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霁洁、郑雯 | 民主的困惑：美国媒体建构的“民粹主义”及其政治与社会意涵

【摘 要】民粹主义正在经历“重要论述时刻”。本文运用MAXQDA质性资料分析及相关统计分析，提炼出美国媒体报道中民粹主义的三种话语构型和八类表征框架，从“民粹主义话语”的社会语境中深化我们对民粹主义价值观和民粹主义实践的理解，以期在更宏大的政治文化和公共空间中探讨西方主流媒体对民粹主义建构的内在逻辑及其政治社会意涵。研究发现：西方主流媒体建构的民粹主义往往基于对民主的困惑和“重新校准”存在；尽管美国媒体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和政治制度的卫道士的角色”，但当代左翼话语崛起，意味着美国媒体部分表现出反思和重建文化权威的尝试；对抗极端右翼的自由国际主义话语仍然是美国政治社会观念的主流。

【关键词】民主  民粹主义  美国媒体  左右翼  文化权威

郑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作者信息：黄霁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澎湃新闻记者。郑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通讯作者。）

民粹主义正成为一种“全球趋势”，超越制度差异，在世界格局转型的关键阶段，作为社会思潮、社会运动、政治策略、社会心态等，在各个角落生根发芽；拥有不同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的人们，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在频繁使用民粹主义这一术语，使得这一概念成为被广泛关注、多元解读的重要社会话语，热度持续上升，甚至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成为主流社会观念。

长期以来，民粹主义的概念存在多义性和模糊性。学界针对民粹主义的研究，亦有多重界定、理解方式。一类研究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思想体系，“社会最终从根源上分成两个内部同质却互相敌对的群体——‘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政治应该是共同民意（general will of the people）的表征”。在这类研究取向中，民粹主义被视为一种反抗政治，通常被认为具有反建制的内涵，对现有体制持质疑态度，“既反对既定的权力结构，也反对社会的主导思想和价值观”。另一类研究则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经验现象，表现为一种政治策略、政治行动或政治风格。比如，政治人物通过煽动选民的焦虑来获取选票的策略性行为，动员怀有不满情绪的群体的直接的、非制度化的支持行动，或是使用情感丰富的极端语言表达以形成政治风格。在这类研究取向中，民粹主义使用简单、直率的语言，也提供简单、直接的政治分析和解决方案；民粹主义具有表演性，体现在“诉诸‘人民’、强调分裂与危机、对政治领域‘正确的’行为方式进行蔑视”等。近年来，关于民粹主义的“话语”研究兴起，通过测量不同话语文本（如政党宣言、媒体文章）中民粹主义的“程度”，把民粹主义看成是一种思想框架，使得测量民粹主义的离散表达成为可能。一些研究区分了“政治上生成的民粹主义”（politically generated populism）和“媒介生成的民粹主义”（media generated populism）或“政治和媒介传播中的民粹主义”（populism in political and in media communication），考察民粹主义在媒体中是否扩散，媒体是抑制还是促进了民粹主义等问题。但是，以上研究都基于一个共同的起点，即“民粹主义”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价值观念”或“事实”，忽略了民粹主义作为一个模糊的意识形态及发展中的政治实践的变动性，及其在不同社会语境中的“被建构性”。

事实上，无论是价值观取向的“民粹主义”，抑或是经验现象中的民粹主义实践，都远非先天的、固定的存在。作为一种全球性与区域本土化并行的政治实践，民粹主义生长于具体的、特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里。相比于“民粹主义是什么”的问题，“社会语境如何成为民粹主义阐释和定义的政治、文化背景”亦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民粹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之间，有复杂多元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并在近年来呈现出各富特色的实践样态。在这一过程中，民粹主义成为了意义生产、交换的焦点。大众媒介、主流媒体对各种具体的民粹主义事件、案例等经验现象进行报道，“中介”了文化观念与社会意识，亦推进着对民粹主义价值观的阐释、维系与重塑。

本文探讨美国媒体“建构”民粹主义的文本符号、表征框架与话语构型，从“民粹主义话语”的社会语境中深化我们对民粹主义价值观和民粹主义实践的理解，以期在更宏大的政治文化和公共空间中探讨西方主流媒体对民粹主义建构的内在逻辑及其政治社会意涵。 

一、“重要论述时刻”：民粹主义的三重话语构型

在美国，民粹主义正在经历“重要论述时刻”。

从国内局势看，经历长期的经济增长乏力与失业压力，美国政府推出一系列救市与刺激经济计划和福利政策，但这些举措未能取得很好的成效，反而被认为增加了美国人的赋税负担，不断激起民粹主义事件。2009年，茶党运动反对政府对自由经济的干预，反对经济不景气下推行的医疗改革，反对税收过高，其支持者大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中产阶级、新教徒等，成为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典型。2010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其支持者认为，美国经济发展长期不均衡，贫富差距急剧加大，社会财富的大多数集中在美国富人手中，提出“1%对99%”的抗议，成为左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典型。美国不同阶层、群体对美国社会现状不满，提出了不同的政治诉求，其实践结果殊途同归，都集中到民粹主义运动中。事实上，美国政治极化现象长期存在，左翼经历的是权利观念不断上升，“相对剥夺感”强化，认为精英主义绑架了美国民主；右翼体会到的是相反的叙事，即美国社会的左倾冲击着自由市场、传统伦理文化、国家安全局势，让右翼的历史地位不断下降。左右两翼各自为营，为了利益互不相让，“民主党与共和党成员相互的厌恶在这十几年来不断恶化”，从而在“否决政治”的环境下，直接将国家决策推入困境。从国际形势看，美国虽然依然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其世界地位不再稳固，传统的美式价值观衰落，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政治发展模式，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能力受到来自“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挑战，美国作为自由民主政体的代表不再是全世界的灯塔。

民主危机、政治极化、贫富与阶层差距、国际地位下降的社会语境成为美国民粹主义崛起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处于社会矛盾爆发、国内外环境变革时期的美国，多元利益诉求和分裂的话语观念并存，特别是特朗普2016年当选为美国总统，总统候选人桑德斯受到选民欢迎，均被认为体现了美国社会民粹主义的潜能，为美国政治和国际格局带来了重大影响。可以看出，每当美国政治领域有所变化时，“民粹主义”概念就会成为各方话语的中心。在特朗普主掌美国政治的关键时期，建构民粹主义的媒介文本海量出现，围绕民粹主义的分歧性表述大量产生。民粹主义作为一个表征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术语成为意义争夺的焦点，围绕着特定语境中的特定文本形成的传播实践成为了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媒介内容内含着复杂的意识形态、文化与意义结构，在这一“重要论述时刻”，美国主流媒体在生产与阐释民粹主义的过程中调用了多重话语资源，成为研究民粹主义、研究西方主流媒体与社会关系乃至当前西方政治环境的合适时机。

本文以2016年至2017年间，美国媒体对民粹主义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基于道琼斯（Dow Johns）品牌下拥有8494个美国媒体新闻来源的Factiva数据库，以“民粹主义”（populism）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发现2016、2017年的报道数量分别为6521篇、6742篇，达到了2000年以来的报道高峰。在2015年这一数字还是2206篇，2000年时只有860篇。可以说，这一时间区间有关“民粹主义”（populism）的媒体报道急速上升，讨论尤其活跃，符合“重要论述时刻”的研究需要。笔者使用“关键词populism，在文中出现两次以上，并在起始100字内出现”为搜索条件，设置日期为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选择资讯来源为“美国”的所有英文媒体中进行搜索，以尽可能包含媒介技术和机构差异下的多元意义生产。同时，对搜索结果全文通读，辅以人工剔除无关样本；删除仅提及民粹主义一词，但未在上下文对民粹主义做出解读的样本；删除书讯、活动报告、讲座告示等，最终获得278篇高度聚焦的深度阐释性报道，包含消息、评论、专栏等多种形式，涉及主流大报、电视台文稿、地方报纸等多种媒体类型。为便于行文，后文将通过固定的数字编码对相关报道予以论述或引用。

本文引入福柯的“话语构型”（discursive formation）分析思路，运用计算机辅助质性资料分析软件MAXQDA对样本进行质性文本分析。当针对同一议题，反复出现类似的讨论与言说，汇聚为“观念从”（duster of idea）或“知识形态丛”时，我们就可以视其为一种“话语构型”。基于这一思路，本文采用“文本符号-定义框架-话语资源”的类型学框架来呈现美国媒体对民粹主义的建构。从具体的经验材料看，文本符号指词、句等典型描述，定义框架指对民粹主义总体的论述表征，话语资源指相关定义框架背后更深层次的文化与观念构型，它在文本中未必是明确可见的，却通过共通的文本符号和定义框架得以展现，或代表了“某个社会群体中大多数人的观念”。因此，本研究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话语资源）影响了美国媒体“怎样”（定义框架、文本符号）去表述和建构民粹主义？

依据这一分析思路，笔者提炼出美国媒体报道中民粹主义的三类话语构型：民主的困惑话语构型、当代左翼话语构型与自由国际主义话语构型。在这三种话语构型的影响下，美国媒体阐释民粹主义的表征框架表现为反建制、人民与他者的对立、人民掌握权力、普通人的抗争、反对财富阶层、反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民族主义与保护主义等八种类型，各自对应代表了“观念从”的若干文本符号。质性文本分析的类型学结果如表1所示：

表1：美国媒体报道中民粹主义的三类话语构型

二、民主的困惑：作为“民主重新校准”的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民主自身投射来的一种阴影”。两者共享主权在民和人民至上的核心意义，但在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的问题上，两者分道扬镳。当民主制度正常运转时，民粹主义隐而不显；反之，民粹思想激荡鼓动，民粹运动风起云涌。民粹主义思想虽不及民主的观念那般源远流长，但作为一种时隐时现的社会思潮，也已经历百年历史。

自从19世纪30年代美国确立了民主制度开始，“民主的困惑”话语就伴随美国社会，从未消失。有学者认为，美国在历史上多个阶段都曾“爆发‘民主困惑综合征’”，在1890、1930、1970年代等时期，这一话语间歇性地成为美国的主流社会观念。“民主的困惑”强调对美国民主遭遇的制度性挑战进行讨论，尤其当美国出现经济、社会问题时，大量的讨论集中于民主的“政治衰败”，表征为“要什么样的民主”，也就是当民主制度遭遇因思想固化、形成权力共同体的功能失调时，当民主制度的效率下降，改革难度加大时，制度应该如何有效运行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话语并非是对“民主”的否定和替换，而是强调对制度进行批判和改革。指出“困惑”和“危机”的美国政治学家福山，也是冷战后提出“历史的终结”的学者，其认为，民主制度是政治制度探索的终点。一些后现代主义学者甚至认为，民粹主义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有前途的政治选择，此时有发达的社会基础和条件得以让人民主权、直接民主等理念实行。

民粹主义推动了民主的“重新校准”。当美国媒体作为建制派的忠实拥护者建构民粹主义时，“民主”总或隐或显地反复出现在文本中，成为主流媒体征用的关键符号。可以说，不少媒体谈论民粹主义的基点即“民主的困惑”。这一话语深深根植于美国政治观念中，在对民主制度进行反思的同时，是主流社会捍卫民主制度的深层价值观。在这一话语资源下，美国媒体对民粹主义的定义体现在“反建制”、“人民与他者的对立”与“人民掌握权力”这三个表征框架上。

（一）“反建制”：民主制度性问题的反弹与修正

有学者认为，民粹主义意味着普通民众反对没有满足平民需求和愿望的既有体制与建制派精英，对垄断权力、财富、文化与知识的统治阶级不满，从而成为“反建制”的同义词，意在“挑战当前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在这一框架中，民粹主义被定义为对建制派的反对，一些媒体在报道中直接使用了“反建制民粹主义”（anti-establishment populism）的表述，典型文本描述为“对统治精英的异议”、“对建制派的愤怒”、“左右翼政治坍塌”、 “对政府的不信任”等等。在反建制框架中，民粹主义和民主的困惑成为因果关系。美国建制派精英没有“倾听”人民的声音，因此“民粹主义激励不满的民众采取行动。”（141），而“不满”或“不信任”的指向词包括“特权精英”、“政府”、“传统的左翼和右翼”等等。反建制框架强调民众在现有制度下的挫折感/不满这一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这一点契合了学者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源自“沮丧”的反弹。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媒体在使用反建制框架定义民粹主义时，并不简单地认为民粹主义就是对“特权精英”的抗议，而是在民主的制度性层面进行话语生产：这一框架倾向于把政治人物分为建制派vs.民粹派，强调政党的衰落，给了“局外人”可趁之机，而民粹主义就是“局外人”的政治策略，是选民的替代性选择。如“民粹主义候选人是建制派候选人的对立面，只有当足够多的人对当前的政治体制感到不满，以至于他们觉得当权派候选人无法扭转局面时，他们才会获得权力”（199）；民粹主义是“当一部分选民认为他们的担忧没有被听到的时候，候选人，通常是局外人，承诺成为‘人民的声音’”（275）。美国媒体选择以此作为民粹主义话语生产的焦点，其背后凸显的共同问题指向“民主的困惑”。如有媒体认为，“唐纳德·特朗普的胜利符合一种全球趋势，即民粹主义战胜了人们眼中的自由民主的低效和腐败”（198）；“只要民主精英和制度继续无法应对当今的挑战，民粹主义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207）；“民粹主义的剧变可以被视为对政党的一种纠正，这些政党已经偏离了普通民众的关注，或者可以说是‘民主的重新校准’”（96）。

（二）“人民与他者对立”：担忧民主制度中的权力制衡机制

在“人民与他者对立”框架中，民粹主义者宣称只有他们才能代表人民，而其他政治竞争者都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其中人民是纯洁的一体，是正义的一方（111），而对立的一方通常被称为“腐败的精英”（145、257、72、214、91、251、142、211）。比如“ ‘寡头政治’、‘政治家们’、占主导地位的种族或宗教团体、‘华盛顿圈内人士’、‘富豪政治’或任何阻碍人民实现富足的团体”；比如 “政治精英（党派人士、政客），经济精英（银行家、资本系统），有时也是文化精英（作家、学者）”。

在这一表征框架中，领导人的位置突出，如“人民的权力，被一个受欢迎的领导人所感动”（22），“强调一个富有魅力的领导人，可以团结不同的意志，因此不需要反对和制衡的空间”（72）。不同于学术话语中强调的“对克里斯马型政治人物的依赖”，大多数美国媒体在使用这一框架时，是以批判的视角进行阐释和言说的，侧重于认为政客垄断了对人民的代表，来对抗或指责其他政治对手，由此获得权力来源（145、262、257、214、72、251、18）。民粹主义否定了民主制度中的制衡原则。如《匹兹堡论坛评论报》的一篇报道就把民粹主义视为一种“愤怒”的“失控”，“这是一种‘刀叉加火把’的政治意识形态，它坚称，任何参与或当选公职的人都是坏人”（277）；《时代先驱报》认为，民粹主义具有排他性，“民粹主义者在竞选公职时，把他们的政治对手描绘成不道德、腐败精英的一部分；在执政时，他们拒绝承认反对派的合法性”（151）。

这样的阐释使得民粹主义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当使用人民和他者的对立框架时，美国媒体认为民粹主义还具有以下三种特质：提供简单答案、情绪化与非程序性。民粹主义是盲目的（22），是人们想要寻求简单、快速和消极的答案（192、208），因此民粹主义者不关心长期的政策制定，而是要尽快创造短期经济利益来确立自己的地位（71、72）。在这种程度上，民粹主义只能是一种“抗议”（22），总是以“一个明确的反面人物来讲述更简单的故事”（258）。在这一框架中，选民的形象是非理性的，他们是“魅力领袖领导人”的“狂热追随者”，政治家们利用民众的不满，诉诸情绪化的感染力，展现他们能够改变系统的影响力。

和反建制框架类似，在人民和他者的对立框架中，媒体也认为民粹主义脱离于原本的民主程序之外。如《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的一篇地方新闻这样论述，“候选人现在可以利用民粹主义不满，挑战或接管现有的政治当权派，诉诸于煽动性的技巧，不用依靠某个政党就可以竞选公职”（70）。《华盛顿邮报》一篇评论认为，“在大多数民粹主义政权中，民主变得不自由，民粹主义者把他们的领导人和追随者定义为全体人民，把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都定义为人民的敌人”（43）。可以看出，人民和他者的对立框架背后蕴含了对民主制度的集中担忧，民粹主义被表征为一种负面的意识形态，非理性、非程序性地改变了原有的政治秩序，对民主造成挑战，可能会滑向极权主义深渊。从这个层面上，美国媒体完成了“民主的困惑”的第二重话语建构。

（三）“人民掌握权力”：呼唤民主制度改良

在人民掌握权力的表征框架中，“人民”是一个抽象、模糊的概念，民粹主义被认为是人民重新获得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力，突出民主制度中“人民主权”的部分，强调政府与民主制度最终应当反映人民的意愿，以此建构民粹主义的内涵。选民“发出自己的声音”（33），“权力属于人民”（180），民粹主义是“一种人民的声音需要被听到的想法”（202）。

和反建制框架不同的是，这一框架并不突出人民对具体政党的不满，而是侧重于指出民众一方的力量。在这一框架里，民粹主义往往被正面地描述。比如，《纪事报》提出，“民粹主义是支持普通民众为自己的生活争取权力而进行的民主斗争”（223）；《华盛顿时报》认为，“民粹主义是对智慧的相信、对普通民众美德的相信”（240）。民粹主义基于民主的核心认同获得合法性，是“民主的困惑”话语的第三重再生产，是对民主制度改良的呼唤。

三、当代左翼话语崛起：作为新自由主义后果的“民粹主义”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社会出现了一股“作为与保守主义（右翼）相对并偏向于社会主义的西方左翼思潮”。这股左翼思潮在金融危机之前已经浮现，集中体现在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上，“与‘新自由主义’的对抗和竞争构成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左翼思潮演进的核心理论主题”。受冷战意识形态影响，美国主流社会话语中倾向于“左”的理念并不流行，甚至长期遭到排斥，阶级话语一向是处于边缘位置的。如今，当代左翼话语崛起，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的批判，重新强调平等、公正等理念。作为一种“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反话语，其中包括了另类的因果认知和对全球秩序中的公正与公平的另类看法”，以左翼话语对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进行重新解释，成为当下美国社会问题的一种“解药”。表现在对民粹主义的意义生产中，即“普通人的抗争”、“反对财富阶层”、“反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这三个表征框架上。

（一）“普通人的抗争”：历史性的草根运动

“普通人的抗争”框架中，民粹主义强调来自底层的力量。“人民”在美国的媒介话语中被替换为“普通人（common man）”、“小人物（little guy）”或“普通民众（ordinary folks）”。民粹主义被认为是一种“草根运动”，显示出模糊而激进的底层立场。“民粹主义者应是每一个州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美国人”（89）。

这一框架将民粹主义的词源追溯至19世纪末的美国历史，当时美国中部农民反抗大企业，人民党（populist party）一词出现在媒体报道语境中。这段历史作为互文性的文本被调用在今天对民粹主义的阐释中，与当下的社会议题相勾连。如《华盛顿月刊》的一篇报道描述：“这个词本身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初，正如历史学家迈克尔卡辛(Michael Kazin)所指出的，当时记者们用它来形容新成立的人民党成员。这些拥有大写P的民粹主义者和我们一样，面对的是一个垄断者正在迅速收紧对经济各个领域的控制、将巨额财富和政治权力集中起来的美国。”（248）

（二）“反对财富阶层”：左翼阶级概念的激活

反对财富阶层框架中，民粹主义聚焦经济层面，强调对经济精英的不满，认为民粹主义根植于“那些受到经济变化打击的人的不满”（224），是和资源分配密切相关的（56）。当代左翼话语资源中的“贫富差距”、“财富两极分化”等理念被调用在对民粹主义意涵的建构中。如《皮卡尤恩时报》的一篇新闻认为，“民粹主义通常是由经济差距、错位感和对精英的愤怒推动的”（104）。

在反对财富阶层框架的语义域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阶层”或“阶级”（class）这一典型左翼概念的激活，从而将民粹主义建构为一个特定阶层对抗另一个特定阶层的产物。与此相关的典型表述有：“术语‘民粹主义’通常指涉来自弱势阶层（underprivileged class）的人”（78）；“在心怀不满的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中引起共鸣……以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让富裕的精英阶层从中受益（254）”。在这里，反对财富精英阶层的图像是相对模糊的，而反对者的主体位置是清晰的，以工人阶级（260、237…）或中产阶级（80…）为首。甚至有美国媒体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不加掩饰的阶级运动（a class movement）”（89）。但与普通人的抗争框架不同，反对财富阶层框架中的民众不是抗争的积极力量，而被当成结构性不平等的“受害者”，他们也不等同于美国普通人的底层，而是撑起美国经济的工薪阶层。

（三）“反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经济压力下的身份焦虑

反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框架中，民粹主义被定义为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一种反应，打破了“全球化是不可逆的历史进程”的叙事，体现了当代左翼话语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具体到文本中，《华盛顿邮报》若干报道都采用了这一框架，认为民粹主义是“对更加自由化的贸易和国际一体化的反弹”（50）；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明显不公正和文化现代化的压倒性的愤怒”（97）。 

这其中，存在一个典型的表述即“全球化的失败者”或者“那些被全球化遗留的人”（171、102、101），这部分人“感觉被精英抛在后面，感觉被全球化遗留”（102）。“白人身份焦虑”与之高度相关。这种焦虑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造成一部分人经济上的弱势，他们转而寻找文化上的怀旧认同，将移民看作是“替罪羊”（10、41、140），认为全球化威胁到他们的文化身份（118、121、264）。如《大西洋月刊》认为，“民粹主义高涨的西方国家的共同点是移民，经济停滞和困难已经引起了一种对人们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文化焦虑，将移民拒之门外的愿望”（60）；《华盛顿邮报》认为，“我们在英国和美国看到这种民粹主义对全球化和移民的强烈反对，这可能并不奇怪。因为正是在这些国家，撒切尔和里根推出了最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政策”（83）。

民粹主义成为了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后果，尽管与下文的排外主义、保护主义框架都关注自由主义与全球化，但这一框架更强调被剥夺的社会群体，更强调传统价值观的回归，其落脚点基于批判经济上的社会不公，归属于当代左翼话语生产范畴。

四、坚守“自由国际主义”：对抗排外主义、保护主义的民粹主义

二战后，经济全球化、国际联盟和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话语，国际主义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建立更广泛共同体的展望和实践”。在这一思潮下，发源于自由主义的“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理念崛起，认为美国需要也应当成为国际事务的引领者与主持者，在全球领导国际秩序。与此同时，近年来被认为与本土主义、排外主义、保护主义等高度关联的民粹主义思潮大大冲击了西方自由国际主义价值观。学术界往往把这种类型的民粹主义与右翼政治联系在一起。

美国媒体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大量自由国际主义话语资源，通过将民粹主义建构为反对种族平等、反对自由贸易、反对全球治理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指认这类思潮为极右翼民粹主义，以此坚守变化的世界格局下自由国际主义在美国社会的应有位置，具体表现在对抗“排外主义”、“保护主义”两个表征框架中。这一话语强调美国与外界的关系，希望重新唤起对全球化的拥抱，认为是美国与他国之间的裂痕、美国切断与国际社会的关联，导致了经济上的逆全球化以及国际合作的减少，而不是强调美国国民的文化与身份认同。

（一）“排外主义”：极端民粹主义挑战全球秩序

不少美国媒体认为，民粹主义就是在移民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但不同于当代左翼话语对“反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论述，排外主义框架强调的是不理智的右翼极端主义，而不是经济低迷导致的身份焦虑和对不公平的反抗。语义域中是否出现经济议题是分辨两者的最主要依据。另一个区别的关键点在于，排外主义框架中，一部分媒体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包含在民粹主义的阐释中，以批判的话语召唤全球一体化、种族平等等自由国际主义话语资源。如“民粹主义者宣扬一种错误的安全感，认为有了围墙和篱笆，我们就能解决所有问题”（221），民粹主义是“对外人的厌恶、边境的加强以及对一体化世界概念的厌恶”（243）。

一些媒体采用 “全球治理”、“全球秩序”等表征符号，论述民粹主义对全球政治秩序带来的挑战。如《华盛顿邮报》一篇专栏文章指出，“美国一直是支撑大多数全球治理结构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支柱。民粹主义者往往不喜欢精英阶层，不喜欢与之抗衡的权力来源，不喜欢对主权的侵犯。全球治理擅长制造这三种东西，使它们成为全球民粹主义者容易攻击的目标。（64）”；另一篇社论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排外的本土主义”，“在战后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和英国政治经常并行前进的事实巩固了西方联盟，巩固了全球秩序，现在这很尴尬”（269）。

（二）“保护主义”：对联盟和相互承诺的敌意

保护主义框架将民粹主义定义为反对自由贸易，倡导美国优先。民粹本质上是“对联盟和相互承诺的敌意”（162）。虽然这一框架也认为民粹主义拒绝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但这不同于当代左翼话语中反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框架的“反弹”。民粹主义没有被描述为全球化的不良后果，美国媒体采用的立场更多的是对（反自由贸易的）民粹主义的拒斥，即重申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价值。

在保护主义框架中，就业和失业是核心议题，全球化造成了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的脱节（60、86、87），对自由贸易的拒斥被认为是不明智的。金融媒体《Barron’s》认为，民粹主义“对全球主义的设计师、过去70年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的捍卫者和主要受益者美国来说，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风险”（107）；《华尔街日报》评论指出，民粹主义是选民“被繁荣的空洞承诺所迷惑，被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所驱使，支持一项将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离开来的议程”（53）。

五、重建权威？——建制派的美国媒体与左右翼博弈

民粹主义的媒介话语实践虽然是多重的，但是却隐含着话语秩序的固化，这缘于作为“建制派”的美国媒体在当下美国的社会地位。长期以来，美国媒体与主流社会文化、政治理念同构，趋于稳固和强化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表现为美国媒体对非建制人物与运动的排斥，和对传统政治制度与理念的维护。20世纪晚期，美国成为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领头羊，“建制派”美国媒体亦日趋垄断，进一步精英化，不仅指向对主流观念和体制的认同，还指向对民主、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化等理念不言自明的维护。

与此同时，2016年美国大选，美国媒体被指忽视了中西部“锈带”“被遗忘”的白人选民民意，忽略了底层人民的声音。特朗普当选后，动用社交媒体设置自己的议程，将传统媒体置之度外，多次斥责纽约时报、CNN等主流新闻媒体制造“假新闻”，打破了以往媒体与政府“小骂大帮忙”的关系模式。美国媒体公信力遭遇危机，标志着整个社会中，“原来拥有‘社会文化领导权’的新闻媒体权力的衰落”。信任危机让美国媒体在越发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在各种新传播形态的冲击中面临更大的文化权威挑战，必须不断地维持、重塑、协商相关价值理念，其中就包括原本主流的民主观念和自由市场理念。也因此，民粹主义被放在民主的困惑、自由国际主义的话语中被叙述、定义、阐释。与此同时，更贴近底层民众的当代左翼话语也在悄然兴起。换句话说，美国媒体在信任危机面前呈现出一部分反思和重建文化权威的尝试，这与美国媒体追求商业利润，迎合受众需要的属性亦有关系；但就整体来看，尽管其在政治立场上有摇摆，甚至向当代左翼话语靠近，“建制派”的传统话语秩序依然占据主流。为系统地展现三种话语构型在美国媒体民粹主义报道样本中的分布及话语间关系，笔者对三种话语构型进行了进一步统计分析。

首先，民主观念以及对民主制度的反思、维护仍然是显性共识。表2数据显示，媒体对民粹主义的三种话语构型存在较大的分布差异，其中最为主导的是民主的困惑话语资源，有62.7%（N=186）的报道使用了这一话语来表述民粹主义，占据比例超过其他两种话语之和。需要指出，一篇报道可能采用多种话语构型来定义民粹主义，也可能出现不只一种定义框架，这与民粹主义定义的模糊性、多义性是契合的，也同当下美国各种话语观念的多元、复杂和杂糅状态相符。表3数据显示，反建制框架在“民主的困惑”话语资源中占据了最大比例（61.8%），说明大多数美国媒体倾向于采用建制派-民粹派对立的简化角度来阐释民粹主义，对既有的政治秩序具有较高的认同，呈现出某种“精英共识”。

表2：美国媒体建构民粹主义的话语构型总体分布（N=278）

表3 表征框架在各自话语构型中的分布

第二，当代左翼话语资源与自由国际主义话语在民粹主义定义的语义域中相对边缘，但有29.5%的媒体报道调用当代左翼话语资源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在当代左翼话语的内部分布中，反对财富阶层的定义框架比例占据主导地位（63.4%），反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定义框架比例也相对强势（47.5%）。美国媒体更多地在经济层面进行结构性分析时透露出左翼倾向，通常不会涉及到更广泛的观念或制度层面批判，呈现出一种相对温和的左翼立场。即使在谈论财富上的不平等时也会从批判过往的经济政策角度进行言说，尽量避免讲述当代左翼聚焦的“资本主义危机”议题。这些也体现了美国媒体作为“美国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和美国政治制度的卫道士的角色”。

此外，主流媒体民粹主义话语中的左翼话语亦是新闻商业主义及其市场化策略的直接体现。新媒体环境下的传统媒体危机，使得报纸、广播电视等主流媒体不得不将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商业策略，以迎合受众，扩大市场份额。新老媒体对受众的争夺，导致现实中的民粹主义运动被推波助澜。约翰.费斯克认为，在文化经济中，作为文化产品消费者的观众转而成为文化意义的生产者，使大众文化的供应者明白文化传播终端的重要价值和作用，从而也从一个角度开启了迎合民众趣味的大众文化风潮。这也是美国民粹主义左翼话语崛起的又一重要历史文化背景。

最后，从当代左翼话语资源与自由国际主义话语资源势均力敌的分野来看，二战后关于国际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主流观念逐渐式微，这一话语正在遭遇挑战，尤其是面临左翼力量重新强调平等、公正和财富再分配时，两种话语的竞争和交锋变得尤为显著，但反极端右翼的自由国际主义话语仍然是美国主流媒体坚守的社会价值取向。为进一步考察不同的话语构型在内容倾向上的差异，笔者对278篇样本进行了交叉分析，通过报道中是否使用了价值评价或强烈情感的词汇和描述等情况来综合判断内容倾向。按照此前学者的观点，民粹主义在媒介话语中通常是一个负面的术语，但事实上，美国媒体建构民粹主义的内容倾向分布并不均衡，34%的报道以负面的形象表述民粹主义，大于正面的9%，更多报道在论述民粹主义时没有显示出明确立场（57%）。表4的卡方结果显示，三种媒介话语构型中，民主的困惑话语资源和当代左翼话语资源在倾向分布上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而采用了自由国际主义话语来定义民粹主义的媒体文本，更有可能对民粹主义呈现出负面倾向（49.3%）。美国媒体通过将民粹主义建构为一种负面价值观，重塑自由国际主义的话语秩序。

表4：话语构型与情感倾向交叉分析

The Confusion of Democracy : “Populism” Constructed by American Media and Its Politic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Huang Jijie  Zheng Wen

(Journalism Schoo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 Populism is going through "important discourse moments ". Using MAXQDA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d related statist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abstracts three discourse configurations and eight representation frameworks of American media to construct populism,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logic and politic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western media in larger political culture and public spher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opulism constructed by the mainstream media often exists as a "re-calibration of democracy "; Although the American media is" the defender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d the defender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 the rise of the contemporary left-wing discourse, also presents a partial attempt to reflect and rebuild credibility of the American media.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gainst the extreme right is still the mainstream of American political and social ideas.

Keywords : Democratic, Populism, American Media, Left and Right, Cultural authority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驱动的网络社会心态发展规律与引导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19ZDA148），亦感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一流学科建设项目支持。

引用信息：黄霁洁,郑雯(通讯作者). "民主的困惑:美国媒体建构的"民粹主义"及其政治与社会意涵."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22(4):97-107.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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