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以下内容来自Julio Garin，Robert Lester, Eric Sims的《中级宏观经济学》中的第三章。该章简要地说明了西方宏观经济思想发展历史，非常有启发意义。学术财经团队特翻译出来，供大家品尝。
宏观经济思想简史
直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宏观经济学才作为一个独特的领域出现。这并不是说经济学家在此之前没有考虑过总体结果。例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讨论了经济增长，这本书的出版比凯恩斯早150多年。同样，在18世纪后半叶，约翰·巴普蒂斯特·萨伊和托马斯·马尔萨斯就经济在短期内的自我稳定性质展开了辩论。然而，宏观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是大萧条的产物，也是我们开始讨论的地方。
早期：1936-1968年
凯恩斯在1936年大萧条的阵痛中出版了他的开创性著作。“凯恩斯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被填满了大量的篇幅。不幸的是，自从1946年他去世后，他没有多少时间来解释自己的想法。《通论》问世后的第二年，约翰·希克斯对凯恩斯的著作进行了图形化的阐释，并迅速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参考模型（Hicks 1937）。
随着时间的推移，计算能力不断提高。这使得研究人员能够建立包含关键经济总量(如产出、消费和投资)的统计模型，并估计凯恩斯模型中隐含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Klein）和他的同事们开发了复杂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来预测经济的发展路径。这些模型中最复杂的是Klein和Goldberger（1955），包含了几十个同时求解的方程(每个方程都受到凯恩斯理论的一些变体的启发)。其动机是，在估计了这些模型后，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可以预测经济变量在收到冲击后的动态路径。例如，如果石油价格出乎意料地上涨，人们可以使用估计的模型，计算出对产出、消费、通货膨胀和任何其他感兴趣的变量的影响。面对这样的冲击，政策制定者可以选择合适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对抗不利冲击的影响。
与具有丰富结构的克莱因模型形成对比的是，在政策圈中最有分量的可能是一个方程:“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Phillips（1958）表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一个强劲的向下倾斜关系。经济学家推断，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实施货币和财政政策，以达到预期的通胀和失业率目标。这种权衡很明显:如果在经济衰退期间失业率上升，央行可以增加货币供应，从而增加通胀，降低失业率。因此，减少失业并非没有代价，但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权衡是明确的、可预测的，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菲利普斯曲线进行宏观调控。直到人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1968年向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发表的一篇著名的主旨演讲中，解释了为什么失业和通胀之间的永久权衡在理论上是值得怀疑的。原因是，为了实现较低的失业率，央行需要降息，从而增加货币供应和提高通胀率。中长期来看，通胀的上升将提高名义利率。要将失业率保持在这么低的水平，就需要更大幅度地扩大货币供应量，提高通货膨胀率。这一过程将演变成通货膨胀的螺旋上升，需要越来越高的通货膨胀才能达到同样水平的失业率。弗里德曼对货币政策的限制是对凯恩斯主义最粗糙版本的有效批评，但这只是未来学说的开端。
炸毁一切：1968-1981年
在微观经济学中，你会学到供给和需求曲线来自于家庭和企业的一些潜在的最大化行为。比较各种各样的税收和补贴政策，有必要回到最大化问题，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在第一代凯恩斯模型的基础上，不存在这样的微观经济行为；相反，投资、消费、劳动力供给等决策规则是假设的，而不是推导出来的。例如，消费被假设为当前可支配收入的函数。这不是一个家庭最优化问题的解，而只是看起来“自然”的描述。后来的几代经济学家认识到这个缺点，并试图通过为消费储蓄决策（Ando and Modigliani 1963）、投资组合选择（Tobin 1958）和投资（Robert E. Lucas 1971）提供微观经济基础来纠正它。虽然这些理论都改进了最新的凯恩斯模型的理论基础，但它们通常是孤立分析的。他们也在局部均衡中被应用，因此，举例来说，一个消费者的最优消费和储蓄计划是在给定利率的情况下推导出来的。此外，计量经济预测继续在专门的（特定的）框架内进行。
在《计量经济学政策评估:一种批判》中，罗伯特·卢卡斯对使用这些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政策评估进行了毁灭性（颠覆性）的批判（Lucas 1976）。卢卡斯表明，虽然特定模型可能很好地拟合了数据，但人们无法在其中有效地分析政策的影响。原因在于宏观经济总量（如产出、工资、消费）之间的关系是行为优化的结果。例如，如果人们消费了他们收入的90%，那么对居民减税1000美元的合理预测似乎是人们将消费其中的900美元。然而，如果这一减税是由财政赤字提供资金，那么接受减税的人可能会预期赤字将不得不进行被偿还，因此将节省超过10%的减税（以偿还财政赤字）。天真地看待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历史相关性，将导致错误预测减税对于消费的影响。在这个例子中，消费增长的幅度是家庭对未来预期的函数。如果家庭目光短浅，没有意识到政府最终会提高税收，那么消费的增长将比家庭预期其未来的税收负担将更高的情况下更多。综上所述，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不能像克莱因模型那样被假设为对于不同的政策保持不变，而是实际上依赖于政策。
卢卡斯和他的追随者认为，个人最大化他们的效用或企业最大化他们的利润也会优化他们的期望。“优化”预期是什么意思?在卢卡斯的框架中，这意味着家庭在做预测时使用所有可用的信息。这被称为“理性预期”，现在宏观经济学中无处不在。
理性预期假说的含义是广泛的。首先，它意味着可预测的货币政策变化不会刺激总需求（萨金特和华莱士1975）。如果每个人都知道中央银行将增加10%的货币供应，那么所有的价格和工资将同时增长10%。由于相对价格没有变化，扩张性货币政策不会刺激产出。在税收政策方面，政府有动机承诺将资本利得税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以鼓励对资本的投资。然而，一旦资本形成完毕，政府就有了违背承诺并对资本利得征税的动机。既然对资本这样完全无弹性的商品征税不会造成无谓损失，即使是一个完全仁慈的政府也会有违背承诺的动机。理性的个人会预料到政府的激励结构，永远不会投资于资本商品。因此，静态意义上的最优并非动态意义上的最优。这种时间不一致的问题遍布政策和监管的许多领域，这意味着任何旨在欺骗人们的政策（即使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都注定要失败。
这些批评导致经济学家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货币和财政微调政策持怀疑态度，但70年代不利的经济状况给凯恩斯主义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油价上涨和生产率增长放缓共同导致了高失业率和高通胀。菲利普斯曲线发生了变化。如果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不稳定，那么政策制定者就不一定能利用这种关系。当然，这是卢卡斯的观点:任何旨在利用总量之间的历史关系而不理解产生这种关系的微观经济行为的政策都是误导的。到20世纪80年代初，凯恩斯的正统学说显然正在衰落。鲍勃·卢卡斯(Bob Lucas)和汤姆·萨金特（Tom Sargent）在1979年的一篇论文中，在讨论如何补救凯恩斯主义模型时，将这说得最好: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确定这些困难是致命的：现代宏观经济模型在指导政策方面毫无价值，这种情况不会通过目前正在采取的任何路线的修改而得到补救（Lucas and Sargent 1979）。
凯恩斯模型的消亡是毋庸置疑的。相关的问题是什么将取代它们。
现代宏观经济学：1982-2016年
除了缺乏微观基础（即缺乏公司和个人最大化目标函数）之外，由于旨在解决商业周期的短期问题模型与旨在解决经济增长的长期问题模型不相容，宏观经济模型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当然，模型是抽象的，不会捕获数据中的每一个细节，短期和长期模型之间的不一致是特别严重的。1982年，Finn Kydland和Ed Prescott提出了“真实商业周期理论”，解决了这一问题（Kydland and Prescott 1982）。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模型扩展了基本的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将劳动-休闲决策和技术的随机波动纳入其中。该模型由效用最大化家庭和利润最大化企业构成。每个人都有理性的预期，而没有市场失灵。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表明，经济波动的很大一部分可以单独用全要素生产率的随机波动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TFP）是产出中不能被可观察投入（如资本、劳动力、中间产品）解释的部分。产出和其他总量的周期波动可能由生产力变化驱动的观点，与传统观点截然不同，传统观点认为衰退和扩张是消费者情绪变化或财政和货币政策管理不当的产物。他们的模型还暗示，采取积极的货币或财政政策来平抑经济波动会适得其反。
虽然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方法肯定是创新的，但他们的明确结论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从结构上看，TFP的变化是他们模型中商业周期运动的唯一来源。然而，TFP如何衡量取决于生产函数中包括哪些投入。包含资本、劳动和能源的生产函数与只包含资本和劳动的生产函数会给出不同的TFP度量。其次，由于所有的市场失灵都被排除在外，积极的政府在建设中没有任何作用。尽管存在这些潜在的缺陷，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模型仍然是一个有用的基准，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商业周期模型的起点。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研究人员开发了真实商业周期模型，以涵盖不同来源的波动（McGrattan, Rogerson, and Wright 1997和Greenwood, Hercowitz, and Krusell 2000），生产性政府支出（Baxter and King 1993），以及市场失灵，如协调问题、粘性价格和工资和不完善的信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核心之上，但价格具有不完美灵活性的模型通常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自大萧条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努力将金融摩擦和现实的金融中介纳入他们的模型。
这类广泛的模型被一个缩写词：DSGE。它们都是动态的，因为家庭和企业会跨时决定的。它们是Stochastic的，这是随机的一个花哨的词。也就是说，经济周期的驱动力是外生变量的随机波动。而且，它们都是一般均衡。我们将在后面讨论一般均衡，但现在把它当作一种会计方法。市场必须出清，一个人的储蓄就是另一个人的借款，等等。这种会计核算方法防止了把某样东西误认为是免费午餐的可能性，它普遍存在于所有经济学理论中，而不仅仅是宏观经济学。
DSGE模型已成为世界各地学术研究人员和央行银行工作人员的常用工具。它们包含了凯恩斯及其追随者讨论的许多摩擦，但又与理性预期、长期增长和优化行为思想一致。虽然有些细节超出了下文的范围，但我们所有的讨论在精神上都与这些宏观经济模型相似。
在这一点上，你可能想知道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有何不同。继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之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取得了进展，现在可以相当准确地说，所有经济学都是微观经济学。当你想知道劳动力供给对所得税税率提高的反应时，你会用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约束来分析这个问题，而不是发展出某种替代的经济理论。同样，宏观经济学只是总体层面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是完全一样的。与微观经济学一样，这里有偏好、约束和均衡，但感兴趣问题是不同的。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开始研究这些感兴趣的问题，特别是那些与长期相关的问题。
总结
•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始于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
•到20世纪60年代末，宏观经济学中出现了一个共识，理论基于希克斯（1937）对凯恩斯的书和菲利普斯曲线的图形解释，并在所谓的大规模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中进行了实证研究。
•20世纪70年代见证了宏观经济学的剧变。20世纪60年代宏观经济共识的终结，是因为当时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实证性失败（菲利普斯曲线关系破裂）和理论不足。这些模型没有微观基础，也没有认真考虑动态问题。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的共识。从广义上讲，现代宏观经济模型可分为两大阵营——新古典主义/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和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这两种模型都是动态的DSGE模型，它们都具有随机性，并且是一般均衡。
•现代宏观经济学就是微观经济学，但在较高的总量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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