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研究“问题”的内涵、层次与特色
沈坤荣，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
李子联（通讯作者），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
摘要：中国经济学的“问题”来源于“人”，又回落于“人”，其在本质内涵上指向“人”的思想行为和全面发展。因此，应在主体维度上坚持人本导向，在时间维度上强调现实关怀，在空间维度上凸显本土特色。根据对人的发展需求的满足程度和关注层级，“问题”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目标性“问题”，主要关注和回答人的终极需求；第二层次是中介性“问题”，主要关注和回答通过什么关键渠道或中介节点来达到终极目标；第三层次是工具性“问题”，主要关注和回答运用什么工具或策略来影响中介节点并最终使终极需求得以有效满足。根据逻辑出场顺序，“问题”又可以分为前向性“问题”、同向性“问题”和后向性“问题”。在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中，应着重关注如何总结“中国经验”、如何解决“中国问题”和如何走好“中国道路”三大重要问题。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 问题导向 人本导向 中国问题
“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中最具融合性、科学性和实践性的学科，经济学自形成以来便为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中国，如何构建富有特色的经济学体系以发挥其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中的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作用，也就成为新时代广大经济学研究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就所秉承的原则方法而言，坚持问题导向几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普遍准则，当然也就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基础。而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不断创造和传播各类研究成果，亦成为当下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的重要渠道来源。可是，相对于回答和解决问题，提出问题本身似乎更为重要，因为问题识别、挖掘和提出的方向与类型直接决定了思想理论的属性以及人与社会发展的走向。因此，马克思才深刻地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那么，便有必要回答如何理解问题导向中的“问题”？什么问题才是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中值得研究的重要且根本的问题？如何提出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真问题？就“问题”本身展开研究看似稀松平常，实应穷微究玄，因为“问题”是研究活动开展的前提。
一、“问题”的内在规定
从根源上看，经济学与任何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其关注和深究的“问题”既来源于“人”，又回落于“人”，无“人”则无“问题”。这是因为，人既是经济科学活动的主体，又是经济科学活动的目标，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导。这种人本导向的学术思想自古以来就为中外诸多先哲所崇尚。如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最为活跃的《管子》论道：“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较早地指出了王霸之术和强国之策应“以人为本”。而在经典的经济学文献中，更是以“人”为出发点对经济学进行了界定。如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写道：“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对人类日常生活的研究；它考察个人和社会行为中与获得和使用物质财富密切相关的部分。”明确地指出了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及其与财富相关的行为。这一定义尽管宽泛，但却凸显了经济学学科的人本本质。与此类似地，约翰·内维尔·凯恩斯也指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产生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现象的科学”，莱昂内尔·罗宾斯也强调“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这些观点尽管侧重点不同，但均表达了人的本位性和主导性。遗憾的是，这些定义对于应关注“人的什么”即要研究的具体“问题”，却并未给出明确的界定。与此不同，亚当·斯密延续了重商主义对国民财富决定力量的关注，侧重于研究生产力层面的财富增长“问题”；大卫·李嘉图则主张经济学家的主要问题是“确定支配这种（收入）分配的法则”，因此对生产关系层面的财富分配“问题”尤其关注。基于此，被称为“最后一位古典经济学家”的凯尔恩斯总结道：“政治经济学是一门解释人类天性的原理和外部世界物质规律的最终事实，研究产生于政治条件、社会条件、人类生存模式的综合作用下的财富生产和分配规律的科学。”至此，他高度概括地将生产与分配同时纳入经济学研究的关键“问题”中。
实际上，不管是生产问题还是分配问题，抑或是由此而衍生的交换、消费等其他问题，经济学始终都是围绕着“人”这一主题展开的一系列从活动“起点”到“终点”且与发展问题相关的研究。这就决定了经济学的研究与实践应始于人的思想行为，终于人的幸福美好。任何影响单一个人及整个人类思想行为与全面发展的因素，以及基于这些影响机理所构成的规律，都终将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焦点，当然也就成了“问题”之所指。由于所包含的影响因素繁杂、体系庞大，因此不同于自然科学，中国经济学不仅仅研究物质科学的规律，还研究人类思维的规律；不仅仅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研究方法工具的创新性，还研究政策制度的有效性。而在这些研究领域，只要存在着能够影响人类思维、人类制度和人类发展的事物，都一定会为经济学带来新问题，尽管这些问题看起来如此“老套”和“陈旧”。由于“经济学家研究的主要事实——作为工业化的一部分的人，作为在社会中有组织的人——总是经历着变化”，因此，经济学所面临的“问题”也就层出不穷，而在社会变迁、空间广阔和文化多样的中国，新“问题”尤为突出。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在本质内涵上指向“人”的思想行为及全面发展，这决定了“问题”本身具有三方面的特性和内在规定。
1.在主体维度上坚持人本导向。所谓人本导向，即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应坚持以人为本，应站在人的角度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首先，应坚持以人的思想为本，探索人类的思想及其衍生的理论、制度、政策和文化的形成机理与演变逻辑，并揭示其对经济社会和人类发展带来的综合影响。其次，应以人的行为为本，探析个体行为和集体行动的成因、不同行为模式和行为场景所带来的影响及应对的策略。最后，应以人的发展为本，在揭示人类发展本质、发展内涵及构建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就如何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展开机制分析、理论探索和政策设计。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经济学在坚持以人为本的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为谁立言”和“为谁服务”的选择，因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这就要求处理好两个关键问题：一是“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性？对于适用于整个国家和整个人类、触及整体利益的“问题”，应坚持人人平等，而不应因区位、民族、阶层、职业和性别等禀赋的不同而有差别地对不同的“谁”进行区别对待。二是如何划分群体或阶层，并“立”有效的“言”、“服”特定的“务”？在出现利益诉求不一致的情形时，中国经济学研究应始终找准历史前进的方向、始终把握社会发展的大势，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始终坚持为人民“立言”和“服务”。
2.在时间维度上强调现实关怀。由于人的发展需求受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人生阶段和年龄层次的影响而有较大不同，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也就由此而有较大差异。这就要求中国经济学研究应始终贴近现实、观照现实和把脉现实，应关注特定时期阶段下事关不同人群发展的个性问题和共性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所指出的：“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总体而言，突出现实关怀应处理好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对人与经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进行有效划分，应以人的发展为主线，从历史的角度找出不同的发展特征，并据此找准关键节点，进而划分为不同的发展时期；二是找准特定阶段下的发展目标与关键问题，尤其应探索“问题”形成的原因、产生的影响及应对的策略，以对现实问题给出富有时代特征的答案；三是探析当下与历史之间的联系，揭示特定阶段下的“问题”在历史主线中的归位，并探析事件产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通过历史“归档”形成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
3.在空间维度上凸显本土特色。与时间维度影响人的发展需求一样，空间差异亦使人的发展需求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异质性。在现实中，处于不同区域、不同环境和不同人文背景下的人群往往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具有不同的消费偏好，而这将直接决定这些产品及相关资源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并最终对经济、政治、法律制度乃至文化、文明带来深远影响。因此，人的发展需求和经验因空间不同而有差异，那么，如何满足特定空间下的特定需求，以及如何解释特定空间下的特定现象，也就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中提出真实性、针对性和有效性“问题”的关键。由于“问题”只是来源于发展需求及与此相关的配置模式的差异，因此，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回答“问题”的实践时所形成的思想理论从来就没有高下之分，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这就是说，每一种富有本土特色的问题和理论都应有“本土自信”，这可以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在横向比较中总结本土与其他区域对类似问题的处理方式，并在优劣分析中提炼出本土特有的理论和政策；二是在纵向比较本土当下与历史发展的差异中总结经验，从经验中创造出本土特定时期内的思想和理论，并在历史归位中考察思想理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总之，适合本土的才是最好的，适合当下的才是有效的，“自信”正源于此。
二、“问题”的层次类型
以人为本、聚焦于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下人的思想行为及发展需求，是中国经济学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的关键。这样的“问题”能够触及现象之本质，能够追溯逻辑之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可是，这样的“问题”注定是一个层次丰富和繁杂多样的体系，其中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具有本源性特征。依据其对人的发展需求的满足程度和关注层级，这一体系下的“问题”可以划分为目标性“问题”、中介性“问题”和工具性“问题”，他们的差异在于对问题把脉的深与浅。而按照问题在解决过程中的逻辑出场，又可以划分为前向性“问题”、同向性“问题”和后向性“问题”，他们的差异无关深浅，而仅在于关注点的不同，参见图1。
（一）由对人类发展需求的关注层级不同而呈现的“问题”层次
第一层次也即最高层次是目标性“问题”，主要关注和回答人的终极需求。自古以来，人们从未停止过对“人的终极需求是什么”这一哲学问题的思辨与回答。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亦不应对此避而不见、见而不思，不然则无法窥见由这一目标性“问题”所衍生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或者说，无法对现实中出现的一切经济问题进行有效归类和溯源，当然也就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工具。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终极需求便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全面自由发展”是个人及整个人类发展的最高境界，而全面和自由则是人的发展目标和最终追求。在中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共产党人的使命与奋斗方向，因此“美好生活”是中国人民发展的终极需求。实际上，“美好生活”与“全面自由发展”两者在思想上一脉相承、在内涵上相互包容，“美好生活”是“全面自由发展”的具象表达。基于此，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都是为了促进人民全面自由的发展，都是为了使全体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由此所关注的目标性“问题”也就转化为：如何度量“全面”、“自由”和“美好”？如何在分析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图1 “问题”的体系
第二层次是中介性“问题”，主要关注和回答通过什么关键渠道或中介节点来达到终极目标。从人的发展需求来看，全面自由发展或美好生活应以身体健康和精神愉悦为支柱。首先，健康涉及衣食住行与医疗保障的可得性及质量感，而人们获得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又与其自身拥有的财富和闲暇以及获得财富和闲暇的社会地位和成就有关。因此，包括就业、创业、工资、价格、环境、资源、能源、娱乐、婚姻、生育、老龄化、安全、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和公共政策等领域的一系列问题都广义地属于满足身体发展需求的中介性“问题”。其次，愉悦涉及如何正确处理好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多维组合关系以及在出现失衡时如何重新获得平衡。叔本华说：“真正的内心喜悦和完美的心平气和，这是尘世间仅次于健康的至高无上的恩物，也只有在一个人孤身独处的时候才可觅到。”显然，孤身独处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获取愉悦的主观心态和客观环境，它与人们所掌握的知识多寡和艺术高低有较大关联。一般而言，人们可以从知识与经验中获知为人处世的技巧，从文化与艺术中习得丰盈自我的素养，从历史与文学中寻找消除困惑的答案，从宗教与哲学中构建心灵寄托的处所。尽管经济学主要关注和解决“身体健康”层面的问题，但其本然的工具属性亦间接地给人的“精神愉悦”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中国经济学的中介性“问题”依然可以涵括为：如何获取更多财富、闲暇、知识与艺术，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人与自我、人与人以及人与世界的和谐相处？
第三层次是工具性“问题”，主要关注和回答运用什么工具或策略来影响中介节点，并最终使终极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在人类发展的思想历程和实践经验中，获得上述提及的财富、闲暇、知识和艺术四种关键禀赋，一直是人们孜孜以求的方向和动力，并经常错误地将其中一个方面认为是人生的全部，而全然忽视了在其之上的“自由”和“美好”等终极目标。无论如何，所采取的获得这些禀赋的方式成为满足人类需求和促进人类发展的基本工具，当然也就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工具性“问题”。一般而言，内在的要素投入及外在的调配约束是获取财富、闲暇、知识和艺术的主要方式。财富的多寡、闲暇的丰欠、知识的富贫和艺术的高低除了决定于劳动、资本、资源等要素投入的数量外，还受制于政府与社会对其投入的认可度、分配额和保障度。基于此，这些工具性的“问题”也就主要包括：一是遵循市场配置还是政府调节。如何识别市场配置和政府调节的适用场景及各自优劣？如何使市场配置更有效率？如何使政府调节更加公平？二是需求管理还是供给优化。如何正确判断民生福利和经济社会的宏观形势并选择合适的供求调节工具？如何评价需求管理和供给优化的经济绩效和社会影响？三是要素驱动还是制度激励。如何识别新兴生产要素并促进其与传统要素之间的协调？如何形成新的要素分配格局？如何识别关键性制度并发挥其对社会主体的激励作用？四是长期性的制度设计还是即效性的政策约束。如何在特定发展约束下协调长期稳定与短期增长之间的矛盾？如何识别政府调节工具的制度属性并发挥其对经济社会与人类发展的综合影响？如何评价制度与政策的综合绩效？等等。
（二）由逻辑出场不同而划分的“问题”类型
在经济学研究中，遵循“问题”的如上内在规定，选定特定层次“问题”下的某一主题进行研究，目的在于阶段性地解决与这一主题相关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或者说，在于寻找如何优化改进的答案。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则应围绕所选主题展开一系列铺垫性的研究，譬如应首先分析这一主题变量的概念界定，其次探析影响这一主题的关键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得知从哪些方面进行完善、促进或提升，而这些研究的综合便构成了所选主题的体系框架。该体系框架下所涉及的“问题”，按照研究过程的逻辑出场，至少应包含前向性“问题”、同向性“问题”和后向性“问题”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前向性“问题”，主要关注和回答概念界定和影响因素方面的问题。就概念界定而言，应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揭示所选主题的理论特质，并尽可能地设计测度公式、构建指标体系和运用统计数据来测算主题变量的现实状况，以揭示其历史演变特征，并结合思想演化和政策演变的轨迹在时序分析和空间比较中发现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很明显，对这一“问题”进行关注和解答并不是研究的最终目的，只是为回答为什么会有优势与不足（或者说出现优劣的影响因素）提供了研究铺垫。而基于理论认知和现实观测来挖掘主题变量的影响因素，并揭示这些因素影响主题变量的传导机制，以及运用经验数据展开科学有效的检验，则成为概念界定之后的一种延续，它们共同构成了前向性“问题”的两大支柱。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前向性“问题”的过程中，并不是必须使用经验数据来展开经济计量的检验。本文之所以提出这一可选的步骤，是因为计量检验能够使“现代经济学家之间十分清楚他们的共同基础是什么，万一出现意见的分歧，沿着推理的思路逆流追溯，也很容易找到分歧的所在，能够明确什么是进一步需要研究的问题，这又使得讨论问题和探索问题的效率大大提高”。因此，门格尔尽管意识到“用纯粹经验方法验证精确经济理论，完全是方法论上的无聊之举”，却依然强调“如果我们能在获得精确知识之同时，又使这种知识合乎真正意义上之完整经验实在，那将最为可取”。
第二种类型是同向性“问题”，主要关注和回答主题变量的变动对经济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或绩效。之所以称为同向性“问题”，是因为相比于前向性“问题”侧重于解释主题变量的形成，其则侧重于关注主题变量与同一时空下其他经济社会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借此得以辨识主题变量在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中的重要性，当然也可以更好地观测经济社会体系内部的运行机制。所以，如果将B定义为主题变量，A定义为影响B的因素集，C定义为受B影响的变量集，则前向性“问题”主要关注A对B的影响，而同向性“问题”关注B影响C的传导机制与数量关系。在所选主题变量的研究体系中，前向性“问题”可以理解为是同向性“问题”的基础，而两者都置于一步步地接近“如何使主题变量变得更好”这一问题的回答中。在方法上，同向性“问题”中的传导机制分析重在通过观察来从理论上解释主题变量对其他经济社会变量带来了哪些影响，而数量关系的分析则以此机理为基础对其中出现的理论命题展开典型事实的分析和经济计量的检验，并进一步观测理论命题的解释力度。这种“通过观察、理论（解释）和再观察来系统地探索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现象”的行为即是现代经济学具有科学特质的研究范式。
第三种类型是后向性“问题”，主要关注和回答如何使主题变量变得更好，或者说优化和改进的路径与对策。由于其侧重于达成未来的某种向善状态，因此这种“问题”具有后向性特征，即变量是否变好取决于制度改革和政策实施后事情发生的前景呈现。在研究归类上，对后向性“问题”展开研究是一种政策性的理论研究，应基于所挖掘的关键性影响因素提出改进的路径与策略，并对不同的策略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和社会效应进行尽可能的前景预测和政策预估。因此，后向性“问题”是前向性“问题”和同向性“问题”的延伸，它们共同撑起了经济学研究体系的框架，是丰富经济学乃至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三步曲”。应当提及的是，基于影响因素而提出改进路径和策略，只是回答后向性“问题”的一种思路，它并不能回答政策应指向谁，或者说应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才是一种改进。这就要求回到以人为本的初心，回答政策能够满足人们哪些方面的发展需求，并借此制定贴切的政策目标。只有这样，所设计的政策和策略才能有的放矢。正如门格尔所指出的，“研究经济政策的学者，若不考虑赖以实现某一政策目标之条件，而简单地建议或拒绝某项规章……类似于一位医生，根本不考虑患者病情，就制定出特定治疗方法。”
三、中国特色的经济“问题”
在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研究实践中，围绕人本导向、现实关怀和本土特色，中国经济学应重点关注“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在逻辑顺序中，应首先总结“中国经验”，进而基于所积累的经验和提炼的理论来挖掘和解决当下的“中国问题”，最终既“稳”又“远”地走好“中国道路”。
第一，如何总结“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从内涵上看，“经验”并不应被狭隘地理解为只是一种成功的经历，而应当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概念。大略而言，凡是在中国所发生的种种——历史的，现实的，都可以叫作中国经验”。因此，凡是过往，皆为成就现在的“经验”；凡是历程，皆为昭示未来的“经验”。这些“经验”叙述的是特定主体在特定时间下的发展场景，因此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在中国特色经济学中，“特色”即是中国的发展经验，也是基于此而形成的经济理论。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国围绕人本导向这一发展主题，在时序上经历了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与确立、收入分配制度的形成与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争鸣与确立、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与完善、农地经营与流转制度的变迁、开放自由度的不断扩大、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财政关系的理顺与税收体系的形成、金融市场的现代化改革与监管体制的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与形成、人口生育与社会保障政策的相机演变、乡村振兴的制定与实施、扶贫脱贫的推进与达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设计与深化等许多重要而独特的历史阶段，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之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围绕这些制度改革主线所进行的框架构建和细节优化，以及由此而衍生的配套性经济社会制度和政策的改革与完善，无不遵循着如何更好地促进中国人民的发展这一基本导向，无不在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而增进民生福祉的过程中追寻并实现着一种更加美好的生活。从这些发展实践中所总结的经验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积累了丰富而经典的素材或“问题”。以这些“问题”为研究导向，从实践中挖掘“中国故事”，并在解释“故事”演绎的“游戏规则”中提炼出经济理论，也就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要“特色”，当然也就成了创新之源。
从学理上看，以“中国经验”为样本而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学科构建至少有两个方向。一是专注于单一制度经验的理论阐释。由于这些制度经验所涉及的理论可以归属为不同门类的经济学二级学科，因此暂且割裂特定制度经验与其他制度经验的联系，并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对单一的特定制度经验进行理论解释，可能是一种相对简单和快捷的理论创新之路。从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国内外众多学者均基于自身的研究方向和学科积累，在某一相关的制度经验上做了与如上方法相似的阐释研究工作，形成了愈加丰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为中国特色经济学“大厦”的构建奠定了丰富而稳固的“基石”。二是专注于综合制度经验的体系构建。与上述第一种方向下形形色色的理论创新不同，这一方向的创新倾向于构建一种综合性的理论体系，其能够将那些隶属于不同经济学二级学科的制度经验纳入统一的逻辑框架下，并能够对中国的发展经验给出完备而严谨的理论解释。因此，那些众多的、看似毫无关联的制度经验在这一综合归纳下呈现出了一种内在的联系和外在的秩序，尽管其在很多不愿站在高处的人看来仍然那么“混乱无序”。而要完成这一野心勃勃又困难重重的工作，似乎至少应在概括出所有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继续高度地、抽象地寻找出它们的交集或共性。很明显，这种共性应是制度分化的源头、逻辑演化的起点以及学科分化的开始，它可能是所立足的思想、要达成的目标、应关注的对象和所运用的工具。可是，站在另一遥远末端的我们似乎总是无法看清这一源头或起点，于是错误地认为构建这一体系几无可能，但是，它却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地存在着。
第二，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与任何社会形态一样，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发展问题，且这些问题在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或将愈加突出。因此，解决这些现实问题也就成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而这些问题从本质上来看依然可以溯源于以人为本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是因为，处在新发展阶段的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本质仍然没有发生改变，而继续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则成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路径。这就是说，解决“中国问题”应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转移到生产力的研究中来，它可以具化为对微观层面的个人增收和企业绩效、中观层面的行业增长和产业升级、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等重要话题的研究。因此，中国特色经济学要解决的“中国问题”既包括个人与企业的生产决策、经营方式和管理效率，又包括行业与产业的区域规划、政策激励和制度约束，也包括地区和国家的发展理念、生产总量和经济结构，同时还包括发展生产力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所带来的一系列效应等。这些“问题”的最终指向都是这一系列经济活动的参与主体——“人”，都应以“人”在其中所得到的效用满足、福利增长和幸福提升为基本约束条件。只有使发展成果为人民群众所共享，社会主义中国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人民才能过上美好生活，“人”才能实现全面自由发展。
应当辨清的是，解决“中国问题”承托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并不是“唯生产力论”。与此同时，仍应关注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按照罗宾斯的观点，“经济学被分成了两大部分：一是生产理论，一是分配理论。前者的任务是解释决定‘总产量’大小的原因，后者的任务是解释决定总产量分配于不同的生产要素和不同的人之间的比例的原因。这两个标题下的内容实际上差别很小。”这就是说，包括分配关系在内的生产关系的优化与发展生产力一样，都是解决问题和促进发展的两大关键的手段。在制约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诸多问题中，诸如教育质量问题、贫富差距问题、资源环境问题、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结构失衡问题的形成都可以不同程度地归咎于生产关系的相对落后。因此，中国特色经济学在注重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亦应关注生产关系的优化，尤其应关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类分配关系，应处理好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分配格局，既应处理好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税收分配关系，又应处理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生产资料分配关系，更应处理好居民内部之间的公共资源分配关系。这是因为，公平有效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有序的分配格局不仅是发展生产力的制度保障，更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实现居民共同富裕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有效手段。因此，与生产力维度一样，关注生产关系层面制度的演变及其产生的经济社会效应，并以此推进和完善制度改革，都是“中国问题”里应予关注的重要对象。
第三，如何走好“中国道路”？以“人”为导向使人们过上美好生活并促进其全面自由的发展，应在总结并借鉴“中国经验”的基础上解决“中国问题”，以在突破各个不同时期发展约束的过程中实现人们财富、闲暇、艺术和知识等中介变量的增长。对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及政策实践而言，要达成这些阶段性目标应坚持走好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从发展思路上看，首先，在根本上应坚持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从内涵上看，一种质量更高的发展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发展，是一种在追求一定增长数量的前提下依托于“五大发展理念”，使效率更高、结构更优以及技术更新的发展，是一种能够将生产成果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所共享的发展。因此，坚持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不仅应关心经济本身的发展，更应关注发展之后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所能获得的福利提升，这就要求继续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激励作用和改革红利。其次，在目标上应坚持走好“现代化强国之路”。建党百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奋斗历程，将来亦必将迎来“强起来”的光辉时刻。因此，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是富有特色的“中国道路”。实现这一目标，应坚持以人为本，从思想理念、生产方式和生活场景等方面全方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后，在本质上应坚持走好“共同富裕之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从理论上来看，共同富裕的“共同”属于分配层面的生产关系范畴，强调成果的共享和分配的公平；“富裕”则属于效率层面的生产力范畴，强调质量的提升和福利的改善。因此，在新发展阶段下走好“共同富裕之路”既应注重效率的提升又应注重分配的公平。
从具体策略上看，首先，在供给侧应坚持走好“创新驱动之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应回到“人”这一主体来提升创新的能力和欲望，应依托于教育特别是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来提升人的创新素养，应依托于制度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来增强人的创新保障，应依托于市场特别是有效市场需求来激发人的创新活力。其次，在需求端应坚持走好“增收减税之路”。获得财富并在消费中获得效用是人们从事各类经济社会活动的主要动机之一，是人们过上高质量生活的基本保障。促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应以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为根本前提，这就要求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将“蛋糕”更多地分配给居民，应通过增收和减税“双管齐下”地增进民生福祉。因此，走好“中国道路”应坚持走藏富于民的“增收减税之路”。再次，在区域层面应坚持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在工业化进程中，尽管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农业地位依然重要、农村土地依然广袤、农村人口依然巨量。因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不应落下农民群体和农村留守人群，不应出现“大厦之侧是棚户”的对立景象，而应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等方面全方位改善农村的生活质量和生产环境，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走好区域协调发展的“中国道路”。最后，在模式上应坚持走好“数字经济之路”。以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基础的数字经济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走好“数字经济之路”应坚持人本导向，应围绕“人”这一主体来增强数字经济的供给能力、拓宽数字经济的需求场景，通过数字技术的进步和数字应用的普及来为数字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注入推力和拉力。
（注和参考文献略）
原载《经济学动态》2023年第1期，全文可见经济学动态网站“最新目录”栏目，或点击微信页“阅读原文”。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经济学动态”。
转自：“刘西川阅读写作课”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