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期推送发表在 American Ethnologist上的“ A survey of the moral economics of the poor in Europe and America”一文。作者系统性的阐述了欧美有关道德经济学的研究进展。
摘要
穷人道德经济学不像“政治经济学 ”那样是纸面上的理论，而主要是一种行动上的表达，这在经济 转轨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穷人道德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经济转轨前的传统经济观念，其核心是要求政府继续履行以往庇护穷人的经济责任，呈现出比较浓厚的保守与道德色彩。
穷人经济观念与政府经济政策的冲突，是各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很普遍而又值得重视的现象。但长期以来，学界主要关注的是政府倡导的经济变革主张，而对于穷人的经济观念则鲜有问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问题才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先后出现了一些有关的提法与论述。其中英国学者Ｅ．Ｐ．汤普森在1971年系统提出的穷人道德经济学概念，第一次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贫民视角。汤普森的穷人道德经济学概念一经提出就不胫而走，被很多学者引用和借鉴，并很快形成了一个有关穷人道德经济学的研究群体，从而使道德经济学研究成为欧美学界近30年的显学之一。
1.欧美穷人道德经济学研究的兴起
穷人道德经济学概念最早是由英国史学家Ｅ．Ｐ．汤普森系统地提出的。他在1971年《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了《18世纪穷人道德经济学》一文，以18世纪的粮食骚动为例，第一次系统全面地阐述了穷人道德经济学概念。他认为，粮食骚动虽然是由粮价上涨、商人的不法行为或饥饿所引发，但这些不满是在一个关于销售、磨面、做面包等做法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的民众共识中发挥作用。而这又依据一套与社会规范与义务、共同体内各方经济职责相关的长期延续下来的传统观念，可以说这一切构成了穷人道德经济学。他后来又撰文对穷人道德经济学作了进一步限定，指出他所运用的道德经济学概念，通常限定在市场上购粮权利的对抗。它不仅指在粮食匮乏时民众对市场应如何买卖所持有的一套共同信念，而且包括：民众由匮乏激起的感情冲动，在这些危机中对当局的要求，以及对在生死攸关时居然有人谋取暴利而产生的愤怒，上述这一切共同形成了他所理解的道德经济学。
穷人道德经济学概念经汤普森提出后很快被其他学者用来分析、解释其他地区、时段和领域的民众抗议。有些学者把道德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应用于工业领域与农业领域，如兰德尔用“工业中的道德经济学”来描述格洛斯特郡的纺织工人抗议，而斯内尔则提出，民众对居住权、济贫法和年租金的态度反映了一套长期延续下来的道德经济学观念。随着穷人道德经济学研究的发展，道德经济学概念的适用范围已从最初的英国扩展到整个世界，成为解释全球类似问题的一个重要概念。美国的著名学者詹姆斯·Ｃ．斯科特用道德经济学概念来分析东南亚农民在市场资本主义冲击下的反叛原因，认为“对农民的日益严重的剥削很可能是反叛的必要原因，但远不是充分原因……事实上，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由剥削引致反叛的可能性最小”。他认为，农业商品化和官僚国家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与精英以互惠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这才是造成农民抗议的主要原因。农民“拿起武器的目的，更经常地不是为了打倒精英，而是强迫他们履行其道德义务”。与斯科特相类似，阿诺德与康特里曼用近似道德经济学的分析思路来探讨印度与北美的粮食骚动。而沃尔顿与塞登则借鉴道德经济学的分析思路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的粮食骚动。
当然，对于穷人道德经济学概念，学术界也有一些置疑与争论，但这丝毫不能阻止道德经济学研究的继续深入。1992年，欧美学者在伯明翰大学举行了一场专门以道德经济学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论文现已编辑成《道德经济学与民众抗议》一书，这次学术讨论会将道德经济学研究推向了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穷人道德经济学研究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很深的时代原因。首先，这是与战后西方重视下层民众的新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兴起紧密相关的。传统的西方史观主要是“精英史观”与“自由史观”，对普通民众一直很少给予关注，致使穷人的经济观念被长期湮没在历史的角落中。传统史学观念总是习惯于“自上而下”的进路，只把经济学家的思想观念纳入他们的研究视域，而对于一般贫民的经济观念，则长期无人问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出现则改变了这一局面，他们倡导民众史学观念，把注意力转向“隐藏在冰山顶尖之下”的社会下层，主张“自下而上”，目标是要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赋予他们同社会精英一样的历史主体地位。作为这一新的历史观出现的结果，反映民众经济观念的穷人道德经济学就进入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穷人道德经济学研究在当代欧美的兴起，也部分地取决于战后经济学观念的变化。
自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问世以来，对“自由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的重视与推崇曾长期主导着人们的经济观念，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自由市场的神话已无法继续，原先在自由放任理论影响下剥夺贫民、强迫雇佣劳动等行为的正当性开始受到置疑，以博兰尼为代表的经济史学家从经济史的角度不断破除人们对市场机制的过度迷信。在这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反思思潮中，原来被自由放任观念完全否定与遮盖的穷人经济观念开始受到关注，这在客观上促成了穷人道德经济学研究成为显学。
穷人道德经济学的表达形态
穷人道德经济学观念，不像“政治经济学”等经济学说那样，能够见诸于正式的书籍和讲话，而是主要体现在他们的言行举止之中。因此，破译穷人的语言，揭示穷人行为中的固定仪式和隐性规则，是认识和把握穷人道德经济学观念的一条主要途径。汤普森先生在1971年最先提出的穷人道德经济学概念，就是建立在解读18世纪粮食骚动者的行为模式基础之上的。在吸收汤普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粮食骚动者的具体言行举止作进一步的分析，归纳出能够集中反映穷人道德经济学观念的4种行为方式。
（1）粮食骚动作为英国18世纪最普遍、最常见和最典型的社会抗议形式，并不是简单的抢粮行为，民众抢粮后一般不私下带走，而是根据习惯，以一个按他们认为的合理价格卖掉，然后把售粮款归还物主。可见，民众发起粮食骚动的初衷不是抢粮，而是用强制的手段，迫使卖主恢复先前传统法律所要求的市场贸易规则，优先、廉价地让消费者购买粮食。
（2）骚动者迫使商人降低粮价，其方式并不全是依靠木棍、铁戟等进行武力威胁，而往往是首先很有礼节地依据传统的粮食交易规则前去协商。
（3）在粮食骚动中民众还依据传统调节粮食市场的习惯与法律“邀请”或迫使地方官出席或主持定价活动。在民众“邀请”或迫使地方官出席或主持定价的活动中，骚动者的动机是希望地方官恢复传统的粮食调控做法，其道德经济学立场在这一点上已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
（4）在粮食骚动中民众有时还依据废弃的传统法律状告粮商。尽管自1772年以来，民众所指控的粮商倒买、倒卖的做法已不再是违法行为，但这一做法本身却表明，民众认同的是一套不同于市场自由放任行为的传统法律规则。他们正是根据这套规则来判定粮商的抬价做法是非法的。
穷人道德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穷人道德 经济学均在经济转轨时期表达得最为明显，其主要内容是经济转轨前的传统经济观念，其核心是要求政府继续履行以往庇护穷人的经济责任呈现出比较浓厚的保守与道德色彩。这一点可以通过对汤普森所论及的18世纪粮食骚动者的道德经济学的研究来加以印证。在英国粮食市场领域，人们从中世纪起就普遍信奉这样一种观念：粮食应以“公平”价格或合理价格出售，任何超出这个价格的销售行为都被视为违反了道德法。在这种舆论氛围中，从事中间贸易的谷物商通常被人们视为贪婪的、奸猾的，一直是受人们猜疑的阶层，“没有一种商业比谷物贸易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稍有品格及财产的人，多不愿加入此种行业”。到都铎与斯图亚特王朝前期，思想界进一步继承了中世纪的道德法立场。而这一时期政府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也先后颁布了一系列限制粮食自由贸易的法规，从家长式的道德法立场对谷物商和谷物贸易作出了各种各样的限制与调控，以确保粮食消费者的利益。
这些法规对谷物商的从业资格、从业规范作出了严格限制。但从17世纪中叶之后，随着以伦敦为中心的国内粮食市场的初步形成，新兴的谷物商阶层开始在社会上崛起，他们迫切要求取消对粮价及囤积、倒买倒卖行为的限制，实行自由买卖。他们的代言人就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一改要对谷物贸易进行限制的道德法观念，大力倡导谷物自由贸易。他说：“无限制的谷物贸易自由，既是防止饥馑痛苦的惟一有效办法，亦是减轻粮食不足痛苦的最好办法。……没有一种商业比谷物贸易更值得法律的充分保护。”“除了农业家的业务，最有助于谷物生产的，便是谷物商人的业务了。”亚当·斯密认为，对商人的猜疑与限制是一种长期以来的偏见。“内地商人的利益，无论乍看起来是怎样与人民大众的利益相反，但实际上，甚至在大荒年，却是完全一致。”粮食饥馑的出现，并非由于内地商人的联合，而是起源于真正的不足。内地商人的做法实际上是有助于避免这种饥馑的。
②而这一时期的媒体导向也发生转变。在谷物商的呼声中，政府也逐步改变了以往反对自由贸易的做法，将原来反对垄断、倒买倒卖的古老法律视为市场发展的障碍，因而通常只是在粮食危机时才实施，并在1772年正式废除。与此同时，政府也逐渐抛弃了古老的确定面包大小和质量的面包法令，并于1815年正式废除。
③英国18世纪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型时期，恰恰就是粮食骚动者的道德经济学观念表达得最为充分的时期，而英国粮食骚动者的道德经济学内容，包括禁止谷物商人倒买倒卖与囤积居奇，让农民优先购买廉价粮食，责成地方政府继续履行维护市场秩序的责任等等，都是传统的社会经济观念和政府经济责任的重申。可见，穷人道德经济学的内容从其渊源来看，并不是农民自己的经济学，而是整个社会，特别是统治者倡导的经济学，是因政府转向新的经济政策而分化出来的一种相对独立的经济观念形态。根据葛兰西等西方学者的“文化霸权”理论，在经济转轨之前或之后，穷人很难脱离统治者的经济思想框架，一般没有自己的独立经济观念。但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观念本身正在经历新旧交替，所以一旦这些新观念得不到穷人认可，穷人就成为传统社会经济观念的维护者，用旧的“道德”经济观念来抵制或抗议新的经济变革主张，从而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道德经济学。
由于穷人道德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就是传统的社会经济观念，因此，从形式上看，穷人道德经济学呈现出明显的保守特征，一般都是与经济变革的潮流相悖。也正是因为穷人道德经济学都打上了很深的传统经济观念的烙印，是统治者以往经济责任的重申，所以，穷人道德经济学自始至终都带有很强烈的“道德”色彩。
END
文献来源：
BURRAWAY JOSHUA：A survey of the moral economics of the poor in Europe and America[J]American Ethnologist Volume 49, Issue 4. 2022. PP 508-520
转自：“社论前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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