发，反过来也让诗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我们不妨来看《论语》里的两个例子。
《论语·学而》中记载：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如切如磋”两句本是对加工玉石骨器的描述，子贡由此联想到人的品德修养，认为人具有“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品德还不够，还应该做到“贫而乐，富而好礼”。从修身的道德“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想到诗歌的句子，正是一种创造性的背离。
《论语·八佾》中记载：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巧笑”三句本是《诗经》中描写庄姜夫人自然天成美貌的句子，子夏却因此了解了一个做人的道理——本色是重要的，礼貌外表的形式是后加的。
孔子跟子贡、子夏的谈话，都是脱离了诗歌原意的丰富联想。孔子赞美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不难看出，孔子十分重视举一反三地理解诗意，强调阅读中读者的想象与联想的作用。《文心雕龙·知音》有言：“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马一浮先生在他的《复性书院讲录》里也写道：“所谓‘感而遂通’……须是如迷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方是兴也。兴便有仁的意思，是天理发动处，其机不容已。《诗》教从此流出，即仁心从此显现。”这些话看起来比较玄妙，对此讲得比较通俗易懂的如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的《俟解》，其中对“兴”这样阐发：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
就是说我们多数人往往容易在红尘俗世中浑浑噩噩、忙忙碌碌地度过一生——“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很容易就被身边的俗务裹挟损耗，先前的理想志意慢慢地褪色，活成了当年自己不屑的模样。而诗呢？它可以荡涤我们的浊心，可以唤醒当年对自己的那份期许。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就指出，所谓“兴”，就是诗歌对人的灵魂起一种净化的作用，也就是对人的精神从总体上起一种感发、激励、升华的作用，使人摆脱昏庸猥琐的境地，变为一个有志气、有见识、有作为的朝气蓬勃的人，从而上升到豪杰、圣贤的境界。读为平声的“兴”，其实就是探讨诗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它如何起作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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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教诗”
中国的古典诗词中蕴含着浩然长存的民族正气、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爱国爱民的爱国主义、天下为公的道德胸襟、悲天悯人的博爱情怀、万古长新的艺术魅力，体现着中华民族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形成的“自强厚德”的民族精神。它们已经融入我们民族的基因血脉，成为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随着中国古典诗词越来越受到大众喜爱，学校对传承古典诗词的基础性作用也日益凸显，越来越受到重视。近年来，中小学语文教材收录的古典诗词数量明显增加。2018 年教育部、国家语委联合印发了《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实施方案》，鼓励以多种方式提炼、展示、阐发中华诗词经典所蕴含的精神内核和思想精髓。
沈德潜在《重订唐诗别裁集序》中说：“至于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以及作诗之先审宗指，继论体裁，继论音节，继论神韵，而一归于中正和平。”在言明了诗教的重要性之后，沈德潜提出了作诗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几个阶段：宗旨—体裁—音节—神韵，而这几个方面都强调要“中正和平”。那么，具体到古典诗词的教学实践，是不是也有层次、重点呢？
一般而言，读诗、讲诗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直觉的、感性的，比如当我们看到一首诗，我们可能不懂这首诗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是一读，感觉声音和韵律特别美，这是我们对一首诗的直觉和感官上的感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音声之美的带入。第二个层次是知性的、理性的，当了解到一首诗的历史背景、诗人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活动等，会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如当我们读到“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晖，冬岭秀孤松”，也会生发自己走过四季河山时的感受和感悟，这就是诗词的意境之美，是一种审美观念的熏染。第三个层次升华为品格之美，即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滋养读者的品格和精神，塑造品格之美。我们在古诗词教学中，要从诗歌的音声之美、意境之美和品格之美三个层次入手，带领学生由浅入深地学习诗词，引发他们对诗词的热爱。
节奏的抑扬顿挫、音声的循环往复是诗歌极其重要的特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尚书》里就讲到“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到了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姚鼐也曾指出：“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入；不知声音，总为门外汉耳。”黑格尔在其《美学》中说：“至于诗则绝对要有音节或韵，因为音节和韵是诗的原始的唯一的愉悦感官的芬芳气息，甚至比所谓富于意象的富丽辞藻还重要。”古代诗人不仅边吟咏边作诗，也靠吟咏对作出来的诗进行修改，所以古人才会有“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感慨。古诗词的声音和韵律包含了作者当时的心态和情绪，因而诗教和教诗绝不能离“乐”而谈。优美的声音和韵律是最为直观和感性的，比文字更容易使人尤其是儿童接受，也更容易打动人。正如宋濂所说：“古之人教子，多发为声诗。何哉？盖诗缘性情，优柔讽咏，而入人也最深。”高声朗读和吟诵是学习古典诗词的一种重要方式，朗读和吟诵既有旋律、节奏、长短等韵律上的变化，又有声音的高低、强弱、清浊之分。学生在高声朗读和吟诵时，能更好地体会古人的心态和情绪，也是最接近古人的时候，所以教师在古诗词教学过程中需要格外重视高声诵读的重要性，让学生在吟咏的过程中自己去体会和鉴赏。
教师在日常古诗词的教学实践中，还需要深入文本、忠于文本，准确解读诗歌的内容和含义，让学生体味诗歌用词上的精准。比如，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六年级上册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野”“旷”两个字都是仄声，“旷”本来是修饰“野”的，“野”是名词，“旷”是形容词。“清”是修饰“江”的，“清”是形容词，“江”是名词，“江清”都是平声。如果改成“旷野天低树，清江月近人”，也不会影响这首诗的平仄。但为什么诗人会写“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呢？这就需要我们引领学生用“活泼之心”接近这首诗。“旷”和“清”放在每句第二个字的位置，实为强调，也就是说“野旷天低树”突出的是“旷”，“江清月近人”强调的是“清”，因为“旷”，我们才能看到“天低树”，因为“清”我们才会觉得“月近人”。文字的位置一颠倒，虽然平仄不发生变化，但感觉就变了。
音声之美，增强感悟的能力；意境之美，培养审美的观念；品格之美，提高道德的境界。读诗读到最后是读人，自然会引发读者去思考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如顾随先生所言：中国说“诗教”，不是教作诗，是使做好人。所以古诗词的教学活动，不仅是上一节语文课，它跟美育、德育的关系都很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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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教”非“说教”
诗歌的价值在于精神滋养和文化熏陶，诗教不能等同于说教。顾随先生说：“文学虽不若道德，而文学之意义极与道德相近。唯文学中谈道德不是教训，是感动。”朱小蔓教授也曾指出，只有在人有内在的感受、属于自己的感受时，道德才能在人的心灵中扩展。这种靠内在起变化的质性特征，是道德教育的根本性特征。
古典诗词凝聚着中华文化的理念、志趣、气度、神韵。中国古代诗人往往是用生命谱写诗篇，用生活实践诗篇。在古诗词教学过程中，除了体会和欣赏音声之美和意境之美，道德教育更是要隐含其中。在阅读鉴赏的过程中，要激发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使他们的道德品格和文化精神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滋养，如水中著盐，有味无痕。
想起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诗教”故事。小时候，有一次我把没有啃干净的苹果核儿丢掉了，母亲看到后说：“你知道这个苹果能够来到你面前，中间有多少人付出了心血吗？你没吃干净就扔掉了，那别人的付出就白白浪费了。你会背李绅的《悯农》吗？里面讲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做到了吗？”那一刻，我特别羞愧。后来读研究生时，有一天，我正在寝室里吃苹果，斜对门的一个同学进来看了看我，吃惊地说：“你为什么跟苹果这么较劲儿，非得啃得一点儿都不剩呢？”我就跟她讲了自己小时候吃苹果的故事。毕业多年后，我到南京出差，她带着上小学的儿子到火车站接我，寒暄后，她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家这个小朋友吃苹果也吃得很干净呢！他小时候我就让他背了《悯农》，还给他讲了你吃苹果的故事，从那以后，他吃水果总是吃得特别干净。”这是一个最最普通的生活中的诗教故事，但由此我们可以去思考诗教究竟是什么。可能就像周汝昌先生所讲的那样，是陶冶，是积渐，是潜默——这是一种“感染”的方式与力量，不同于“填鸭”“强制”“训斥”……有人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中华诗教正具有这样强大的魅力。
40多年前，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缪钺教授曾送给叶嘉莹先生一首名为《相逢行》的长诗，里面有“书生报国果何从，诗教绵绵传嗣响”两句。作为一介书生，可以通过弘扬诗教来报效祖国，那么我们语文教育工作者，不也可以通过古典诗词教学来赓续诗教精神，从而实现自己的报国之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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