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文本解读逐渐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总体格局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研究路向。特别是经过近几年学者们的努力，涌现出一批成果，取得一些进展，呈现出比较好的发展态势；当然，与国际学术前沿和元哲学理论建构的要求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特借此机会做一番回顾和省思，以引起国内同行的关注。
——聂锦芳
一、缘起
文本研究之所以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兴起，在我看来，有两方面的缘由：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重新理解和阐释的内在要求，二是顺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转换的趋势。
延续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所进行的反思，人们发现，原来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就其基本范畴、观点、命题，还是原理、体系和结论，相当部分缺乏原始文本的依据和本初意义的支持。当然，这不是说学者们在研究中没有引用过经典文本中的话语，的确也引用了，但大多情况下却是将不同时期、不同文本和不同语境中的论断不加分析地直接引用，结果在很多方面曲解了经典作家原初的意思，并没有呈现其思想的真实面貌。而且考虑到便于思想概括和课程讲授，过去多选择诸如《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文本，当然不能说这些文本不重要，但它们并不能代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成就。从逻辑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阐释的主体应该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但这一点在传统的原理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凸现出来，引用马克思的著作和论述非常之少，而且很不完整。诸如马克思《博士论文》中所阐释的主体自我意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论述的观照世界的艺术、宗教、实践、哲学方式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建构的历史的本真存在与对历史的观念把握、文本“编纂”之间的关系论，《资本论》及其手稿所阐发的“普照光”方法、“人体”解剖方法、“从后思索”方法、“抽象—具体”方法，等等，并没有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或者语焉不详甚至付之阙如。此外，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与称谓，诸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等，也曾引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其实如果回到文本中去，结合概念、范畴的考证，再进行总体上的分析和提炼，是不难达成大体一致的判断的。这些情形表明，离开文本将无法理解和推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更进入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反思。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进行着艰难而痛苦的转型和变革的哲学的各个门类和学科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处境尤其显得独特甚至可以说相当尴尬。我认为，这一学科的研究之所以呈现出这样一种局面，原因很复杂，有些因素是作为学者很难左右或单靠其力量难以根本改观的；但从自身的角度检讨，学术性不强确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致命的症结。很多文章和著作不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原则、路径和规范，选题趋同于流行的政策和见解，有些论者的所谓“研究”也很难说是学者的作为，其成果经不起时间和学理的检视。这些都影响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声誉。还应该指出，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崇尚思辨，相形之下，特别不屑做一些梳理、考证的工作，认为那是一种经院哲学的做法，不会有什么“创新”。其实大而无当的探讨既无助于学术本身的积累，也谈不上对现实问题有深刻的见解。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严重的“不规范”，还不仅仅是指为文著述时无视诸如注释、索引等操作层面的格式、步骤和规则，更主要的是由于丧失对学术研究的敬畏态度而采取的随意行为，课题选择多是一些大而无当的“宏大叙事”，其他学科提倡“小题大做”，而我们则是“大题小做”。可以说，正是顺应人文社会科学重建学术规范的呼唤，把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文本的基础意义凸现出来了。因此，文本研究虽然不构成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部内容，但它是这种研究的永恒性基础。
二、进展
正是在上述考量的驱动下，近年来的马克思文本研究在如下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
1.文本研究方法的讨论
时序推进到21世纪，在与过去不同的际遇与氛围中，作为一名学者，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和规范去对待作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具体说，在马克思研究中，应该怎样处理“文本研究”、“比较研究”与“现实研究”的关系？如何在历史性与现实性、学术性与思想性、本真性与主体性、公度性与个性化等矛盾之间既保持融同与提升，又保持合理的区分与“必要的张力”？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研究？应当遵循的是以历史性为基础再延伸出其现实意义的路径，还是要以现实问题与基本观点为坐标，去观照和定位其历史镜像和思想体系？这是近年来文本研究中讨论的焦点问题。
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回到马克思”这一提法的理解。国内学术界在新时期重提这一口号，原本寄希望于文本研究的学术转向以及伴随着学者们数年埋头治学、扎实努力，廓清笼罩在马克思身上的迷雾，还原他以及他的学说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的真实。这一口号的重新提出就其动机、意旨来说，其实并没有太过复杂的、容易产生分歧的含义。但后来这一口号被很多论者看做或解释为与体现“马克思的当代性”相对立的研究方式，认为回到文本，“努力呈现马克思文本和其思想发展历程的原像”，必然导致对其现实价值和意义的忽视。我认为，后一种理解是对“回到马克思”这一意向原初动机的曲解，它把不同层面上的问题混在一起讨论，并根据己意做了推断和延伸，把并不矛盾或可以互补的研究方式对立起来了。
解释学流行以来，国内学界又引入“视界融合”的说法。多数人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文本不单是由作者完成的，文本的解读者也参与到写作情境之中，可以说是两者合作完成的作品；文本解读则是解读者与作者之间就相同问题进行的一种对话。比如，张一兵在《方法的前置与自觉:马克思何以呈现》一文中就指出，马克思学说本身的意境必然随着不同的方法、每个研读者的不同成见而呈现为特定的解释话语。人们以为是马克思的东西,恰恰是由一定的先见所决定的,并且这种先见发生作用的途径是在“读”和“写”的过程中被双重重新建构的。我自己在《马克思文本研究方法再省思》一文中则认为，“视界融合”论如果旨在提醒和警示解读者注意作者及其文本的丰富内涵和多重意义，进而避免单一化、片面性的理解，那么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严格说来所谓“对话”却是说不上的。因为解读者与作者并不处于同一时空情境中：作者的写作时间在解读者介入阅读之前就已经结束了，过去了，这里显然有一个时间距离差；作者与解读者又置身于不同的物理空间状态与精神文化氛围，又有一个空间距离差。在通常的意义上，对话是一种交流，一种互动，但时空的距离把作者与解读者隔开了，无法进行面对面的倾谈，只有解读者去接受作者的思想，作者怎么接受解读者的反馈呢？我们不能把形象化的比喻与夸张奉为学术研究的原则甚至圭臬。
此外，文本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的关系问题也引起了争论。丰子义在《如何看待文本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中指出，尽管经典文本不可能给我们提供当代社会发展现实的现成理论，但其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是深藏于经典文本之中的。离开了文本，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和基本的理论与方法。由此说来，文本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但如何有效地进行这一研究，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现实问题的研究。同样的文本，在不同的时代往往会产生出不同的研究旨趣、不同的研究特点和方式。研究主题的确定、研究问题的提出、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形成、研究方式的确定都与现实有关。总之，只有把文本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既推进文本研究，又使现实问题研究得到坚实的理论支撑，两者积极互动，无疑会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与发展。就这一问题我也特别撰写了《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一文，认为长期以来通行的研究路数不是从文本本身出发去勾勒问题，而是从问题出发去观照文本。在这里，作为研究出发点的问题，并不自文本中来，而是在研究者介入文本之前就摆在那里了，它们一般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当代社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二是目前流行的社会思潮或哲学观念；三是研究者个人感兴趣的问题或者自己创设的观点。由于解读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不是为了或者不仅仅是为了弄清其文本及其思想的原始状况，而首先是想寻找对现实问题的说明、解释和论证。动机是如此的“功利”，解读者在解读时就会省略文本研究的许多必要步骤。按照这样一种解读思路，文本本身就只能被置于工具或者手段的地位。基于这种看法，我认为，对于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特别是文本研究者来说，需要采取另一种思路，就是说，要以文本为本位，从文本出发，先对其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渊流、文体结构、思想内容、理论体系、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等多个方面一一进行详实的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在此基础上我们再从文本中抽象、提炼出重要思想与问题。这样一种研究方式并没有回避现实性问题，而是把历史原貌的追寻、思想史的考辨和对现实的观照、省思联系起来，凸现出专业研究者的研究与其他社会群体的考量之间适当的区分。
2.文本研究史的清理
在当代新的境域下对马克思的文本的重新解读并不是在一片“废墟”中起步的，并不需要一切从头开始。相反，应当首先考虑到的是，这种研究已经有了100余年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诚然有种种误读、曲解，但毕竟也积累了相当多的成果和经验。对于前者，我们当然要批评，而且必须纠正和超越；而对于后者，一个诚实的研究者必须有足够的了解，应当保持应有的尊重。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花很大精力进行文本研究史的清理工作。
王东所著、长达60余万字的《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系统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三个50年的历程，分析了三种流行的主导解读模式：即19世纪后期，主要流行“以恩解马”解读模式——通过恩格斯的通俗性、论战性著作来解读马克思哲学；20世纪前期，主要流行“以苏解马”解读模式——根据苏联模式下的哲学教科书体系理论框架来解读马克思哲学；20世纪后期，主要流行“以西解马”解读模式——依据近现代西方哲学框架来解读马克思哲学。作者认为，应当具体地、历史地分析这三种解读模式的历史贡献与历史局限，同时提出创造富于21世纪时代精神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学”的主张。
本人的《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一书则利用丰富的文献资料对马克思手稿、笔记、藏书的保存及流传情况进行了梳理，选择不同时代有代表性的12种关于马克思著述的“书目志”，特别是几类语种的马克思全集编辑过程中的书目统计；再对比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收藏的《马克思手稿、笔记目录》和“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以下简称MEGA2）已经出版部分的收文情况，从“书志学”方面对马克思一生撰写的著述和书信进行了统计；然后，从中选取了53部最能表征马克思思想特质、内涵以及发展历程的重要著述，对其写作与出版情况进行了考证。此外，本书还对“通行本”研究中的遗漏、经典研究中的空白、马克思文本研究中的几种类型，以及近年西方马克思研究界有关“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的提法所表征的新的研究动向和目前中国马克思文本研究的现状和趋势做了分析。虽然随着马克思新的文献材料的刊布，现在这种统计和梳理可能只具有阶段性的价值，但上述工作对于我们从宏观上鸟瞰马克思的文本世界，进而在比较的意义上撷取其中最重要的篇章进行悉心解读，以便尽可能客观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原初状态、时代特质和精神风貌，仍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3.国外“马克思学”研究
近年国内文本研究者普遍形成的一个共识是，文本研究必须深入了解国外“马克思学”界的研究动态。这种了解还不仅仅只是满足于关注那些对马克思思想当代影响的总体评价，更重要的是紧密跟踪西方学界在具体文本、问题的探讨中所做过的工作及其最新进展，特别是马克思著作最权威的MEGA2新的编辑、研究状况，结合我们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做出新的梳理和评价。
在这方面，鲁克俭所著《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一书值得关注。作者广泛收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语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文献，以此为基础分专题对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思想来源、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关系”、马克思一生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重建、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研究及争论等问题，一一给予详尽的介绍。
此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杂志专门开辟了“‘马克思学’研究”栏目，系统介绍了国外马克思学界的前沿动态。曾枝盛的《重建马克思学——〈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导言》、鲁克俭的《国外马克思学概况及对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启示》、鲁路的《结合MEGA2谈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准则》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异文处理方法》等都是有相当资料价值和分析深度的论文。
当然，上述对国外“马克思学”成果的介绍和研究也引起了一些争论。时至今日，国内还有论者把“马克思学”界定为“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殊不知，这一学派和研究路向的宗旨就是“不抱意识形态的偏见或学科上的局限性”，“追随马克思去探索他所接触过的一切问题”，“继续马克思的思想历险”；但同时它对把马克思的地位提到无以复加、终结真理的地步的评价也不以为然。这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公正态度。
4.文本个案的研究 这方面最显著的成果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张一兵主持翻译了其中的“广松涉版”并撰写了题为《文献学语境中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初理论平台》的长篇译序，魏小萍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问题讨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两个方向》、《〈德意志意识形态〉未定稿部分的内容及其相互关联》等论文，鲁克俭发表了《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排序问题》、《“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几个问题》等论文，韩立新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与日本学界对广松版的评价》、《〈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市民社会概念》、《〈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四个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问题的新进展》等论文，我也先后发表《思想的传承、决裂与重构——〈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前史研究》、《未完成的文本如何表述思想？——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过程的考察》、《〈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的“赫斯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本学研究的视野内》、《“离开思辨的基地来解决思辨的矛盾”——〈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圣布鲁诺”章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文本的命运——〈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保存、刊布与版本源流考》等系列论文，姚顺良发表了《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中的主导作用》，夏凡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篇的文本结构问题》等论文。即将出版的著述有：魏小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原文文本的解读与分析》和本人的《批判与重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学研究》。
通过上述研究，学者们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文本的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渊流进行了详实的梳理和考证，特别是对其中“费尔巴哈”章的“梁赞诺夫版”（1926）、“阿多拉茨基版”（1932）、“巴加图利亚版”（1966）、“新德文版”（1966）、MEGA2“试编本”（1972）、“广松涉版”（1974）、“英文版”（1976）以及MEGA2新的编排设想和顺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使这种研究奠基于国际学术前沿的基础之上。
此外，鲁克俭通过《马克思晚年为什么要写作〈历史学笔记〉》、《再论“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从〈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谈起》，韩立新通过《〈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资本论〉编辑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马克思的转折点》，我通过《神性背景下的人生向往与历史观照——马克思中学文献解读》、《经典的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共产党宣言〉创作史、传播史新探》、《如何解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理论史对于理论而言意味着什么？——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写作看马克思如何处理史论关系？》、《一段思想因缘的解构——〈神圣家族〉的文本学解读》等对“巴黎笔记和手稿”、《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研究较之以前有了新的分析角度和新的理解。
5.专题史研究
文本研究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对不同文本中同一思想的梳理，再现思想家思考的曲折过程和思想的复杂内涵，这就是专题思想的研究。
在这方面，赵家祥、丰子义合著的《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及其当代意义》一书紧紧依据文本和逻辑，对马克思理论视野中的东方社会问题，特别是对近年引起学界较大争议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跨越‘卡夫丁峡谷’”等做出符合原意的梳理和甄别，并阐明这些思想所具有的当代意义。而魏小萍的《追寻马克思》一书则对时代境遇下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逻辑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
此外，丰子义对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魏小萍对“资产阶级权利”与“市民权利”的关系、“所有制”与“财产”关系概念与实体概念的差异，杨学功对“世界观”概念和马克思的“现实生活”世界观、关于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和贡献，赵家祥对“古代生产方式”与“奴隶社会”的关系，鲁克俭对“古典古代”是否等同于“奴隶社会”，韩立新对马克思的“自然的支配”、从“市民社会”到“自由人的联合”的演变都做了详尽的梳理和独到的阐发，深化了学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6.不同语种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概念辨析
包括马克思文本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作品的翻译，不像自然科学著作那样，能够做到在不同语种之间实现词汇含义的一一对应的转换，甚至有时在另外的语种中根本找不到完全匹配的词汇，或者勉强用了一个但两者各自又有多重含义，当然还有的是因译者本身有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文化观念上的考虑而造成的歧解，这些都为准确地理解原文的思想增添了很多难度。我在《确立对学术的敬畏与尊重——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转变》一文中指出，目前对照马克思著述的中、俄、德三种文本，发现因一个词的翻译而导致的理解上的差异的现象越来越多，诸如把“Recht”译为“法”、“法权”和“权利”，把“Eigentum”译为“所有”、“所有制”、“所有权”和“财产”，把“Verhaeltnis”译为“制度”、“状况”和“关系”，把“Idealismus”译为“理想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把“aufheben”译为“消灭”还是“扬弃”，把“Ausgang”译为“终结”还是“出路（口）”，把“bürgerliche Recht”译为“资产阶级权利”还是“公民权利”，等等。诸如此类的词意辨析，决不是咬文嚼字的书生自娱，它涉及到对马克思思想的不同解释，有些是内涵很不相同的理解。可以说，这一方面研究的拓展和深入挖掘，必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辟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地。
在这方面，魏小萍的研究较为深入。近年来她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MEGA2研究和阅读中的词汇理解问题，外化、异化与私有财产概念的翻译、理解问题，资产阶级权利与市民权利、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分工与私有制是否同质等问题进行了不同文本的对照和词义辨析研究，廓清了马克思主义跨语种研究中的很多问题。
此外，张立波在《翻译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等文中提出的观点也值得深思。他认为，翻译作为两种语言符码之间的转换,牵涉到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思想。从翻译和政治性入手,我们可以认识到,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和接受,首先应当关注的是历史契机和具体环节。这种探讨将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议题的深化。
通过上述扎扎实实的研究，目前国内已经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文本研究队伍。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京大学等单位都有学者在自觉地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学论坛”的建立。它是北京地区致力于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于2007年上半年共同发起成立的，旨在倡导“建立在扎实文献学基础上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新理念，推动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对话。2007年1月12日在清华大学由魏小萍做了“国外马克思研究新进展”的报告，3月31日在北京大学由王东做了“中国马克思学”的报告，5月25日在北京大学由韩立新做了“《巴黎手稿》的文献学与卡尔·马克思问题”的报告，9月30日在中央编译局我做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解读——‘圣麦克斯’章研究”的报告，11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由杨学功做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文本解读及其当代效应”的报告。学者们每次围绕一个文本或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议题专业而讨论深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文章来源：《改革开放与理论创新——学者论坛文集》
来源：学术与我公众号
转自：马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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