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叶圣陶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作家，也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泰山北斗，万世师表。他对语文教育研究的投入程度与矢志不懈的精神，在中国乃至世界语文教育史上都是罕见的。深入详尽地探讨叶老一生有关语文教育的作品与论述，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改革、扭转学生语文素养持续滑坡的局面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叶圣陶 语文教育 教材观 现代转型 多维度
一、
叶老的语文课程与教材观
（一）叶老的文学文化教育课程与教材观
1.文学文化教育课程的开课目的与教学内容
叶老认为经典文化教育应当是语文课程的一个内容，认为这是“继往开来”的需要，有“无用之用”。他说：“一些古书，培育着咱们的祖先，咱们跟祖先是一脉相承的，自当尝尝他们的营养料，才不至于无本。”“一个受教育的人，依理说，必须了解固有文化，才可以‘继往开来’。否则像无根之草，长发不起来，也就说不上受教育。”“这可以打个比方。有些人不怕旅行辛苦，道路几千，跑上峨眉金顶看日出，或者跑到甘肃敦煌，看石窟寺历代的造像跟壁画。在专讲实用的人看来，他们干的完全没有实用，只有那股傻劲儿倒可以佩服。可是他们从金顶下来，打敦煌回转，胸襟扩大了，眼光深远了，虽然还是各做他们的事儿，却有了一种新的精神。这就是所谓无用之用。读古书读的得其道，也会有类似的无用之用，要说现代学生应该读些古书，这是又一个理由。”
叶老认为经典文化教育不是国文一科的专责，是和历史和地理等诸多学科共同承担的责任。“国文一科”的经典文化教育应该是“文学文化教育”,即：“在固有文化的记录之中，有一部分运用文学形式的，须由国文一科训练学生和它们接触，得到了解它们的能力。”
2.文学文化教育课程的教学方法
关于文学文化教育课程的教学方法，叶老特别强调：
第一，须面对文学名著本身，涵泳、体味。他说：“因为文学和其他艺术制作一样，内容和形式分不开来，要了解它就得面对它本身，涵泳得深，体味得切，才会有所得；如果不面对它本身，而只凭‘提要’、‘释义’的方法来了解它，那就无论如何隔膜一层，得不到真正的了解。”
第二，“指导与讨论应该偏重在方法方面”。“这种方法仅成为一种知识还不够，更须能自由运用，成为习惯才行” 。
3.文学文化教育课程教材的选文标准
文学名著很多，叶老认为，“只能选读”。
第一，“依学生的程度选，依‘文学名著’对于学生的‘了解固有文化’切要与否选。”
第二，“教材仅是教学之凭借，”只从一两种书中选材“亦能有长进，固不须五花八门也”。“选读的分量虽然少，只要真个能读解，能欣赏，成为习惯，就可以随时随地用这种能力和习惯阅读没有选读的其他的‘文学名著’，也就是终身在‘了解固有文化’的进程之中。”
（二）叶老的言语表达训练课程与教材观
由于受所生活时代的限制，叶老对书面表达训练课程与教学问题关注较多,而对口头表达训练课程与教学问题则较少谈及。
1.习作课的开课目的
叶老认为习作课程的开课目的主要有下列三点:
其一,养成“有意思情感便用文字发表”及讲究“发表”与“技术”的习惯。叶老说,“国文科写作教学的目的,在养成学生两种习惯:(一)有所积蓄,须尽量用文字发表;(二)每逢用文字发表,须尽力在技术上用工夫。”
其二,形成修辞“立诚”的态度。叶老指出:“对于学生作文,标准不宜太高。若说立意必求独创,前无古人,言情必求甚深,感通百世,那么,能文之士也只好长期搁笔,何况学生?但有一层最宜注意,就是学生所写的必须是他们所积蓄的……这便是‘修辞立诚’的基础……日常应用与立言大业都站在这个基础上,又怎能不在教学写作的时候着意训练?”
其三,会写“文理通顺”的实用文章。叶老说,“习作一课,我谓宜认定标的,师生全力以赴之。标的为何?文理通顺而已……至于思想之高深,意境之超妙,皆关系于学养,习作课所不克任也。”所谓实用文章,是指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写的书信、报告之类的文章。
2.习作课的课程内容
叶老认为习作课的课程内容主要应包括下列三方面:
其一,学习作文的法度与技术。叶老认为,应引导习作者“明中探讨”作文的法度与技术,“下一分工夫,得一分实益”。他说:“‘事’要怎样‘叙’?‘理’要怎样‘说’?‘情’要怎样‘表’?‘意’要怎样‘达’?语言文字要怎样‘运用’？这些都是写作方法的问题。必须在理智方面明白这些方法,又能在习行方面应用这些方法,这才成为‘技能’。”
其二,养成正确的语言习惯,形成语言技能。叶老认为,对于语体文写作而言,“把语言习惯锻炼得良好,至少就有了一种极关重要的生活技能。”
其三,学习思想、情感的具体化策略和方法。叶老认为,“思想认识是文章的质料”“思想构成的径路,情感凝集的训练,都是要讨究的……思想、情感的具体化完成了的时候,一篇文字实在也就已经完成了,余下来的只是写下来与写得适当不适当的问题而已。”
3.习作课的教学方法
论到习作课的教学方法,以下两点是叶老特别强调的:
其一,“思想语言文字三项一贯训练”。叶老说:“训练思想,就学校课程方面说,是各科共同的任务;可是把思想语言文字三项一贯训练,却是国文的专责。”
其二,“反复历练”。叶老说,“什么叫训练呢？就是要使学生学的东西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凡是要学生练习的,不要练过一下就算,总要经常引导督促,直到学的东西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才罢手。”
4.习作教材的选文标准
对于作为写作训练“凭借”的选文,叶老认为:
其一,选取的目标在于训练学生的写作技能。叶老说:“这种文章的选取,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可是尤其要注意它的写作技能,必须它的写作技能足以供现代学生观摩的,是现代学生需要学习的,才值得选取。”
其二,须是语体文且是普通文。因为这类文章“易于剖析、理解,也易于仿效”。
二、
对叶老语文课程与教材观
的多维度审视与比较
(一)与我国古代语文课程及教材传统的比较
课程分模块开设、教材按模块编写可以说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一大传统。早在先秦,孔子以“六经”为教材,开启汉语文重视诗书教化的传统。秦代以后,有识字写字课,使用的教材是“三、百、千”,学完一种后再接着学另一种;有经书阅读课,学习小学——四书——孝经——六经——子书——史书，基本上是“先穷一经”，“再治他经”(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如若“兼营并鹜”则将“一无所得”);有属对课及其他习作课,也有相应的分别指导属对与习作的教材如《对类》、《文章轨范》等。很明显,叶老的语文课程与教材观正是对我国古代语文课程分模块开设、教材按模块编写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二）与我国现代语文课程及教材传统的比较
与我国古代语文课程分模块开设、教材按模块编写传统相反,我国现代语文科在绝大多数时期都被视作一门课程,与之配套的教材是混编的文选型课本,文学熏陶、阅读训练和写作训练全搁在一个专题里,内容混杂。结果导致文学经典作品往往被当作诠释知识或技能的例文,生生被肢解,文学文化教育的任务难以完成,阅读技能训练不能落实,而写作能力也始终得不到系统而又适度的训练。当然,在现代语文教育史上，20世纪50年代也曾有一年半的汉语、文学分科时期,80-90年代在一些地区也有阅读与写作(或表达)课程分别开设、阅读与写作教材分编的做法。但这些阅读教材或文学教材的选文都是“五花八门”,是每样好菜都让学生尝一点儿,与叶老的只从一两种书中选材的做法不同,其弊端是“难以精熟”,必致“浅尝的劣果”,最终导致文学文化教育质量不高,绝大多数学生主体人格修养不够,从而写作质量也提高不起来。
（三）从哲学维度与信息论维度对叶老语文课程与教材思想之观照
信息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言语交际就是一种信息交流。离开了个人拥有的信息,交际也就无从进行了。叶老的语文科课程模块思想既顾及到了用言语交流信息的技能(即编码、发码、解码技能)的训练，又顾及到了文化教育(信息是一种文化现象),合乎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原理。而其按模块分编教材的思想则合乎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律原理。
(四)从人才培养质量之维度对叶老语文课程与教材思想之观照
当今世界,强势国家对弱势国家的文化冲击愈来愈强烈。在这种情形下,只有立足本民族文化的根基之上吸纳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才能不被异化,才能谈得上发展。遵照叶老的语文科课程模块与教材模块思想执教,则既能切实提高学生的言语交际能力,又能通过民族古典文学名著的了解和欣赏增强学生的民族文化素养,而这正适应了当今形势对传承民族经典文化的需要,有利于加强所培养人才的国际竞争能力。
三、
对进一步深化基础教育
语文课程改革的思考和建议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基础教育语文学科改革频率很大:80年代改课堂教学方法,变灌输式为问答式;90年代改教学手段,用多媒体辅助教学;21世纪初,实施九年义务教育语文新《课程标准》。但改来改去,就是没有改掉学生语文学业失败的现象。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新一轮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改革不能再沿袭前几十年仅在表皮上作局部改革的做法,而应深入核心问题作宏观的课程设置方面的大改革,实现语文课程与教材方面的后现代转型。
课程设置方面,可以分文学文化教育和言语表达训练两大基本模块;教材方面,则按课程模块分别编写。文学文化教育课程模块开课基本目的为民族经典文化教育和听读能力训练;言语表达训练课程模块开课基本目的为说写能力训练,训练学生适应学习需要和日常生活需要的说写能力,训练学生写作内容提要、专题报告、文论、书评、消息、通讯等。至于具体的语文课程模块则可以丰富多样。
这样改革,既是对叶老语文课程与教材模块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切合后现代课程与教材多元理念,顺应国际语文科课程设置多元化的趋势,应该是使中国基础教育语文课程与教材改革步入佳境之举。
作者 | 赵年秀
(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教授)
来源 | 当代教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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