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如何做到“言之有物”？

我谈不了什么写作，只能根据个人经验，谈一些或许有助于写作，有两件事对于写作很重要：第一是你得真有点什么有意思的东西要说，要有点干货。第二，写作者一定要有读者/受众感，知道自己是在同谁说话，因此，写作在我看来更多是在交流。写作的其他方面都与这两点相关，也受制于这两点。今天我们就谈谈第一点：“言之有物”。

“言之有物”，这个“物”在传统中国经常是写作者个人的真情实感，避免“为赋新词强说愁”（注意，辛弃疾说的是年轻人在特定时期感情空虚、造作或多愁善感，这成了他要表达的“物”）。但现代以来，我们的写作表达有了很大变化，甚至是根本的变化。大致说来，就是孔子概括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对这句话的解释很多，我自己的胡乱解释就是，最早的写作大致是“诗言志、歌咏言”，表达个人的主观感受，不一定是为了同他人交流，因此也就不大考虑其社会价值，没有什么社会功利性；但逐渐地，由于这种表达对他人有价值，因此写作就从表达自我转向了社会交流，学问或写作的功用就变了。人们也就开始从社会角度来评判个体的一些写作和表达了。

这一点在现代社会，尤其在自然和社会科学的论文写作上，更为显著。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于法律人，其职业的或学术的写作往往就只是为同别人交流，必须对社会当中的某些人，有时甚至可能就是一个人有用，才值得写。而学术发表，就是理论上假定写出来的这些东西对学界的一些人会有用，有时还会与更广泛的受众交流。而这些文字，通常不是要受众知道你有什么主观感受，有什么看法，而是你能有什么对别人有价值的信息、思考或发现可供他/她们分享。换言之，写的东西即便是完全个人体验的，也一定要有一些超出了写作者个体经验之外的意义，有时甚至应当具有更普遍一点的意义，诸如科学发现。在我看来，这是“今之学者为人”成为现代社会之必然的最大社会历史语境。人们有理由要求写作者有点干货、重要、实在，值得别人花点时间去看，会有助于他们应对或是解决某个实际问题，至少也有助于换一个角度理解某个问题，而不能只是一通文字游戏，可有可无。人们如今很忙，除了对朋友外，受众对个人的喜恶和感触可以说漠不关心，基本上是只关心你是否提供了对于他人和社会有用的信息，尽管有时这种信息也可能就是某个人的私人信息，如某位明星的八卦新闻。

问题是如何保证言之有物，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或法律/法学的写作？

首先是一定要有件让自己真正关心的实在的事，无论是一个社会现象，还是一个事件或案件，你得是真的关心，而不是觉得应当关心。也不要匆忙作评价，一定要具体切实且尽可能完整地了解一下这件事本身，从中找出引发自己关注思考的并试图回答或应对的问题，具体了解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所有可能的主张和相关的实践，不但要从自己熟悉的并且赞同的角度，而且要懂得换位思考，从自己不太熟悉甚至不赞同的角度来了解相关主张和实践背后的理由，了解不同主张付诸实践后的实际后果或实践的后果等等。所有这些分析理解都应当尽可能避免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要尽可能地把自己个人的主观情感和偏好放在一边。也不是排斥感情，而是为避免因为自己的强烈感情导致对相关事实的扭曲甚至忽略，因此对问题理解和判断发生偏差，觉得自己或某一方太有理了，太强大了，对方太没道理了，不堪一击。真实的法律世界中很少会有这种情况，道理一边倒，却一直就是不能凯旋。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常常是因为只看到了自己的道理，看不到或拒绝理解对方的道理。这种鸵鸟战术不利于深入分析和有效应对，不利于文章分析说理，也不利于明智的决策和有效的行动。

就法学或法律问题研究而言，我更赞同多站在自己的对立面来审视和质疑自己的道理、根据、证据和理由。自己跟自己作对，更容易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因此会迫使自己思考得更细，会发现一些值得分析的新问题，甚至可能导致自己改变或修改预先的判断。保持这种开放态度，才算真正思考了，才算是讲理的。注意，这一点不仅对仅讨论学理问题的学人有用，律师其实也可以用。律师通常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立场，为自己的当事人服务，就此而言，他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但这不意味着他就朝着自己想要的结果裸奔，那一定会变成胡搅蛮缠，没理狡三分。这种做法，在社会上，可能会有人觉得惹不起而躲着你；但在法律文件写作上或是法庭辩论中，这不会真的起作用。写作的基本制度前提是讲理，自己要讲理，受众也要讲理，并且要讲、要听双方的理。而如果能从对方的视角看到了自己的证据不充分，比方说，在此案中根本无法做无罪辩护或无过错辩护，那么及时改变自己的主张和诉求，重新界定自己可能达到的目的，重新界定成功，这并不丢人，而是正派和体面，而且这也不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因为“死磕”并不能得到自己希望得到的结果。基于理性判断的诉求和目标调整其实是律师必须具备的应变能力。

因此，与许多人对法律人的想象相反，法律人写作并不是法条导向，而必须是事实导向的，当然法条也是法律人面对的事实之一。只有了解了事实或有关事实的众多信息甚至相关信息，法律人才知道哪些法律可能与此案或此事或其中的某个问题有关，哪些事实与某个法条中的某个概念有关。多年前，我对夫妻在农村诊所中看黄碟事件的分析，许多评论人都强调这是夫妻在“家”，却忽略了农村、夏日三伏天、诊所，以及邻居向警方报警等细节，而有没有这些细节对于判断警方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极为关键。因此，在律所中，律师针对任何问题撰写的法律备忘（memo）都一定是面对现实、研究真问题的，甚至有意把困难即对己方的不利因素想得更多一些，乃至美国著名自由派刑辩律师、哈佛法学院教授徳肖微茨认为辩护律师的最佳策略是首先对自己客户做“有罪定”（《最好的辩护》，唐交东译，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法律人一定要努力把可能影响最后结果的每个不利和有利条件都摆出来，不能只想着为自己提气鼓劲，想着自己多么占理；甚至不能只关心法律上的所谓的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而是一切与之可能相关的问题，都要进入写作者的分析视野，并要以此为基础研究，做出一些审慎的判断和推断。这样的法律写作者因此必须是一个研究问题的人，要对各类信息始终保持高度的敏感；好的写作者必须能从别人省略的细节中，从别人看不上的材料中，看出问题，纳入自己的思考，由此导致对问题的分析判断改观，甚至翻盘。只有这样的memo才是对法律人，无论自己还是其他人，真正有用的。

也因此，社会科学的写作、法律的写作，并不是基于信念的写作，而是基于经验证据和现实可能的写作，是为行动或不行动提供指导的写作，务实、冷静、理性、不夸张、避免激动人心，只有这样的文字对自己或受众的决策和行动才有实在意义，因为理想并不追随强烈的愿望而来。

到了学术论文中，这种法律memo的写作则大致相当于论文的文献回顾，这包括对问题、观点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初步判断、研究思路和文章的基本论证逻辑等等。法律memo和法律学术写作因此有相通之处。不要以为学术一定是要引证什么波斯纳或哈贝马斯或亚里士多德或施密特之类的，除非必要，切勿乱引。重要的是要清楚问题是什么，自己的观点或应对措施是什么，根据是什么，尽可能用简单、明白、以不会令人误解的文句说清楚，说的合乎情理。情理包括了理论逻辑和生活的情理，包括有分寸，这一点后面还会提到。

但即便此刻一切齐备，写作的主要问题也仍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要清楚自己是写给谁看，自己的预期读者是谁，然后才考虑写作的其他问题，包括结构、风格甚或语言。因为今之学者为人，既然为人，写作者的读者感就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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