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革命老区安徽金寨调研时指出：“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既注重知识灌输，又加强情感培育，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1]2021年教育部印发《革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这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中小学革命传统教育进行专门系统规划的第一个文件，“它标志着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主题教育进入系统化、制度化、长效化的新阶段”[2]。2022年4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课标》)颁布，明确语文课程的总目标之一就是“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文化自信”[3]6。想要革命传统教育真正发挥效用，除了这些顶层设计外，更关键的是如何落实。笔者认为，准确理解中小学语文课程落实革命文化教育的内涵要求，深刻审视革命文化教育在课程内外的现实境遇，积极探索优化革命文化教育的实施路径，是中小学语文课程革命文化教育提质增效必须把握的三个关键维度。
一、中小学语文课程落实革命文化教育
的内涵要求
对于中国人来说，“革命文化”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从语文课程教学的角度和立场准确理解和把握“革命文化”的内涵，是中小学语文课程落实革命文化教育的基本前提和要求。
(一)厘清“革命”和“革命文化”的概念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纷繁复杂，既有思想界的文学革命，也有社会意义上的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等。必须厘清的是，我们所说的革命文化教育的“革命”,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因此我们应从唯物史观去理解“革命”:“在唯物史观中，革命是指社会革命。它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是新旧社会形态更替的关键环节，是进步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4]革命不仅革新国家最高权力，也全面重塑社会结构、伦理价值观念以及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革命文化”就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创造的独特文化，以伟大建党精神为精神之源，包括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精神追求、精神品格和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重要的政治资源，是彰显文化自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时间范围上，涵盖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进程中的革命传统，既具历史性，又有时代性，不仅包括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浴血奋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包括党领导人民为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因此，中小学语文课程落实革命文化教育，实际上涉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等多个历史时期的内容。
(二)把握中小学语文课程担当革命文化教育使命的内涵要求
在2019年3月18日召开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这就要求我们把下一代教育好、培养好，从学校抓起、从娃娃抓起。”[5]革命文化作为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正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有力举措。《革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明确指出：“语文是落实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课程，在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6]《课标》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从课程性质、理念、目标、内容等方面规定了语文课程弘扬革命文化、建立文化自信的任务。必须认识到，中小学语文课程落实革命文化教育不仅是因为语文学科天然具有的思想教育优势，更是因为这是其必须担负的职责使命，是中小学语文课程贯彻党和国家意志的内在要求。
履行这一职责使命，必须把握中小学语文课程开展革命文化教育的载体和主题。首先，革命文化在存在形态上不仅突出表现为一种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也以物质文化形态呈现。如在中小学语文课程教材中，其主要载体包括革命英雄人物所写的代表性作品，书写英雄事迹、革命情怀、重大革命事件、伟大改革历程的文学性作品，有关革命传统人物、事件、节日纪念日活动等方面的新闻、报告、演讲、访谈等，阐发革命精神的优秀议论文与杂文，还有以与课文相关的革命圣地、革命旧址、革命人物故居等照片为内容的插图等。其次，在主题内容上，革命文化教育主要从七个方面的主题开展，包括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革命斗争精神、爱国主义情怀、艰苦奋斗传统这些精神层面的内容，也包括党的领导地位、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等，其中“党的领导”是处于根本地位的。也就是说，中小学语文课程开展革命文化教育，不仅是语文学科内部对作品主题进行分析、阐释的问题，更是语文课程实施学科融合、开展课程思政的重要途径。语文课程要以文化人，引导学生体认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的高尚品质，弘扬革命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做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中小学语文课程落实革命文化教育的问题审视
强调中小学语文课程落实革命文化教育，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因素考量的，涉及如何看待革命历史、如何评价红色经典、如何认识教材编写、如何转变教学观念等诸多问题。笔者认为，中小学语文课程落实革命文化教育面临的问题，应该从课程内外多维度审视、深层次探讨。
(一)社会思潮维度：后革命时代革命文化的商业化、娱乐化和虚无化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革命文化是主流的文化形态。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革命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政治运动已然湮没在历史的滚滚大潮中，中国的时间进入到后革命时代。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以李泽厚、刘再复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发出了“告别革命”的声音。实际上，作为社会活动形态的革命成为历史，但作为文化形态的革命文化并不会真的消失。革命文化面临的时代处境是：“革命时期建立的政治体制和后革命时期的经济转型并存，经由官方选择和改造的革命文化被纳入今天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此同时，新出现的消费主义、大众娱乐文化、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则把革命的文化遗产纳入了市场和消费的大潮。”[7]在这种背景下，革命文化呈现出商业化的症候。一些革命文化符号被应用于商业消费文化领域，比如革命形象、革命语录被商业广告利用，革命伟人的诗词被用于房地产宣传，革命歌曲被加入流行元素进行娱乐化演绎，等等。在文化发展商业化、多元化的大潮中，革命文化的严肃性和精神引领价值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大潮中还出现了主张消解革命神圣、躲避崇高、把媚俗当世俗的文化倾向，一些反映革命战争的影视剧趋于市场化，革命文化为表、消费文化为里，如红色经典被改编成实质上的言情偶像剧，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被拍成令人啼笑皆非的“抗日神剧”,一些革命文化元素被制作成恶搞短视频、搞笑表情包，等等。甚至一些别有用心者打着“还原真相”“起底揭秘”“反思历史”等旗号，移花接木、断章取义、无中生有，在网上散布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言论，诋毁英烈、粉饰侵略者、恶意歪曲革命历史，企图混淆视听、扰乱人心，影响极其恶劣。这些现象不仅提醒着我们加强革命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提示了革命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社会文化语境是极为复杂的。这是所有课程开展革命文化教育都必须要面对的外部影响，语文课程当然也不例外。而这种外部影响又可能诱使部分师生出现革命理想观念淡化、历史观念虚无混乱，以致对语文课程开展革命文化教育产生抵触情绪，影响教育目标实现。从根本上说，这涉及师生在教和学过程中能否做到对革命理想信念“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因此，开展革命文化教育不能闭门说教，首先必须直面社会思潮带来的影响教师观念和学生学情的教学外部环境因素。
(二)学科发展维度：文学史语境下革命文学创作与评价的复杂变化
中小学语文课程革命文化教育的主要载体是教材中选编的革命文化作品，实际上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中的革命文学和红色经典。从文学创作来看，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浓厚的红色基因[8],革命文学和红色经典数量众多；但从文学批评来看，对这些作品的评价却曾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复杂情况也可能给语文课程中革命文化作品教学带来价值导向上的问题。
中国新文学的起源与发展，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进程始终同步，相生相伴。五四运动之前，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新青年》,1917年发表《文学革命论》,领导文化界进行五四新文学革命，后来有了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正是新文化运动，最终引起了具有重大革命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和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等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开拓者；中国现代文学大师鲁迅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同路人”。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强调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这对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创造了“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红色经典”,这些作品是对革命文化的直接书写，产生了广泛影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也随之进入新阶段。但总体来说，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向日常生活叙事转向的倾向，革命叙事作品总量明显减少，这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形态的多样化发展，也反映出文学观念的转变，“革命”在当代文学创作领域告别了昔日的风光。
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也发生着变化。《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发表《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对“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等理论观点提出质疑，引起文学批评界展开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大讨论。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荡的人们希望文学远离政治，追求文学创作自由、文学批评独立，批评界提出“重写文学史”,许多人研究视野和研究方式的改变，实际就发生在我们所说的“‘文化大革命’终结”—“世界观重建”—“后革命话语”这一学科转轨之中。[9]红色经典的地位也不再像新时期之前那样至高无上，而是受到更多元化的评价。比如，有借用西方文学理论对红色经典进行所谓的“再解读”,也有运用人性论和审美观点对红色经典的政治功利性和欠缺艺术性提出批评。这些研究体现了当代文学趋于丰富、百家争鸣的批评生态，但也于无形中从学术发展层面给中小学革命文化教育埋下隐忧。中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不同，但大学教育和科研显然会影响中小学教育教学。大学化的实践样态喻指中小学教学过程中将中小学生视为高等教育的对象特别是大学生来进行日常教学的情形[10],而我们恰恰应谨防中小学教育教学的大学化。实际上，大学学术研究与日常教学本就不是一回事，学术研究无禁区，但课堂讲授有纪律。中小学教学更不能以多元化的学术观点模糊教学价值导向，中小学语文课程落实革命文化教育需警惕学术争鸣影响教师的认知，进而导致发生潜在的教学导向偏移。
(三)教材建设维度：语文课程教材编写变迁与革命文化内容波动
课程教材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要素，发挥着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11]回顾新中国教材发展历程，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总体上实行的是教材统编。1988年，国家教委颁布《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提出在统一基本要求，统一审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教材多样化，开启了我国义务教育教材“一纲多本”和教材建设多样化的新阶段。1993年以后，中小学教材又在“一纲多本”的基础上呈现“多纲多本”的局面。尤其是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进一步把市场竞争全面引入教材编写和出版领域，加速了教材多样化进程并达到高潮。[12]
在这样的背景下，语文教材出现了“人教版”“苏教版”“沪教版”等多个版本，而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对革命文化内容的设计与安排各有不同。有的版本着重于选文的文学性、经典性，而有的版本则更看重选文与学生的契合度，个别流行文学作品也被选入其中。这样兼具开放性与差异性的多教材版本情况，带来了革命文化内容在教材中的波动，开放多样的编排理念使得革命文化作品在各版本语文教材中增删不一。教材具有导向性，语文教材内容的波动，不可避免地带来师生认知的波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教材工作，语文教材实行国家统编、统审、统用，革命文化作品的增删原则也更为规范、科学。统编中小学语文教材从篇幅到内容科学编排了革命文化选文，革命文化教育在教材设计中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和加强。但也要看到，很多教师是经历教材编写变迁的当事人，中小学语文课程落实革命文化教育仍需注意以往教材变化可能给教师认识革命文化教育带来的影响。如果教师不能充分认识到统编语文教材中革命文化内容编写的严肃性、重要性，那么其显然也就不能以正确的教学理念落实革命文化教育。
(四)教学实践维度：革命文化教育教学观念偏差和教学模式固化
中小学语文课程落实革命文化教育，从根本上说，就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关键在于取得实效，即引导青少年学生增进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但从教学实践来看，一些语文教师在落实语文课程革命文化教育任务时，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教学观念偏差和教学模式固化的问题。
从教学观念来说，出现偏差的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所谓“纯文学”立场教学观，强调文学独立性，有意规避革命文化的思想政治主题，在课堂上分析革命文化课文时重视审美分析，轻视“革命话语”“人民话语”的文学表达，同时往往认为特定时期的革命文化作品缺乏艺术价值。这样的教学往往忽视作品中蕴含的革命文化元素，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些作品在学生历史观、文化观和价值观教育方面的作用，在教学过程中缺乏价值引领，容易使学生在历史认知上陷入误区，在文化自信上产生迷茫。二是敷衍塞责式的革命文化教育观，能意识到相关课文的革命文化教育作用，但内心并不一定真正认同，自身对革命文化也不钻研，教学时虽开展革命文化教育，但是应付式地照本宣科、空洞说教，不追求让学生真懂真信，因此学生对所受到的革命文化教育也不能入脑入心。三是考试至上的功利主义教学观，这种状况在初高中阶段表现得更为明显，教师一切为了考试成绩，从整本教材划分考试重难点并以此权衡革命文化作品地位，只注重讲解认为对考试有用的知识点，往往将文言文翻译、古诗词默写、字词运用、病句修改等视为更实在的教学内容，甚至将部分革命文化篇目划为“非重点”课文而予以边缘化，将学校相关主题教育活动当作语文课程的革命文化活动，而不用心创设语文课程革命文化教育活动情境。
在这些观念影响下，实际教学中就出现了一些固化的教学模式，比如，“不管是什么课文，不管是什么学生，只要你认定是说明文，就是教这一套，只要认定是议论文，就是教那一套”[13]的文体分析式，把语文课程中革命文化教育上成政治课的说教式，根据考试总结的知识点灌输式，以及以课改之名搞形式主义花架子式，等等。这些教学不结合学段教学要求，不把握青少年学生特点，所进行的革命文化教育不能真正触及学生灵魂，不能有效引领学生正确认识社会思潮，甚至适得其反使学生产生轻视和厌烦心理，这样的教学状况令人担忧。
三、中小学语文课程落实革命文化教育的优化路径
中小学语文课程落实革命文化教育，事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教育根本问题，必须寻求教学优化路径，提升育人质量。
(一)加强语文教材使用培训，以统编统审统用深化“教材育人”
一部高质量教材的产生，离不开完善的教材建设体制机制，需要高水平的教材研究队伍、专业化的教材编写队伍、职业化的教材管理队伍、复合型的教材审核队伍和高水准的教材培训队伍，而若想使高质量教材发挥其应有之效，还有赖于教材在使用过程中的价值实现。教材是教学的依托，教学是教材内容价值实现的路径，统编中小学语文教材对革命文化选文的精心设计，如果不能在教学中得到有效的价值实现，那也只能是“一纸空文”。“教材的内容能否真正转化为学生发展的素材，取决于使用教材的教师对教材的理解、领悟和运用。”[14]笔者认为，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发挥教材育人作用要进一步延伸到教学环节中。中小学语文教材统编统审完成以后，对统用还要进一步深化，不仅要求统一使用教材，还要对教材中革命文化等意识形态鲜明的内容如何使用加强统一指导，出台教材使用建议，对选编革命文化作品的主要考虑加以阐释，制度化推动教材使用培训，提升教师教材使用与教学转化能力。当然，教学应当发挥每一位语文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展现教学的活力和生机，但通过宏观指导确保革命文化教育的认知正确、方向不偏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可以说是以政策性措施为语文课程落实革命文化教育提供了定位和导航。
(二)提升语文教师政治素养，强化跨学科价值引领“融合育人”
习近平总书记曾寄语广大教师：“希望广大教师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积极探索新时代教育教学方法，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15]教师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第一责任人，其育人作用的发挥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优劣。语文教师既不能被错误社会思潮腐蚀，也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而应提升政治素养，担负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使命，增强在语文课程教学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和本领，全面把握语文教学的育人价值，理解革命文化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树立正确而坚定的教学观念，努力将教材选编革命文化作品的意图转变为学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教师的这种理想信念和思想观念是确保语文课程落实革命文化教育取得实效的基础和关键。语文课程中的革命文化教育本就涉及政治、历史等学科知识，语文教师一方面要丰富和提高自身的跨学科知识和教研水平，对教材中革命文化内容有准确深入的认识；另一方面要加强学科融合，创新教学设计，邀请政治和历史教师、红色经典或革命诗词研究专家、宣讲员、军人、英雄模范人物等走入语文课堂，“请进来”“融进去”,为学生讲思想、讲真相、讲故事，让语文课程中的革命文化内容教学引起学生的好奇与期待，变得有吸引力和价值感。教师有站位、学生有兴趣，语文课程中的革命文化教育才会有意义、有意思，才能有实效。
(三)发挥语文课程学科特色，重视体验式教学实践“浸润育人”
语文课程落实革命文化教育，课堂是主渠道，教师是主导者，教师不能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既要守住革命文化底色，也要发挥语文学科特色，突出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对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报告文学、新闻、演讲词等不同体裁的革命文化主题作品应分类教学，因文施教，一文一法，凸显各自特点，展现不同风采，避免教学模式固化，体现语文课程中革命文化内容的生动性和形式多样性。如果说那些“纯文学”作品在教学时应挖掘其课程思政元素，那么主题明确的革命文化作品在教学时就应充分彰显其人文特质。同时，根据不同学段特点，结合基础型、发展型、拓展型学习任务群，创设学习情境，可以将革命文化主题与写作、演讲、诗朗诵、话剧表演、整本书阅读等有机结合，追求语言、知识、技能与革命文化情感协同发展的综合效应。结合实际情况，教师还可以根据《课标》提出的“创设真实而富有意义的学习情境，凸显语文学习的实践性”[3]45的教学建议，组织学生到与选文相关的革命圣地、革命旧址、革命家故居、革命烈士纪念馆等地开展研学活动，指导学生走访军人战士、开展社会思潮调查，以实践体验增进革命文化认同，变说教为“浸润”,树立文化自信。
（四）科学运用网络视听资源，建设革命文化学习库“资源育人”
《课标》提出要“关注互联网时代语文生活的变化，探索语文教与学方式的变革[3]46。当代的青少年学生是网络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网络不仅是一种交流媒介，也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准确把握新时代的学生特点，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支持作用，不仅有利于引导学生科学合理运用网络，也有利于根据《课标》要求推进革命文化教学创新。语文课程落实革命文化教育可以创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线上学习平台建设革命文化学习资源库，让教材中每一篇革命文化题材课文都有相应的视听资源供师生使用，让青少年学生以更喜闻乐见的方式、更开阔的视野学习革命文化，增强语文教学的感染力。而对资源库的运用不做强制要求，避免增加师生的课程负担，但学生可根据个体化需求随时共享查看，在不具备外出实践教学条件的情况下，也能便捷使用和体验。让学生充分利用数字时代的便利去学习革命文化，感受不同媒介中革命文化的魅力，可以增进其对革命文化接受的广度和深度。
(五)不断完善教学评价机制，推进全社会齐抓共管“三全育人”
教学评价可以说是中小学语文课程革命文化教育提质增效的引导、督促和保障。《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坚持科学有效，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16]的主要原则，《课标》也对语文课程各学段学业质量标准作了明确的描述。革命文化教育作为语文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应结合学业质量标准细化完善相应的评价机制，探索制订语文课程中革命文化知识性量化考核和观念性综合表现相结合的评价实施细则。首先，《课标》明确了学业水平考试的命题原则，强调以核心素养为考查目标，革命文化作为文化自信这一核心素养的主要内容，应在考试检测中得到重视，以此“倒逼”教学中对革命文化教育的重视，但要避免死记硬背式的知识点考查，突出素养立意。其次，革命文化教育要特别重视过程性评价，结合课堂表现、小组合作、主题活动、社会实践等多条路径对学生进行评价，关注学生对革命文化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侧重评价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对革命文化的情感态度。尤其要注重对革命文化教育的增值评价，把握革命文化教育的发展性和育人性，通过读后感、观后感和主题作文的写作，以及不同学段的综合表现等，评价学生对革命文化接受和认同的发展变化。要以学生学得怎么样，来评价教师教得怎么样乃至学校革命文化教育实施得怎么样，可以革命传统进课程(包括语文课程)成效评选革命文化教育特色学校，推进学校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落实革命文化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的确，社会思潮的价值观念影响、舆论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中高考的考试改革和招生制度等因素都会影响革命文化教育的效果，革命文化教育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积极推动，营造全社会齐抓共管“三全育人”的良好氛围，把党的革命传统和红色基因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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