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致力于文学专业的研究者想必是最博爱且感性的，但相较于文学创作（诸如小说、戏剧等），文学期刊论文是有一定规范性的，并不能“天马行空”“放飞自我”，需遵循学术写作的客观规律，在尽可能客观中立的论述中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必要的“克制”往往令人心生芥蒂，总感觉被无形的力量束缚住了手脚，产生莫名的抗拒。其实，大可不必在此做过多纠结，现实中，真正让写作者烦恼、困顿的仍然是不知道写什么，或者说大概知道写什么，而不确定能不能写好，就此，我们结合已刊的核心论文，提供以下三种选题思路，以消解上述的写作忧虑。
一、就某一“概念”进行讨论
以《“民国文学”，还是“‘民国的敌人’的文学”？》（《文艺争鸣》2015年08期）一文为例（该文系在2014年吉林大学文学院与《当代作家评论》合办“中国文学的‘现代’与‘当代’高峰学术论坛”的发言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作者为复旦大学系教授郜元宝）。虽然这篇论文的行文结构并没有严格按照论文写作的几个基本要素（摘要、关键词、前言、正文、结论）予以呈现，但这并不影响拿来分析（此处，我们主要就选题思路进行探讨）。
文中第一段，作者交代了时代背景，先以南方出版传媒、花城出版社推出的《民国文学史论》丛书的总序为切入，引出“民国文学”这个概念，并举例介绍了已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界定，但真正引起连锁反应的是2003年，张福贵的一篇名为《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命名问题》的论文（该文提出“现代文学最后必将被定名为民国文学”）。由此进入第二段，作者再借由1993年潘旭澜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先引出“当代文学”，做了一个简短类比之后，给出观点——“民国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当代文学制度研究的灵感刺激，也受惠于近年来活跃的民国史研究。随后（第五段），作者又分析了“民国文学”这一概念提出的第三个刺激——继九十年代“文化怀旧”之后，文学史领域开始踏上“民国范”“民国风度”的寻梦之旅。
之后作者就“民国文学”命名的由来进行历时性的梳理，并提出“正名”固然重要，但“正名”之后还需解决“名实关系”。由此，作何提出自己的观点——民国时期的文学不等于想象中具有自身一体化“机制”的“民国文学”，且往往还是“反民国的文学”。临近结尾（最后几段）处，作者由上述论述提出“循名责实”更为重要，要讲“民国机制”，不应限于文学，而在于学院学术。最后对“如今‘作家’没有‘风度’即为没有好的‘机制’”这一说辞进行了批判、反思。
再以《从误读到正解：1980年代电影“文学性”论争的再考察》（《东南学术》2015年02期）一文为例。前言环节，作者借《电影艺术》杂志2013年第2期的“卷首语”引出所要探讨的话题。指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电影界以一种决绝的姿态掀起“电影与戏剧”和“电影与文学”的大讨论，告别“戏剧”与“文学”，回归“电影”本体，而吊诡的是三十多年前，如果中国电影学界通过几场涉及电影本体的论辩已经澄清了阻挡中国电影发展的理论难题的话，但三十年后的当下，看似已经解决的理论难题非但没有被擦除，反而成了羁绊如今中国电影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由此，作者重返三十年前的“电影与文学”论辩，再次探究其核心命题究竟是什么，进而审视新时期中国电影观念扬弃、转换背后潜在的历史和文化逻辑。
进入正文（第一部分），作者就电影的“文学性”论争进行了“过去完成时”与“现在进行时”的对比（分两个小节），第一小节先回顾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电影的文学价值辩论，而第二小节再提出了三十年后历史亲历者的疑惑，抛出疑问——是“误读”还是“正解”？将现有的研究现状予以具体呈现，之后进入“分析环节”（正文二）——从误读到正解的电影“文学性”辩论。又分列了“思想内容规训与电影文学剧本中心制”“从电影形式到电影文学”“版本差异与电影‘文学价值’论的意指”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最后的正文三相较而言虽较为短促，但观点鲜明——从政治到学术的“思想”回声，作者提出对于当时（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群急切改变中国电影陈旧局面的电影人来说，“戏剧化倾向”和“文学价值”就如悬在中国电影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表征了中国电影界的全部旧电影观念以及这些陈旧电影观念背后的政治观念。业内讨论的议题也由“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电影与戏剧”、“电影与文学”拓宽至“电影性”等更靠近电影本体的问题。
二、关注某一代表“人物”或“事件”
以《九十年代的陈寅恪想象——从<读书>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小说评论》2015年02期）一文为例。开篇作者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陈寅恪热”为切入，直言当时推崇陈寅恪的人更多是歌颂附着于陈寅恪的时代想象，由此从《读书》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对其人物想象的建构展开研究，以探讨陈寅恪与时代气质的相同之处，进而反映九十年代思想文化的重大变革。
正文论述中，作者截取了九十年代的三个时间节点——“1993年：‘要找一个支柱’”“1995年：‘提供一个案例’”“1998年：‘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正文一中，通过对当时《读书》编辑吴彬的访谈，获悉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时的思想界有一种莫名的隐痛与迷惘，要找一个支柱，定位自身的地位与社会的关系，以确定日后安身立命立足点，而对于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关注社会、解决知识分子、学者与当代社会的关系，陈寅恪是一条很好的思路。葛兆光、吕彭分别在各自的文章中，从不同角度肯定了陈寅恪的“为学术而学术”精神，严格区分政治与学士，期望摆脱“接学术谈政治”的困境。正文二中，仍是借采访人（三联书店责编潘振平）的回忆，先还原了一些有关《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的轶事，之后提到“两大兴趣点”——“用档案描述历史”“涉及中共对知识政策的问题”，作者指出陈寅恪对抗于政治，并且殉道于这种对抗，让人对这位坚守自由与独立的学术前辈倍生敬意。与此同时，作者也比较中肯地提供了另外一些史实，其目的在于不要出于感性地同情而一边倒地倾向于陈寅恪，毕竟他本人也是完人。正文三中，作者借林贤治、王焱、刘军宁等人的研究观点，进一步阐发了“陈寅恪热”的现实诉求，该现象为九十年代末的自由主义提供了本土资源。归根到底陈寅恪的自由独立精神仍然是“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传统中最宝贵的一部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九十年代后期知识界出现了“左”“右”的区别，裂变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再二者的争论中，自由主义作为知识界的主要思想流派，对中国传统尤其是近代的思想资源加以改造吸收，而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为此中佳选，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了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
以《鲁迅、郭沫若“笔墨相讥”史实再探》（《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11期）一文为例。行文伊始，作者以鲁迅、郭沫若两位文坛领军人物的“笔墨相讥”史实为切入点，先给出已有研究的观点主要是维护鲁迅形象，并以人品而论，二人产生矛盾，近乎归咎于郭。而作者直言，通过重读有关资料，对上述看法产生了怀疑，因而在重新梳理史实的基础上，探究其“相讥”事件的原委，并对新文坛的批评生态提供侧面参考。
正文一，先回到1928年，二人的首次交锋。简单陈述史实后，作者亮出观点——郭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文的结论是错误的，论证逻辑也是混乱的，但其中的“引证”方式是值得肯定的。而回到鲁迅方面，作者则认为他对郭《一只手》的批评是不成立的，因为鲁迅完全弄错了这篇小说的内容。正文二、三的论述又分别回顾了“相讥事件”的后续进展，通过史实考证，作者认为二人笔墨之争，其中既有误解成分，但也确实存在一些个人情绪。由此正文四，作者给出自己的见解：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则是个人关系，二则是当时新文坛批评生态。并注意进行了论证，回应“相讥”事件既有个人喜好不同又囿于当时新文学批评，二人的立场不同。而借助严家炎的《批评规范小议》（五条规范）而言，鲁迅、郭沫若二者其实都已然“违规”，两人都存在乱扣帽子，人身攻击，相较而言，鲁迅犯规的的程度更严重一些。最后的“五”（结论部分），作者对三个回个的“笔墨相讥”做了总结，结尾处又提到1936年文坛的两个口号之争，鲁迅、郭沫若的立场仍是针锋相对，不过这一次鲁迅没有攻击郭沫若，而是做了一个中肯的解释——“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二位......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可以说鲁迅为“笔墨相讥”事件画上了句号。通篇而言，作者就事、就史而论，对鲁迅是提出了批评的，但最终升华主题上，实则还是肯定了鲁迅的批评精神的。
三、针对某一“文学现象”的反思
以《现实主义诗歌的困境：“现实”如何“诗歌”》（《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04期）一文为例。作者在引言环节，抛出一个两难的现状问题，即对于现实主义诗歌而言，其审美要求和诗歌的本质属性之间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鸿沟。现实主义的符码成为其内在桎梏，而诗歌的本质属性又要求胀破现实主义自身的桎梏，以超越现实层面而达到一种“飞翔”的状态。但如果强调诗歌的飘逸性、凝练性、宏阔性，偏疏于现实主义的创作要求，所造成的后果则是出现“伪现实主义”的诗歌现象。由此如何调和现实主义的审美要求和诗歌本质属性间的悖论，实现“现实”与“诗歌”间的跨越成为本文致力要解决的问题。
正文一，作者先着重陈述了“内在张力——‘现实’与‘诗歌’的悖论”，对于现实主义诗歌而言，不论是“要把生活复杂多彩的现象反映出来”，还是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注定了现实主义诗歌在呈现现实过程中，着重于进行细节的描写，不厌其烦地在真实性上下工夫，尽其所能使表现对象形象、逼真地展示出来，还原生活本来的样态。现实主义诗歌在“现实主义”层面企望真实地呈现社会生活的本真样态。但是，就诗歌本体来说，它是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语言凝练而形象性强，具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富于音乐美，语句一般分行排列，注重结构形式的美。诗歌所要表现的“现实”，不是实实在在的现实镜像，不是对现实世界一丝不苟的描摹，不是拘于对现实的俯首帖耳，而是超越于现实，而是翱翔于空中，而是以高远、超逸为旨归。将二者理论层面的矛盾予以呈现。之后正文二又进一步借助史实资料体现了“历史困惑——‘诗歌’与‘现实’的失衡”。从“五四”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诗歌会，再提到左翼作家，再落到艾青（三四十年代，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成就最高），再说到建国后的文代会，最后说新时期以来......作者历时性地陈述了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历程，但仍指出在“现实”与“诗歌”的关系处理上，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二者的失衡问题。最后一部分（“三、一个未竟的话题：‘现实’如何‘诗歌’”）作者提出要回答“现实”如何“诗歌”，要先警惕三个误区。之后简单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一个可资操作的办法或许是现实主义诗歌继续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技巧和方式上获得启示，现代主义诗歌中对“韵味”、“含蓄”等方面的追寻，对诗歌艺术品格的深沉眷恋，应该成为现实主义诗歌进行借鉴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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